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第三次飞行药检最为惊骇。不准私自上医院，痛打五人为哪般？长期用药，队员含悲。药片可偷偷扔掉，打针却难以躲藏。“变成烈马！”录音带哭诉受害真情，联名信打动作家良心。
担心重演游泳队悲剧，乃最后兵变的重要原因。马俊仁同样是兴奋剂受害者。中国体坛力反兴奋剂。
作者按语：1998年5月，《马家军调查》由《中国作家》杂志全卷推出，引发多方争议。由于种种原因，本章当时没有发表。如今重读，不胜感慨。
2000年，马俊仁先生重整旧部，向悉尼奥运会冲击。但是，出征之前，国内实行禁药自检，马家军有多名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导致全军从青海多巴训练基地撤退，教头马俊仁受到通报批评，舆论哗然。自2000年以后，国际体坛普遍应用了针对EPO药物的检验方法，改验尿为验血，马家军曾经的“灵丹妙药”只能宣告失效，无法保持原有水平。至于过去广为流传的学狼、学鹿等等所谓“仿生训练法”和“鳖血助跑”以及中草药秘方种种说法，显然不能挽回队伍溃散颓势，大伙儿迷信一阵儿，不再重提也罢。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国家查药查得这么紧？道理简单，在世界体坛升国旗奏国歌，乃一国之荣誉，也是百姓同胞的高兴事，金牌之意义美妙而又特殊。一旦金牌变做丑闻，事情反而非常糟糕，如果金牌得而复失就更不划算，还不如不得。不仅失去了金牌的正面意义，而且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游泳队屡被拒绝参赛，好像我们一下水就污染了泳池，便是痛心一例。
有些教练员和运动员冒险一搏，不管不顾，其危害性甚大，他们一出事，即被冠以“政府行为”之名被攻击。
还有读者问：既然马家军因药物困扰而无缘奥运，那么，独立后的王军霞，几年后夺取亚特兰大奥运会5000米金牌和10000米银牌说明什么？
我的看法：首先，王军霞在毛德镇先生带领下，坚持了刻苦训练，能够排除干扰，及早走出“兵变”后之困境；其次，王军霞的确是一位亚洲人种当中少有的中长跑天才，而且，临场实战经验足够丰富，加上一些运气成分，最终保证她获得了好名次。但距离自己最好成绩仍有一些差距。
1998年夏季，《马家军调查》争论蜂起，众说激荡，辽宁发难，老马喊冤，直至惊动了北京高层。马家军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本书炒得如此邪乎？《中国作家》当时的负责人之一杨匡满先生，历经诸事，为此写了沉重的回忆文章，表示事实胜于雄辩。
我仍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庸庸碌碌写作至今。中途，有几次马家军跌入低谷，兴奋剂问题逐渐暴露。因此，多有媒体认为时令甚佳，纷纷动议发表本章。我犹豫之间难以遵命。本章束之高阁，一放就是十多个春秋。
直到现在，本次文集的出版是一个契机，对读者和我真实的创作可作一个交代。
我刚来东北时，遇上了两次大雪，转眼功夫，麦苗竟已返青。频繁采访追日月，对时间不知不觉。春天来了，我丝毫未能感悟，实在有负节令。
心情正如一首宋诗：“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悲中即病中。”
马家军与兴奋剂，便属于一个既是悲中又是病中的问题。这个问题相当敏感，曾经引的中外瞩目。但是我仍然力图以平常心坦然看待之。在前面十三个章节二十多万字篇幅中，我只字不提兴奋剂，正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兴奋剂问题在马家军成功的道路上不应看做决定因素。尽管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容回避的，兴奋剂仍不能导致一个运动队大面积的胜利。科学的选材、艰苦的训练、严密的管理、体制的保障、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块儿，才是马家军成功的保证。
如今，中国体坛高层在反对兴奋剂问题上旗帜鲜明。从国际到国内，体坛兴奋剂形成公害，中国运动队包括马家军亦不能脱俗免疫。在坚决反对兴奋剂问题上，国家体委领导人多次声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刘吉先生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则比较详尽，他说：
兴奋剂是竞技体育的产物，从上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的运动员开始使用，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泛滥，1968年国际奥委会开始实施兴奋剂检查，现在各洲各国每年对此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试图扼制这一世界体坛“恶性肿瘤”的扩散，然而在名和利的诱惑下，仍有不少运动员铤而走险，致使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这几年，我国也确实有人吃了，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名利，得了金牌奖金多，有住房，铤而走险的人，说中国今后没有了也不可能，就像卖淫、吸毒这类东西，随着开放还会流传。对这个问题要正确看待。这次广岛亚运会上查出中国运动员服用的兴奋剂叫双氢睾酮，1994年9月7日双氢睾酮被正式定为兴奋剂，我们运动员9月28日出发，10月份接到通知时，运动员已经在日本参赛了。比赛开始时检查，没有出现问题，后来日本实验室又跟法国的实验室联合检查，查出中国有11名运动员呈阳性，7个游泳、1个田径、1个自行车、2个划船……我们考虑再三，最后中国奥委会发表严正声明：对此事感到震惊和遗憾并表明我们的态度——凡是各单项协会判作阳性的，我们就一律处罚。那几个游泳运动员判罚停赛二年，自行车运动员判罚一年，田径运动员判罚四年，两个划船运动员判罚二年……有人利用兴奋剂问题做文章，最近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抵制中国游泳队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兴奋剂问题不能搞株连，查出谁处罚谁。萨马兰奇也发表谈话说：搞株连不可取，任何一个国家的游联无权反对另一个国家游联并说三道四。至此，广岛事件可以划一个句号。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员承认他服用了兴奋剂，但也都罚了。每年查出人数占1%-2%，哪个国家都有，我们国家查出的占1%左右，我们自己查的，也都处罚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很坦然的。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丑事，要坦然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真正知道兴奋剂问题是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一些好的东西传进来了，兴奋剂问题也传进来了。1985年发现我们有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我们立即着手在中国建立了反兴奋剂实验室。1989年，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提出反对兴奋剂的“三严”措施，叫做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从1990年开始，我们每年都检查，包括七运会。七运会我们检查了1600多例，最后查出17个人尿样呈阳性，都做了处理。我们成立了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连续两次召开中国反兴奋剂大会，态度之坚决都是有文件可查的。去年我们又提出，我们中国人“四不吃”。有人说兴奋剂无害，我们说无害也不能吃；有人说别人吃了你不能吃吃亏，我们说别人吃我们也不吃；有人说吃了也不一定查得出来，我们说查不出来也不吃；还有人说你不吃拿不到金牌，我们说拿不到金牌也不吃！东德运动员拿了很多金牌，但他没有帮东德社会主义的忙，因为他使用了兴奋剂，现在攻击东德，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我们不能给我们国家、社会制度帮倒忙，中国奥委会是坚决反对使用兴奋剂的，态度明确！（中央党校1995年7期《报告选》）
