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家乡浙江岱山县领导组织盐民运动、后来担任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的金维映，1933年秋天被组织调到瑞金县，担任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后调人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1934年初，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年春夏之间，30岁的金维映和37岁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结婚。
李维汉曾赴法国留学，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后担任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1928年党的六大后，历任中央巡视员、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在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后去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任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
1934年10月份，夫妻俩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李维汉兼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和政委。经受了长征九死一生的磨难和饥寒交迫的煎熬，夫妻俩终于在陕北苏区安定下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金维映有了身孕。
中共中央机关来到志丹定都后，李维汉和金维映住在炮楼山下。1936年9月9日，金维映忽然临产，由贺子珍、刘英、李坚贞三人帮助接生，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欣喜万分。
李维汉和金维映给孩子起名罗小金（即李铁映），“罗”是取李维汉的原姓，“小金”里面含有金维映的姓。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用孩子的名字佐证着他们俩人心心相连。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金维映刚生过小金，过了两天，就有国民党的飞机在保安城上空盘旋，进行轰炸，我看见李维汉同志怀里抱着刚出世的小金钻防空洞。大家看到了都为孩子担心，怕受了风，李维汉同志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说：“真的没有法子。”大家能看出来他是非常喜欢这个孩子的。
长征之后的金维映营养严重不足，分娩后身体非常虚弱，没有奶水哺乳孩子，加之中央派遣李维汉去盐池、定边一带从事团结回民和蒙民的工作。再三考虑后，他俩决定把孩子寄养在当地的一户人家里。通过一个名叫李海清的医生了解到，在县城南三里路的麻地坪村，有一个叫段世章的前不久夭折了一个婴儿，政治可靠、条件合适。于是，在小金出生后的第七天，金维映看着孩子被抱往段世章的家，禁不住泪流满面。为了感激，也为了孩子，金维映把长征时一直带在身边的红木箱子送给了段家。
段世章家坐落在面向东南的山脚下，越过一片广阔的种植了各类农作物的台地，就是一大片柳树滩，滩下是清格凌凌的周河水。这里家禽结队，羊儿星散，与县城的中央机关的生活环境相比要好些。李铁映的到来，让段家异常欢喜，消减了他们夭折婴儿的伤痛。对组织上的嘱托段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是中央领导的孩子，是中国革命的后代，由此对孩子万分的呵护，还给孩子起了一个乳名“招娃”。为了孩子，段家特意拿出仅有的积蓄，买回来一只奶山羊，用羊奶辅喂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小招娃得到了段家的细心照顾，天气炎热了，担心窑洞里闷热，就抱着孩子在树荫下透气纳凉。天寒地冻了，段家夫妻不敢在家里燃木炭火，怕烟火呛了孩子，就反复把土炕烧得暖暖和和，将孩子放在最舒服的地方。
1937年1月，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离开志丹，移居延安后，红色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展，延安成为稳定的大后方。李维汉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金维映和长征过来的女干部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一起到中央党校接受轮训。之后，金维映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长，和女学生同吃同住。随着全民族的抗战，全国各地来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党中央为了快速培训人才、输送干部，筹办陕北公学，李维汉担任了陕北公学党组书记，金维映在陕北公学里担任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1938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分批派一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也为这些身体有病的同志提供治疗疾患的条件。金维映、蔡畅、蹇先任等与中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及夫人陈琮英结伴同行。取道兰州、乌鲁木齐，然后去莫斯科。在乌鲁木齐，金维映非常思念孩子小金，提笔给李维汉写了一封信，说十分思念孩子，叮嘱李维汉一定要把孩子接到延安去生活，可以在父亲的呵护下得到更多的关爱，于安定的环境里健康成长。此信辗转，半年后才送到了延安。
