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霞烧着的黄昏。 开往香港的英国客轮再有一个小时就要拔锚启航了。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留着胡子的商人来到邓斌秘密出发地点。

    “胡公！”邓斌惊奇的目光投过去，端详着周恩来的脸。周恩来摘下礼帽，威俊的面孔在这些天里显得削瘦多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眼眶周围浮现着一团暗影，两道浓眉和满腮的胡须上沾满了风尘；双唇皱裂，好像嘴形也变宽了；前额微蹙，失去了从前的光洁圆润。他的容颜 不仅呈现出睡眠不足和体力上的疲劳，而且他的深邃的目光里流溢着一种无可言状的潜忧。

    “我们与他们(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了。”周恩来的声音低沉而有些沙哑，“我们内部对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认识也不一致，柏山(李立三)认为革命新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政治局连开两天会，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决定只有派人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 ”

    不抽烟的周恩来从邓斌手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卷，点上吸着。

    “派谁去莫斯科？”邓斌问。

    “我去。远东局也指定让我去。”周恩来说。

    “要去多长时间？”

    “很难说。”

    “你走后，军事由谁负责？”

    “政治局决定，军事部与军委合一，直归政治局，我离开由柏山担任军委常委。”

    “……”邓斌颇感不安地默叹一声，欲说又止。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可以想见得到，中央最高领导层内又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向中央汇报广西工作时，邓斌已看出政治局常委们对广西工作的讨论意见不一；也知晓中央同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刻，邓斌最忧虑不安的是，周恩来离开军委后，军事领导工作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迄今为止，军委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全国红军战胜了初期的严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了统一的 序列，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拥有约六万四千人的兵力， 近三万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所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扩展 到了12个省、几百个县。

    当时在中共最高领导层内，也许很少有人能看到，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已初具雏形。这些都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

    与此同时，在实际斗争的摸索中，周恩来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越来越重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城市化的步骤十分缓慢，从人口比例来讲，农民好像汪洋大海，而城市工人阶级却如同汪洋大海 中的一个小岛。到1921年中共诞生前夕，全国的产业工人也不过二百万人。 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差不多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

    周恩来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在那里，“城市中心论”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 按一般道理，也应把城市看做革命的堡垒。但实际上，中国和西方在革命起 点上存在巨大的“落差”，年轻的中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教条式地 把“城市中心论”当成了金科玉律。

    1927年国共反目后，共产党被迫转入农村，另起炉灶，可中共领导机关并非马上意识到广大农村才是其工作重心和力量源泉，依然对城市心驰神往，把组织和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当成夺权的不二法门。对于农村红军，顶多视它为配合城市暴动的辅助力量。由此以来，那些主张扎根农村的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等，被戴上“农民意识”、“狭隘经验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言下之意，农村红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向农村发展是“旁门左道”。

    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他们(指托派)以为 中国像西欧各国一样，大城市的经济力量可以统治全国，所以大城市暴动成 功以后可以影响小城市及乡村；而在中国，则找不到一个大城市的经济力量 能统治全国的。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1929年底，周恩来在给朱、毛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了“先有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论断，并确认“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这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一拍即合。

    ——显然，这是大慈大悲大智慧的周恩来经过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毋庸讳言，周恩来开始也曾迷恋第三国际的“城市中心论”，不过他不像李立三、王明等那样执迷不悟。城市暴动的屡遭挫败，调整了他的思维框架：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更不是“阿芙乐尔”号军舰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城市暴动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境。他发现，城市并不那么青睐共产党，而落后的偏僻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反倒是共产党最好的用武之地，只有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积蓄力量，夺取城市才是可能的。

    自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以来，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

    第一、整顿几乎被敌人打散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 内的秘密工作；

    第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 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