中国健儿本来已经具备了向世界最高成绩冲击的能力，我们不应该丧失自信。
如果我们听任兴奋剂泛滥使用，国际体坛将不是运动竞技的舞台，而是药物大战的试验场，人们所崇尚的奥林匹克精神则化为乌有，体育包括中国体育将失去往日的风采而蒙受耻辱。1993年底，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以坦然公正的态度，首次通过媒体公布了当年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阳性结果表”，受到社会各界及国际体坛的一致好评，充分表现了中国体坛坚决反对兴奋剂的决心和勇气。那次公布的结果计有24名中国选手呈阳性：女子竞走李玉新，男子古典摔跤韦晨，男女柔道赵治山、于淑红、苏雪梅，男子技巧俞华，男女速滑范洪文、卢静，男子皮划艇蒋文标、周锦，男女举重李炎、于银涛、王增荣、万明、邢芬，拳击卢舰，女子游泳陈曦、陈欣，男女田径杨洪涛、于文革、郭月、周天华、王亚文，女子艺术体操彭玲。对以上运动员，中国各单项协会都根据国际有关规定作出了严肃处理。这场胜利的意义决不亚于我们打好了一次亚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乃至奥运会。从那以后，中国反兴奋剂的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中国又对包括世界冠军级在内的31名使用兴奋剂的选手进行了公开处罚。据统计，中国对运动员的尿样检测，1992年检查了1203份，1993年增加到1608份，1994年完成了1912份，逐年增加。世界上有23个检测中心被国际奥委会所承认，中国中心的检测量名列第11位，检测水平在亚洲领先。
1995年3月，国家体委和中国奥委会召开第二次反兴奋剂大会，伍绍祖先生在大会上强调，要把反兴奋剂的斗争确认为体坛反腐败的重点来抓，进一步显示了我们的决心和立场。
尽管马家军也使用了兴奋剂，但是兴奋剂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田径训练中有大小量与强度之间的关系，还有体能恢复，赛前准备的安排，高原和平原的训练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全部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最后达到顶峰。马俊仁很好地把握了量与强度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可变因素，马俊仁很好地控制了它，控制了运动负荷。我们的训练往往一边倒，不是有氧代谢就是无氧代谢，掌握不好强度。要使有氧代谢和无氧代谢同时进行，关键是强度问题。训练中的主要因素既是统一的，又是尖锐对立的，单打一肯定不行。
马拉多纳因吸毒而误服禁药被处罚，但谁也不能说马拉多纳的成功靠的是兴奋剂，不是吗？
采访开始以后，兴奋剂阴影像一个驱不散的幽灵，笼罩在游荡在每一个马家军成员的心头，使用禁药，给这批优秀的同时是弱小的运动员带来相当深刻的伤害。后来的事态发展直至兵变，均与此事密切相关，给老马带来的烦恼也不少。采访中，马家军从工作人员到助教到运动员，几乎全部伤感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代中长跑教练员使用违禁药物的用意很简单：提高运动员肌肉耐力，提高体内血色素的指标与含量，促进血红蛋白的生长，提高人在运动中的携氧能力，缩短同欧美人种同项指标的差距，保证训练持续高水平，达到最终目的——赢得比赛。
兴奋剂的定义是：运动员使用任何形式的药物以非正能量、或通过不正常途径摄入生理物质，企图以人为的或不平常的方式提高他们的竞赛能力，即为兴奋剂。国际上于1968年公布的药物为8种，1972年为26种，1978年为58种，1984年为69种，1988年为101种，1992年以后为107种，都是禁止运动员服用的，比赛不能用，平时也不能用。这些药物可为分六大类：
一类属于麻醉剂，如吗啡，度冷丁、吗散痛等，约有10种，作用是麻醉肌肉、降低痛感，提高心理兴奋度；一类是刺激类，如苯丙胺、麻黄素、可卡因等41种，能使运动员忘却疲劳，增强体力和兴奋，提高速度。以上两种禁药很古老，最常见最便宜也最危险，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一名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在100公里团体赛中途猝死，1983年一名英国赛马运动员在比赛中命归黄泉，1987年一名联邦德国女子七项全能冠军在训练刚结束时死亡。她的悲剧被改编成电影《最后的赛场》，轰动国际影坛，引起各界观众强烈反响……这样的例子很多，大多是服用了以上两类药物。
第三类称为利尿剂，有13种。可以稀释尿液减轻体重，掩盖尿中的药剂量，干扰药检。
第四类是镇静剂也称阻断剂，有12种，可以使射手提高镇定感，稳定情绪，枪打十环，箭中靶心。
第五类叫合成类固醇，如可以刺激肌肉增长有耐力的各种睾丸酮、双清睾酮等计27种。这种东西最糟糕：致使女性变得男性化，长喉结、长胡子、声带异常如男声；闭经，影响内生殖器正常发育，可能导致终生不孕；还诱发肝功能异变和心脏病；男子服用后睾丸萎缩精子减少。这类药后来较流行，游泳、田径、自行车用的最多。性征的变化，对运动员心理上打击最大。
第六类称为合成类荷尔蒙，有若干种，属于90年代后升级换代新产品，价格较昂贵。通常称为“红血球生长素”或“促血红蛋白生长素”、“红细胞生成素”不一而足，都是一个意思。国外产品名称的缩写常为EPO，圈内人就这么叫它EPO，说特效好使，综合了许多前类的优长。更关键者，这种药验尿验不出来的，可以逃避“尿检”而不被发现。它是一种耐热的蛋白质，可以刺激红血球的产生，提高血色素浓度，增加总血容积量。从而加强全身的氧运输，使肌肉在训练和比赛中得到更多的氧。其结果是提高了运动员的最大吸氧量，可以跑的更快。如与高原训练相结合，效果更为明显。此药最大的危险是容易导致心血管突然破裂。
在1992年汉城奥运会上，查出了许多禁药，而第六类药物却溜之大吉。原因是当时仅仅验尿，尚未动用验血的“血栓”法。此外，还有些药物如表睾、丙磺舒等被称为遮蔽剂，专门用来干扰验药仪器，也能掩护过关；众所周知，1993年和1994年有关国际组织几次来中国，对马家军等运动队实行“飞行药检”，引起担忧和关注。当时采用运动员进厕所取尿样，然后带回去尿检的老方法，这对于新型的EPO是无能为力的。在斯图加特世锦赛和广岛亚运会上采用的也是老式的尿检法。
有了EPO，是不是仅在平时服用就够了呢？不，EPO是打基础的，各国还加紧研制出多种专供临场前使用的速效型药物，一段时间或几个小时内正好发挥作用，然后从体内消失逃避药检，即可愚弄法规。百米王约翰逊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被查获，就是因为计算错误和器官意外反应而大出其丑的。当时一曝光，举世震动，赛场上有类似情况的选手惊魂未定，赶紧悬崖勒马，放弃了本来可以拿到金牌的比赛机会，激流勇退了。现在常见的一种，代号“9303”，四小时见效，另一种“9421”，两小时见效，都极有市场。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更严密的药检方法如“血栓”等手段，最终被国际体坛大力推行，这对于有关教练员来说，又是一个“噩耗”。从1994年10月各国提高药检手段之后，即便是“9303”、“9421”也难免被揭露出来。
刚才说到，对付新型药魔EPO，提取尿样的老方法查不出来，相应的新办法是验血。那么，是不是提取尿样的国际药检人员一来，便可以高枕无忧呢？不是这样。验尿方法虽然老一点，仍可以对违禁者构成威慑，因为违禁运动队并不仅仅使用EPO，他们还需要配以大量的其它药物，验尿法足以令人胆寒。既然如此，老外飞行药检马家军好几次，咋就没事儿呢？
