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师长贺锦斋与一团团长刘达五俩人一前一后,不顾军中的任何礼节,一头闯进贺龙的指挥部。贺龙了解贺锦斋的为人,要不是十二万分的紧急,他总要在外屋坐一会儿,问问副官,贺龙是否有空才进来谈事。贺龙也一反往常,站起来迎接:“锦斋,出什么事了?”
贺锦斋将帽子往桌上一扔,直喘粗气:“他娘的,三营副跑了!”
“哪一个?”贺龙回想着问。
“赵福生,就是武汉逃跑又被招抚回来的那个,从营长降为副营长的。”
贺龙记起来了:赵福生,云南宾川入伍的那个小个子,人倒是挺机灵, 升营长升得也不慢,深得“老资格”陈图南的喜欢。但到了武汉却摇摆不定,一下子带着30多个人脱逃了。逃到武胜关,又犹豫不决起来,被贺龙派来招抚的人一说便回转来。归队后,自觉无颜再当营长,自己请求降为副营长。
贺龙一般对悔过的人不再深究,便依从了他。赵福生在部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知道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就等待时机另谋出路。机会终于来了。
31日下午5点来钟,贺锦斋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暴动的命令。赵福生一听,浑身止不住颤抖,本来他就因为贺龙太倾向共产党而不想干了,如今等于全军“赤化”,还得顶着脑袋去送死。他越想越觉对自己不利,“人在曹营心在汉”了。共产党这么大的行动,如果由 我告知朱培德,事成之后,岂不功盖天下?事不宜迟,开完会,他匆匆扒了几口饭,放下筷子就往外走。一口气跑到朱培德的指挥部。当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都在庐山,既是出席汪精卫的黑会,也是避暑。
敌军师长以上的军官无人在南昌。最大的官,只有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赵福生将贺龙、叶挺要兵变的情报一五一十吐了个干净。徐虚舟真是如雷贯耳,这消息让他吃惊,甚至不敢相信。赵福生急得直跺脚:“你们如若不先下手为强,死期就在今晚 ”徐虚舟是个文人政客,不懂军事,一时手足无措。他急忙去找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说有极机密消息要呈报。当时姜济寰的儿子姜襄正在身边,徐虚舟的意思是要姜襄避一避,但姜济寰却说,有什么事,请秘书长快说吧。徐虚舟只好轻声说:“据极可靠情报,共产党这一二天就要搞武装暴动,请代主席立即离开南昌为好。”
姜济寰回答:“谢谢你,我考虑考虑。”
姜襄虽是“大少爷”,其实已是共青团员,正在秘密为党工作。他问父亲:打算怎样?愿不愿同我们共患难?
姜济寰竟无迟疑地说:“坚决跟共产党走;同你们共患难。”
7月28日 左右,姜济寰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他的学生郭亮,先后登门来看望过姜济寰,徐特立还由江西大旅社迁居姜家。姜襄立即将父亲的话告诉徐特立。
徐特立很高兴:“你父亲和我都参加暴动,这对湖南教育界将是很有影响的。”
徐、姜都在长沙教过书,男女学生极多。这边,赵福生逃走后,很快被他营里的士兵发现,火速报告了营长,营长又报告刘达五,刘达五又找到贺锦斋。贺龙并不认为赵福生会给起义军带来灭顶之灾。
他心里有本账:从军事上说,敌6个团分属3个军,建制不同,互不隶属;指挥序列各异,谁也指挥不了谁;加上师以上指挥官大都不在南昌,因而不可能有人来实行统一指挥。这样的部队,不能打仗,尤其不能协同作战。而起义军在南昌的力量除了贺龙本军的7个团外,还有叶挺的3个团,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此外,蔡廷锴第十师3个团也在运动中,他们各团都在1500人以上;另外还有二十四师教导队,朱德所率的军官教育团1个营。以15个团对6个团,基本兵力是2万比万余人。从指挥官看,敌方孤零零地几个互不隶属的团长,我方则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组成了一个强劲的班底,并由一直掌握党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直接领导,即使敌人有所耳闻并有防范,也难以阻止起义。可攻打有备之敌毕竟要困难得多。
“叛徒,祸害!”贺龙交待一番,便亲自去找周恩来,商量改变起义时间。本来预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这个时间很好。晚上开进,拂晓起兵,是兵家常用的战术。尤其在当时的南昌,炎夏之夜,很难入睡,天近黎明,才是人们酣睡最熟之时,此时起义,敌人多数蒙在鼓里。既然计划泄露,只有提前。
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即8月1日凌晨2时开始行动!
从江西大旅社出来,周恩来突然停住脚步,对贺龙说:“赶快通知朱德同志,他还在佳宾楼与敌军官周旋呢,很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