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元旦即将来临的时候，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男生宿舍里像周扒皮家的耗子一样转来转去，无所适从。

    原因？太简单了，眼看过年，我兜里还剩下两毛六，可楼下小卖部的榨菜愣要三毛五一包呢。

    按说我们家就在北京，老爹老娘都是喝墨水的，虽非富农地主，供个大学生也还不至于弄到连榨菜都吃不起吧？

    这件事纯粹是自找。新年前一星期，我以大无畏的青春期反抗精神向家里发动了一次冷战。隔壁宿舍心理系的王疯子说，人在变成老年痴呆之前都有四次反抗期，第一次好像是幼儿摔洋娃娃强调自我意识，后边的记不清，但我这次肯定是青春反抗期大发作——都上大学了才反抗是不是晚了点儿？怀疑可能萨小时候太老实了，所以反抗推迟吧——提醒对老实孩子放心的家长留神吧，这种事或早或晚总是跑不了，属于一种拉登类型的不定时炸弹。引发冲突的理由记忆里已经荡然无存，但老爹老娘肯定风度不够，所以最后我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劲头把大门一摔，回学校了。

    按说这也不算什么，师大的学生按月“发饷”，铁杆庄稼，你要真有本事还能兼点儿家教，放录像办个舞会什么的，怎么也不至于发生生活困难，要不北大的兄弟总笑话我们是“吃饭大学”呢？

    可这都得功夫啊，等我发现离下个月关饷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兜里还剩下两块五了。这个时候再想找挣钱的买卖或者借钱，那可就八月十五拜灶王爷——晚了三秋啦。要知道过年之前弟兄们个个银根吃紧，而用钱的地方贼多，又要忙着串老乡，又要给女朋友上供，连校园诗人阿黄拿钱包数毛票的时候眼神都碧油油的，活像荒野中的恶狼——我又不是开动物园的，能从老狼那儿拔下毛来？

    死撑活挨地到了1990年的最后一天，楼道里用粮票换袜子的小贩只同意易货贸易，坚决拒绝出资购买我的粮票，当然，换袜子可以——可我是没钱买方便面，要袜子干什么？于是，我终于弹尽粮绝了。当时粮票政策马上就要废除，小贩的经济学敏感大大超过大学生。

    下铺的浙江姜老二看看我，发出一声皮笑肉不笑的“嘿嘿”，让我明白水深火热的并不只我一个。七个人占据的这间十平米斗室，永远弥漫着臭球鞋和方便面的奇特味道，仿佛是上帝安排的，七个兄弟习相远而性相近，虽湖北老大酷爱生吃臭豆腐、东北老六喜倒立练气功，却都一样地死要面子活受罪，昨天广西猴子老五还在念叨剩下八块钱没法过年，今天来个同乡就讨去五块——没办法，这还是猴子中秋节欠人家的呢。年关年关，师大穷人多，除了河北老七依然每天马列主义地振振有词，其他人早已经倒翻着裤兜骂娘了。

    唯一的指望就是湖北老大了，这小子到朋友那里讨债，一下午没回来，也该有收获了吧？学生里的三角债问题，比国有企业的复杂得多。大胡子江苏张老三把烟盒里面最后几根黄金叶散给大伙儿，嘴里叨咕着：“老大可说好了回来过年的啊……”

    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在这时，大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湖北老大一声嚎叫：“弟兄们，穷人也得过年啊！”只见老大满面红光，一手提着一只大猪肘子，一手提着两条鱼，美滋滋地走了进来。

    屋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横七竖八的弟兄们精神倍增，鲤鱼打挺爬起来，一阵欢呼。浙江老二谄媚地接过老大手里的宝贝，问道：“怎么回事？赵光腚有钱了？”赵光腚是老大的老乡，看这个名字老大借钱给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老大左顾右盼地坐下来，晃晃开水瓶——当然是空的，无奈地接过老三递上的半支烟说：“他过年敢在宿舍待着？我这是碰上了带我实习的费胖子，他们老师分过年的东西，就让我给劫了。都起来，都起来，做饭过年。”

    有了肉和鱼，凑出一桌子菜来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就纯粹看想象力了。老大沉吟片刻，吩咐大家：“这个，这个，老三老四，去实验室拆几个酒精炉来，我和老二去弄点儿调料，老五你在这儿宰鱼切肘子，老六老七你们去学四食堂弄点儿白菜来。”

    看似公平，实际上老大够黑，他和老二最简单，连门都不用出。男生宿舍楼一层住的都是单身教师，其中李政经——因为教政治经济学而得名——门上就挂着一大串辣椒，平时我们也没少光顾。我和老三的活儿也还行，就是从窗户跳进实验室需要一点儿武工队的本事，毕竟实验室在二楼嘛。最困难的是老六老七，因为那点儿肘子也就是个念想儿，二十郎当岁的大小伙子，一人能下去俩，指着它可不行。宴会的主菜就是白菜，需求量大而且属于“盗窃国家财产”。学校的大白菜都堆放在学四食堂门口，北京囤积的大白菜一棵十来斤，一次弄走几棵既要智力又要体力，而且要求一次到位，一旦失手那就打草惊蛇。按说这个我算专家，白天的时候骑着自行车从菜垛旁边一过，左手伸出抓起一棵白菜——记住，要一把抓住像古代人发髻一样的菜根，如果扯菜帮子，那就“孔雀开屏”了——闪电般地扔进车筐里，蹬上就跑，食堂的师傅喊破了嗓子他也没辙啊。今天老大却指定老七去干这个，为什么呢？老大的说法是：老七一贯是我们寝室的政治标兵，思想纯洁得像《圣经》里的羔羊，让他干点儿鸡鸣狗盗的事情可以培养他尽快融入集体——显然这里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发生了冲突，老七的思想斗争一定十分激烈，不过，在鱼头鲜肉火锅的诱惑下，老七的思想天平不可避免地发生倾斜……

