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1月，湘鄂边界）

    白崇禧要送走蒋介石自己才撤离武汉。这天，得到准确的报告：沿长江北岸进犯的日军已经进抵汉口以北30公里的黄陂；沿长江南边进犯的日军已经进入贺胜桥地区，截断了粤汉路；从大别山麓进犯的日军进占信阳后，正沿着平汉路南进。此时，武汉三镇已陷入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蒋介石终于下令放弃武汉，并令武汉外围部队开始撤退。蒋介石下罢命令亦当即要离开武汉。这一天是1938年10月24日。他送蒋介石到机场。

    机场上，蒋介石座机的发动机已经轰然作响，发动了好一会了。飞机的主人没有马上登机，走到舷梯前，又停脚转过身来，脸色显得苍白，眉头紧蹙，扫视了一下机场四周的景物，像是跟武汉三镇最后告别而茫然若失、内心复杂地说：“我们保卫武汉，打了五个月的仗，消耗了敌人，赢得了时间嘛。武汉不是马德里！不是！”蒋介石身前没有人，是宣泄似的自己对自己说话。白崇禧在一旁看着听着，知道蒋介石内心沉重。他作为副总参谋长，心头也觉得沉重。三天前，10月21日，日军刚攻占广州；今天，我们又放弃武汉。华中、华南两大重镇呵！放弃武汉是既定的决策，可仍从8、9月坚持到今天。在这两个多月中，政府机关、华中东南的重要工业奉命西迁转移，难免使人感到人心惶惶，忧形于色。有人即拿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武汉来和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相比，认为武汉一失守，中国就可能要像西班牙共和国一样亡国了。他听得懂，这是蒋介石在自我安慰。蒋介石凝立了片刻，才转过脸来对他说：“健生，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怎样巩固和健全重庆外围，使重庆行都稳定。重庆是决不能放弃的。长沙再见。”

    待蒋介石的座机消失在天际，他才离开机场，乘车撤离武汉。他想，武汉保卫战打了近五个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之人员与物资亦得先期西运，保存下来，消耗战的目标该是达到了的。他准备先到鄂北钟祥去和李宗仁会晤，商量下一步的安排，然后由鄂西经沙市、常德线至长沙，与蒋介石见面。

    他有四辆车随行。其中一辆大卡车，载运行李和书籍文件，另一辆大卡载警卫部队。他乘的一辆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子上路，他精神松弛下来，倏地感到腰部酸痛，弯转不灵，他知道是风湿发作了。9月份，在鄂东指挥作战，那是水网地区，湿气甚重，加上秋雨绵绵，他被恶蚊叮了，患了恶性疟疾，所幸平素身体强健，仍能坚持指挥。治好疟疾后，体质欠佳了，回到武汉，又患风湿。战事一紧，顾不到身体不适。如今轻下来，才觉得周身不舒服。

    第二天，车子驶至荆门时，机件突然出了故障，他就下车等候司机修理。沿途从武汉退下来的车子和人群仍川流不息。一辆汽车突然在他的吉普旁刹车停住，车上跳下一个人招呼他：“白副总长，车坏了么？”

    他一看，来人是周恩来。周恩来说：“你还在这儿！敌人的骑兵先头部队已经离我们这儿不远了。你上我的车一块走吧。”

    他迟疑了一会，机件何时修好，并无把握，在周恩来再三邀请下，就乘上了周恩来的车子。这真是历史安排的机缘。否则，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与一个国民党的军事首领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和不短的时间里，不带特定任务地随意交谈，真是不可想象的。他凭军人特有的敏感判断而问：“看样子，周部长是今天上午才撤离武汉的吧？”

    周恩来说：“今天凌晨一两点钟，听说日军已经迫近市郊，我们再不走就走不出来了。”

    他问：“你精力真旺盛，年纪不到40吧？！”

    周恩来说：“今年刚满40，按老历我是光绪二十四年生的。”

    他说：“我是光绪十九年出世。”

    周恩来笑说：“你是兄长了。”

    他觉得周恩来的笑容和蔼然可亲的语调，使他无拘无束，说：“周先生才智过人，早在黄埔开创时，健生就十分敬仰。西安事变中，高瞻远瞩，化危为安，对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促成了全国抗战，更是深得国人敬重。我和德公都深为佩服。”

    周恩来谦虚地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是毛先生和我们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我不过是出面执行罢了。记得，当时在各省军政领袖中，你和李先生是最早通电支持我党主张的。”

    他又问起周恩来身世：“听说你两次留洋，在国外见过大世面？”

    周恩来从早年在南开读书，及留学法国经过，讲到孙中山先生与国共合作，侃侃道来。尽管这一带路况不佳，坑洼不平，致使车子颠簸不止，两人在一起相谈颇多，使他竟致忘了风湿腰痛。周恩来又从历史谈回至抗战诸问题上来。

