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严打那年萨在外边吃饭，旁边桌上有几位衣冠楚楚的人物，估计不是老总就是董事，唉声叹气的，看着龙虾光相面不动筷子。支起耳朵一听，敢情是产品没销路，愁啊。
有一位在那儿唠叨：“行情不好耶，再这么做我就能挣一装卸工的钱。”旁边一位安慰他：“兄弟，有得赚就知足吧，现在哪儿还有买卖能赚出暴利的呢？”跟龙虾相面那位忽然抬起头来了：“有啊。”几位颓唐的兄弟同时两眼放光，凑了过来，那位神秘地一比划：“卖人，那是暴利。”
于是哄堂大笑，这卖人的买卖肯定是暴利，不然怎么严打里边抓的有一半儿是人贩子呢？
萨在一边儿听了，心里暗暗跟着笑：兄弟们啊，这行可沾不得，沾了，跟大烟似的，它上瘾啊。
不过卖人也不见得是暴利，萨卖过师兄，卖过师姐，卖过女警察，可连暴利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第一次卖人，是在大学一年级，被卖的是我大师兄。这是一笔萨回味起来异常怪异的买卖。
萨之所以做起卖人的生意，是因为有一天到师兄的宿舍里，看见我一向敬仰的大师兄祝冰在发呆，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家伙可以作为一件货物来卖，只是好奇地打听。一问之下，不仅是祝大哥，几乎所有的大师兄大师姐们都在犯着同一个季节病——毕业分配综合症。
当时大学还是国家包分配的制度，犯哪门子病呢？
其实，到了80年代后期，所谓“包分配”不过是“好梦一日游”罢了，当不得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美好世界在古代的说法，要相信人类总是在进步的，光明在前方哦。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单位编制渐少，大学分配的供需矛盾是一个“客观存在”，可国家又规定大学包分配政策不改，怎么办呢？学校也不能命令哪个部委今年必须接收多少学生啊。不知道哪个奸人出馊主意，让学生自己去联系单位，然后让人家来学校要人。您看厉害吧，你弄来单位要你呢，我们就“包分配”成功，你要是找不到单位要你，那“包分配”不成功怪你自己啊。
转型期嘛，总有这样“不是我不明白”的事情。说说轻松，大伙儿都习惯了依靠组织，突然听说要自己找单位，家里有路子的一家奔忙，没路子的呢？不犯病才怪呢。
要说祝大师哥在系里算是偶像级别，成绩出众，一表人才，特别是一张嘴，基本具备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的水平。这样的人会没地儿要？兄弟诧异之下就劝师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师兄这样才高八斗的人物，找个单位还不是容易得很？”
师兄摇头，一副看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样子：“萨啊，这可不是侃大山，我们家反正是翻腾遍了，真没一条道走得通，你说我找单位容易，你说说怎么个容易法？”
我这儿脱口就来了一句：“招聘啊，我表哥到深圳，那边儿好像就全是招聘，北京也应该有吧。”
招聘？您看现在的报纸，找个保姆那都叫招聘，可在那时候这绝对属于一种新概念，至少在我们系，那还是属螃蟹的，没人尝过。祝大哥一龇牙：“深圳？那儿听说包子都一块钱一个，是咱哥们儿过日子的地方吗？这不能比。”
几位师兄听得好奇，纷纷走过来，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那招聘跟中彩票一样，全是猫腻；有的说那招聘也未必不是机会，只是这玩意儿怎么玩，谁都不懂啊。
我就嘴大了一下：“这招聘有什么复杂的？做买卖一样，两厢情愿，师兄还是放不下架子哦。”
大师兄沉吟不语。
我也没当回事，两个月过去，这档子事早都忘了，一直到有一天晚上，祝哥寝室四个师兄请我吃饭，四个请一个？！兄弟就觉得有点儿肝儿颤，心想干嘛？教育我有一个还不够吗？酒过三巡，师兄们就叹气，说没想到现在毕业了工作这样难找，哥儿几个到现在还没着落呢，好像你跟祝冰说过你懂招聘，能不能助师兄们一臂之力呢？
