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961年6月，北京—香港）

    4月末的香港，白日的天气已经接近夏天而炎热起来了，晚上因四周有海洋调节却显得很凉快。4月24日的深夜，天黑漆漆的，码头已经很冷清，海面吹来的风还带有些许寒意。在夜色中，有两个人悄悄地走上泊岸的一艘船。这两个人，一个身材高挑颀长，另一个个子中等壮实。从动作上看，那中等个的汉子是领路，将高个子领上船后，船就缓缓开动，驶离了码头，消失在海面的夜幕里。

    这艘船在海上夜行，于第二天即4月25日清早，历尽风浪后，乘着早涨的潮水，在深圳湾泊岸，进入大陆，岸边早有人接着将这个身材高挑的中年人领上车，向北疾驰而去。

    显然，这位高个子中年人没有在港英当局办理任何出入大陆过境应有的手续，在大陆中共方面也没有办理手续，而是按严密的计划有人护送迎候。这种越过边境的办法，表面上可以套用那两个人们惯用而有欠文雅的字眼——“偷渡”。其实，这却既不是为走私，亦不是为避难，而是为了避免让舆论界知道的一次特殊行动。该行动是在北京最高当局直接掌握下进行的。它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这个过境的高个子中年人，就是李宗仁赴美后安排在香港居住的程思远先生。

    在李宗仁在美国提出《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而引起各方强烈反应之后，有一天，有一位朋友在香港去看望寓居其地的程思远先生，目的在于了解李宗仁的思想转变过程及李在准备那份《建议》中程所起的作用。又一次，在谈话中，这位熟人突然问程思远：“如果你被邀请到北京去谈谈，是否还需要请示德公？”

    当时程思远已在香港居住了六个年头了，他曾经参与过的“第三势力”运动销声匿迹了，又意识到，从长远看，去台湾也没有什么前途的；而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俱兴的新风貌经常传至香港，令人向往。他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永远漂泊异乡，总有一天要回到生身祖国怀抱的。

    他是广西宾阳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读了几年私塾后就在家种地。1926年，他在家乡的街头发现了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李宗仁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独立团要通过考试招兵。他的字写得不错，也学过一些公文程式，当时就考上了个上士文书，马上就发军装，说是即刻出发。那时他才18岁，连老母亲告别的眼泪都没见着，就趴在桌子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跟北伐军出发了，他从此在军中闯荡。四年之后，他22岁时，个子长成了，人也英俊了，又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漂亮文章，而为李宗仁所赏识选作秘书。1934年，又送他出国到意大利罗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抗战爆发后回国。他此后在政坛上颇为顺利，1947年，还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一直作为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服务左右。李宗仁飞往美国之后，把他留在香港，实际上是作为李同祖国联系的桥梁。

    因而，当这位有北方消息的朋友问及他被邀访北京需不需请示李宗仁时，他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答道：“我看不必吧，来往交换意见需要很长的时间。”

    又过了一段时候，他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到维多利亚海北部海湾的山村来拜访，他与家人正在那儿过着悠游的生活。金尧如告诉他：“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请你去北京谈谈。这次北上，第一，绝对保密；第二，来去自由。”并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没有什么要求，但容许我有24小时的考虑时间。”

    第二天，也就是1956年4月24日，他和金尧如相约在太子道一家咖啡馆见面。他作出了愿去北京的答复。当时约定：第一，不办回国手续；第二，不带行李。这天午夜，他就由一位陌生人领路，乘船出发，经过水陆交通和大小城镇，于次日即4月25日下午到达他已阔别六年的广州。

    首都北京

    4月28日，他回到首都北京。他见到了不少老熟人和老朋友。更使他兴奋不已的，他看到中共刚刚接管政权六年，国家确实已经获得新生，国民党统治时期那种乞丐满街、难民遍野的兵荒马乱、阴沉萧条的景象，已被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而充满生机的新气象所代替。大家在谈论今年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开始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来到北京那几天，真是捷报频传：刚刚报道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官厅水电站全部投入生产，又传来消息，治理淮河的骨干工程梅山水库拦河大坝胜利建成，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连拱坝。他，作为一个昔日挺有抱负的国民党人，在新中国的成就面前，不能不佩服共产党人。