    偷炉子这一路一切顺利，实验室居然没锁门，我们顺利地弄出了三个酒精炉外加一大瓶子工业酒精。老大一路有惊无险，正摘辣椒的时候李政经出来倒洗脸水，五秒钟的尴尬之后，李先生苦苦一笑，往门后一指说：“要不你们再拿点儿大葱？大葱没好意思拿他的，酱油料酒之类的可是全借来啦——还拐来了两瓶二锅头。”

    就是偷白菜的厉害，等我们带着酒精炉回到宿舍，我们吃惊地发现，老六老七不单搞回来五棵梆梆硬的大白菜，还带回来——两个女生！其中那个头戴红色棉帽子，东瞧西看充满好奇的家伙，正是我们班的支书苦菜花！

    苦菜花当然不是长得发绿，只因为这家伙一本正经，从来不笑，永远健康，才得了这样一个绰号。在新年将至的男生宿舍看到一棵苦菜花，不知道明年是吉是凶……

    女生在男生宿舍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对象，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地收拾东西，寒暄让座。我趁乱问老七怎么回事？老七期期艾艾半天才说明白。原来，食堂早已经灯火阑珊，他们看没有危险，便偷偷地接近白菜垛，正待下手之时，却听到菜垛里有动静，再细看时，只见两个女生已经捷足先登，正对着一垛白菜下手呢。女孩子干这个显然技术不够熟练，其中一位拉住一棵白菜，用力拉扯，脚下一滑，白菜没动地方，人却打夯一样摔了个结结实实，接着就是“叽叽嘎嘎”的笑声。

    既然大家抱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没有必要彼此避讳了，老六和老七大模大样地上去帮忙，这才发现两个“女匪”居然是本班的，有一个还是支书苦菜花！

    下面就简单了，弄清楚原来我们是要开“百鸡宴”，苦菜花大度地拿出了两张大团结，要求两个寝室合作办宴！我们的宿舍里发出了今天的第二次欢呼：还是女生厉害啊！看她们个个养得胖胖的（背后说），居然年底还能攒下这么多银子啊。

    女生们来了，人家就是会当家，两张大团结换成了花生、豆腐、方便面和啤酒，还奢侈地来了一盒大重九。热腾腾的锅子烧开了，切成薄片的肘子下到水里拧成各种各样的花样儿。豆腐和白菜在滚开的水涡里翻花，将两条鱼放一点儿料酒在一只小盆子里煎煎，撒些酱油和碎辣椒就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混乱中有个家伙居然“发现”自己还存着一个苹果！于是女生们七手八脚地用它熬出一锅“宾治”，这显然是比较有修养的女生带来的名字——直到工作以后见到饭店里真正的“宾治”，才恍然醒悟我们把这道菜的外延扩展到了多么荒诞的地步。

    吃着偷来的白菜、抢来的猪肘子，东北老六开始鬼哭狼嚎地弹他的吉他，那曲子十分滑稽，竟是侯德健的《三十以后才明白》。那年我们才刚刚二十，我们，明白什么？

    酒虽然不多，过年的时候却极容易醉，一本正经的苦菜花叼着一个鱼头开始人生啊、爱情啊地大发感慨起来……何止是苦菜花，我也觉得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温情在热腾腾的锅子里弥漫。

    老七忽然说我出去一下。

    我问他：“去干什么？白菜够了啊。”

    他说：“我去给家里打个电话。”老七的家在河北乡下，很偏僻的地方。

    本来该抓住这小子好好教训一下——大伙儿都成这样儿了你还存着打电话的银子？鬼使神差地，我却没动手，看老七匆匆地下楼而去。回过头来，大家的脸上都不知不觉地多了些雾气。浙江老二拿下眼镜来擦擦镜片。

    后来，他们说我去打电话也去了有半个钟头。

    其实，半个钟头我都在排队。

    等轮到了我，真正说的也就几句话。

    我说：“妈，是我啊，过年好。”

    妈说：“你怎么过年也不回来？”

    我说：“明天我就回去。”

    妈说：“好的好的，我们都在家。”

    我放下电话赶紧上楼，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呼小叫地让我回去拿钱，我才意识到自己把两毛六分的全部财产都捐给了老太太。

    电话费该是一毛钱吧？我还应该剩下一毛六……不过我像没听见一样大步流星地往楼梯上跑，那模样从后边看一定极潇洒。

    我不能回头啊。嗨，一帮小学弟小学妹的，抹眼泪让人家瞅见多难看？

    这个时候楼上的钟声就响了，我意识到那是1991年的元旦来了。

    新年来临的时候，我身无分文。

    哦，看来我注定要过一个穷得叮当响的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