据我的调查，国际田联药检官采用飞行药检的办法“突袭”马家军，大的行动应是四次。能否查出服用禁药，关键环节在于：这时候的队伍是处在调整准备阶段呢，还是处在积极备战阶段。如在调整阶段，队员们前番大战业已结束，训练无需强化，药物来源有限，通常情况下没有禁药，自然查不出来。如在积极备战阶段，训练进入倒计时，各种手段都用上，有的运动队日日夜夜都在用药，这时候一查一个准儿，验尿验血都能逮住药魔。对于马家军，经历飞检四次，时间是：第一次，1993年12月15日，马家军高峰年的结尾，队伍进入几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期，马俊仁正在享受荣誉，一周后闹起辞职风波，注意力集中在官场和商场，受检地点是沈阳。第二次还在沈阳，距首次药检两个半月，即1994年3月8日，队伍推却了所有赛事仍在调整，老马正忙于大连方面的基地筹建。在两次药检之间，老马率部进京在2月20日打过一场马拉松接力赛，全程速度比上年慢了两分钟。药检官两次飞来沈阳，全队都处在停药当口，马家军安然无恙，媒体报道正常。
此后，马家军7月下旬搬家到大连，当年的重头赛事是广岛亚运会，8月下旬积极备战，到云南进入高原训练，准备10月份出征广岛。一个月以后，即9月21日，老马率部下山，乘火车从昆明赴北京。就在这万分紧要关头，国际田联第三次飞行药检马家军。而万分危急中又有万分幸运，巧的是药检官于9月22日飞向了沈阳，南辕北辙，扑了个空。马家军的位置正在疾风北行的漫漫铁道线上。后面我将写到这次药检的历险经过。当药检官最终在北京查到马家军时，时间已是9月28日，即老马得知消息4天以后了。这4天中，老马抓紧机会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对于此次药检，事发前后未见任何报道。这第三次最为惊险。
第四次飞检，时间就到了1995年的春天，兵变已经发生，昔日马家军全体老队员已经拒绝用药很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回顾1993年底到1994年的三次飞行药检，前两次本来就没有服药，但查无妨，第三次地点阴差阳错，有惊无险。但是，这三次药检却给老马和全体队员的心头蒙上了无法排遣的阴影，对老马和队员们的打击异常沉重。
通过国际田联对马家军的前两次检查，许多中国人才知道飞行药检这个新鲜词语。飞行药检与赛场药检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体育组织没有事先通知任何人，药检官就突然出现在某国运动队的驻地。他们避开该国体育当局，或持旅游护照以游客身份入境，或持商务护照以商人形象出现，或随同某个与体育不搭界的代表团云游，冷不丁就站在了你的面前，亮出个人身份证，拿出了权威性的授权书和独立取集尿样证书，同时拿出被检国体育组织早已签署的合同函件。例如飞来中国检查，他就要出示中英文原件，要求你立即履行合约接受检查。此项国际措施，是所有会员国必须遵守并积极配合的。合约规定，运动队接到通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接受检查，否则将取消该队今后一年内的参赛资格。药检官按照抽查计划，点谁查谁，缺一补四，毫不留情。
以第一次飞查马家军为例，来者是国际田联兴奋剂检查官安德森，带着两名香港女助手，靠着一张港版辽宁旅游图，于1993年12月15日上午11时20分突然到达沈阳马家军驻地，主动让马俊仁验明身份，检查立刻开始。队员们本来正准备吃午饭，只好停下，即刻在两分钟之内列队站在药检员面前，不得拖延。安德森提出抽查对象为10人，她们是王媛、刘莉、刘东、吕亿、曲云霞、张林丽、张丽荣、王军霞、吕欧、马宁宁。而刘东早已负气离队数月，无法到场，按缺一补四规定，遂补充了李颖、王小霞、历建平、冯文慧4人受检。计划抽查10人实际查了13人。检查开始后不准任何无关人员出入，手续极为严密。
第二次飞查马家军时，先查曲云霞，办理登记手续，表格一式四份，国籍、姓名诸多栏目由药检官助手详细填写，然后由曲云霞自选A瓶、B瓶各一，再选小杯一只，在同性助手（独立取样员）监督下，一块儿到卫生间去，曲云霞必须在取样员亲自目睹之下提取尿样。尿样规定不得少于70毫升，其中装入A瓶的尿液不得少于40毫升。这中间取样员与运动员形影不离，慎防尿液以伪代真。过去，在运动员进入卫生间以后，无人直接监督排尿，一般人谁也不好意思死盯住不放，于是就有运动员利用了这个漏洞。
他们或她们为防药检，身上总装有一只胶囊管，里面是备用的干净尿液，稍不注意，开启导管把干净尿液注入小瓶。国外甚至还有女运动员将此胶囊事先塞入阴道，届时“排泄”而出。前民主德国女子100米、200米世界冠军克拉贝，曾用此法闯关，惨遭败露。后来各体育组织不断完善监视措施，规定必须目睹取样。世界举重联合会方法更绝，规定男性运动员取样前，必须把衣服全部脱光，一丝不挂，受取样员周身检查认可后，方能进入厕所……曲云霞这厢取样归来，在监督下把杯中尿样分别装入A、B瓶，当场封瓶，装入盒中，用标有号码的封签再行加封，有待于事后在监督下破坏封签，才能取出尿液。接下来，是药检官为曲云霞拍摄快照，有时还要用两台照相机同时拍照，以便多方人士验明正身。到此，这一位运动员基本完成检查。药检官将尽快携尿样飞回某地，到指定的化验室化验分析。此时，除化验室主任、指定工作人员、国际奥委会或医学委员会成员、专门授权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化验室。先开主瓶即A瓶，得出结论，如呈阳性，即发现了问题，化验室将立即通知国际奥委会医委会主席或主席代表，由他们书面通知运动员所属国，确定时间，做进一步分析B瓶准备。B瓶是备用瓶，打开时必须有运动员本人及所属国代表在场，由国际奥委会医委会主席或主席代表监督进行，同时必须更换A瓶化验员换成另一人操作。这些都是合同规定的程序；如B瓶化验结果仍呈阳性，与A瓶相同，即由上述主席或主席代表召集该单项国际体育组织、运动员本人、运动员属国代表，共同开会，对裁罚提出建议，研究处理意见，交单项国际组织执委会讨论通过，并将化验结果和处分方案同时公布于世。由于上述程序十分严格，所以每检测一次尿样都需要经费。按当前国际市场价格，每查一份尿样，有关组织平均投资200美元，加上收集运送等费用，共需250美元。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组织每年耗资巨大，田径单项组织仅在1994年就花掉了24万美元。又因兴奋剂给人类添加了这么多麻烦，各单项组织恼火倍加，所以不断增大了惩罚力度。像田径，原先规定初犯者停赛两年，现在已增至四年惩罚。萨马兰奇把问题来了个大升级，公开呼吁反兴奋剂问题要同各国政府合作，对症下药将了各国政府一军，谁愿意承认本国运动员被查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呢？
治疗毒瘤不能嫌刀快肉疼。我们接着讲马家军的故事。
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行药检马家军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准确音讯，迟迟不见结果出来。国内反映亦不明朗，人们既不敢乱猜测，又不敢下断言，笔不敢乱写，话不敢乱说。那时的报纸，多以马俊仁打头炮指摘怀疑者开道，反正老马那阵子没有退路，他只能那么说了。《工人日报》一篇文章，笔法有趣，署名张力平，被多方转载，读罢令人联想不少：
……马家军队员尿样的小瓶，很快就被带回国际奥委会设在挪威的实验室，之后便杳无音讯。许多人在焦虑中默默地等待，而迟迟不见消息过来，十有八九没有事了。中国体育官员私下里如此推测，希望最终就是这般结局。没有人敢公开下断言，都怕栽了大面儿。还是瑞典的一家报纸最先捅破了窗户纸，它告诉读者，中国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在最近的赛外检查中，没有出现阳性。二月初，中国田径协会负责人在综合了各方面迹象之后，小心谨慎地告诉新闻界：马家军通过了这次药检。……许多人悬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是，反兴奋剂的行家却不这么看。一次通过药检，不等于一生通过药检。那么位杜尼克医生说：“我们必须调查在游泳和田径方面成绩突然提高的原因。我认为，多喝狗肉汤和蛇血还有多吃鳖肉，不能说明这些成绩。”
（见1994年2月23日《工人日报》）