    周恩来说：“美英两国虽然担心日本侵华威胁其在远东的利益，但它们都还不愿直接与日本人发生军事冲突而大力支援中国抗战。同时，汪精卫等一些对抗战无信心的国民党投降派也就是主和派人物，随时都有向日本妥协的可能。而德意法西斯势力正密切加强与日本的勾结，支持日本侵华政策。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内部一定要团结起来。我党愿意与所有坚持抗日的党派团体和部队合作抗战。我们希望与广西的军政当局和五路军的部队合作抗日。我们国共两党过去分裂过，但我们愿意今后共同合作到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白先生是北伐时著名的军事家，我们希望你协助我们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是为适应武汉失守以后的形势需要办起来的。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办事处将与广西军政当局作正常的联系工作，不干涉广西内政，不挖墙脚；为团结抗战，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他问：“是不是叶剑英将军留在桂林主持？我和他是北伐时代的朋友呵！我欢迎他常驻桂林。”

    周恩来告诉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由李克农主任主持。他说：“我欢迎李先生到桂林工作。我将把你的意见转告黄旭初省主席，要他和驻桂林的部队保护办事处的安全，给予一切便利。我的办公室有一位刘仲容参议，你一定会记得，他在西安见过你，还到延安拜见过毛润芝先生。如果李克农先生有什么事要我们协助，李先生可与刘先生接洽。”

    周恩来在途中还谈起蒋先生接受白副总长意见，在南岳成立游击训练班的事情，说：“这是广州、武汉沦陷后长期抗战需要马上准备的工作，希望在你主持下西南各省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民团、民兵都能懂得游击战的战法。”

    他说：“我们对游击战的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蒋委员长已同意请贵党派一军官团来衡山讲授游击战。”

    周恩来问：“白先生看过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么？”

    他说：“我在汉口时曾仔细研读过毛先生这本著作。我十分欣赏毛先生的分析和他的高见。我打算在训练班开学时，便告诉汤恩伯将毛先生的分析和论述摘要印发给军官们学习。”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说：“白先生，你是军训部部长，你能欣赏毛泽东先生这一军事著作，我一定把你对他这本著作的评价告诉毛先生。”

    两人在长途行车中终日相处，倾谈得竟然十分融洽。周恩来兴之所至，又谈起北伐来，说：“你还记得你打的龙潭之役胜利后，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谭延闿赠给你的一副对联吗？上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下联是：‘学语小儿知姓名’。我没记错吧？”

    他听了哈哈大笑，笑罢越想越感动。他本人几乎都记不全这副对联的全文了，想不到周恩来竟然记得一字不差！他高兴地说：“周先生真是有心人呵。”

    周恩来又从北伐谈到今天，说：“希望李白两先生管辖的广西和五战区的军政工作，都能发挥北伐时期白先生率领大军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发挥广西在抗日前这些年励精图治振兴中华的精神。在北伐时，白先生赢得了‘诸葛’的名誉，希望你今后成为一个杰出的抗日英雄！”

    周恩来很客气、审慎地将“小诸葛”中的“小”字去掉，使他不但觉得感动，而且体会到眼前这位共产党要人的周到、细致，益发使他对周恩来油然而生敬意。

    他谈起江西红军西进时没有要进广西，使广西避免了一场麻烦；现在抗日，你们军队“也来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

    周恩来一笑而答：“你们广西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

    车子在湖南境内，来到渡口，等摆渡过河。渡口旁边车子塞成长龙，人流拥挤，都是从武汉撤过来的部队或是机关。白崇禧下车等候时，注意到周恩来的司机下车加了水以后，找了一本书孜孜入神地看了起来。他瞄见司机看的书竟然是毛泽东的那本《论持久战》，他问司机：“这本书，该是指挥打仗的人才看的军事著作，怎么你也看？”

    司机笑了笑，答道：“抗日打持久战，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官员们的事，这更是全国老百姓的事，不懂得怎么行？！”

    他听了感触不已。想到自己的司机随他出行，闲空的时候不是抽烟打牌，就是读、《金镖黄天霸》之类的武侠小说。不但司机，还有副官、参谋等，就是缺乏人家那种精神。怪不得他们能在江西那么一点点地盘，守那么久，后来被追剿到西北只剩那样少的军队，现在又壮大得这么快，那么厉害！国民党要是再不恢复北伐时代那种进取精神，再不增加新的血液，不但对付共产党很困难，就是要和共产党竞争也很困难。

    他曾经预言过，周恩来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即使他不赞同这个人的信仰，他也对这个影响未来中国历史的伟人怀有倾慕与崇敬。在分手的时候，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说：“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有幸与你相识，这次又有缘在途中同车畅谈，今后希望你经常指教。”

    周恩来听了，很客气地说：“今天大家在抗战的旗帜下工作，你是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我是政治部副部长，你还是上级哩！”