什么叫病急乱投医呀，等发现大师兄当了真，萨舌头都大了，我哪儿知道招聘是怎么回事呢？大师兄平时也是神明智澈之辈，这是真给逼急了。
赶紧推托。这祝师兄可就不干了，说萨你不是说我们放不下架子吗？现在谁还要架子啊，眼看着毕业分配快截止了，死马当活马医，你要真有路子，就给帮帮忙吧。堂堂祝大哥都自称死马了，可算凄惨。问题是萨哪儿有什么路子呢？转念一想，这师兄卖得成卖不成再说，卖得出去是积德，卖不出去将来卖自己的时候总有点儿经验不是？一咬牙，行，师兄，反正成不成的也少不了什么，是吧？祝冰点头：“对，你就把我当一车货吧，卖给谁都成。”
既然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怎么下手呢？也就在这一瞬间，忽然灵光乍现，想起在白颐路上看见过一块招牌，写着“诚聘……”，当时还看了一眼，因为那个公司的牌子蛮大，好像叫“华夏”什么的，要知道我们炎黄子孙的老祖宗就是华夏族，一家伙把十几亿华人都包进去了，这样的公司能小吗？
壮着胆子把这件事儿托出来了，祝师兄算是细致，问我：“那招聘的要什么条件？”我说：“咱们去了看看不就知道啦？”
真要动手了，需要什么准备呢？兄弟思前想后，让师兄到团委开出一介绍信——有拿着介绍信应聘的吗？招聘又和团委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怪我们出新鲜的，谁也没干过嘛。
于是师兄弟二人披挂整齐直奔白颐路，师兄们很够意思，居然给我们找来两辆锃光瓦亮的自行车来——后来听说那天系里虞老师两口子满院找他们的车，希望是和此事无关。祝大哥特意借了一条领带，跟相亲似的。
到得那家公司门口，广告还在，我们两个就像看文件一样研究起来。
正在看着，身边一辆面的停下，走出一个穿中山装的胖子来，那胖子到了写字楼门口，忽然回头看看我们，沉吟了一下，很和气地走过来，问：“你们两位同志是来应聘的吗？”
我回头看看冰兄，只见这位平时动不动就把死人侃得满街跑的师兄张了张嘴，脸色忽然转为潮红，咽口唾沫，又变得雪白，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事不关己，我还算比他稍好点儿，对这和气的胖子点点头，道：“是的，我们是××大学的。”
那胖子哈腰一搓手，变魔术般地拿出一张名片来，道：“重点大学啊，难得，难得，太好了，我们上去谈好吗？”
名片上写的是“华夏××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王爱科”——这位先生的名字真是令人感动，那年头卖导弹的还挣不过卖茶叶蛋的，此人居然以“爱科”作名字，了不起啊，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此公的名字，无法忘怀。
我把名片递给祝冰。还没进门，就和人家主任撞上了！祝大哥脸色便有些发绿。我赶紧拉拉他，心说师兄你要变火鸡也不用现在就变啊，还没到圣诞节呢，转过头来对王主任道：“抱歉，我们没有名片。倒不是我比他强多少，主要是没有心理负担。”
王主任一点头，连声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大学的知识分子不讲究这个。说着就把我们往里面让。”
穿大堂，上电梯三楼，就是华夏公司的办事处了。平心而论，我曾经以为这公司敢称“华夏”，至少要占半个楼吧，结果呢，只不过是两三个写字间，门口居然还堆着大大小小的纸箱。王主任推开门，递过钱包，叫一个正打字的秘书上街买几瓶汽水来，就招呼我们坐下，笑嘻嘻地问：“请问两位都是来应聘的吗？”
祝冰扶一扶眼镜，神态优雅地答道（我后来问他，你怎么突然缓过来了？祝大哥说，我看见他掏钱包的时候兜里票的钥匙的一大堆，跟图书馆看门大爷似的，当时就不紧张了）：“我是来应聘的，这位……他看看我，大概心里也琢磨怎么安排我的身份好，然后说，这位是我们系的萨老师。”
王主任看了我一眼，说：“噢，萨老师好。”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可怜兄弟我那年还不到二十啊，虽说晒得黑点儿……