再查《中国体育报》，见到邓学政的报道，笔端也不气粗，小邓写道：“记者多方了解有了眉目，马家军药检——从理论上讲，应无问题。”辽宁记者吉明刚转述了马俊仁的几段硬气话，吉明刚问：“马教练，由于国际田联对马家军的飞行药检结果尚未公布，人们猜测不已，很多读者多次来电或来信询问，有的读者还称，上海某家报纸公开登出马家军此次飞行药检准出问题的消息，请问马教练，本报应怎样答复读者？”马俊仁答：“请贵报转告读者，我们马家军的成绩是由多年的刻苦训练而来，我们从未服过任何违禁药物，因此我们坚信此次飞行检查的结果肯定没有问题，也不可能出现问题。当然，我们非常理解人们的心情，我们自己也一样期盼药检结果早日公布。”许多人读了老马这般说法，也就不愿再想别的，宁可认为马家军什么药也没有吃。过了一星期，吉明刚又发表对老马的访问，马俊仁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此，我们此次飞行检查的结果没问题是我预料的事。”吉又问：“有人说，这次飞行药检只能表明马家军这一天没有问题，你怎么看？”老马答道：“是的，怀疑者肯定还有，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希望国际田联随时随地再来马家军大本营检查，直至全世界的怀疑都消除为止。”
对马家军的前两次飞行药检，就这么平安无事过去了。然而，马家军姑娘们被罪恶的药魔深深地伤害着，先后向我反映和证实此事的有关人员，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另外，后来在马家军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先生，也谈了一些情况。队医张琦女士则表达了她不尽的苦恼。
现在，我根据录音和笔记，先把队员们讲述的主要内容梳理出一个梗概。九位老队员共同回忆了事件发展概况：
“早些年我们在体校训练，并没有服用过那些药，那时候只听说过兴奋剂这个词儿，据说国外运动员用的贼多。大概是八八年、八九年吧，就知道国内也有运动员开始用了，她们回来说，有利无害就能用，老多队伍都在用，不用不好使。我们心里就觉得人家都在用，咱们再练不也是白练吗？觉得太不公平，心里特恨别人使用兴奋剂。赶后来，选拔到马指导这个组，没来前儿就听说这个组用药比较多。我们年龄小，为了出成绩，又不懂什么危害，就跟着用。头几年，马导也没整来什么好药，就是‘大力补’那些个玩意儿，数量也不多，效果并不明显。那东西负作用可不小，但是，如果吃不着用的少，还得不公平呢。到了九一年以后吧，马导手上的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级，有口服的，也有针剂，那阵子查得也不紧，就大量地用。
“往后长大点儿了，知道这些药挺害人的，尤其对女孩子危害更大，好些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大多数队员还得了肝病，有时疼的不能训练，睡不着觉，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只要马导不监督，一部分队员就把口服的药偷偷扔掉，不吃，但马导打针还是躲不过去。有时候想，干一回体育，用就用吧，早点儿出了成绩就不干了，又想用又怕用，心里特别矛盾。再往后就麻木了，出不了成绩，马导又打又骂的，还不如瞎用呢。平时打针发药都是正常程序，咱组可用老了，提回来一提兜一提兜的，稀里糊涂过日子。
“到了九二年以后，情况发展到痛苦阶段，队友的身体都变化了，说话嗓子老粗，有的也不来例假了。肝病越来越多，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又听说往后可能不会生孩子，或者生畸型儿，笑话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别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人家也动摇了，咱心里难过得要死要活的。兴奋剂就像一块大石头，整天压在心头，憋的人喘不过气来，觉得没人理解我们这些苦孩子。马导变态上火，我们也快变态了神经了，大伙儿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有时候又想，吃就吃！猛吃猛跑，哪天突然死在跑道上算了！九三年那年刚出了成绩，马上有不少人要回家不干，倒不是不想挣钱出成绩，主要是不想再吃药，再干下去，还得吃那些害人玩意儿，可是不吃又不好使，真跑不动。不少队员怕家里大人不理解，怕父母逼着自己练下去，就有把过去不敢说的真相，陆续告诉了家里，想让家里大人同情理解咱。九三年荣誉那么高，还觉得这事关系到国家利益，有委屈搁在心里头，哪敢对人说？
“结果，飞行药检一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但对咱组队员的情绪影响可不小。广岛亚运会前躲检药，那是第三次飞行检查，我们像贼一样从火车上下来，东躲西藏，那次真挺玄的。马导这时候也发慌，总跟我们说，查出谁来谁自己负责，他和组织上都不负这个责任。这不是坑人吗？大伙儿就寒了心。
“这样坚持了不到一年，突然听说游泳队出事，大面积给查出来，一下子给我们吓懵了，心想这下可完了，多高明的药都能查出来呀。马导听说以后<kbd>ｈttｐ://wwｗ?９9ｌｉb?ｎｅｔ</kbd>受到不小打击，他自己就不想干了，他想退想得发愁，不敢再干下去，害怕发现用药前功尽弃，就越来越不想管我们。到九四年底乱了套。队员们最终集体出走，当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药的压力太大，游泳队暴露，这事太可怕了。出了成绩的队友直后怕，没出成绩的队友想，今后不敢用药，反正也出不了成绩，没希望了，苦也受够了，不干就不干吧。要不然全体队员怎么会那么心齐？对不？当时我们集体签名辞退报告，别的没写，就写了这么一条。
“再往后您都知道了，我们跑出来，又从大连集体回到沈阳。组织上一直做工作，好些事情也没解决，想退退不下来，只好继续在队里呆一段。不过，我们既然争取了自由，没有马导逼着，就再也不会用那害人的药，这样就发生了败在北京的事。不用药参赛，打马拉松接力，谁也跑不动，两条腿那个沉呀！输到第五名。输到底我们也不吃！
“接着到五月份，去太原参加全国锦标赛，输得更彻底，赵老师你都看见了，还是跑不动，不用药都不会跑了。干脆全军覆没拉倒！王军霞坚持跑完五千，接着一万就不想跑了。舆论界不明白队里的内幕，光说我们离开马导不行啦，背叛了老师啦，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啦，谁能想到我们的更大痛苦呢？我们知道，谈这事儿挺可怕的，我们跑出来这么长时间，谁都没敢向记者们讲，所以舆论界都不清楚底细，有些记者知道一点，也不敢写，就是敢写，报纸也肯定不会发表，可苦了我们了！这是一个总的情况吧。”
我沉沉相问：“为什么你们就敢跟我讲呢？”
她们说：“我们合计过，这事儿特别严重，要讲就跟一个人好好讲，讲的细一点儿，啥也不保留地讲，东讲几句西讲几句说不明白，还不如不说，省的小报乱炒烦死人，最好写的真实全面点儿。在马家军的苦难太多了，我们愿意最终告诉祖国，告诉社会，以后不要再犯。赵老师您是作家，我们相信作家，我们永远做您的后盾！愿意给您提供一切资料，您可别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写成一本书留给后人吧……”
我不能辜负马家军的姑娘们。
姑娘们谈到兴奋剂，痛苦不堪，善于思考的老队员王军霞严肃地说：
“我们把这些丑事说清楚，是每一个正直的运动员应该做的，我们吃够了兴奋剂的苦，揭露它，并不是针对马导这个人，而是为了今后的同伴少受这种苦，不受这种苦。今后我们个人更是发誓不用了，比赛打不上去不要紧，只要我们尽了全力，心里干干净净就行。”
有一次，王军霞回到家中，对父亲母亲沉痛交底，她说：“哥哥去世了，我很悲伤。我更伤心的是，由于大量用药，将来，担心我们这群苦孩子不能为爹妈生孩子，那该怎样孝敬老人啊？”她悲伤地说，“如果真的不能生育，我就去领养孤儿，不知道大连有没有孤儿院？我退役后领养五个八个，十几个也没关系。我养活他们，抚养他们长大后上大学，他们都是我爸妈的好孩子，咱家孩子更多啦！”——说着说着，她掉下了眼泪。
老人王有馥也对我讲起过这一段，两个眼圈也是红红的……
在沈阳采访的一个夜晚，整个田径队大楼已经入睡。我和张林丽当时的男朋友小耿仍在诉说心曲。小耿昨天从某大学赶来探望张林丽，带来很多盛开的鲜花，那些鲜花在张林丽和王军霞的宿舍里，被插放在一个大奖杯当中，多日久开不谢，香气浓浓。奖杯可做如此之用，令人感动。孙玉森安排小耿，与我临时住在一间房。
夜深了，小耿辗转不眠。他和张林丽从体校开始相恋，风雨同舟。他深切地表达了对张林丽的爱心，又对她们将来的女性命运表示出无限惆怅。
他说，马导用药，剂量比较大，张林丽曾多次将可能影响生育这一点同小耿交换意见。因为长期服药，姑娘们性情变得焦躁不安，常常为一点小事着急生气，动不动就发火。小耿说，越是这样，我越要理解她，相信我父母也会理解的。