    他望着周恩来的眼睛。浓眉下一双灵活而光芒四射的眼睛！他说：“恩来先生，你太客气了！你是贵党的代表，你是贵党的主要领袖之一，你我只能算是老朋友吧。”

    炸弹呼啸着投下来了。飞机飞得很低。机翼上的“太阳”，驾驶舱里脑袋，都看得很清楚。巨大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

    还在岸上的李克农大声叫喊：“散开！隐蔽！快散开！趴下！”他指挥着在岸上正想要登船的人躲避敌机的轰炸。人们像兔子似地四散奔逃，然后趴伏在地下或是岸边的棉田里。

    新开始

    他们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中弹了。船上大火炎炎。飞机又用机枪猛烈扫射着从船上跳到河里的人……

    即将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的李克农，奉命率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撤离武汉，乘“新升隆”号轮船南下，同行有钱瑛、夏之栩、龙飞虎、吴志坚等，还有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和加拿大女护士简·尤恩，还有《新华日报》馆及其印刷厂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乘这艘轮船，尽管比周恩来提前三天出发，却在路上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惊险和曲折。

    船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附近停泊时，遇三架敌机轮番轰炸而船沉，船上死难多人。其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张海清等八人牺牲，《新华日报》馆及其印刷厂有16人遇难，印刷机器等设备及随船行李都沉没。李克农、王炳南、夏之栩等人因中午上岸幸得脱险。

    李克农指挥把伤员们抬到附近农家去。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李克农镇定地吩咐王安娜和简：“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未回复过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两位还懂点医学。我们得先考虑怎么治疗伤员。”

    没有绷带布就用手巾。没有脱脂棉，只好找了一些刚摘下来的棉花，去掉里面含油的棉籽，然后用土制苏打蒸煮，使它们有吸水性。简是一个出色的护士，刚从在八路军中服务的诺尔曼·白求恩身边回来。她学到了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进行救护的办法。没有镊子吗？她立刻把一双筷子放在沸腾的热水里，然后用它夹取伤员腿上的弹片。农民的烧酒，成了药用酒精的代用品。天黑了，在蜡烛光下治疗。这两个业余大夫，治疗完所有伤员时，累得腿都站不住了。她俩看到李克农戴深度近视眼镜的胖脸上赞许的笑容。

    李克农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临危应变的机敏。他将占全船乘客三分之一的全部幸存者，约80人，集合起来，商量今后的行动。他说，我们的情报来源已经中断，日军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现在不管谁属于哪个组织、哪个部门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设法尽快向前行进。把各人身上所有的钱都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不管什么情况，也不能违反群众纪律，不能增加农民的负担。大家不能忘记，我们是八路军！

    他把全体人员分成八组，并为各组指定了负责人。他们没有任何行李了，只有身上穿着的衣服。他们就那样开始了“小长征”。晚上，大家在农民和渔民破旧的小屋里，躺在地上过夜，身下铺着薄薄的稻草，只好互相紧挨着身子以抵御深秋的夜寒。只有个别人独自离开了队伍。绝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只有依靠这个集体才能走出绝险。这个胖圆脸，戴眼镜，人很和蔼又说话幽默的指挥者李克农，使大家充满了信心。尽管日本人随时都可能出现。跟他在一起，一行人都不感到害怕。

    第二天早上，这支队伍慢慢地上路了。伤员中，有五名重伤员必须躺在担架上。不知道李克农怎么能够找到了担架和十名抬担架的农民。上路不久，一听到飞机声，大家就紧张地逃进棉田里，或是藏进灌木丛中。第一天，只走了15公里。抬担架的农民都想回家，在战乱动荡的岁月里，农民只想呆在自己家里，虽然付给的是重酬。

    有人提议将队伍改编成更小的小组。李克农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够抛弃负伤和体弱的战友。据农民说，这一带盗匪很多，特别是最近，见到难民就不加区别地袭击，将他们仅有的财物洗劫一空。我们现在大组行动，又有武装的战士跟着，土匪不敢动手。”

    队伍走进村子时，农民们已闻讯锁上门，划上村边的小船，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发牢骚说：“怎么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们是带着伤员逃难的呀！”

    李克农却很能理解和体谅农民的心情。他这样说：“农民怎么知道你没有坏心呢？在这种村子里，他们遇到的陌生人几乎都是坏人。他们想的是，如果来人将他们仅有的一点粮食抢走，或是把他们维持生活的小船征用，甚至拉夫去当兵，他们怎么办？农民们什么过失都没有。我们倒是犯了一个错误。成群结队的人使他们恐惧不安。我们再想想新的办法。”

