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上旬，邓斌回到了上海。他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李维汉等听取了邓斌的汇报，对广西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将报告和讨论的记录刊登在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
当时全国各路红军和各根据地处于隔绝的状态。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互通情报，在周恩来主持下，于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创办了秘密刊物《军事通讯》(现存中央档案馆)。首期刊登了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是在中国别开生面”。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很快，在《军事通讯》的第二期便刊登了题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一文，并加了一个编者按。编者在按语中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日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邓斌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报告认为，前一阶段广西军事工作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军委(即前委)未建立时，士兵运动未能有计划的开始；第二个时期为中央代表去后建立军委，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并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第三个时期，教导总队已带了红色，有可能拖出来发动游击战争，但已引起敌人注意；第四个时期，俞作柏反蒋失败到现在，已将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拖到右江百色、左江龙州，决定正式建立红七军、红八军。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说，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府，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报告中说，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做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分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邓斌在报告的最后谈到，红七军、红八军中的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相当尖锐，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责令口吻：
——广西红军应向柳州、桂林发展，用革命暴力推翻那里的地方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要扩大武装暴动的范围，组织区域性总同盟罢工和进攻主要城市。
——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数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
——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不然，远东局又要指责说这是勾结军阀。
——远东局的批评是对的，目前我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否则，将为其出卖。两年前，蒋、汪出卖革命的惨痛教训，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吸取吗？
——中国革命正在军阀矛盾的激化中掀起新的高潮，要特别警惕像俞作柏、李明瑞这样的军阀人物利用工农武装力量去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
众人发言之后，邓斌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乃至提出的责问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根据广西的实际必须做的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主观臆断和误解给予必要的说明、解释与陈情。他十分诚恳他说，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在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力量还不能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他说，李明瑞虽为旧军官，但他毕竟是北伐名将，是反蒋勇士，他和我党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而且他已经接受了我党的感召，已经坚定地毅然投身于革命队伍的行列。
他说，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统战工作！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他本人的要求，我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人云亦云，不袭人故智，不当“和事佬” 坦诚而正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这正是年轻的化名叫邓斌的“小个子”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
贯奉守的人生品格！他的秉言直谏，他的睿智敏捷，他的思辩谋断，依然展示出他那光荣绰号“小钢炮”的神韵与风采！
当他力主发展李明瑞入党的建议一提出，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极力反对——这他并不介意，他只是那么平静而沉着他说：我很愿意奉陪某同志亲赴一趟广西进行考察，同时我愿以一个党员的责任与良知作保证，这样可以不可以？！
一语即出，场面沉默了好几秒钟，无人再发话对答或节外生枝地提出什么。
讨论会的最后，化名“冠生”的周恩来作了结论性的发言：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 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闽南、湘赣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显然与前几位发言人的风格与水平大不一样。
鉴于分管军事的周恩来作出如此结论，化名“特生”的向忠发和化名“柏山”的李立三等人也就不再发表大多异议。
邓斌认真地作着记录。当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他抬起脸，挑起微笑的嘴角与周恩来打了个对视。
他摸摸兜，烟瘾上来了，可兜里的烟盒已空空如也。他见向忠发正坐在那里“吞云吐雾”，便走过去说：“总书记，借支烟抽。”
向忠发从兜里掏出半包烟，显得很大度很慷慨他说：“拿去拿去，这半包烟都给你啦！”
邓斌接过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我只借一支，其余还还给你。”
他向总书记笑了笑。向忠发也向他点头笑了笑。
中共“六大”后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过分地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生于上海)曾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到武汉 当水手和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湖北省工会工作。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 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向忠发去苏联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很受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米夫的赏识，说他“极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干”，“应当在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里担起重任”。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塞列布若 那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会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他在受宠若惊之余也不得不认为自己“实难胜任”，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要的决策作用。但这是一种需要，不由得他，也不由得中共，更不由得党内诸多的出类拔萃者。因为由惟命是从的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就可任意挥舞、运用自如地特别好使。
“六大”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蔡和森因对向忠发瞧不起，便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31年3月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被英国警方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军阀杀害)。苏兆征第二年2月才从苏联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于是，便由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的李立三，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在军事上依靠周恩来决策，而在其他方面却事事依靠李立三。
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缺乏清楚的认识，就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做可以照搬的模式，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和对革命 胜利早日到来的渴望，致使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一时期恶性地发展起来。
1929年春夏之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来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同过去的国际代表有不同：不参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议之前或会议之后去向他们请示、报告或商议。双方很快就发生许多意见冲突，如在中共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搞统战，准备武装起义，即被远东局指责为犯了右倾错误，“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当中央代表和李明瑞率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举行兵变，拉部队转向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远东局又指责这是“勾结军阀”，“使革命误入歧途”。再如在游击战争问 题上，双方也发生了激烈争论。远东局说：在目前中国环境之下，游击战争 一定会失败。中共代言人说：农民自卫，要游击战争；中国地盘大，有山川湖泊，最利于打游击。远东局说：中共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中共代言人说：反右也不能放松反“左”。 双方一直争吵不休，局面很僵。就连一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百应百诺的向忠发也愤愤不平他说：“我非常反对远东局的工作方式，他们专门吹毛求疵地来指摘中央！娘屁操(湖北土话)， 药不对症，何以治病！”似乎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才电令邓斌回上海详细报告广西的工作，以便进一步向共产国际和远东局陈述中国的实际情况。
周恩来在他的结论性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邓斌建议中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共党员的一种认可。
会议批准了邓斌的这一建议。邓斌伺机找向忠发借一支烟抽无疑是施展的一个小计——“感情笼络”，既抽了他的烟，又表示对他的一种尊重。在向忠发看来，找他要烟抽，就是瞧得起他这个总书记，就需要他这个总书记体恤下情地表个态。他见周恩来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便开口说话：“这个建议就通过吧！”
邓斌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工作不久，即3月2日，上海党中央就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信中写道：邓斌(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邓斌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指示说：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加混乱，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危机。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 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红七军虽然出现在 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其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中央的这个指示信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指示信批准了红七军前委名单，指定邓斌、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7人组成前委，邓斌为前委书记。同时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为总政委。
党中央的这个指示，为红七军、红八军指出了今后的任务和方向。其中许多指示十分重要，比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等等。但其内容中仍充满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特别是提出保卫苏联、攻打大城市、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及一些“左”的政策和措施。而正是这些“左”的指示和精神，为红七军、红八军定下了一条必须去走的，极其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浴血苦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