我安慰小耿说，及早停用还不要紧，相信你们的好运。小耿说，现在她们已经坚决不用了，成绩会下降，我们很痛苦，但我们都不在乎……
老队员张林丽回忆：那时候太小，听凭教练指挥，许多事情都不往心里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导常说这样的话，他说嘛，不打针你是一匹好马，打了这针，你就更成了一匹烈马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呱叽呱叽光知道往前冲啊！
吕亿很文静，平时话语不多，她对我回忆：“马导在给我们打针时还说，这种药，是给前线打仗的战士用的，枪子把肚子打个洞，都不知道疼，还要往前冲锋啊！这玩意儿打上不知道累，你们比赛跑到终点，可要给我站住，可不能跑起来没完哪！他说的真吓人。”
是马导亲自打针吗？我问。
姑娘们说：“他谁也不会相信，几年来都是他亲自打，使用那种一次性的针管。他总跟我们夸，说这种药是好东西，太好使了，他指的是EPO，他说谁要不听话，跟我耍小心眼子，那吃亏的可是你们，我这里手指头动一动，多推点少推点，你们要吃多大的亏？”
1995年5月，我和这批姑娘重逢于太原。她们的教练换成了年轻的李卫民。在太原，打全国锦标赛，张林丽没有服用兴奋剂，她在5000公尺预赛中仅仅跑了一个第九，惨遭淘汰。事后，张林丽痛苦地叹息：“自从干运动员以来，我没有这样输过，没有丢过这样的人，连小组出线都出不去？最后一圈，我眼瞅着人家往前超，两条腿不听指挥就是上不去，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道了。都是过去用药害的，后遗症，要是干脆从来不用药，也不会是这样！”——兴奋剂这东西就这么坏，你用时它给你无限的痛苦，你停用了它仍然给你无限的痛苦！我说，“停药以后身体内部不适应，这跟戒毒一样，肯定有个艰难的过程。你要坚强些，可以挺过去的。”
她默默地点点头。
这次比赛前，教练李卫民安排训练失去把握，他可能误以为这帮世界级强手，赛前训练不在乎一点儿强度吧？所以在比赛前两天，李教练给张林丽安排了一个8000米强度测检，状态和成绩都挺好，呈现高峰。没想到两天后，一上场就降到低潮，根本跑不动，水深水浅给估量失误了。放在过去，张林丽当然不在乎，一边超量训练一边比赛，也是常事，仍水平很高。可叹现在不同了，她们早就拒绝用药，赛前需要一点一点往高峰推动。停药许久，张林丽就落到了最低点。李教练的悲剧几乎无可逃避，那次比赛的大面积失败，对他的打击相当沉重，赛后，他很快离开了这支队伍。
马家军兵变后，之所以让李卫民执教这个队，是因为他曾经给马俊仁当过一段助教，过去就跟着老马打过交道。李卫民回忆说：“我从沈阳体院毕业，回到朝阳市体校当中长跑教练，我出生在军人家庭，我爱人学医，搞药理，懂得这些东西，也有点路子。老马选中我当他的助理教练，跟这一点有关。再说我从朝阳来，在沈阳没啥背景，人际关系简单，不会坏他的事。以前在高原遇到一块，搞过合练，路子也差不多。有一次，我领着小队员跟老马一块儿集训，准备出国打中学生国际比赛。那时候药比较缺，经费不足，队员也比较小，轻易不用药。老马要打针，我的队员也到他宿舍去，他有意不让我看，避开我，这倒不是要对我保密，而是怕我说他用量偏心眼儿，回来我一问，小队员说果然是这么回事，他给我的队员两人合打一支，一人打一半，给他的队员一人打一支，怕我有意见。那时候他也在摸索，我们都没经验，结果那次效果相反，他给队员打过量了，反而跑不动，有的高烧不退，临到出国还跑不上去，只好临时换人。所以说，老马也有一个积累经验的摸索过程。队员不到相当承受水平，一般只能两人用一支。后来的队员强了，才发展到一人一支也照用没事儿。老马用药一惯比别人重视，剂量也偏大。”
话说到这一步，理当更加深入。
1994年9月下旬国际田联第三次飞行药检马家军始末。这些当事人战胜了怯懦，勇敢地讲出了事件真相，现综述如下：
那是1994年9月份，那次药检对我们的打击最大。当时我们正在云南高原备战亚运会，大概是9月22号吧，国际田联可能也在分析，备战亚运会，马家军可能会服用禁药，因此突然派人飞来中国，情况没整明白就上了沈阳！这太惊险了，因为前几次飞行药检，咱们正好都是调整期，本身基本没有用药，所以并不太担心，这次坏了，如果队伍仍在沈阳，那肯定完蛋了。咱们不仅正在使用EPO，也正在配合使用别的药，验尿也完全可能被查出来。当时，国际药检的人一出现，留守沈阳的人倒抽一口凉气，紧张了个够呛，幸亏这时候队伍恰在云南，说队伍不在沈阳，这就好办多了。老外还是老外，不太了解咱们国家训练的规律，扑了个空，无形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其实，这一天队伍正在火车上，好像是9月21日上的火车吧，从高原下山，北上北京。他们告诉老外说，队伍正在高原训练，不敢讲正在火车上，担心老外掉头直奔火车上查，或者直接去北京堵住查，那就又坏了大事了。老外就说，他们要去高原找队伍，咱们赶紧说飞机票有困难，一下子去不了高原，就是到了高原也不好找，连电话也不通，路不好，还得骑毛驴才能进山等等，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设法通知马家军立即动身到北京去，再接受你们的药检吧。中国这么大，老外东南西北他弄不清。要从东北到大西南，哪那么容易？老外懵了，他没办法了，只好同意回北京等候。这时，留守的人赶紧动作起来，生怕老马带着我们象往常那样，一到北京就亮相，正好撞上药检官，还是能查出来呀！得火速通知老马，到北京千万别露面，对运动员体内的药物抓紧稀释处理，隔几天再见老外，这样就查不出来了。可是人正在火车上，那时也没有用上手机，时间紧急怎么通知呢？人急了还真有办法，算计好列车运行时间，先选择一个可靠的大站，最后认为郑州站比较合适，也来得及。做了决定后，紧急设法跟火车上的马俊仁取得联系，那是太紧张了！郑州的人接到电告，刚刚赶上那趟列车通过本站，火速登车，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老马，告知老外药检飞到了沈阳等情况。本来，老马在火车上也会正常用药的，这下赶紧停药，用稀释利尿手段加紧排泄，同时服用干扰药物。一到北京，全队下车，悄悄的谁也没敢见，跟间谍一样，让车接上，人不知鬼不觉到了黄寺，住进一个小楼。经过一连串的动作，总算为老马争取了时间！四天以后，大概是28号吧，停药四天了，我们才在北京正面接受老外药检，这当然没事儿了，就这样渡过了这道难关，救了马家军。这一次对我们惊吓不小，整个破坏了老马的预定程序，缺少了药物的作用，所以打亚运会打得那么艰难，张林丽只差半步就输了！这就进一步引起了老马的思想波动。亚运会以后，突然传来消息，说游泳队出事了，老马是在一次饭局上得知的。饭前，老马情绪饱满兴高采烈，吃到半截，有人告诉了他这件事，他顿时愁眉紧锁情绪低落，饭局很沉重。此后，老马很快提出来身体不好，要求离队住院治疗。不久后又提出，先把男队交回沈阳，他不想带了。从一次饭局发展到整个时局的变化，老队员人心惶惶。男队员说走就走，有的不辞而别，人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我思绪万千又很疑虑，不敢相信这一切果真发生过。经过对多方面多人反复调查，此事还是确证不伪，我唯余惊悸不已。
沈阳虽是春暖花开，我却觉得天寒地冻，这黑土地冻的好厚实啊。
后来，我与马俊仁先生多次交谈，他并不正面否定这一切，他苦于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一提用药艰难，他就时时发出沉重的叹息。当弟子们终于“造反”之际，论打论骂论经济纠纷，老马尚能对弟子们做出若干辩解，唯独大家提出今后坚决不再用药，因害怕发生游泳队的悲剧而要求回家离队，老马就语言无力，思想工作实在做不下去。他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这个事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他同样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他的悲苦之心，比人们更加无奈。药魔最终给马家军造成了重创。
这支队伍兵变之后，1995年3月下旬的一天，第一次出门，从沈阳大院外出训练。汽车奔驰在漫漫沈大高速，我随队同行。北京马拉松没有打好，现在，谁都想转赴大连水上运动基地，封闭一段，恢复正规训练，然后再上高原进行强化，好在五月里下山，奔赴太原完成全国锦标赛。孙玉森、李卫民、张琦带队，我继续推进采访。跟随马家军多年的孟会全师傅驾车前进，部分队员同车而行。一路上，大伙儿因为成绩太差而少言寡语，郁闷不乐。连日来持续低温天气，车窗外风声呼啸，原野上苍天低垂，村庄农舍一片灰蒙蒙的。我裹紧了风衣缩在车座里，努力清理着纷乱的思绪。剪不断，理还乱，对自己的采访工作顿生倦意。