也没有简历，王主任只看了看介绍信和师兄的毕业证，两个人就谈了起来。王主任问问师兄的情况，随后又介绍一下公司。原来，这公司是西北一个省区在北京的贸易公司（公司名字里面带了一个夏字，就有这个省区的名字隐在里面，倒是和炎黄华夏子孙的含义无关），在京经营的药材内销外销，土特产品生意极好，便想把北京的办事处升格为分公司，这样就需要招聘管理人才。渐渐地你一言我一语，师兄不紧张了，不觉间那一表人才的感觉又找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1989年初那时候，真是招聘的黄金时代，和现在相反，那是个绝对的卖方市场。大多数大学生的眼睛都盯着国家机关和部委，对于公司有些敬而远之的感觉，而国家单位的人才，又都留恋“安定”，敢于下海的只有极少数“心狠手辣”之徒。招聘单位的问题是无论你怎样开价，就是招不上人来——是啊，给你招聘去了，丢了稳定的工作，将来分房、职称、孩子入托上学一大堆事我找谁去啊。中国人民稳定了几十年，要动起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现在大家都动起来了，又成了世界闻名的跳槽大国。
两人谈得投机，王主任说声“失陪”，打了个内线电话，说“我们董事长平时不在北京，昨天正好从银川来，见一见好不好？”
祝大哥正要脸色发青，另一个写字间已经走出了一个相貌粗豪的汉子。王主任连忙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白董事长。”白董事长热情得很，上来就和祝大哥双手紧握，连道：“幸会幸会。”我在一旁添油加醋，介绍说这祝冰同志是我们的优秀毕业生、模范团干部云云。白董便更热情地说：“真是人才啊，才子啊。”闹得祝师兄又要变脸作芙蓉色。乘着秘书送来汽水，我听见王主任悄声道：“您总要亲自谈一下吧……”
于是白董就带了祝师兄进他的办公室去，留下我和王主任在外面看报纸。在门外只听得白董爽朗的笑声，别无他事，萨便和王主任攀谈起来。王爱科主任十分爽快，说萨老师你不知道，看小祝有些紧张啊，其实我也紧张，还真不知道招聘这事情怎样做法呢。我问：“王主任不是一直在公司里做吗？”王主任仿佛有些辩解地说：“哪里，我是××省驻京办事处的正式干部，只是借来使用，最终不能干长。”说到此处，又好像怕我误会，连忙道：“我们老了，都图个安定，你们学生可不能像我们这样啊。”
正说话间，白董已经推门出来，红光满面地说：“老王啊，安排一下，晚上我请小祝吃饭。萨老师，没有事也一起去吧。”
我正好晚上有事，只好推了，走的时候祝冰送到楼下，我问：“师兄，怎么样？面试是怎么回事？”祝冰吐了一口气，慢慢讲来，原以为这白董会考考他的外语、看看他的证书什么的，谁知白董却拿出一本大相册来，给祝师兄看，都是他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接着就说形势如何大好、中央如何支持等等，主要是说在公司干并不会误了前程，如做报告般说了半晌，从头到尾没问过师兄半句。祝冰只有一边点头一边喝汽水的份儿，只觉得头有点儿晕，不知怎样回话。末了，白董说这样吧，你下个月就来上班，做我的高级秘书兼老王的副主任，行吗？
我上车走的时候，祝冰踌躇满志道：“萨，大哥在这儿干得好，你将来毕业了也来吧。”
好，他倒是角色进入得快啊。
不过，第二天我再见到祝冰，却发现他脸色发紫，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问他端的，才知道本来满心欢喜的事情，昨天这顿饭，又让他对这个职位产生了动摇。作祸的还是那位白董，三个人喝得极好，酒到酣处，师兄不免拿出功夫来，称颂了一番董事长骨格清奇、雄才伟略，那白董得意忘形，道：“小祝说得好，我是想做一番大事业的，小祝你也要注意了，对员工要像自己的子弟一样，随便打人家、睡人家，那样是办不成大事的……”
当时师兄“哈哈”一笑，酒醒之后就琢磨了，“随便打人家、睡人家”，这是个什么概念？！虽然董事长的意思是他这方面非常注意，难道说一般公司里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这不成了土匪了吗？祝冰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酒色不沾的老实人，董事长这段话让他想起了《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不由得浑身发寒，越想越怕。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没有去当这个副主任。
