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蒋介石方面来说，之所以要和谈，也是外交的需要。当时的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抗战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既想让中国继续抗战，拖住日本，但同时又想置身事外，不愿意给中国提供援助。为了给英、美施加压力，蒋介石就做出和谈的姿态，这一招屡试不爽，每当形势紧急之时，美国就要宣布增加对华援助，所以，秘密的与日和谈也成为给英、美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除此之外，也是为了推迟汪精卫伪政权成立的时间。蒋介石明白，日本人既想扶植汪政权，但又对其没有信心，所以，重庆方面就以和谈为诱饵，不断地让日本人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时间。同时，当时的世界局势瞬息万变，蒋介石与日本保持接触，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静观时变。在双方各怀目的的情况下，所谓的“桐工作”就应运而生。
1939年，在世界上最值得关注的事情莫过于当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接着，德军又横扫欧洲，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占据了欧洲大片的领土。
散会后，铃木离开澳门返回香港，今井和臼井乘“云阳丸”到达广州，在这里改乘飞机返回东京汇报。可是由于气候恶劣，在太刀洗被迫降落。两天后今井送臼井回东京，他自己则返回了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其他首脑，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第二次中日双方委员的预备会议，因为日方的翻译坂田和矢仓两位特派员在香港的日本旅馆松原饭店正和洪帮的人员接头，突然被香港的民政厅警察包围逮捕，曾被投进监狱，为了保持会谈的秘密，他们决定将会议的地点改在澳门。
验证完了，宋子良先站起身解释他此次改名宋子杰的意思是因为日本驻上海的和知鹰二曾向新闻界披露了今井来港密谈的任务，深恐在香港引起对宋氏兄弟的人身安全问题。追踪过宋子良真假的今井武夫这时只淡然笑一笑，表示对改名之事予以充分谅解。于是会议便就双方带来的停战协定草案，逐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气氛是和谐的，完全不像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会上，当谈判到“和平实现”后如何配合讨伐共产党的问题时，国民政府代表陈超霖才变得那么痛心疾首和慷慨激昂。
1940年6月4日的午后，大雨滂沱，于一片白茫茫的雨雾笼罩中，那艘“白银丸”在澳门港口靠了岸。熟悉这一带地理的铃木卓尔，带着今井武夫、臼井大佐和新从总司令部调拨的翻译内之宫中尉，一行四人下了船。为了躲避外间的注意，他们一上岸便装作不认识而分别住宿。今井和臼井住进贝拉比斯塔旅馆；铃木住在三和公司；内之宫在利贝拉旅馆下榻。另外，陆军总司令部还派来专驻澳门熟悉地理风俗习惯的片山参谋，担任联络官，专门负责这次会谈的联络事宜。
“桐工作”，也称“宋子良工作”，日本人从1939年11月就开始着手进行此项工作，其目的就是尽快使国民政府投降，结束对华战事。在战争初期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日本人为何现在又要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回头看看1939年的世界与中国。
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阁下。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解决事变第一，作战第二，这就意味着武力不再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惟一方式。于是，曾在对汪精卫诱降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今井武夫大佐，主动要求调到总派遣军司令部工作，就任主管情报及政务的第二课兼第四课课长，决心施展他在诱降方面的才干，进行新的对重庆的“和平”工作。
会谈一直到午夜三时方散。回到旅馆后，今井打开了当天的报纸，见报端以赫然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宋美龄来港就医，治疗牙疾”的消息，他对同室的臼井大佐说：
“是啊，你想想看，一旦召开日中的巨头会议，近卫、板垣和蒋介石会谈，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共产党和强硬派造成反蒋运动的口实，而可能发展成为内战。这一点是洞若观火。所以，巨头会议召开之日，必定是签订协定之时，而且必须准备好‘剿共’的部署才行。蒋本人是很注意这一点的，所以才如此保密。惟恐走漏半点消息为共方抓住把柄。”
双方代表刚一就座，第一件事就是相互出示正规的委任状，查验个人身份证明。今井武夫作为日本的首席代表，出示了担任闲院宫载仁亲王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的“大陆指令第676号”指示，其内容是：