以往我也有这种感觉，每当我采集的信息尽管重要、尽管稀奇、尽管令人惊愕、却十分丑陋时，我就感到胸闷烦焦，并从直觉上有点儿抗拒。一如在山西农村，凡听到老乡倾诉冤假错案，我就格外焦躁不安，觉得人生太痛苦，解脱何其难？同情生气太多偏又无济于事，反倒不如不知，知道了就难免烦闷。此刻，我在车中倦坐，思虑一番马家军服药的乱事，便对采访生了厌恶，甚至掠过一种逃避的念头。过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这是工作，要清醒细致坚强一些，可是，人不能总是靠着理性指挥生活。又过一会儿，目力所及那些广阔的田野和优美的村落，我就想，要是啥事儿也没有，去那无边的田野里游荡游荡，那该多好啊！饥渴来临，随意进一农家，掏点儿小钱，换碗大酱面条一吃，或到小酒馆悠悠喝上两盅土酒，逢着成亲看新娘，遇上出殡听唢呐，碰上庙会吃土饭，赶上顺路搭段车，日落时分住野驿，淘着古书翻一宵，唐诗曰，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有话则长写一篇儿，无话则短把笔扔……人追求现代生活，却又抗拒，人摆脱自然原始，却又回归。最好的情景应该是，社会总体现代化，个人本体返自然，世间鲜有不平事，作家云游山水间。白天游四方，晚上读书忙，体坛没有兴奋剂，文坛没有人相轻，官场没有贪心狼，男儿情场多奇遇，女流挚爱更有偿，座上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商品极丰富，艺术成时尚，金牌常增加，全民更健康，家家挥巨款，人人有理想……我是不是也落下文人空想的流行病了？有这么多非分之想是危险的。现实是，我正坐在前马家军专车的边座上，苦闷万端，方才所见那个烟柳环绕的村庄，早已从视线中退去……吕亿和王媛开始吃东西，嘴里发出水津津的声音。这两位姑娘加上马宁宁，是马家军中三位大个子，马导说她们是亚洲最珍贵的中长跑材料，并时常把吕亿和王媛领到专家跟前显示夸耀。说她们明年的前程不可限量，后年的前程大放光芒。而今，她俩却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令人惋惜。她们必须在即将开始的训练面前，在禁药面前，做出抉择。苹果吃完，车中复归沉寂。突然，吕亿说话了，王媛也跟上问话，她俩的声带已明显变异：“赵老师你说，像往常那样再用那些个药吧，查出来到底谁负责？出了事，将来还有人管咱吗？”
这一问把我给问住了，我很难用语言告诉她们事情的复杂性。按说，是领导、领队、教练、队员四方都有责任。而从国际国内看，受罚的、曝光的往住是运动员。可是，中国运动员包括教练员都是普通国家干部，他们哪有钱买那么贵重的药？她俩分明在为自己的前程忧虑着，过早地结束运动生命，她们不甘心，练下去，又怕不用药难以打出高成绩，倘继续用药，又怕彻底毁了自己。兴奋剂魔爪还在袭搅着她们的心灵，使她们对于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无法抉择，陷入了困境。我不好回答得那么复杂，便沉沉地对她俩说：既然决定了，只要你们不再吃用，就谁也不用负责了。至于国家和社会如何对待被查出的运动员，从各国看，啥情况都有。咱们国家目前反兴奋剂是很坚决的。听说这一条马上要写入体育法，与过去将有质的区别。
姑娘们沉默了。
我在想，昔日铁军，却在小小的兴奋剂面前如此软弱，这样一支愁肠百结的队伍，终究会垮掉的。药魔不仅给运动员的人生造成悲苦伤害，更会对中国的体育事业造成重创。
吕亿悠悠地说：“不用药真的跑不动，稍微一跑就累得不行。”我说，再坚持一段试一试，看看能不能顶上去！她惨然一笑说：“我又想起了马导那些吓人的话，吃上药，枪子把肚子打个血窟窿还要跑！”
随队医生张琦，日子也熬得挺苦。在以往的岁月里，每当队员们心中苦恼悲痛之际，便依偎在张琦身旁，从她那絮絮叨叨中寻找一点安慰。她们亲切地管她叫张姨。其实，张琦也是一个瘦弱女性，大眼镜占了半个脸，面色永远是苍白的。她毕竟是过来人，还做了母亲，丈夫是国家射击队的名将，后来留在国家队当教练。张琦最早在丹东学医、工作，马俊仁通过省里领导，把她选到队里来做保健医生。但是，平日里给队员用药，老马并不靠她，那一套用药法因人而异，也只有与训练相结合才能奏效。她主要在队员和老马之间起调节缓冲作用，后来从感情上逐渐倾向于苦难的姑娘们。
偏偏在1994年7月，队伍上大连的时候，老马并没有带着张琦同去大连，张琦被迫与朝夕相处的队员们分手了。那一次，张琦就与队员们生离死别了一回。老马带着张琦药单换来的1000万元，扬长而去。
现在，姑娘们跑回沈阳，重新投入了张琦怀抱。张琦归队，夫妇两地分居，于是这群女性更是相依为命在一起，就像一只母兔领着一群小兔，老的小的屡受惊吓，它们对自然界的食肉动物没有抵抗能力，一有动静马上支楞起耳朵，惊慌不已仓皇奔命。我在队里的那些日子，正逢队员们何去何从难以抉择心中苦不堪言的关头，她们依偎着张琦，对兴奋剂共同发愁，悲苦气氛浓得化不开。张琦内心也厌恶兴奋剂，她觉得如果再用下去，这帮孩子就会连她张姨一块儿恨。她怕，她怕伤害彼此的真情。可是，如果一点儿不用，这帮孩子照样会毁掉前程，从群众到领导都在向她们要成绩，她们的价值同运动成绩紧密相连分不开。张琦比她们多懂一点中国社会，所以同时陷入了两难境地，整日痛苦不堪，母兔小兔相对垂泪。近日在沈阳恢复训练，张琦早晚不离医务室，守着一口大锅，为孩子们熬中草药，然后舀到一个个茶缸里晾好，等待着孩子们训练归来，亲自看着她们不凉不烫地喝下去。每当这时，我就从张琦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足够的坚强和韧性。
她希望通过这些古老的虫虫草草能起到少许弥补作用，她认为靠队员们的老底子加上这些野果苦根，能给全队带来一点欢笑。
日子一天一天艰难渡过，外面的舆论久不平息，爆炒马家军持续升温，队员们的思想几度反复。母兔和小兔从沈阳到大连水上基地，好不容易熬到五月份，开赴太原一亮相，还是一场惨败，唯有王军霞一人奋勇夺取了5000米一块金牌。当时，我和张琦在看台上坐在一起，她先是扯着尖利的嗓子给王军霞加油，那声音像尖刀在玻璃上刺啦刺啦地划，撕心裂肺。直到王军霞冲刺夺冠，张琦的喊声就没有断过。继而以手捂脸，眼泪汪汪的，她哽咽着对我说：“这块金牌太不容易了，赵老师，我指天保证，王军霞真正没有用药，半点儿没用，我们太难了！”说着突然又笑：“这次比赛证明，王军霞不用药也能行！”说完又哭。兴奋剂啊兴奋剂，它把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都整疯了。尽管她们有着足够的坚强。
在沈阳，在大连水上基地，姑娘们拼着老本儿训练，非常痛楚，但一致拒绝服用任何涉嫌药物。她们宁可不要成绩不再出名，也不愿再受药魔摧残。断断续续之间，她们对我的回忆诉说，凄婉悲凉，同时有一种长期憋屈一朝释放的感觉，仿佛她们从地狱里走了一圈，重新回到了人间。请注意她们悲切恐怖的诉说：
“想想马导带队那阵儿，真是太悲惨了，一个正常人哪能用那么多药？一把一把的。我们的内脏都得过病，主要是肝上受药物影响太大。白天训练累得要死，晚上睡着后，还让肝疼把人疼得醒过来，刚睡着又疼醒了。马导为了让我们的内脏少给他添麻烦，为了保证持续训练，就让我们集体去做阑尾切除手术，不管有没有毛病，每人都要挨一刀！正常人谁受这个罪？”
我问：“你们都必须切掉阑尾吗？”
答：“都切了！谁能躲过去？时间是九四年六月，准备往大连搬家的时候。队里人人担心，说不定哪天哪个内脏就要出大毛病，就要心脏爆炸，就要肝坏死！马导的办法就是哄着瞒着，能哄一天算一天，只要你还能训练还能跑，就成。他决不允许我们上医院检查身体，谁提出来谁倒霉。”
我说：“你们是人，为什么不让检查身体？”
答：“那还用问哪？对外界来说，医生检查身体，容易发现队里大量用药，马指导最怕泄密！对我们来说，一旦你知道自己的内脏出毛病，就会抗拒用药，轻的闹情绪，重的就不再练啦，所以对内对外都要保守秘密。”
问：“能谈的具体一点吗？”
答：“有一次，吕亿的肝疼得厉害，整晚上都睡不着，马导不管，还说是吕亿自己吃零嘴吃的。接着吕欧、刘丽、王媛、马宁宁，好几个人闹肝疼。我们都长大了，谁不明白咋回事儿啊？实在疼得没办法了，大伙儿合计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是应该去医院检查。马导当然不会让去，我们只有自己偷着去。那天上午，刘丽、马宁宁、吕欧、吕亿、王媛五个队员，自己冒险上了医院，主要是想化验肝功能。大伙儿心里头怕的不行，得了病害怕，让马导发现了更害怕。结果，还是让马导给发现了，这下子可闯了大祸！”