    第三、领导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的保卫工作，清除叛徒，保证中共中央的 安全；

    第四、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

    应该说，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从严重挫败到走向复兴的关键作用。

    邓斌感到另一个忧虑不安的就是，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

    国民党特务组织一直竭力利用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中共的各级机关，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年内，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 早在这年春天，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陈赓等具体负责，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又名鲍君甫)。杨是国民党情报系统头目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杨社会关系复杂，与各党各派、外国租 界人士以及黑社会、三教九流等都有来往。有人称他为“四朝元老”，就是 因为他与国民党、日本人、汉奸、共产党都有联系。蒋介石着手在上海建立 特务组织，陈立夫便推举杨登瀛主抓此事。而杨登瀛同情革命，他向中共提供了大 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被捕人员和清除内奸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初，中共特科又利用杨登瀛的关系和介绍，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 底等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 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最最可恶的就是自己内部出叛徒，他们不仅出 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党的事业和许多共产党人的生命。

    邓斌清楚地记得，1928年4月间，他就遇到过两次最大的危险：一次是从苏联归来的何家兴夫妇叛变，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当时邓小平去和罗亦农接上头，办完事，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扑进来了，罗亦农当即被捕。邓小平出门后看见前门一位特科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暗示他出事了。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时间。不久，罗亦农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还有一次，邓小平、张锡瑗和周恩来、邓颖超住在一个房子里，一位特科突然送来通知：巡捕发现了这个秘密地方，要来搜查。周恩来立刻带领邓 颖超和张锡瑗向别处转移。而邓小平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正当巡捕在 里面搜查，他去敲门。幸好特科有个内线人员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 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转身即离去

    邓斌也已经得知，就在他去年动身赴广西的8月下旬，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投敌，出卖了正在召开军委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惨遭杀害

    同月，内奸戴冰石告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宪兵包围了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当场逮捕了7位同志

    还有黄埔军校一期生黄第洪叛变，出卖了周恩来和他会面内地点，多亏周恩来因故拖延了会面的时间才幸免遇险

    一些叛徒还出卖过李立三、李维汉等党中央负责人，皆因中共特科人员多有提防和及时将负责人转移，而使敌人的收捕计划落空

    虽然这些罪大恶极的叛徒，最后都没有逃脱正义的法网，受到“红色恐怖”铁拳(当时特科行动的口号)的严惩，但中央机关所处的这种极端险恶 的政治环境，不能不令人忧心忡仲。

    “胡公，中央机关有否向农村迁移的打算？”邓斌关切地问。

    “这个打算我已向柏山、特生交换过意见，在常委会上也进行过讨论，但认识不统一。远东局更持反对意见，说是‘逃跑主义’ ”周恩来语气里带有几分含蓄的伤感，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观念皆源于对政局的估计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一旦纠集起来，红军会被消灭。”

    邓斌抓起即将出发戴的一顶崭新的遮阳帽，弹了弹白色的帽檐儿，愤愤地说：“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去农村，我看无非是迷恋大城市，嫌农村苦，落后！”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只是不同意迁移的一个方面 ”

    邓斌说：“纵观时局，军阀之间虽然会纠集一起‘围剿’红军，但军阀 之间也因争夺地盘和饷源而矛盾重重，相互扯皮，使‘围剿’不能完局，而 红军恰好在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扩大自己的武装实力。”

    “你的分析是对的！”周恩来极赞赏邓斌的这个判断，“军阀就是军阀，他们之间从来就不会有坚强的同盟，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各自的利益，所以蒋 介石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们，比枪炮管用，也屡屡得手。”

    邓斌快言快语地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找到一条正路！”

    “是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我这个观点是根据朱、毛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概括出来的，而且他们的这一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此以前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周恩来眼眸里荡漾着一种激奋 的光芒，却也有一丝暗自隐忍的难以言明的苦楚。

    “那些‘取消派’们会同‘城市中心论’者一起反对这个观点。”邓斌 对周恩来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感情真挚的体恤与谅解：探索前人未走的路，是 困难的，也往往是痛苦的。

    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山林，云遮雾障，危难丛生，前路渺茫，布满沼泽 多少先驱者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去？也许行进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后来者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来谁更值得赞 颂呢？

