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黑暗如此黑暗，黑暗中的黎明啊你如此叫人悲愤！悲愤——！然而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举起的屠刀更加溅满了血腥……

    有人说，疯狂的屠杀很可怕，其实理性下的屠杀更可怕。发生在1949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即蒋介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是在周密计划、十分理性下实施的一次疯狂屠杀，因而它的残忍到令人发指。

    大屠杀从这一天早上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一大早，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六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

    “是！为党国效劳！为委座效劳！坚决完成任务！”特务们像喝了鸡血似地充满杀气，他们异口同声地效忠道。

    “突突……”这时，只听白公馆响起一阵马达声。这是特务看守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找毛人凤。而与此同时，关押在“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的17名政治犯和嫌疑犯当中的王有余、朱镜也一早被移送到渣滓洞。

    上午，徐远举在老街“慈居”二楼处长室，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密商，决定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大屠杀，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徐远举要求在执行时须特别注意内外警卫，避免枪声惊扰。寄押在白公馆的案犯一并执行，执行完毕后焚毁渣滓洞看守所。

    下午4点半钟左右，白公馆监狱还没有开晚饭，陆景清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接电话，命令杨立即开始进行白公馆大屠杀。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获得核批的这次大屠杀计划共要杀害28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需要作一交代：当时在大屠杀开始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则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身陷白公馆监狱的“要犯”们虽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早晚会向他们下毒手，但敌人到底何时举起屠刀仍不十分清楚。

    这一天早饭后，单间关着的黄显声将军照旧起来理了理他那刚硬的头发，然后挺起胸膛，做了一个深呼吸，又重新开始他每天坚持的“狱操”。所谓“狱操”，就是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转圈走动。这也是将军被关10余年能够始终保持良好身体的秘诀。

    “黄将军，今天有什么好消息？”隔壁的囚室里，传来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的低声寻问。

    黄显声依旧不动声色地在走动。突然，不知不觉中他将一个废烟盒扔到刘国鋕他们的牢房门缝口……

    这是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地下党员举办的“狱中挺进报”的消息来源信道——由黄显声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上获取消息，再由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人通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在狱中传送。

    11月27日，黄显声仍然做着他的这份“特殊工作”。这是他到白公馆后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作为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和1938年正准备投诚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的黄显志，蒋介石的特务分子们对他既仇恨又有几分惧怕，所以他在监狱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看报，而这也正好让黄显声能够有机会接近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和爱国革命志士。当时监狱里的多数共产党员并不知道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黄显声其实与我中国共产党早有密切的联系，这位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东北好汉，跟随张学良后，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西安事变后，他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请求，因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国民党的53军中从事爱国抗日和反蒋的军事斗争。黄显声的所作所为，自然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1938年2月2日，在蒋介石指令下，特务们设下圈套，在武汉将黄显声将军被捕。黄显声被捕后不久，转移到湖南益阳，1939年又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贵州息烽集中营位于贵州中部个贵州北面的息烽县境内。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是蒋介石专门为对付共产党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设立的，大多数是“政治犯”。像叶挺、杨虎城等都先后被关押在这里。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过着非人的生活，通常都是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特务们还美其名曰为“斋房”。此牢房几天不倒一次马桶，室内臭气熏天，蚊蝇蛆虫成堆，每人以一尺宽的地板当床。一天两餐饭，每餐不超过两小碗霉饭烂菜。凡是蹲过这个监狱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会患上肠胃病和瘫痪、风湿、浮肿、夜盲症等疾病，甚至活活被折磨致死。然而，在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每隔一周或两周“放风”一次。这里“放风”是用竹子在靠近“斋房”的平地上编成一个笼，把“囚犯”一批一批地赶进竹笼，让他们在里面走走，稍微活动一下又关进监狱。站在这个竹笼里只能抬头看天，其它什么也看不见。凶残的敌人想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来磨灭革命者的意志。

