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央委派，李维汉、贾拓夫带一个连的先遣队南下，到赤安县永宁山的时候，通过陕甘边特委的慕生桂派人送信，约陕甘边特委书记到甘泉下寺湾集中。

    这时候，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由瓦窑堡到了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富县佐道铺，就“肃反”问题与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交换意见。同时也得到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确切消息，几人商定由程子华、郭洪涛前去迎接，并布置了为中央红军筹集给养的事宜，派人给瓦窑堡省委、军委送信通报情况。

    李维汉、贾拓夫等人在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程子华，详细了解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重点询问正在发生的“肃反”。当即电告中央，及时叫停“肃反”，并展开深入的调查了解。

    11月2日早晨，党中央领导和红军将士离开保安城，沿周河川而下，不料开始下雪。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在风雪中行军，让他们倍感温暖的是沿途村庄都设有接待站，老百姓早已烧好了开水、路边简易的锅灶上熬好了稀饭，旁边的柳条筐和笸箩里放着荞面馍馍、黄米馍馍，供中央红军食用。但是这支队伍只喝水，不吃饭，连声感谢老百姓，当天傍晚到达了陕甘边特委驻地下寺湾。

    在下寺湾，欢迎中央红军的人群已经等待好久了。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专门组织附近群众和列宁小学师生，在大路两边排成两行，手举红色小旗，夹道欢迎中央红军和直属机关。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时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支风雪中到来的红军队伍，好多人还赤脚穿着麻鞋，双脚冻得红肿溃烂。衣服形形色色，有的穿着破烂的灰黑色军装，有的穿着缴获国民党的军服，许多人依然穿着半截裤。

    下寺湾是洛河川上的一个镇子，窑屋仄仄斜斜，错落在台地上，自然形成了一条小街道。街道两旁有杂货铺、小饭馆、骡马店。镇子西头有座老爷庙，庙前有一块大广场，广场南边有一个戏楼。

    党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和红军分散开来，住在下寺湾和附近的村庄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住在镇中心白云德家，毛泽东一到住处就派人去找下寺湾乡的乡长，继续了解刘志丹和当地红军的情况。乡长田有福正忙着为红军安排住处，听说中央领导要见他，又高兴又担心。到了白云德家里，毛泽东很热情地和田有福握手让座，用他的湖南话问田乡长：“这方圆有多少恶霸、土豪、劣绅？”田有福拘谨地说：“没有多少。”毛泽东问：“刘志丹在这里损害老百姓没有？”田乡长回答说：“他破坏了几个寨子，也没别的。”当毛泽东问到红二十五军的情况时，田有福紧张起来，想到活埋陕甘边同志的情景，害怕说真话遭不测，只回答了四个字：“平平常常。”就不愿意再多说话了。

    当天夜里，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与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谈到陕北肃反问题时，程子华说：“不能说肃反全弄错了，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

    第二天上午，陕甘边党政机关在戏楼前召开军民大会。会议由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主持，他念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后，鼓掌请中央领导讲话。毛泽东站起来，讲道：“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军民大会，我们是从江西来的工农红军，我们是打富济贫的革命队伍。……现在，还有两个大土豪欺负我们，要打倒。一个是国内的蒋介石，压迫四亿五千万人民，把蒋介石打倒，老百姓才能翻身；一个是国际大土豪日本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解放。……我们要和陕北军民团结起来，多打几个胜仗，报答你们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热烈欢迎。”

    之后，彭德怀双手叉腰，也讲了话，他用洪亮的声音说：  “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到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了。我们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一直苦恼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吴起镇打了一仗，打垮了敌骑，让它暂时不敢来侵犯。这算是我们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我们回到家，就要和陕北红军会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纠集了10多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时，将我们赶进沙漠、赶进黄河。我们要会合英勇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两位中央红军领导的讲话，赢得了长久的掌声。

    也就在这一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新组成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恢复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也是这一天，张闻天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叮嘱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张闻天立即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先去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控制事态，避免进一步恶化。随即组成一个“常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董必武为主任，还有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

    11月4日，中央分两路出发了。张闻天带中央机关去了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毛泽东带红军总部机关和作战部队到富县和十五军团会合。