    他这次到北京是处于保密状况之中，一般不在公开的场合出现，只是会见该见的熟人与朋友，还在京参观游览。人们称他是“神秘的香港客人”。他在京活动，刘仲容先生也参加了接待。

    在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时，作为桂系代表的刘仲容留在了北平。该年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到长沙时，曾从长沙打电报到北平给刘，要刘回长沙。刘仲容去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很快就要全国胜利，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哩！”后来，周恩来要刘创办北京外语学校，当校长，后来该校又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那几年，他还奉周恩来的指示，与在香港的程思远等通信联络。

    遗憾的是笔者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时，刘仲容先生已于1980年辞世而去。我还是访问了刘仲容的遗孀张敏华女士。她回忆了当年所见刘仲容先生参加接待“神密的香港客人”的情形——

    我记得是1956年春天，我和仲容还住在北京东四礼士胡同1号的房子里，一天下午我从北京医院下班回来，见房间里有一位中年客人，从当时五十年代社会人们的穿着比较来看，这位客人不像是来自国内的，那时看他身材修长，西装革履，衣着考究，配戴眼镜，目光深邃。这时，仲容就向我介绍，这是他的老朋友程思远先生，从香港回来观光。我和程先生寒暄了几句，就认识了。以后有几次我回家来就看见程先生在我家写东西。事后我问仲容，程先生在写什么？仲容说：周总理让他写些材料，好让他在香港做些工作。我记得他写了东西以后，仲容必在晚间去见周总理。

    5月7日晚上，张治中约程思远到家里吃饭。饭后张先生对他说：“周总理将在明天下午政协举行的酒会上接见你。总理说，他1938年在武汉曾经见过你。但是，明天我还是要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程思远听了很高兴！1938年时，广西学生军北上开往五战区时，路过武汉，白崇禧让他去请周恩来给驻扎在抱冰堂的学生军讲课。想不到周恩来还记得这件事。

    程思远先生在他的著作《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中，对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他有生动的记述。现转引如下——

    次日（5月8日）下午3时许，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的酒会上，我正在和张治中先生说话时，周总理健步走进大厅，他显得比十多年前丰满得多。张先生正准备向总理介绍我，总理却笑容满面地向我伸出手来：“欢迎你回来！”他说，“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事隔18年，他还记得我，周总理的记忆力确是惊人。

    周总理又问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说：“47岁了。”

    总理说：“身体这样好哇！”

    我说：“很好，我在海外常常游水。”

    周总理又问：“你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听候总理指示。”

    周总理笑着说：“我希望你到各地多走走，多看看。比如东北，那是我们的工业基地，你可以去看看嘛！多看点地方，回到海外就多些材料讲嘛。”

    我说：“我这次来得很匆忙，不准备到外地参观了，下次再去吧。”

    周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当场招呼刘斐、余心清、屈武他们，说：“你们这几天多花点时间，陪程思远到附近去看看，大家谈谈，谈谈祖国这几年的情况；过几天，我们再详细谈谈。”

    5月12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参加的有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和李克农、罗青长等人。

    饭前，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谈话。周恩来笑着对程思远说：“今天我同你见面，是建国以来，我们共产党人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东同前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公权）接触。叶帅你见过的吧？”

    程思远点头说：“见过。他当八路军总参谋长时，也是1938年，我们也请他在武汉给广西学生军做报告。”

    周恩来接着说：“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说：“龙云的儿子。”

    周恩来说：“对。他后来还是去了台湾，还在广播中骂我们。第三次就是这次见你了。”

    程思远说：“我是要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听候总理的指示。”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那我们今天该多喝一点的。”

