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将修改补充后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给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信的抬头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这封6000字的公开信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新内容。
这封公开信指出：“九一八”以来，日寇乘虚而人，得寸进尺，这完全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错误政策招来的。“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公开信还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这封信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承认他对国民党五次全会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又对蒋认为目前“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的说法提出批评。信件列数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中国的公开走私……直至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事实，说明“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公开信还说：连年不绝的内战与不统一，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的。“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尤其是，公开信提出把“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作为“现代国家”“集中统一”的纲领。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使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
公开信明确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信件向国民党尖锐地指出：“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公开信最后说：“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用什么口号来代替“抗日反蒋”，经过多次的斟酌和变化，曾用过“请蒋抗日”，“联蒋抗日”，都觉得不贴切。到1936年8月30日，在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第一次用“迫蒋抗日”来概括党中央放弃“抗日反蒋”后采取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8月2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又回到了志丹。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
8月30日，李宗仁、李济深派代表钱寿康到志丹，中共中央对他们要求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表示同意。
9月1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党内发布，出现了“逼蒋抗日”的提法。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的发布，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定。这个指示精炼地阐述的策略、方针，成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行动的纲领。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以“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9月15日至17日，张闻天在志丹的红石窑洞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张闻天重点指出：“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即用各种办法推动正在动摇中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走向抗日。他还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这个决议是8月10日会议的继续与深化，又吸收了“国际电报”的意见。这个决议不仅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使党的策略变得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深远的影响。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解决前，对国共谈判表现得比较积极，当他用收买和分化内部的办法搞垮陈济棠，解决了“两广”危机后，错误地估计共产党已处于困境，急于同南京妥协，因而下令向陕甘地区增兵，大举进攻红军。
为此，9月22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并指出蒋如徘徊歧路，“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这一天，周恩来还第二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人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希望他俩“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往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致函信和《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志丹，前往上海。
10月8日，接到张子华从广州来电：曾养甫再次邀请周恩来飞香港或广州谈判。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子华，要他转告陈立夫、曾养甫，表示：只要国民党方面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互派代表举行谈判。至于周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的潘汉年先与陈立夫、曾养甫会谈。”
毛泽东给张子华回电，提出国民党方面须“先停战，后谈判”。
10月14日，周恩来接到与南京方面联络、已返回西安的张子华发来的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④
10月17日，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到西安，通知张子华出面，要求蒋介石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同蒋谈判。
随之，蒋介石下达了国民党部队“进剿”红军苏区的命令。顿然，与南京谈判的形势急转直下。
11月13日，张闻天在志丹县的红石窑洞里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凯丰、林彪、吴亮平、博古等，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并做结论，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
同时，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见，面交周恩来的书信，并口头转达《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此时，陈立夫的态度明显变了，代表蒋介石答复：“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
陈立夫急忙转换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
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敌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这以后，陈立夫又和潘汉年谈了两次，他虽把保留红军的人数由3000改为3万，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
1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这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八天后，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电令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出乎意料的是，西安事变很快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