其实公司里当然不是如此情状，那位白董显然也不是这个意思。但当时信息不灵，看到公司的大门便感到神秘，更主要的是，大家潜意识里对到公司工作毕竟抱着戒惧的心理，难免多想一些。可怜白董请人吃了一席酒，买的人却放了鹞子。
不过师兄们后来对此事的评价极高，说是看明白了自己的身价，只觉得前途豁然光明，原来除了国家单位，还有如此广阔天地也。直到几年以后，见到北图阅览部工作的祝师兄，他还戏称我作“萨老师”，这也是我第一次卖人唯一的收获了。
此后，只短短一两年工夫，招聘的勾当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起来，对于招聘的流程，无论是找的还是招的，都开始心里有了底数，比如得准备几份简历，应付完了人家人事部的筛选，还要和负责的头儿过招等等。我因为差点儿卖了祝老大，不免有师兄师姐的来咨询，俨然把“萨老师”当成这方面的专家了。
这里面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萨把一位叫旭的师姐卖到中图进出口总公司当美编去了。
旭师姐可不是等闲人物，她出身美术世家，本人极具艺术天赋，寝室的蚊帐上挂着一溜从大到小的竹编草帽，晶莹剔透，便是旭师姐自己的作品。有一天我们在她那里聚会，萨的一位师兄说想送女朋友一件礼物。旭师姐微微一笑，转到后房只几分钟工夫就托出一个小壁挂来，问：“中意否？”抬眼看时，光润的鹅黄底子上两朵茸茸的蒲公英微微点头，顶上玻璃丝的挂绳斜搭一条红线穗子，不禁人人称妙，那师兄没口子地夸奖，直惊讶几分钟里怎么做得出来。旭师姐不慌不忙地解释道：“喏，那鹅黄的底子是用我家剩下的地板革剪了一块，包着一块鞋盒盖子的硬纸板就成了型，两个蒲公英的花球是我一个旧绒线帽子的两只绒绒球，压扁了粘上去，下面用深绿色笔画出茎子，浅绿色笔画出叶子，红线穗子嘛，是过节时候用过的一个灯笼穗……”
这样的一个才女，给哪家做美编不都造化了它？可惜的是旭师姐投了几家编辑部，都一无所获。有一天我听得中图进出口总公司招聘美编，便忙去告诉师姐，旭师姐便有些怯意，不大敢去试，生怕又让人家给毙了。
萨说过啊，贩卖人口这个行当不能干，干了就上瘾，听得师姐踌躇，情不自禁地就想上手出力，便打听师姐前几次应聘的情况。旭师姐叹口气，拿了简历给我看，说面试的机会太少，好容易有一两家，也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出来，好像根本没兴趣似的。
听到此处，萨心里暗暗想到了原因。看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专业不是培养美编的，人家看简历未必容易感兴趣。第二个啊，唉，那就是上帝弄人了，据说上帝造人总不肯十全十美。旭师姐身材高挑，面目周正，虽算不得美女，去面试本来也没有大问题，无奈这些天着急上火，小痘痘便不拘一格地钻了出来，而且灿烂不褪，弄得师姐见人就低头，信心全无。我想这下子面试的时候恐怕大大影响她的发挥，也不容易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于是萨就和师姐绕着操场转圈，琢磨应对之道，这可不容易，因为谁也没法给人换一张面孔不是？一圈一圈走下来，萨的女朋友看见大惊，道：“你怎么连师姐都不放过啊？！”
我冤枉哦，这都是卖人成瘾造的孽。
末了萨突然开了窍，告诉师姐附耳过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死马当活马治，成不成就看你的实力了啊。
三天以后，旭师姐破门而入，把一寝室男生吓得抢着抓衣服——萨，走，乐群食堂吃浇汁锅巴去，我请客！
我问：“成啦？”
师姐道：“嗨，可不是？下个月就上班啦！”
一众男生都欢呼起来，少不得，锅巴也有他们的份儿。
这是个什么招呢？说穿了一文不值。萨当时就对旭师姐说：“师姐，你的画儿那么好，在简历的第一页上画一张漫画如何？人家看咱们不是专业的所以不面试，要是看了你的画，不就马上有兴趣了？”