，证明该人为当年假冒的宋子良。今井武夫还曾为此人说情，说他过去是重庆的谈判代表，可以放他，让他继续充当联络，正在此时，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该人立刻以战胜军的身份恢复了自由，今井则因战败而失去了自由。
“看，蒋介石的心腹来了，宋美龄显然是到此督阵，亲临指导喽，足见蒋本人是很重视这次会谈的啊！”
今井所住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一处粗糙的木结构建筑，他觉得这里特别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的农村房舍，在小小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房舍后面房顶上高高悬挂的十字架，朝夕传来教堂的钟声，徒然使他的内心有一种落魄的感觉。
这次会谈一共进行了三天，白天躲在旅馆睡觉，照例是晚上9时开，午夜三时散。会议的最后，在三个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是满洲问题；二是驻兵问题；三是关于汪精卫问题。会议以国民党对日本的“觉书”陈述了以上不同三点意见为结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10月8日，日本军部代表今井武夫突然接到日本大本营的指令，马上结束对蒋介石诱降的“桐工作”，另寻与蒋政权接触的渠道。一年多来一直负责此项工作的今井不禁有点木然，望着窗外略为阴沉的天气，他沮丧地一屁股倒在沙发上，长叹了一口气。要知道，如果“桐工作”就此结束，也就意味着他一年多来的辛苦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作为日本军界著名的中国通，被人誉为诱降专家的他，如果就这样结束“桐工作”的话，这让他的脸面怎能挂的住呢？但他没料到的是，让他更难堪的事情其实还在后面呢。
当晚就举行了首次会议。那时是晚9时整，还在下着时大时小的雨，淅淅沥沥，颇有一些凄凉的秋意。为了极端的保密，会场选在了远在荒郊海滩的一处阴森森的空房里，好像一处闹鬼的凶宅。汽车没有开到门前，下车后一片漆黑，他们小心地跟在一位帽子压住前额的向导后面，左拐右转地走了好一阵，才来到有暗岗的门口。接应的人立刻把他们四位代表引进光线暗淡的地下室。空空荡荡的屋子中央摆了一张长桌，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四支大蜡烛，火苗恍恍惚惚地颤抖着。中日双方的代表，在桌旁的椅子上相对而坐。重庆的正式代表是三人：章友三、陈超霖和自称是宋子良的那位，另有一位帮办是牵线人张治平。房子周围由安排这次会场的中方保镖张汉年担任监视警戒。今井注意到偌大的院落房间空寂无声，一切都锁在带有几分恐怖的寂静之中。
还附上西尾寿造总司令的正式委任状。中国方面出示的委任状，是用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面有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署名，盖有官方大印和蒋中正的个人小印。上写着：“兹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今井武夫这是第一次在正式谈判场合看见重庆政府的正式信函和正规的委任状，他把那格式深深地印在了脑中。
散会的那天，又是凄风苦雨，这更增加了今井武夫的忧郁情绪。他站在贝拉比斯塔旅馆破败的阁楼上，听着后面教堂传来的沉闷钟声，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在香港秘密会谈时的情景。那时他应宋子良的邀请，两人一同跑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在离岸稍远的海面上划着小艇进行了会谈。那时，正是湾内风光明媚的5月，十三四的初升月亮是金色的，随后变成了光辉四射的银色，又圆又大，映照得港湾内金波银波荡漾起伏，从山头又传来有若松籁的吹吟。那时他感到谈判的前途非常光明，心情也异常的愉快开朗，现在他觉得在满洲国的问题方面陷入僵局，前途很可能是黯淡的，这个鬼地方是如此的黑暗，阴森恐怖，他的心情充满了凄凉悲哀，两次相比是何等的不同啊！他深深地为他帝国的前途而担忧。
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比他们预料的提前了三年，所以使得日本有点措手不及。但德国在欧洲的胜利，还是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气焰。9月4日，日本新任首相阿部信行就急忙发表声明，宣称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并不想介入，只想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其实是想尽快把陷在中国的泥脚拔出来，这样才能实现南进或北进的企图，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德国的“建设欧洲新秩序”相呼应。所以，为了适应突然出现的新形势，日本军部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陆军部队。9月23日，军部下达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为参谋长，并发布了大陆命第363号，规定了大本营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各项任务，10月1日零时起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