问：“马导怎么发现的？”
答：“用他的话说，我们斗心眼儿斗不过他。你寻思吧，如果上午做化验，早晨最好就不要训练。这五个大个子没练，场上少了五个大活人，很明显，这还不引起他的警惕？上午五个人偷偷外出去医院，下午就给他知道了。晚上，马导下令开会，他大动肝火，连训带打，那天那通臭打呀，可把我们五个给打坏了！打刘丽，老队员，打得最重，耳刮子、大板凳子，把刘丽打得乌眼青，没法见人，好些天退不下去，家里人看见问怎么回事，刘丽只敢说是在桌子上碰的。当时刘丽彻底绝望了，我们都觉得活在这世上实在没什么意思。那一次，刘丽伤心地哭了一晚上，忍着疼，把行李东西都收拾好了，一天也不想再干下去！马导又反过来哄我们……后来到了大连，我们都有轻生的想法，想跳大海……”
姑娘们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泪流满面。
我问：“除了马导亲自动手，还有别人替他打针吗？”
答：“没有别人，全是他亲自打。他谁也不相信。”
我问：“每个队员的具体情况，除了马导别人也难以掌握？”答：“对啊。马导经常拿着那张计划表，他要看着表做参考，按表上的时间给我们打针。你刚才问为啥在火车上还打针，就是这个计划表，起规定作用。比如表上指示今天应该打，今天咱队正在火车上，在卧铺上，他就不乐意耽误，照常注射打针。”
我问：“打针通常是打臀部吧？”
答：“对呀。”
我问：“那么要在火车上打针，人来人往的，脱裤子多不方便？”
答：“火车上的卧铺是一格一格的，要是给一个人注射，别的队员就自动围住卧铺口儿，放点哨，挡着点儿呗，不能让人看见。对于我们来说，那阵儿打针太正常了，人都给打麻木了。啥也不愿多想，何必想一回伤心一回。”
问：“打针的时间性是相当讲究的？”
答：“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平时训练要打针，还是按天计算，弄不错日子就行。一到比赛期间，打9303，打9421，那就需要按小时计算了，错半小时也不好使。马导特别讲究时刻。比如今天下午比赛，把检录的时间，把作准备活动的时间，都计算好，估计打发令枪的时间应该是5点钟，而速效9303的药性，要在注射后4小时发挥作用，那么，就是中午1点钟必须打针，或者稍稍提前十几分钟。记得比赛期间，每次吃中午饭，我们心里都掐着时间，往往是饭后过一会儿，就开始打针，一点儿不能耽搁。”
我的心在颤抖，我的手在颤抖，就像我也被狠狠地打了一针。
使用兴奋剂，使马家军队员们的心灵倍加脆弱。越是缺乏人性的地方，人们对人性的渴盼就越强烈。队员们纷纷给外面的亲友发出血泪交流的信件，企盼得到人间的亲情和理解。有的队员给父母兄弟寄上深夜哭诉的录音磁带，渴望着有一天回到父母怀抱，能得到家人的宽容。
这里，有一盘马宁宁在1994年18岁生日那天，寄给父母亲的录音磁带。王军霞曾经说过，马宁宁是一位中长跑天才，她17岁在济南参赛，就打破了3000米世界青年纪录，那是张林丽一年前创造的。她俩的姐妹关系也最好。印象中马宁宁很开朗，有说有笑，这时，她却对着小录音机，哭泣着向爸妈诉说：
……那一年，我刚过了16岁生日，爹和妈送我到沈阳训练，我不愿意留在马导这个组，哭着要跟爹妈回家，妈急了，动手扇了我六个大嘴巴子，嫌我没有志气，逼着我留下来。当时你们走了，我三天三夜没睡觉。我不怨妈，这辈子我感激还感激不过来。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练出个样子，给爹妈争气。你们希望哥哥能考上大学，哥哥没有考上，你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可是我的压力太沉重了，两年来，每晚我都伴着眼泪睡觉，含着眼泪进入梦乡，盼着明天会好，可是明天更加沉重啊！我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两次差点儿自杀。我怕你们承受不了啊。爹！妈！每当你们在电话里对女儿说，多出成绩，多出点儿名，好为家里多挣点儿钱，我就好难受，我常常想到妈做机器活儿的时候，累成那个样子，女儿多么心疼，我常常想到爹总是闷闷地喝酒，我知道那是愁的，女儿多么担心。我要为你们多挣点钱，女儿不是没有志气的人。但是，出名儿的背后是什么？过去我不敢告诉你们这里的真相，每次写信、每次电话，女儿告诉你们的都是虚伪的话！开始我想，来到这个组，该是命中注定，我拼命地跑，拼命地练，也拼命地吃他给我的那些药。可是这些药对我们女孩儿来说，副作用有多么的大。时间一长，我们都变了，走在大街上，一说话，大家都以为我们是男孩子，当人家问起我们是男还是女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为了报答爹妈的恩情，我还是吃了，还是用了！正因为这些药，才使我们姐妹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女儿今天才18岁，女儿心灵上受的折磨不次于成人啊！（哭泣）爹，妈，我现在还在拼命地练，我明白，只有服用那些药，才能超过别人，才能跑出好成绩，可是女儿不想背叛自己，我决不再服用那些东西，我要为做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斗争！我好害怕自己退役后成了家，有了孩子是畸形儿，给孩子带来先天性的疾病，甚至不会生育！这一切，世上又有谁知道？多少人把我们当明星当偶像，崇拜我们，又有谁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稍微了解一些内幕的人，又有多少人瞧得起我们，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们不男不女，不是个好女人，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也有男孩子追求过我，因为我的自卑，我拒绝了。爹，妈，本来女儿不想跟你们说这些，我想了好久好久，但是我害怕女儿有一天做出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怕你们不理解女儿啊！多少次我想逃跑，去四处流浪，是死是活天注定，每一次，我都说服了自己，留在了队中……这些事情姐妹们都陆续跟自己的父母说清楚了，想让自己世上最亲最亲的人理解我们。我们小小年纪，已经饱经风霜，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今天，是女儿18岁生日，我独自一个人站在田径场上，眼望着家乡的天空，从心里唱着祝福自己的生日歌（她在哭着唱）：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没有人为我祝福！妈，记得我小的时候过生日，你拿着鸡蛋，在女儿身上滚呀滚或……（痛哭）妈啊，女儿想你啊，我已经失去了多少做人的欢乐，我再也不想做男孩子，我再也不想挨打受骂受侮辱，我再也不想让人把我们当做赚钱的机器，再也不想让别人把我们当驴，没有尾巴的驴啊！从我十三岁进体校到如今，女儿离开爹妈已经五年多，总有一天，女儿精神上要崩溃的！女儿的心，已经老了……亲爱的哥哥，你听了妹妹的话，你也许会大哭一场，但是妹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必须说出来啊！我多么想找个肩头靠着哭泣……现在夜已经很深了，我没有丝毫的困意，今天，我总算是把心底的话说给了我的亲人们。只希望爹妈对女儿不要期望过高，期望越高，女儿害你们越深啊！……
这盘坦露心怀的录音磁带在许多队友的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当她们稍有空闲的时候，就从马宁宁那里悄悄地借来磁带偷听，每个人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泪水，听一次痛哭一次，听一次反省一次。最终，她们要讨回人的至尊：“要为做一个真正的女人而斗争！”
1995年3月底，我仍在这些昔日“马家军”当中采访生活。一天早晨，王军霞哀伤地找我，交给了我一封信。我疑惑地望着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王军霞强忍悲痛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涌了出来，她说：“马宁宁走了！”我当时一怔，急忙打开这封短信：