    以后遇到村子，李克农便带着几个小孩或是年岁大的人先去，让队伍在村外等候休息。

    有一次，他叫王安娜也去：“你也一起去吧，高鼻子。”王安娜已经习惯人们叫她的外号。开始她对人们称她为“洋鬼子”，颇不顺耳。“鬼”是坏的，中国把日本人叫“鬼子”。后来得知红军、八路里也有“小鬼”。毕竟鬼还有好的。她对称“洋鬼子”就处之坦然了。

    他进了村，叫句“老乡”，说两三句笑话，态度冷淡的农民就热和起来了。寒暄一番，互相介绍，将王安娜称为“太太”，说她是为战争所迫，不得已而踏上这多灾多难旅程的洋贵妇。

    在敞开着的门口，成群的妇女、孩子，想尽量靠前一些观看这个棕色头发、白皮肤的洋女人。李克农幽默的才能就发挥出来了。他高叫着：“你们是想仔细看一看这个高鼻子的妇女吧？那就别不好意思。不过，要交参观费呵。一个人一个铜板，碰一碰的要五个铜板！”

    孩子们哄笑着散开了。气氛融洽了。大人们温和地微笑了。他这才提出要求与农民商洽，并强调不管使用什么东西一定付钱。

    据说，日军已经迫近。为了不被日军发现，李克农夜里和村里人商量往后如何行进。村里几个船夫表示愿意用船送大家走远离交通要道的狭小的水路，送大家到洞庭湖去。划小船到洞庭湖去需两个礼拜，再从洞庭湖到长沙就不难了。如果大家挤一挤，有十条小船就可以载上所有的人。

    乘船上路后用不着每晚向农家求宿了。人们像罐头沙丁鱼似地在船舱里挤着睡觉。吃也不用太发愁了，船夫还可以钓到鱼。男人们还借此在船上显示各自做菜的本事。王安娜认为李克农是烹调优胜者，他做的安徽式加辣汁的烧豆腐，味道非常鲜美。多年后，已回德国的王安娜来北京再次见到李克农，他已是外交部副部长。王安娜也幽默地说：“我忘不了的。你现在这样高的地位并没有你做的豆腐使我那么佩服，那真是少有的杰作呵！”

    李克农所乘的船上，两个船夫沉默寡言，却很注意倾听搭船的人们说话。这一带洪湖是老苏区，贺龙曾在这儿闹革命。人们向船夫打听老苏区的情况。船夫回答总是：“不知道。”后来，其中年纪轻的船夫满腹狐疑地问：“你们是八路么？士兵为什么没有佩戴写有中文‘八’字的袖章。写外国‘8’字的袖章准是冒牌货。”李克农很肯定地说：“我们确实是八路军，有的人过去还当过红军。”

    “八路军不是在北边和日军打仗吗，你们为什么在南边呢？”年轻的船夫又疑惑地问。

    李克农对两个船夫作了说明。他俩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反应。

    一件偶然的事使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一天，李克农在船上晒太阳，低声哼起一首红军时代的歌曲。这时，突然，老船夫高声问：“这、这首歌叫什么？”

    李克农感到意外，反问道：“你知道这首歌子吗？”

    船夫又回复沉默无语的神态。看样子，好像老船夫心里很矛盾。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不知道。”

    李克农却说：“你是知道的吧。这是红军唱的歌。我们几个都是红军，也就是今天的八路军。你们用不着害怕。”

    年轻的船夫嚷起来了：“我们会唱这首歌。红军的事情我们也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就住在苏区。”

    隔阂顿时冰消。沉默寡言的船夫突然变成了健谈的朋友。从此，队伍靠岸，都会受到村里人的热烈欢迎，好像接待久未见面的老朋友。以前上岸购物，李克农唠叨着一定要付钱；这时则想方设法说服农民，无论如何请他们收款。农民们不肯收，说亲人们遇到困难，钱不多，留着急需时用吧。李克农笑着说，钱是要付的，不然就会认为我们是冒牌的八路军哩！

    两星期后，船队到达湖南北边的新市，上岸后，很顺利地转到了长沙。周恩来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与大家一次又一次紧紧地握手。王安娜曾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以上这些真实的经历。她还说：“我未想到，周恩来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竟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内心的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和我们紧紧握手。他问候每一个人，不管是年纪最轻的战士，还是地位最低的印刷工人，他问他们的健康情况，问有什么要求。他毫不掩饰为我们平安无事归来而高兴，为他的通讯员的牺牲而悲伤。”

    李克农率领其中的好些人，又立即从长沙转衡阳到达桂林。终于在当年11月中旬，在桂北路138号，建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随行人员几乎都成了这个办事处的骨干。就连王安娜这个“高鼻子”，也奉周恩来亲自交付的特殊使命，又从桂林出越南海防转香港、上海，为抗战前线的八路军转运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通讯器材、汽车、救护车等重要物资，并押运回来，支援抗日前线。这使她名声大振，成为在广西南部活跃而以神通广大出名的高鼻子“王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