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开会吧。”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坐定，看看与会成员——在武汉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说完，埋头整理他要作的报告。会场暂时沉默下来。
这是在武昌啸楼巷2号湖北省党委会所在地举行的最后一次活动分子大会。时间大约是7月18日。
啸楼巷位于武昌蛇山山麓，是一座旧式建筑，多雨闷热的天气使巷子显得更加低暗灰旧，巷口的墙壁长出了青苔，门檐的斗拱也已破损，会议室不大，人进来了，哪里有空往哪里坐。
前景还是令人担忧的。除了7月13日中共发表了宣言以外，还没有找到实际办法挽救被摧残的厄运。
陈独秀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他觉得中国革命完了，中共是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然而中共毕竟是从血与火中走来，挫折早已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多数党员，尤其是党的骨干分子，不会在重压之下低头。他们鄙视汪精卫的叛卖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已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中央领导的无能，也为种种努力无结果而自伤。他们没有气馁，不少人还在做不计成败的最后一次拼搏， 尽管这种硬干成为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的渊源。
周恩来始终没有放弃武装暴动的主张。他的这种精神也鼓舞着不少人。
蔡和森也是暴动的鼓吹者，可惜病倒了，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他在病床上接连给中央发了7封信，建议暴动。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只有张国焘和周恩来了。
会上，张国焘作了一个政治报告。然后由周恩来讲撤退的部署。
周恩来分析说，准备第一步撤退到南昌，再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为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旧军人中还算比较老实的，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还曾是第三军教育团团长并兼南昌公安局长，军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也是共产党员。在这一方，共产党还有些潜在力量；其次，共产党领导下有数达千万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各省各县，只要有革命势力可依靠，那些广大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是不会向白色恐怖低头的。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发动组织领导湘粤赣的农民运动较为有利；再其次，江西为鱼米之乡，对南京、武汉成鼎立形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也比较容易与大城市的工人革命组织取得联系。
人们议论着，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
张国焘指出：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的土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我们要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于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张国焘调门不高，还是赞成撤往南昌，再图计议。
“我看这样吧，”周恩来总结道，“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乃至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可以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下潜伏工作；有的可以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会后，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了。主要是经费短缺，他要时时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党员都要在几天之内，依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奔赴各地。他们的任务要一一交代，交通要一一解决。连后来站到对立面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趋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张国焘当时也不闲着。他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
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些革命性极强的同志视为逃亡，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有鼓励、开导。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始有了秩序，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
于是周恩来又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建议——“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我们不能不想到另一点，”紧张繁忙中的周恩来依然缜密精细。“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
张国焘似乎从未想到这一点，他一惊，忙问：“照你的意见，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周恩来明眸一闪， “我刚才接到李立三由九江写来的信，他们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我觉得完全可行。首先在南昌由叶挺等部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
“南昌这个地方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暴动能成功吗？”张国煮有些忧虑。
“是的，南昌为必争之地，不易立足。我主张暴动后迅速移师广东东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熟悉一些。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联联系。”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时间紧迫，不能多讨论。
张、周二人就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他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张国焘仍留守武汉。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这天晚上，周恩来从啸楼巷出来，急切来到中和里军委办公机关，连夜召集军委工作人员进行传达。
军人们渴望打仗。他们知道中央已经有了重大决定，心情不免有些激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恩来讲话：“国共分裂了，我们党没有别的办法，惟一的出路就是武装暴动。今天中央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要在南昌举行暴动。为此，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我为书记。”
人们情不自禁地对视一下，急切地听着下文。
“现在，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3位同志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同志担任书记。你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暴动的准备。至于何时起义，要听中央的统一命令。”
聂荣臻在周恩来身边已多次担当这样的角色，接受这项任务变得十分自然。他想到九江是个屯兵之地，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和其他部队也都驻扎在九江一带，在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提前把中央有关暴动的决定传达给他们，对起义的成功举足轻重。另外，九江位于长江南岸，素有“江西门户”之称，是由长江直通南昌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他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
聂荣臻点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周恩来看看表，说：“会议就开到这里，你们3人做好准备就很快出发吧，我随后就会去的，荣臻同志到九江以后要设法把这些情况告诉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