您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怀着万分难过的心情，离开了这块伤心地。我带着满心的痛苦和遗憾，只能这样离去。我别无选择，这一天我已经祈盼了好久好久。我将在新的环境里重新振作起来，完全改变自己，让时间和苦读来帮我忘掉过去的一切伤心事，我要去西安工大读书。此时此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只有眼泪。出去以后，我会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路，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一定会做你最忠实的读者，有麻烦别忘了来找我，我愿意永远站在正义的一边。别的我不会多说什么了，现在我实在太激动了……。
天才马宁宁，终于和这支队伍不辞而别。
在王军霞将要失声痛哭的时候，她扭身跑了出去。漫漫跑道上，她们又失去了一个同甘共苦的小姐妹。
马宁宁毅然奔向了自己心中的乐园。灿烂阳光和充满着文明元素的大学校园，接纳了这个苦命的孩子，一个世界中长跑青年纪录创造者。我把这封短信收起来，默默地祝福她，为她的新生长舒了一口气，谁知前路孰喜孰悲？她离队时，居然没有向运动队提出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索要一名专业运动员的任何手续，没有同任何领导者告别——马宁宁就这样走了。
决不仅仅只有老队员是兴奋剂的受害者，我再次想说，马俊仁同样也是受害者。老马不过是一位实用至上、辛辛苦苦、心强手硬的教练员而已。队员们最终把多年怨气撒到了他身上，她们似乎也只能向着教练员撒气或者报复。的确，老马负有难以推却的责任，他和国内外许多教练员一样，是兴奋剂在本小组的直接推行者，运动员不冲教练撒气儿冲谁？但是，老马的背后是什么呢？体坛的背后又是什么？有民族的自省，始有民族的强大。以往的误区，沉痛的教训，当使我们每一个同胞清醒些，再清醒些。
在马家军全队出走的前夜，队员们给自己的教练郑重地交上了一份《辞职报告》，这个报告比之老马当初的《辞职报告》要精短的多。队员们在报告中只谈了一个问题——还是兴奋剂。正是这一点，使老马万分苦恼，身心憔悴，却无从解释。老马是一贯炒别人鱿鱼的人，最终让兴奋剂这个药魔炒了他的鱿鱼。这份报告此前从未公开披露过一字，现在我们亮一亮底细：
我们大家都苦练了这么多年了，马家军也已经名利双收。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您的身体不好，我们感觉身体也不好，所以想同您商量，大家都退下来，不希望出现游泳队的结果。
王军霞、曲云霞、张林丽、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小霞、吕亿、吕欧、王媛、姜波、董延梅、葛欣、尹莉、白雨、胡滨、姚雪梅。
最后一句话，重如泰山。当时，身在大连基地的17名新老队员全部签名，无一遗漏。基地没有复印机，在签名之前，姑娘们一连抄写了一式五份，以便多人留存。17名队员，便把自己的名字在报告上一连签了五遍。
当晚，她们把报告交给老马，随即爆发了一场漫长而又激烈的谈判。老马肝胆欲裂，自食其果，他不知道该去骂谁，他解释不好这个最糟糕的问题。
所以说，马家军兵变的直接原因，并不仅仅是长期以来传说的经济纠纷。
尤其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她们饱含心血，联名给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以极大支持。
这封信由王军霞等几个人讨论，由王军霞亲自执笔写就。信中说“那真是一段血和泪的历史，我们愿意为您提供一切宝贵资料，把事实的真象（相）留给历史，把我们的冤屈告诉无数正直、善良的读者”。这封信，促使我在田径队大楼的宿舍里激烈地思考着。我反复捧读它，一遍又一遍，我彻夜不眠，我手里捧着的分明是一颗颗中华儿女鲜活的心。我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拷问。渐渐地，我冷静下来，渐渐地，就有了现在这本书。
对于兴奋剂这个妖魔，已经到了非斩不可的时候了。
回到山西和北京，我仔细查阅中国体育界的最新消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人正在学习使用法制武器。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该法第四章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竞赛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在体育运动中严禁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禁用药物检测机构应当对禁用的药物和方法进行严格检查。”又在第七章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中明确规定：“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部体育大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签发第五十五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并从1995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有了一部大法，并不等于高枕无忧，前面的道路还很艰难，但这部体育法的颁布和实施，毕竟是中国体育走向法制的标志。查了一下资料我发现，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早已制定了体育法，而将严禁使用兴奋剂列入法规的，却很罕见。由此可知，中国人是有骨头的，一个泱泱大国，理应为人类体育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就想起了吕亿和王媛在汽车中向我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旦查出来，到底该谁负责？”那时我的回答很含糊：“谁也不要吃，就不负责任了嘛。”现在有法可依了，我则可以回答说：谁违法谁负责，该谁负责谁负责！
每一位珍爱中国体育的人都不应该忘记：1995年8月，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泛太平洋地区游泳锦标赛，中国运动员却被剥夺了参赛资格，这是我们不久前在广岛亚运会犯下了兴奋剂错误而造成的持续恶果。
同年9月，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重新完善颁发《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使政策法规进一步细化。
中国奥委会继1994年之后，再度召开1995中国反兴奋剂大会。伍绍祖、袁伟民、徐寅生等体育官员相继发表讲话，语气坚决，毫不避让，严肃承认我们的过失，严正重申中国立场，向世界表示了中国向兴奋剂宣战的决心。冬天，就在我结束这本书的时候，又传来消息称：国内查处禁药动了真格，又有一批运动员被查出来并给予处罚，仅田径方面的好手就查出13人，并很快做出了内部通报。
中国高层针对性地推出“全民健身”计划，意在重新把体育与国民利益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抵制锦标主义，淡化金牌至上观念。大方略的修正，符合全民族最高利益。正本清源，返朴归真，让体育从误区回归奥林匹克精神：通过体育运动，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而不损害他们的健康。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
就马家军而言，我依然认为：运动员艰苦卓绝的训练是胜利基础，老马的整体训练法是胜利关键，两方面呈现无比坚实状态。兴奋剂本来就是外来品，以往的过失和责任，不在于哪一位教练员或者运动员，而在于世界体育差点走进了误区，马俊仁和他的弟子们，都是受害者。
让我们同中国体育工作者、同所有热爱中华体育的人们一道，奋力斩药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