在莫斯科，金维映被编人共产国际党校政治班，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当时苏联搞肃反运动，保密制度十分严格，中国来的学生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蹇先任回忆说：“学校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校园里除了警卫人员，还养着迅猛的猎狗。组织上对学员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准一个人外出。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与外界接触，不能上街随便对人微笑点头，不要随便碰人家东西。有一次，在马戏院里碰到冼星海、袁牧之等同志，连招呼都没敢打。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怕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即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同志来到了莫斯科，朋友相逢，格外亲切。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金维映十分想念国内的亲人和寄养在段家的儿子。1939年下半年，金维映突然病了，到了1940年上半年，病情越来越严重，依然坚持学习。金维映在蔡畅回国时，要她转告李维汉：无论如何要把儿子从志丹接到延安生活。
1940年底，金维映没有能力到课堂了，在任弼时的关怀下，被送进了疗养院。
邓很颖超回忆说：“1939年7月，周恩来同志骨折，8月我陪恩来同志去莫斯科治疗。听说阿金（大家对金维映的称呼）已经在莫斯科郊区休养所。当时许多的中国同志都在那里休养。我曾去过两次。第一次见到金维映同志时，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时，听说她病了，当时不知道什么病。据说后来把她送到了精神医院了……1940年3月，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恩来又去看她。我在远远的门缝里看着她，她精神很不正常，两眼发直，衣服不扣，只听她说话，但听不清说些什么。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的时候，她住的医院和国际儿童医院都迁离了莫斯科，以后再没有听说她的消息了。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也没提起过她，可能她在医院里受到敌人炮火死去的。”
37岁的金维映下落不明地牺牲了。对于她牺牲的详情，很多人都在探究，却得不到任何答案。博古的妻子刘群仙也是在苏德战争中下落不明地牺牲，留给人们无尽的哀伤。
被段家精心抚养的小招娃，在岁月的流逝中健康成长，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1940年春天，延安创办了中央托儿所，李维汉派人前往志丹县麻地坪村，接小招娃回延安。小招娃哭闹着不和接他的陌生人走，段世章只好带上衣物把孩子送到延安，住了半个月，待孩子基本习惯了才返回麻地坪。李铁映（罗小金）作为第一批幼儿进入了中央托儿所，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
毕竟段家和李铁映有了很深的感情了。李铁映被接走后，段家夫妻很是伤感了一些日子。他们既为李铁映高兴，高兴的是他可以到延安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尤其是孩子能在亲人身边生活。让他们难过的是，在抚养孩子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和孩子已经亲如骨肉。好长一段日子里，段家夫妻对孩子想念尤甚，时常落泪。一年后，李维汉给段家来信说：如果想念孩子，可到延安探望。于是段家夫妻怀着急迫的心情，赶上毛驴，带上土特产，走了两天到了延安，受到李维汉的热情接待。他们看到小招娃（李铁映）在院子里和其他孩子快乐的玩耍，禁不住泪水盈眶。
后来，段家在当地抱养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男孩。在儿子长大后，给娶了一个精干聪慧、名叫胡海兰的女子，把曾经的历史如实地告诉了儿子和儿媳。可惜与李维汉家失去联系已经20多年，隔山隔水不知音信。1958年，村里下派来了干部，有位是西安外语学院教授闫恒聚歇在段家，闲谈中说起往事，见多识广的闫教授立刻惊讶了，说：“罗迈是李维汉的另一个名字，是现今的中央统战部长。”这个消息让段家兴奋不已，闫老师主动给段家代写了一封信寄往北京。料想不到，还真联系上了，李维汉部长回信说：李铁映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待以后有机会便来志丹看望亲人。
1961年，李铁映亲笔给段家写来一封信，情深意切地问候二位老人，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留学情况，也说了与博古女儿秦新华的幸福婚姻，叮嘱养父养母爱护身体。随信还夹寄了一张他的精神饱满的照片。段家人和邻居都仔仔细细地看，翻来覆去地端详。段世章的妻子蒋成莲更是情不能禁，看着照片流泪，擦过泪水又看，看过了又笑，喃喃地唤着“招娃，招娃……”一连许多天后，这位无私的老人安详地去世了。又许多年过去了，段世章也离开了人间。
2002年4月6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在西部考察工作，第一次来到了他渴望已久的故土——志丹县。他踏上这块土地后，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专程到麻地坪村，走进每一个家户问长问短，特意到胡海兰家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看到他曾经寄来的照片，回忆当年，感慨不已；当知道抚养过他的二位老人已经过世，李铁映眼眶里含满了泪水，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2005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第二次来到志丹考察工作时，和老红军及地方党政负责人亲切座谈，深情而豪迈地说：“我是陕北人，我就是志丹人”。纯正的乡音，浓浓的乡情，深深感染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