说到唐代抒发贬谪、流放之情的诗，有一个名字不可不提：柳宗元。他是一位政治家，更以杰出的文学成就为后人敬重，但在我心目中，他更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天涯愁客。

    因为他的那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情思浩渺，沉郁顿挫，工整严谨，余味悠长，在我看来堪称同类诗作中的翘楚。

    这首诗大致可以译作：登上城楼我的视线通向遥远的南荒，愁思无边无际像这大海和苍天一样。突起的狂风乱吹着荷花覆盖的池水，密集的骤雨斜侵着薜荔爬满的古墙。岭树重重叠叠遮断了我千里的视线，江流曲曲弯弯好比我九折的回肠。我们一同被斥逐到南荒的文身之地，至今仍然是音信难通各在天的一方。（见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284页）

    柳宗元可不是一般的诗人、作家。他的散文与韩愈的散文一起成为唐代的冠冕，世称“韩柳”，诗也是大家，与刘禹锡齐名，称作“刘柳”，前人认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前有李、杜，后有韩、柳”，又有“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定评。“永贞革新”的政治运动失败后，作为骨干之一（变革以王叔文、王伾为首，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八位知名之士为骨干，史称“二王八司马”），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调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或者“柳河东”。

    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人格力量还支撑着他的内心。请看他的名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四周的严寒和满目的肃杀，固然让人感到苦闷寂寞，但是多么孤高傲岸，凛然中透出些许超然。《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寂寞中犹见些许清宁，意境虽然清寂，还带有隐藏的生机和隐约的希望。

    但除非是真正伟大而且具有大智慧的人（比如苏东坡），单独生命个体的支撑毕竟难以久持。到了柳州，那在惊风密雨中遭到摧残的芙蓉和爬墙藤蔓，就是柳宗元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写照，屡受打击，流徙南荒，风土迥异，况且朋友四散，音书不通，他在柳州陷入了抑郁、愁苦。

    他看到榕树落叶会感叹：“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榕叶落尽偶题》）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来看望，也不能暂时忘忧，一起看山也觉得“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送别弟弟时他当然更是诗肠寸断，悲叹“零落残魂（一作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

    总是一片羁思郁郁，苦绪茫茫。原本精敏执著的性格，如此抑郁愁苦的心绪，怎能不耗尽自己，终于就死在柳州？

    对韩柳二人之高下，存在不同看法，多数派意见是：柳高于韩——“柳尤高，韩尚非本色。”（宋范晞文《对床夜话》）“昔人论诗，谓‘韩不如柳，苏不如黄’。”（明李东阳《麓堂诗话》）等等，可见柳宗元的地位。也有人指出韩愈对诗歌变革有卓越贡献，而且才气高于柳宗元——“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笔者注：韩愈字退之）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笔者注：柳宗元字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至于刘柳的比较，让人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结局的差别。因为刘比柳年长一岁，经历、思想、成就和后来遭遇极其相似，但是柳宗元四十七岁就卒于柳州任所，而刘禹锡最终被召回任太子宾客，年逾古稀（七十一岁）。之所以如此，若要一言以蔽之，就是“性格即命运”。按照学者的分析，则大致有几个原因：第一，刘性格开朗，遇挫折比较达观，能随遇而安，也敢于发泄；柳精敏绝伦，受贬谪后深感失落和抑郁，又不像刘禹锡那样敢说敢骂。第二，刘只是对政敌不妥协，在官场上却交游甚广，为人有圆通一面，淡化了孤寂和忧愤。第三，柳仍未放弃自己政治抱负，用世和放逐的矛盾，勇于为他人尽心尽力，却无法实现，痛苦太多太深。加上物质条件不好，夫人早死，更是雪上加霜。“刘禹锡的作品，以意境动人，以清新吸引人，艺术上达到当时的最高层次；柳宗元的作品，以人格力量感人，以思想闪光照人，除了他自己谁也写不出。”（以上均见潘旭澜《小小的篝火》）

    在文学的范畴里，说他们各有千秋、难分伯仲，这话不错，但是从为人处世来说，还是刘禹锡更令人击节。穷愁困苦的环境里，抑郁和纠结是烈性毒药、是迫害者的帮凶，只有乐观豁达者才能生存。人生在世，不如意十常八九，做人当学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