师姐一听感到豁然开朗，回去就对着简历加工了一番，嘿，比我想得还绝，寥寥数笔，在第一页的角上画了个梳两把小刷子的小姑娘，一副天真无邪的期待样子跃然纸上。到得面试时候，那老编辑一看旭师姐，便忙抓起简历来细看。只见那简历上的小姑娘是两个豆豆眼，再看我旭师姐也是两个豆豆眼；瞧那小姑娘一脸小痘痘，再看我旭师姐也是一脸小痘痘，老头儿哈哈大笑，一口茶水呛下去差点儿要了老命，弄得周围的人都来看新鲜。旭师姐前脚到家，决定的电话后脚就跟进来，卖师姐的买卖，就此大功告成。
等到萨面试别人的时候，看见有美眉简历上附加艺术照，不禁暗暗感慨，觉得还是没有赶上我那旭师姐的水平呢。
有人说你把师兄师姐都卖了，还提到卖过女警察是怎么回事，人民警察也是可以卖的吗？其实警察也是人对吧？既然做人贩子，警察如何卖不得？何况这还是人家男朋友求着我卖的呢。
女警察——确切地说是女警官——的男朋友是我另一位师兄，1988年北京流行一部电视剧叫做《警花出更》，十分红火，也就在那一年我的师兄和女警官建立了恋爱关系。
他们的相识颇为传奇，萨所在的大学女多男少，来结友好班的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我家MM也，××警官大学的弟兄们也不例外，目标就看中了我师兄那班。师兄班的大小头目本来对这个友好班不太感兴趣，因为这警官大学在团河，离城里几十里，没事儿怎么来往呢？不过圣诞节前夕，《警花出更》放得正热闹，大家一高兴就决定请警官大学的友好班来我们学校开联欢会。
问题出在负责联络的兄弟身上，电话没有打通，想着快一点和对方联系上，就自作聪明地发了个快件给人家，哪儿想到这快件的快指的是飘洋过海的快，在北京市内？平信一天就到，快件要三天！没经验啊。等快件到达警官大学的收发室，已经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几十里呢，眼看晚会就要开始，未来的警官们差点儿炸了营。要不怎么说还是人民警察神通广大呢！那班长千钧一发之际搬动了教导员，借了两辆大轿子，带了警灯一路呼啸而来，冲进我们小礼堂的时候晚会正在报幕呢。齐刷刷的几十名全副披挂的中国预备警官一起进门敬礼，那场面，那威风，就俩字儿——震了！
不幸的是震了大伙儿的警官同志们，沙场上得意，情场上却多少有些失意，此后几次活动，最终没能弄走我们一个MM，反而一不留神，把带来的一朵警花让我们师兄摘了去。
那也不奇怪，因为那日子里走红的正是“警花”而不是“警兄”啊。摘花的师兄是位情圣，这位姓桑的师姐也是凡人，怎禁得我这师兄舍死忘生地狂追。几个回合下来，到周末就经常看见桑警官来我们师兄处煎炒烹炸，仿佛小两口过家家一般让人羡慕。女警官为人和气，更厉害的是我们很快发现桑师姐是一个罕见的电脑高手。我对这一门也极感兴趣，便常常请教，一来二去，得知桑师姐的本事半是家传，她老爷子是计算机界一位响当当的硬件专家，人称“江南桑一指”，意思是老爷子出手，再大的毛病一个指头也修好了。桑师姐家学渊源，手段高超，不过人无完人，一着急说话便会走板，经常把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后来我观察发现有学问的人往往如此，爱因斯坦说话就经常走板，至少在这一点上桑警官可以比肩爱大爷了。
好景不长，到分配的时候，师兄一脑门子官司地给大伙儿散烟来了。怎么回事？原来警官同志的分配和普通大学生没有什么两样，也有供需见面，不过是内部的而已。桑师姐因为师兄的关系，很希望留在北京，然而出师不利，连着谈了几个北京的派出所，师姐说话走板的毛病犯了，越着急越词不达意，生生地让几位所长给听（四声）了回来。师兄着急，忙着散烟是求兄弟们有门路的多帮着想办法，帮他把老婆卖出去呢。
留京工作那是要户口指标的，谁有那么大的神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两位苦难鸳鸯东奔西跑，几天下来，师姐没卖出去，师兄的减肥倒是大有收获。
萨那些天对此事没多在意，谁毕业的时候不是跑得跟狗似的，司空见惯了。当时我在中关村一家计算机公司兼职打点儿零工，主要精力都在挣外快上。不料有一天，却让警察找上门儿来——别紧张，警察不是来抓人贩子的，是来修计算机的。来的是交通管理局的几位警察，当年在这公司买了几十台计算机，只装了五寸磁盘驱动器，现在技术发展了，希望我们帮助加装三寸驱动器。