    午饭后，周恩来毫无倦色，在客厅里同程思远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两次合作谈到现在国家对国民党人的希望。周恩来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原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周恩来还针对海外一些人士对祖国的错误看法，说：现在海外有很多人，对我们国家情况不大了解。你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战斗打出来的江山。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没有外国驻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把旅大让给苏联共同使用。建国后，我们把旅大收回来了。我们这个国家，完全是一个独立的、领土完整的国家。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我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大好的局面。希望海外人士充分了解，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

    最后，周恩来谈到了李宗仁，说：“李宗仁先生去年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我看了很高兴。这是李先生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内心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为此而努力。

    周恩来接见之后，程思远即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香港。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李宗仁回信批评他，说他北京之行，事关重大，事先应同他充分商量。事实上，程思远觉得事先不能同他商量，因为时间来不及；同时也考虑到，先去信商量的话，李不同意怎么办？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他不如做了再说。

    程思远的长女程月如，从影的艺名为林黛，因主演改编自沈从文名著的故事影片《翠翠》而轰动香港，一举成名。她在蝉联两届亚洲影展的“亚洲影后”桂冠以后，于1957年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深造。程思远托月如去看望李宗仁。每周周末，她都到李家做客。李宗仁因而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1958年，程月如学完回到香港，向程思远描述了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景，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

    不久，思乡情重的李宗仁又来信说，希望将其保存着的一批文物献给祖国。

    建国十周年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庆祝活动，程思远也被邀参加。据说，他的名字是在代表团组成后由于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才临时加上去的。他这次上京，是属于以公开身份前往。在参加了庆典后又随团赴东北参观。他随代表团回京后，10月25日下午3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罗青长和童小鹏。他汇报了参观东北的观感和李宗仁先生近几年来的动态。

    周恩来说：“李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他先到欧洲同你谈谈，然后作决定。”在告辞的时候，周恩来约他明天一道去参观密云水库。

    26日，跟周恩来总理参观密云水库的还有日本的松村谦三先生及侨委廖承志主任。大坝耸立，群山怀抱着万顷碧波。周恩来指着水面对程思远说：“9月16日，毛主席曾在这里游泳。”

    程思远想到从上次周总理接见，已有三年多了，工作成效还不见显著，因而心怀歉意地说：“十分惭愧，总理在1956年对我说的话，我做得非常不够。”

    周恩来安慰他说：“不要这样说，水到渠成嘛。”

    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又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李宗仁。

    李宗仁本来是打了台儿庄胜仗而闻名于世的武将，论学历只是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但他却喜欢结交文人。在国内，李四光、章士钊等人都和他交往甚笃。在美国，也喜欢一些知名学者上门聊天。他的生涯本来与艺术无缘，他这个艺坛的门外汉，却结识了不少有名的书画家，例如徐悲鸿、齐白石、陈半丁、黄宾虹等，都是他的好友。抗战前他在广西主政，就把徐悲鸿作为上宾请到南宁、桂林；抗战期间，还在阳朔买了一幢房子供徐悲鸿作画，现在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他在北平担任行辕主任，每两星期邀请教授学者聚会一次，与大家相处甚得。当时80高龄的老画家齐白石无法买到米、煤而来找他；他别无善策，就在行辕人员配额中拨出一些奉送给齐老。徐悲鸿也经常是北平北长街81号李公馆的座上客。他收藏的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很多，其中好些都是这些大师的精品。他不但收藏有徐悲鸿的马，还有苍鹰及桂林山水等，徐悲鸿还为他和郭德洁写生素描。他除了藏有齐白石的虾、蟹、鸟、虫、花卉，还有两幅齐白石很少画的山水，属于名贵的珍品。他出国赴美时，连同以前收藏的文徵明、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书画和后来收藏的齐白石、徐悲鸿的名作，全部都带走了。