    “目前的局面非但不容乐观，而且非常严峻。”周恩来声调黯然，泛露出一种负疚感。他准备对目前的严峻局面承担责任。他的品德不允许把一切失误与过错诿卸在李立三、向忠发等人的身上。“柏山他们已为此思考得很苦，来自国际的、内部的压力，常常逼得他们骂娘！”

    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去一趟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陈述实情。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所遭 受的种种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的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宣扬：中国革命失败了。

    陈独秀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

    ——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 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现阶段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他们反对中共领导的各种斗争，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原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或重要干部，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这时仍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有的还担负着地方领导职务，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传单，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勾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8年秋和1929年春天，中国留俄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先后被遣送回国，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这对于秘密状态下的中共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作了系统的分析，作出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者，应开除出党。

    反对派首领陈独秀，念其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有过功劳，故此，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等都找他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而陈独秀却以中共元老和领袖自居，根本不把这些现任的领导者看在眼里。10月5日的《决议》对他发出严肃的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并不接受中央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们的工作，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这就迫使中央不得不对他们采取组织制裁。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经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接着，江苏省委又将郑超麟、尹宽等人开除出党。

    面对敌人白色恐怖和血淋淋的屠杀，面对变节投敌的叛徒们的告密和破坏，面对来自国际的、党内的“左”倾盲动危险和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的 分裂活动 周恩来虽然临乱不惊，心有定见，皆以他高超的智谋和斗争艺术使他和中央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他披肝沥胆事必躬亲举轻若重为此付出了无尽的心血和汗水。而他的目光却在人生的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去寻找绕过那些足以使革命之舟沉没的暗礁。

    周恩来在后来延安整风时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这种在极端艰难险恶的特殊环境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形成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常人难以做到的严格自律自省精神，成为周恩来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以后一生中起着极其明显的作用。

    直到周恩来逝世以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品格，他的生存、斗争、领导艺术和他举轻若重、忍辱负重的非凡毅力，在公开或私下总是众说纷纭：

    许芥星在《周恩来传》中，认为童年时期的周恩来就能在母亲与兄弟之间协调关系搞好家庭团结。由此他锻炼出超人的忍耐性与生存能力，“成为20世纪生存艺术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而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能够经历监禁、病魔和国内外政治斗争的考验，从而一直处于中国权力的顶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可缺少的领袖。”

    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国的头号领袖，可他却激流勇退，甘居次位，从不处心积虑地去谋求那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30年代初，他退居李立三之后，退居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之后；1945年他退居刘少奇之后；1966年他退居林彪之后甚至准备退居王洪文之后。

    ——周恩来深谙这些斗争的严醋性，在这种左右互换的磨盘中求存在，并不是一件易事。他对最高领导权非但不争取而且让给别人，这种似乎没有统治欲领袖欲权力欲固然是他的高尚品德，但另一方面，他也许深知，第一把手，那是风险之地，任何风云变幻，任何轻微失足，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而身败名裂。

    有些学者对周恩来的不争名利不谋高位的品格，感到遗憾。他们从权力斗争哲学或是从生存竞争意义诸方面去解释：有的认为周虽然具备了领袖的许多伟大品质，却缺乏两点：一是缺乏独立的决策能力；二是缺乏森然无情的权术和手段。有的认为周的品质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谦让态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他的种种优秀品格，温良恭俭让之风采，符合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获得持久不衰的声誉与爱戴。有的认为“正是周无可比拟的光明磊落的气骨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排难息争解决纠纷和照顾全面的角色”。有的还认为周一贯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他的谦和态度遮盖着不屈的意志，他的自我隐没的献身精神使得他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

    理查德·尼克松说：周恩来，严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将很难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革命就会烧成一堆灰烬。

    此时，周恩来不愿意陷进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之中，但他又无法摆脱这些是是非非的纷争，在国共合作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大清党向共产党举起屠刀，他就悟出一个道理：任何统一战线，只是暂时的联合，是矛盾的综合而不是矛盾的解决。但是，中共党内的矛盾是需要解决的！

