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

    毛人凤奉蒋介石之命，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保密局西南特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科长以上头目及公开单位的主管、副主管会议。此时，国民党的川东防线已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酉秀黔彭已解放。会上，毛人凤强装笑脸上给“弟兄们”作了一番“苦撑待变”的低调讲话后，由助手杨元森具体布置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西南游击任务布置”和“游击行动纲领”的报告。

    下午，“破坏大王”刘笃伦飞抵重庆。随之，国民党破城技术总队人员住进市中区江家巷养正别墅。

    次日上午，刘笃伦一行到市区观音岩兵公署警务处办公地，由廖宗泽事前通知各兵工厂警务组员来秘密引导各厂熟悉爆炸目标环境，大厂去2人，小厂去1人，两天内完成拟要爆炸破坏掉的全市相关工厂的勘察工作。之后随时听从“炸厂”命令的下达。

    11月18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号再次召集保密局在重庆的各条块的头目会议。“现在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委座要求全体保密局的同志准备在必要时要用生命来保卫党国的尊严。”会上，毛人凤再度强打精神，借蒋介石的话激励部下。但会议最主要的还是商定“破厂”的具体任务。决定：

    1、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由廖宗泽任处长。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和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

    2、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组、技术组、运输组和总务组。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破厂部队调遣。技术组负责破厂技术工作。运输组负责爆破器材运送。总务组仅有办事人员。

    3、为配合军事行动，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接洽联络事宜。

    4、破坏计划由廖宗泽拟具，经费预算由郭旭拟具，需银圆券5万、硬洋1万元，呈请蒋介石核定。破坏重点为重庆各兵工厂、空军机场的设备与库存物资器械、重庆电力厂、自来水厂、国际广播电台和公路桥梁、交通要道。

    5、由交警一旅、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卫团、兵工署警务处所属各警卫大队担任破厂掩护，由临时指挥部统筹调配，并严厉镇压工人护厂。参加破厂人员酌发奖金。

    6、保密局在重庆的公密单位要全力协助破厂工作，并保证完成任务。

    7、各兵工厂的破坏程度，以一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度；库存物资应尽量烧毁。所需炸药及运输工具卡车10辆，吉普车1辆，请国防部四厅和兵工署器材总库拨发。

    破厂办事处一成立，即陆续抽调徐记保密局编遣人员严达等20余人担任内勤，加上保防处、警察局、第五区公路稽查组、交警总局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特务共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在嘉陵新村24号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曾晴初寓所办公。

    毛人凤还“面谕”西南特区火速布置20个潜伏台；加强西南支台，增加富林、盐源、会理、宁南4个特务组，组成情报网，所需报务员由重庆支台当日妥派，19日训话，20日派出。20日，渝支台的报务员杨德川等9名报务、机务和器材修理人员出发赴西昌。到1950年4月7日西昌解放，西昌支台成了保密局指挥四川各地的潜伏台枢纽之一。

    同一天，西南特区在毛人凤的授意下，以“百万火急”密电台湾保密局主任秘书潘其武、电讯处长杨振裔：“顷奉领袖面谕，兹遵照领袖谕旨，为扩大川康黔情报潜伏布置，需要CMS电台20部，配发4至6个月电池，派员乘空军专机，飞送来渝。彭水已失，不可延误……”

    山穷水尽的蒋介石及其走狗们在作最后的挣扎。

    1949年11月20日上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24号召开了更高级别、更多方面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等头子，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十各兵工厂警务稽查组长和十、五十兵工厂警卫大队长，以及技术总队人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结束。

    为便于指挥破坏工作，毛人凤等研究后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派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长张振武为江北二十一兵工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八分局局长刘桐为江北猫儿石十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唐方儒为鹅公岩二十一兵工厂分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少将督查室主任陈海初为大渡口二十九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杨谦为南岸铜元局二十厂破厂指挥官，交警十六总队副总队长刘士魁为南岸三十、三十一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六分局局长宣善屿为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王荫松为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磁器口军械总库破厂指挥官，交警中队长陈宣璞为长寿资源委员会水电厂、二十五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韦贤为磁器口二十四厂、詹家溪二十厂第一分厂破厂指挥官。破厂掩护部队以交警第二、十、十三3个总队为主，会同各厂警卫大队，由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和廖宗泽指挥，大厂1个大队，小厂1或2个中队。进厂时间按临时指挥部命令行动。所需运输车辆及联络暗号、通行证，由唐伯岳与周养浩洽拨。毛人凤发给杜长城500元美金，用于购买雷管、导爆索，并向国防部四厅厅长赵桂森和兵工署各洽领炸药20吨。

    陆坚如令于海文、张绍良：“先烧掉已处理的案件档案，待处理的案件档案等处理后再烧。”

    技术总队另一批技术人员从台北飞抵重庆，住进民族路会仙大旅馆。

    “看来党国在重庆的日子不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从台湾派来的破厂专业技术人员与在重庆的特务们搭讪时窃窃私语道。

    “可不，你们来了一干活，整个重庆都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我们哪儿还有日子过嘛！”敌特分子们悲情难掩。

    其实，此时在敌人监狱内的革命者们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敌人要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消灭之时的垂死挣扎也是必然的。

    “死，是早晚的事。”到了11月20日前后，监狱里的所有难友心里都在这么想，只是他们有的流露在脸上，更多的人则深藏在心头。不想是不可能的，想后坦然的，是真共产党人；想后有些紧张和害怕的依然也是真共产党人；想都不去想的人也有，因为想也没有用，这是许多看清了敌人嘴脸，又不屈从敌人淫威者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

    死前有所准备，死后毫无后悔，才是多数囚友们的想法。

    面临死亡，共产党人能想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同志，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的家……

    此刻，组织在何处？组织能为他们这些被禁囚在大牢之中即将被结束生命的人做些什么？当然。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营救这些在特殊战线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革命志士的计划和准备。只是重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几个地方把守得极严，同样，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力量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外的营救显得那么薄弱和无力，然而，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越是到了最后时刻，这样的营救计划越显得紧张和周密地在组织之中……

    在现今的“红岩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见得，不管是狱中还是狱外的党组组织事实上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实施营救计划。这份“报告”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内容这样说：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了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二十四兵工厂连界，现住有200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看守我们的人有三个团体：一个是直属长官公署二处的管理兵有十二三人，交警队五人，连上官兵百余人。他们进见敌（人）迫害我们，表示深厚同情与愤慨。对共军即将到来感到惶恐，都想逃亡。我们亦争取到个别分子，想掉头转向我们，但时机未成熟，力量太薄弱，监视重重，无法发挥力量。而且与我们关系较深的是连上士兵与交警。他们近日进行作战演习，行装已准备好，等待命令，即行出征。管理官员亦有部分遣散，蓝亦在遣散之列。希你找朋友定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渝呆过这段时间，以便我们之间之后必要的联络。

    其它有关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处，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蓝此次见你时，定将外面情况，对政治犯处理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与我们了。

    以后万一蓝先生离开，我们必要与你接头又有妥当人时，我们代表人（用）“周梦华”名称。

    第二批人是秘密处决，可慎重。不必要说即不说，以免引起朋友麻烦，但对组织上可作秘密谈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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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