    王首道等人一到达瓦窑堡，就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工作。认真审阅了“肃反”卷宗，并深入干部、群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事实证明刘志丹是久经考验、屡建功勋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红军领导干部，对党衷心耿耿，为革命出生入死，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发现其中所列举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在前线打仗期间，还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王首道他们又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正因为鱼水般的军民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一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义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经过分析，王首道越来越对陕北错误“肃反”生气，质问负责保卫局工作的戴季英：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戴季英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为了进一步查实，王首道他们还到监狱中提问了几个所谓的“犯人”，亮明他们的身份是中央红军和党中央派来调查陕北肃反的。这时，所谓的“犯人”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除极少数事实是坏人故意捏造，蓄谋迫害以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左”倾教条主义者强加在刘志丹等同志头上的一系列“罪状”，也完全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还造成了200多名红二十六军干部和陕甘边地方干部被错误杀害，西北红军队伍中出现了愤怒情绪。“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使亲者痛、仇者快。一些地方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武装反攻，接连颠覆红色政权，根据地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张秀山（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住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年》里就陕北肃反回忆说：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张秀山（右一）和他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审讯时，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200名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壁上红旗飘落照“左”倾路线执行者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我党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

    针对根据地的不安定情况，张闻天对陕北肃反问题抓得很紧，还和博古、李维汉一起叫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谈话。经过五人小组的工作，基本搞清楚事实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被关押的一批干部都是冤枉的。11月7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出狱。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认为陕甘晋省委领导“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的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关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还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些被冤的同志。会议宣布为刘志丹等被冤的同志平反，待后分配工作；

    对现在还关押的同志立即释放；

    大会上，董必武、博古、刘少奇都讲了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刘志丹和陕甘的同志创建西北根据地和军队的成绩，批评了借肃反胡闹的恶劣做法。大家情绪激动，发言中气愤地声讨肃反罪行，杨琪、杨森等边哭边说逼供信的残酷迫害，尤其是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与会的很多中央领导也流下了眼泪。

    张闻天又让刘志丹发言，他站起来讲了三点：  “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受委屈的所有人都听刘志丹的，会场上的气氛缓和了。

    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作出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议，指出：

    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鸿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平反大会安定了民心、军心、人心。混乱的形势得到扭转。为党中央立足西北、打开新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大会后，刘志丹安慰了受冤屈的同志们，快步向沙家巷的家里走去。远远的看见，夫人同桂荣和6岁的女儿刘力贞站在凛冽的寒风里，等候着刘志丹的回来。刘力贞喊了一声“爸爸，”就哭出了声音，张开双臂朝刘志丹跑来，扑进怀里，紧紧搂住爸爸的脖颈，一张纯稚的脸和一张劫后余生的脸牢牢贴在一起。这是贞娃和妈妈想念的爸爸，这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爸爸，这是让所有人敬仰的爸爸！同桂荣看到丈夫更加清瘦的脸和胳膊上、脚腕上被镣铐磨烂的血痂痂，禁不住泪如雨下。

    几个月没见家人，同桂荣憔悴了很多，刘志丹心下愧疚，南征北战，对军阀对民众横征暴敛；地方土匪流寇四处横行；腐败政府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苦难深重。在陕甘这块高原上，民众处在霜雪交加的动乱之中。民谣唱道：“四季无宁日，兵匪多如狗，农民犹饿死，人命不如草”。多灾多难的老百姓渴望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903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凌晨，在保安县金汤镇小学堂的石窑洞里，教书先生刘培基的儿子出生了。先生遥望星斗，想到了“月中桂子落”的诗句，依家谱为孩子起名刘景桂。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男孩长大后成为了群众领袖！

    伴着金汤小学琅琅的读书声，刘志丹成长起来了，6岁时和母亲回到金汤村北面的芦子沟老家，在祖父开办的私塾里读书。16岁时，刘志丹顺洛河南下，来到永宁山民国县政府所在地的高等小学读书。在永宁山上的学堂里，刘志丹接受了进步老师传播的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面对家乡民不聊生的凄楚景象，立志长大后要救国救民。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天南下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毕业后参加北伐，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实施内部“清党”，将刘志丹等几十名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押送出境，在湖北孝子店，刘志丹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成功脱逃，到武汉找到了中共组织。在湖北省委工作一段时间后，刘志丹回到陕西担任了陕西省委交通，曾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带回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组织地方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

    1928年5月，刘志丹按照陕西省委的决定，和唐澍、刘继曾领导了著名的渭华暴动，刘志丹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率4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和一个骑兵分队，共1000多人，同国民党部队在渭南和华县两地展开血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国民党又调集三个师向起义武装发动大规模“围剿”，几番恶战，起义武装遭受重大损失，敌前总指挥唐澍壮烈牺牲，起义最终失败。