这本来不是大事儿，但是装上去以后不管怎么按开关，那个机器是只作不知，全无动静，急得老板团团转。主板不认设备？可主板自己也没启动反应啊。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警察同志又来了，一班弟兄还是没辙，人家就问，你们到底能不能修啊？
萨说您等等，我打个电话——撑不住了，忽然想起来桑师姐，怎么把这大拿给忘了？人家有桑一指撑腰呢！一个电话过去，师姐正吃饭呢，噎了一口，沉吟片刻道：“不是大毛病，八成它那电源功率太小，加了设备带不动风扇，当然启动不起来了。”
真是桑一指的闺女！我和老板一说，就换了一个新电源试试，当时风扇“呼呼”飞转，系统跑了起来，警察同志鼓掌，老板答应给所有机器换电源，皆大欢喜。
我这里换着电源，警察同志就没话找话地问我：“刚才给谁打电话啊？”
“给警察。”
“嘿，小师傅拿我们开涮啊？”
“真的，我这手艺是跟你们一师姐学的。”
警察同志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不信的样子。一边桌子旁坐着个司机模样的老头儿说话了：“警察里面有这样的人才？哪儿的警察啊？”
我就添油加醋地讲起来，把桑师姐的神通和桑一指的传奇大抵说了，最后感慨一声：“唉，这样好的鬼才，倒没个地方要呢……”
那老头儿听着听着，眉毛忽然立棱了两下，向我要了师姐的名字，回过头来走了。
回到学校，就把这件事讲给桑师姐听，她起初是笑，笑到一半听见那老头立棱眉毛，忽然不笑了，仔细问了前因后果，支支吾吾地连夜便赶回校去了。
过了没两天，师兄和桑警官就来找我吃饭，说是谢我把桑警官卖了，过几天她到交管局信息中心报到去。嗯？萨不禁诧异。桑警官便道：“你知道那老头儿是谁？你一说他那个动作我就明白了，北京警察里说，一怕苏头儿（后来的北京市公安局长苏仲翔）拍桌摔帽；二怕刘头儿立棱眉毛，你碰上的就是刘头儿，那就是咱们刘局长啊。”
对这些警界的编制兄弟实在搞不明白，询问之下才知道那被叫做“刘头儿”的老头在北京警界极有威望，刘局长当时在领导北京市交管的电子化工程，他那儿正缺懂计算机的人才呢。所以听到我无意中的介绍，马上一纸调函把桑警官拿了去，当场考了一回。还好桑师姐这次没有嘴大，干脆利落地应付了下来，老头儿很高兴，当场就拍板要人。警校的同学都很羡慕，不知道桑警官怎么如此神通广大，居然能搭上刘头儿的关系。
皆大欢喜的结局。虽然还是没弄明白刘头儿的身份，到底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心里满舒坦。几年以后，有一天我看电视，又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只听得记者很傻地向一位白发老者发问：“您真的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因为私事儿请过假吗？请问是什么原因让您这样做的呢？”
那老者淡然道：“那是因为周总理教我这样做的。”
众肃然。
老者接着道：“从1964年到1966年，我在中南海站了三年的警卫。那三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因为总理每次回来，他的车都是走我站岗的那个门。每天他回来的时候，都是凌晨三四点钟。”记者又很傻地插话：“是吗？每天都是吗？”老者很认真地答道：“是的，只要他在北京，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可是每次过我的岗楼的时候，我一敬礼，总理都不忘了对我招招手，哎，每次他都不忘的。”老者喘了口气，接着说道：“那时候我就想，我们怎么也得像总理那样做人啊，做不了总理那样的大事儿，我就这点儿水平，那我就做个好警察……”
老者讲完，站起身来，认真地敬了一个礼，那一刻，他身上的警服仿佛与他融为了一体，灿烂无比……
轻轻关了电视。我当然记得，这就是那位看起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刘头儿。
忽然想给桑师姐打个电话，我想说，桑师姐，把你卖到这样的人家，你真应该多谢谢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