    “胡公，你不能总替他人承担过多的责任，也不能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这时对“胡公”在强烈的自我克制中隐藏极深的苦痛、忧虑、伤感，只有思锋犀利、头脑灵敏的邓斌最能体恤。“有句诗曰：‘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你此去苏俄，一切都要善自珍摄啊！ ”

    “当然，当然，”周恩来对这种兄弟亲情般的宽慰，竟然一时说不出能够表达心绪的话来，沉吟良久才说，“我会尽力去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消除误会，以得到更多的支持。”

    “最担心的是你走后，有人拿共产国际的大棒瞎指挥，一旦造成损失，再追悔也无法挽回。”

    “是啊，教训不少啦！”

    “你最好速去速回。中央不能没有你。”

    “我会尽快赶回来 ”周恩来将礼帽戴在头上。

    邓斌也将遮阳帽戴在头上。

    “小平啊，对于锡瑗同志的不幸，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和悲痛，你大姐(指邓颖超)说，锡瑗的死，使她们失去了一位好妹子。我已经通知李强，由他负责安葬之事。你此次返回广西，任务更艰巨，因为一旦打出红军和苏维埃的旗帜，不仅会遭到桂系势力的攻击，而且蒋介石也会调兵遣将，对广西进行军事会剿。”

    邓斌点点头，深挚地说：“非常感激‘胡公’对我去广西开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回去后即向前委传达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说：“政治教育的重点应放在红八军。我在会上有意没提李明瑞的问题，最后批准了你介绍他入党的请求。但我对李明瑞没有直接了解，不知他以后会不会有反复？”

    “李明瑞是难得的将才，是很有血性又很有头脑的人，只要他认准了的路，他会义无返顾地走到底的！”

    “这就好！要使红七军、红八军的全体将士，看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光明前途，同时要作好艰苦奋战乃至流血牺牲的准备。中国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红军只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作战原则和发展方略，就能长期存在下去，壮大起来。 切勿妄自菲薄，忽视了对于全国影响的伟大作用。”

    “胡公所言，正是我和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等谋划起义时所畅谈的。”

    “左、右江地形复杂，利于游击战。朱、毛总结出的‘十六字’诀很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周恩来津津乐道地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术战略进行了一番讲解。在此之前，他已把此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以中央军委指示信的名义转发给了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

    周恩来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神色蓦然变得异常沉重而庄严，深邃的目光望着窗外燃烧的云空：“再等一些日子，中央即迁往江西，到朱、毛那里去！ ” 这分明是周恩来深思熟虑的一个决策！

    “好！我十分赞成，越及时越好！” 邓斌说。

    周恩来进而又面授机宜：“根据目前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兵力，红八军最好应向红七军靠拢，集中力量，形成一个拳头，以对付可能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的进攻。如若实难立足，应在开展游击战中向外围转移，以实现与朱、毛红军会合的前途。”

    邓斌郑重地点头，许久没说话。

    启程的时间到了。俩人握手相视，眼睛里泪花盈转。

    周恩来突然低声哼唱起那支彼此都很熟悉的《马赛曲》。

    邓斌当然晓得这曲子的歌词是周恩来填写的，那是在法国的巴黎。他跟着“胡公”哼唱起来：我祖国之骄子，赳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与我敌，血旗已高扬！君不闻四野败兵呼噪急，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唤起我国民—— 秣尔马、厉尔兵、整尔队伍，冒死行进！沥彼秽血以为粪， 用助吾耕。

    俩人陶醉在这沉浑、雄壮、悲愤、激荡的歌声里。这歌声，曾使那些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苦苦寻觅的华夏骄子们满腔热血沸腾，点燃起救国救民的信念之火！今日唱起它，便又平添了一种风雨登程生死以赴的悲壮情怀！

    “小平，祝你一路顺风！”

    “胡公，请你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