    1928年9月，刘志丹回到了家乡保安县，和共产党人曹力如、王子宜一起秘密建立了共产党保安县永宁山支部，以学校为立足点，点燃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之火。1929年4月，刘志丹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大家讨论了武装斗争，刘志丹提出到国民党军和山大王中去做工作，争取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参加到人民武装中来。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用兵运方式把敌人的武装变成自己的武装，是最方便的办法。会议上刘志丹提出了“白色、红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白色”就是到国民党军中做工作，伺机起义；“红色”就是建立自己的工农革命武装；“灰色”就是争取和改造土匪、民团和哥老会。在三种斗争形式中，重点放在国民党部队的争取上，进行策反兵变，把国民党的力量变为共产党的红色武装。这是在当时全国普遍采用工农暴动方式创建红军的一种创新。会议还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军委主席，并主持特委工作。不久，刘志丹要求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辞去了陕北特委的职务，回到家乡永宁山，和党小组成员一起联合进步人士，采取合法化的选举，夺取了县民团的领导权，废除军阀作风，加强军事训练，进行革命教育，把反动民团改造成为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刘志丹经过周密部署，抽调了党团骨干分子和民团中的革命力量，以陇东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开赴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于1930年10月1日，奇袭陇东民团第24营，缴枪60余支，骡马70多匹，这就是著名的“太白夺枪”。以此武器和人员为基础建立了三支民间革命武装，在陕甘边一带活动，队伍迅速发展到200多人。之后，刘志丹将分散活动的三支民间武装，集合在平定川倒水湾进行整编，正式创建了南梁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共400多人。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终于诞生了。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31年10月下旬，阎红彦、杨仲远率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与师储杰的商贩队会合在一起，在难以开展游击的情况下转战来到南梁，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合。这年冬天，根据省委指示将两支队伍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共700余人。下辖两个支队，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6日，在陇东正宁县三嘉塬整训过程中，个别领导人执行：“左”倾错误路线，背过刘志丹密谋后，在列队大会上突然动手，枪杀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壁、三大队副队长郭聚山，缴了二支队的枪支，打伤多人，刘志丹佩戴的枪也被缴了，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三嘉塬事件”的悲剧。二支队的一些战士离开了队伍。师储杰率商贩队出走，投奔了杨虎城。红色武装力量锐减至200余人。刘志丹从全局出发，忍辱负重，依然积极工作，帮助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5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刘志丹为总指挥。陕甘地区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使国民党军阀十分惊恐，调集数个旅，大举“进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在半个多月时间内，进行战斗九次，八次获得胜利，取得了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多支的辉煌战绩，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500多人，革命声势日益壮大。

    这年冬天，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梢山主义”，污蔑他们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职务。派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虽然把刘志丹留在部队，但不予重用。同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军人大会上，宣布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对此，刘志丹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地维护部队的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

    在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政委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开到关中去建立根据地，受到国民党警备旅的围追堵截，部队在蓝田被敌人重兵包围，激战数日，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带领十多人冲出重围，靠野果充饥，辗转北上，昼伏夜行，幸遇到红二团一个战士，才和失散的王世泰会合，回到了照金根据地。此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的共产党员王泰吉在耀县起义，率部进入照金活动。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联席会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参谋长，大家总结了失败教训，把队伍集中起来，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国民党十分惊慌，又集结4个团和6个县的民团共6000多人，向照金根据地发起猛烈进攻。但是因为杜衡叛变，省委也被破坏，在强敌进攻下，我军主动撤出照金，革命处于危险关头。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刘志丹的主持下，在陇东合水县的包家寨召开了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指挥部联席会议，作出了重大决策：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划分以陕北、南梁、照金3个游击区，相互策应。同时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合水包家寨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再受左倾主义的干扰。

    1934年1月，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2月份，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蓬勃的革命形势，让国民党极为不安，遂调集陕甘两省反动军阀1万多人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部队党委及时在陇东华池县的寨子湾召开会议，任命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志丹命令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坚守根据地，他率红二十六军主力，经七个多月的迂回转战，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的广大农村，18个县份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边区得到巩固。

    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刘志丹十分注意团结同志，上下级一律平等，不搞特殊，不摆架子，与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心连心。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粗茶淡饭，住土窑，钻草棚，穿的衣服补了又补，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还十分注意团结党外人士，说朋友越多越好，使开明绅士、老秀才也都称赞党的领导。

    同年7月上旬，陕北成立了游击队总指挥部。下旬，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带游击队支队和赤卫军来到了南梁，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表示慰问，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部队生活管理的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中讲解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以及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游击队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作群众工作的经验。部队之间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增进了友谊。

    之后，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支队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上，有个别人对红二十六军进行指责，还宣读了带来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指示信，信上不顾客观事实，给陕甘边党组织扣上了五顶大帽子，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卓绝功绩否定得干干净净。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以崇高的精神品质，忠诚坦荡，没有计较两封指示信中不符合事实的批评。