    当程思远告诉他，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十分赞赏时，隔了不久，他真的托人把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回北京。

    在收到这批藏画后。周恩来讲：“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先给李宗仁20万美金现钞，设法交到李的手上，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1960年秋天，郭德洁女士飞到了香港探望母亲。郭德洁的母亲及哥哥一家人，早些年从广西桂平县老家迁到香港九龙的荃湾林园。林园是郭德洁建造给她母亲养老的一幢房子，还带有一个花园。实际上，此次是李宗仁让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找程思远，同程商量周恩来提议的欧洲之行的安排，并接受北京送来的那笔美金。郭德洁行前曾经从美国写过两封信给程思远，可是程思远一封也没有收到。当然不会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自从程思远以公开的身份参加了北京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他的行踪及与李宗仁的联系自然就引起了敏感的台湾特务机关的注意。

    郭德洁飞到香港后，打电话给程思远，约程偕夫人石泓深夜到荃湾林园看她。程思远住在九华新村14号，房子是由女主人石泓亲自设计的，坐落在维多利亚海边向阳的山坡上。程思远的住处距林园只有半小时的汽车路程，可是因为当时香港情况复杂，住处附近有蒋帮特务混杂其间，秘密监视，因而程思远与郭德洁的会面安排，必须慎而又慎。程思远先生曾在《李宗仁先生晚年》一书中作了实录——

    郭德洁以探亲为名在香港住了一个月。我们同郭德洁接触，总是在汽车上同她会晤，只有一次，在郊区一间饭店同她吃过一次便饭。为了谈话方便，每次都是以游玩为名，由石泓开车，在约定的地方等她。我同郭德洁女士在飞奔的汽车里交谈，主要是商量同李宗仁先生在欧洲会面的地点、日期，以及如何联系如何躲避美蒋特务盯梢等一系列问题。商定了会面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区。李宗仁先生可以探亲、旅游名义前往，又不致引人注目；我则以参观罗马古迹名义飞往罗马，然后转道瑞士，在约定的时间里同李先生见面。

    之后，郭德洁飞回美国，把我们交谈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李宗仁先生；我等候李先生的答复，再向周总理汇报。

    黄纫秋女士在她所写《我所认识的郭德洁》一文中，对郭德洁由香港返美后的异常表现，有过细致的记述——

    月余后，郭由港返美，忽一改常态，对李的健康特别关心了。因李有支气管炎，有时打牌熬夜就咳嗽。平日郭老是说他不该抽烟，不该说话，现在一见李咳嗽，不但立刻起身倒开水，又代捶背，又拿洋参给他含在嘴里，伙食也比平日好些。我心想香港的水土使她变了一个人，忽然对李这么体贴入微了。一天，她说，有个算命的说我是正宫娘娘的八字。我说：可能他认识你？郭说：不认识我呀，我报的假名姓。又指着窗台的盆景说：你看！铁树都开花了（其实不是铁树）。算命的也说：他会东山再起的呢！那当然可能呀！说不定蒋介石想开了，又或者毛泽东突然死了，除了李伯（指李宗仁）还有哪个取而代之呀？李听得面孔一板说：我才不要做官呢！做了几十年也够了，老是坐轿子，应当抬抬别人了。

    郭德洁从港返美不久，1960年底，美国大选揭晓了，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以超过对手尼克松112，881票的微弱多数当选美国总统。李宗仁认为麦卡锡主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肯尼迪要重新检查对华政策，也是时候了。在担任过国民党外交官的哈佛大学教授张歆海的建议下，李宗仁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说在北京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才能真正代表六亿中国人民，美国应当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保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尼迪给李复了一封信，说事关对外政策，容后缜密考虑。

    周恩来知道了李宗仁写信给肯尼迪的事，约程思远于1961年6月中到北京，听取了程与郭德洁会面情况的汇报，同时要程传话给李宗仁说：目前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其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当超然一点，不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肯尼迪不可能在任期内对中国采取新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