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苏黎世）
这个穿呢子大衣戴礼帽的矮壮个子的老人，一看就知道像个中国老华侨。老人独自在苏黎世天堂广场上缓缓漫步。一大群鸽子叽叽咕咕地在他身边嬉闹，有一只鸽子甚至飞到他肩膀上歇脚。他并不驱赶，任由这只鸽子在他肩上啄翅膀。
他就是李宗仁。这是1963年12月中旬。他来到苏黎世已经好几天。他是作为旅游者在意大利休养了一个时期才来到这个瑞士最大的城市的。名义上是旅游，是探亲，来苏黎世探望郭德洁的一个在这儿开饭馆的堂弟郭德风。夏天的时候，他向美国的移民局提出申请到欧洲旅游探亲，移民局有些犹豫，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就只好同意了。
实际上，李宗仁是在苏黎世等候程思远从香港过来会面。这次会见，是按周恩来的提议进行的，周恩来希望在他方便时到欧洲走一走，然后，一定要回到美国去。他这次欧洲之行的具体计划，是由上次郭德洁去香港探亲时与程思远商量好的。他到苏黎世之后，住在天堂广场Savoy饭店，俨然像一个旅游者的样子，在郭德风陪同下，游览了风光秀丽的苏黎世湖，还观赏了被称为瑞士的“华尔街”的苏黎世班霍夫大街。当郭德风给他介绍这条街金融大厦鳞次栉比，集中了国内外二百多家银行，黄金交易量居世界第一；他“哦、哦”地应着，心里却在盼望程思远早日到来。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程先生在飞来欧洲之前，于1963年11月14日回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程，嘱咐了一番向李宗仁转达的话。周恩来怕程忘记，还要他一再复述。程思远带着周恩来总理的使命，到苏黎世下了飞机，直接乘车到天堂广场Savoy饭店去找李宗仁。两人久别重逢，见面的时候，你望我，我望你，感慨万分，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程思远觉得眼前的德公，头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很好；程思远不知说什么，只说道：“德公，你……好吧！我们从香港一别，有整整14个年头没见面了。”
李宗仁说：“这不终于见了面。想不到是在远离家乡的异国相见。”
他俩即去吃午饭。饭后，两人到圣彼得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的走廊尽头找到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
李宗仁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到美国14个年头了！老了！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想想在我们政权下的糜烂和孱弱，我是服输了。”
程思远说：“周恩来总理嘱咐我向你问候，关于德公回祖国的问题，他有‘四可’的意见，要我转达给你：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周总理还希望你这次务必按时回美国。”
李宗仁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远问：“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要是她不愿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12月22日，李宗仁和程思远分了手，各自乘班机离开了苏黎世。这时，欧洲各地准备过圣诞节的气氛已经很浓了。程思远回到香港，立即把同李宗仁会见的经过，写信报告了周恩来。
李宗仁回到纽约，下飞机时对亲友们说：
“好险！几乎赶不及回来过圣诞节了！”
关于李宗仁归国之事，笔者曾经两次访问李宗仁的大儿子李幼邻先生。
第一次是1986年夏天，李幼邻先生从美国回桂林探望生母李秀文，当时我因为组织影片《血战台儿庄》的创作而向他请教。他谈起在国内看到的电视剧《李宗仁归来》，觉得编造的痕迹太浓，使他看了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他希望我们把《血战台儿庄》搞好，要真实。他还觉得演李宗仁的演员邵宏来乍一看，有点像他的父亲。当时，他探亲期满，正要飞回美国去，关于李宗仁从美国归来的事来不及深谈。
1990年5月间，趁李幼邻先生回国参加母亲一百岁大寿庆祝活动，我才有机会在桂林连续采访他两三天，并同他一起活动，还请他和女儿李雪诗上尧山参观游览。谈起李宗仁归国之事，他说在时间上他父亲是在1963年决定了要回国的；当时因为郭德洁还不愿回来，才拖至1965年夏天成行。
李宗仁寓居美国尽管很喜欢有人上门聊天，尤其是聊政治的话题。但是，李宗仁与儿子幼邻在一起时很少谈政治。李宗仁不征询幼邻的意见，幼邻也不主动谈及。什么缘故？主要是父子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当然，儿子恭顺父亲，对于长辈的意见还是表示尊重和理解的。李幼邻于抗战期间到美国读书，还娶了美国女人作妻子，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不像其他国民党大官的纨绔子弟。他有突出的自立的观念，父亲当副总统时，他不愿在父亲的照应下在国内谋事，宁可自己到香港闯事业。他说：“在父亲的照应下做事，事业成功了，人家会说你靠的是总统的庇荫；事业干不成，人家又会说有那么大的后台还办不成事，真是无能。”
他对李宗仁在国内时对待美国官员的豪爽大度很不赞同。在老河口时，李宗仁请美国空军七天一大宴、三天一小宴；在北平行营，亦将美国人视为座上贵宾。但到了美国以后，人情冷漠，人家并不来看望你。李幼邻早在青年时代就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了，根本无力统治中国，无法引导中国摆脱封建的桎梏。而他父亲回祖国住了几年之后，才渐渐地明白：国民政府在大陆重新建立是决不可能了！中共建立的新中国代表了中国的新形象而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他认为父亲抱有十分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也欣赏父亲的豁达态度：如果我自己的政府不能使祖国强大，让另一个政府去做不是更好吗？
李幼邻认为，李宗仁能克服重重障碍回归祖国，应该看到周恩来为争取他回国，倾注了不少心血；还有中间人穿针引线，搭桥传信，特别是程思远先生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是客观的条件。最主要的还是李宗仁自己长期以来思想的发展变化。笔者曾经问李幼邻：“在你父亲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最使他触动的是什么事情？”
李幼邻说：“父亲在美国期间，有三件大事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第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第二，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名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美国苏联才有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像要平分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打破了他们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亲常慨叹，我们统治国家多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李宗仁归国之前一个月，曾乘车专程到李幼邻家里，向跟幼邻生活的元配夫人李秀文道歉说：“对不起你，这些年来照应不周。”他也向李幼邻道歉说：“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我们见面太少。现在你在美国成了家，有工作，不能回去了，希望你们都能回国去看看。”
李幼邻也对父亲说：“你在这儿生活没有意思，语言不通，又寂寞，没有朋友，还是回去的好。”
李幼邻先生对笔者说：父亲最后死在祖国是一件好事，了却了他的心愿。
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6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由苏黎世乘飞机返国。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国际大新闻。这条新闻最早是由给李撰写回忆录的唐德刚博士觉察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据唐博士说，他为写回忆录在李府吃过168顿饭，倾谈甚深，并对李归国定居的思想，早有感觉。唐先生将李宗仁离美归国的原因，作了三条分析，载于《（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一文中——
……他之所以决定离美归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诉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的最大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我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老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我也是“吃力的不得了”。
和这些年轻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叶落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受了他底“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16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得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想祖国在他自己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1949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1965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发现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偕，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其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可是李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个晴空霹雳了。
1964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径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开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1965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