    在会议通过原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的决定后，谢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陕甘边军委派出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队打击敌人，开辟局面。还调拨100支枪和几百块银元，改善陕北游击队装备，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王世泰团长和黄罗斌政委带红三团进入陕北丰据地后，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一起，开展武装斗争，有力的推动陕北游击斗争的发展。

    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甘肃华池县荔园堡召开，正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习仲勋为政府主席。创办了苏维埃银行，发行了货币，增设了集市贸易，创办了列宁小学，使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在新分百的土地上勤耕细作，过上了没有土匪骚扰，没有军阀欺负，没有国民党苛捐杂税的新生活。

    1934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的指示，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1935年1月20日到安定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等地，探望了辗转养伤的谢子长。伤情已经严重的谢子长十分感动，俩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达成了共识（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逝世）。接着，陕北红军总指挥部和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在几天后的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系会议，决定两支队伍组成主力兵团，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军委主常，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会师的合影

    1935年2月，国民党调集陕、甘、宁、晋正规军4万多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鉴于严峻的形势，在安定县毛家湾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西北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对敌作战，在短短5个月时间里，西北红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歼敌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还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根据地扩大到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1935年7月3日，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迁往延川县永坪镇，统一指挥西北革命斗争。至此，西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这个时候，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为主力的10多万兵力，开始对西北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这时，从鄂豫皖撤退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经关中、陇东，于1935年9月初，来到了陕北交界的豹子川。刘志丹知道后非常高兴，亲自起草了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到来的通告，还派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豹子川迎接。

    在反击国民党大军“围剿”的紧要关头，中央北方代表派出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聂鸿钧来到陕北，着手解决所谓的“右派”和“反革命”问题。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组成了新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排挤陕甘边干部和原红二十六军指挥员。开始了“左”倾路线肃反活动，诬蔑刘志丹同志“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崂山战役大捷之后，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捕，200多人惨遭杀害，根据地一片恐怖。10月6日“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也发出了逮捕刘志丹的密信，以指挥北线作战为由，骗刘志丹回瓦窑堡，拟秘密逮捕。

    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文章里讲述了刘志丹被捕的经过：

    刘志丹本来是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开会，走到半路碰上了从瓦窑堡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信，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同志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罪恶行径，非常气愤。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便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同时把他带着5岁女儿的妻子也打入了劳改队。面对着随时都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同志泰然处之。他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在狱中，刘志丹被戴上手铐和脚镣，甚至还被夹上了指铐，受尽了严刑拷打，身心受到严重损害，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但是，刘志丹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没有向“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屈服，以铮铮铁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维护着道义和良知。

    原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在严刑拷打过程中，宁死不屈，拒绝承认刘、高和战友们以及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慷慨地大声呼喊：“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二十六军创建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呵！”在连续用刑之后，张秀山放声大哭：“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啊！你们不要把二十六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张秀山视死如归，不讲违心话，把党性和良知看得高于生命，不乱招乱供，以凛然的气概奋然力争，让执行肃反的负责人心里发怵。

    其实，肃反是后方和前方同时开始的，范围很大，军队里开始捕人，也派出战士到各地方政府去抓捕人。前方“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给陕甘晋省委来信说：前方的干部战士意见很大，情况很严重，要求后方派干部来前方来帮助工作。

    事实上，最残酷的肃反在前方，连续的杀人、活埋人，根据地一片恐怖。西北红军情绪激烈，一部分队伍拉开阵势，随时准备与红二十五军火拼，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老百姓见了红二十五军的战士很冷淡了，要么敷衍，要么不提供方便；乡村干部见了南方战士就设法躲避，尽量不答话。

    赵启民在他的《党中央毛主席纠正错误“肃反”》的中文章中说：“看管之严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

    黄罗斌在《在“肃反”中的遭遇》中说：“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伴之而来的是大声斥责、严酷的逼供信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

    习仲勋在《红日照陕甘》中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

    马文瑞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到保卫局就被戴上脚镣。该局局长戴季英亲自抡着皮鞭打人，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吃得是沤谷米饭，还只给一点儿，根本吃不饱。”

    11月5日，王首道等人接管了保卫局，很快首批释放了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等18个人。12月初，经中央党务委员会调查和审查，大部分被捕者获无罪释放。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被判了刑，李西萍被判处死刑。

    在党中央纠正肃反错误的过程中，徐海东对毛泽东讲：红二十五军这里依然有300多人从鄂豫皖时期就被打成“改组派”、“AB团”、“反革命嫌疑犯”，至今还戴着“帽子”，长征中没有资格拿枪，活动受到限制，从事背弹药、抬担架、挖工事的杂活，被歧视和压制。毛泽东说：他们能跟着走过长征，就说明他们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立即摘掉帽子，恢复党、团籍。徐海东在为这些同志宣布平反的大会上，说了一声同志们就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