    黄显声看着这个惨无人道的集中营，心中充满了悲愤。面对敌人，他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并经常对难友们说：“咱们坐牢也要做一个‘虎入笼中威不倒’的硬汉，咱们是不怕这些狗看守，只有让他们怕咱们才是！”黄显声自己首先说到做到。监狱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可黄显声总是昂首挺胸，从不垂头丧气。他声音洪亮，步履刚健，时时表现出一副标准的军人风采。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伪造和涂改中国历史，贩卖反动法西斯毒素。息烽集中营特务头目周养浩却奉若“新约圣经”，布置全监“政治犯”不仅必读，还要写读后心得。周养浩出了邪招：每月向“囚犯”们发笔记册两本，逐日收回，审查内容。黄显声对此极为愤慨，冲周养浩等特务说：“一个丧权辱国的人还能写什么书？”黄显声拒不写心得，并把发给的笔记本作大便纸用了。周养浩又恼又没办法，最后也只好作罢。这年周养浩又弄出个“生产组”的名堂。四组组长郑星槎，是个军统成员，原在国民党海军任舰长，由于触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是个受优待的犯人，周养浩很器重他。于是郑星槎便仗势欺人，对同监难友随意使唤，稍不如意就张口骂人。有一次，郑星槎来三组要文具纸张，却不遵守领物手续，反而破口大骂组员尚承文，黄显声再也压不住胸中怒火，举拳将郑星槎痛打一顿。周养浩十分恼火，认为打狗要看主人的面，这是打奴欺主。于是，周养浩便在星期一的纪念周（国民党搞政治说教的一种形式）会上，宣布黄显声违犯监规，要他当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黄显声根本不吃这一套，在众目注视下，他以压倒敌人的气势，迈开矫健的军人步伐，昂首阔步走上前台，挺胸直立，目光炯炯地怒视着周养浩，最后逼迫使周养浩不得不就此罢休。

    1944年冬，息烽军统训练班送来一批表格，这是一种五人连环保的指纹表，规定每人在表上盖十个指纹，再填五人连环保。全监狱难友都很气愤，认为这是侮辱人格的做法，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显声身上。黄显声拿着表格直奔营部办公室对周养浩荡说话：“我是不填这种表格的，也不盖什么手指纹印子，你们不放心，可以把我送到斋房去。”周养浩自知不是黄显声的对手，只好连忙解释说，这个表格并非监狱所制，是训练班送来作实验的，不填就算了。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硬的不行，敌人又施展软的办法，企图软化黄显声。这年冬，重庆送来一批旧棉军衣，说是发给被关押的“修养人”御寒，集中营的职员则每人发一套新棉军衣。周养浩特意叫总务组为黄显声发了一套新棉衣，试图拉拢。黄显声拿到新棉衣后，立即到总务组保管被服处换了一套旧棉衣。周养浩看了很奇怪，问黄显声说：“我叫他们发新的给你，你为什么还穿的是旧棉衣呢？”黄显声说：“我坐牢就应该穿旧的，这件棉衣虽然破旧，经我洗净补好后，穿在身上从心里感到干净利落，新棉衣不合我身份，我穿不惯。”周养浩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哑然而去。集中营生活组卷烟部，除生产一般纸烟销售外地还生产一种“四一”牌优质香烟，赠送特务首脑或其它军政人员享用，集中营内只有周养浩一能能吸这种烟。黄显声吸的烟都是在“四一合作社”购买的一般香烟。有一次，周养浩指着黄显声吸的香烟说：“以后吸烟就到卷烟部去拿优质的‘四一’牌，不要到合作社去买了。”黄显声当即拒绝说：“那种烟我吸不惯。”为了避免周养浩再来找麻烦，他干脆托人在贵阳买来烟丝、卷烟纸、香料，并用木板自造了一个木卷烟机，自卷自吸。这个卷烟机后来一直带到重庆白公馆。黄显声对难友黄彤光说：“吸烟本是一个小节，但不能因此沾污了我的人格。”

    黄显声为人豪爽侠义，就连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也对他十分敬畏。他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被许可在管理人员陪同下到狱外散步、游泳。因为囚禁的时间久，同其中一些特务有些交往，可以到特务家里玩。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要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关押的政治犯下毒手，这件事黄显声事先已有所闻，知道自己也免不了一死。这时有个想戴罪立功的特务，悄悄来到黄显声住处，劝他逃走，并且还为他设计了越狱方案，在这生与死的关头，黄显声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全狱同志，他说：“假如我逃走，狱方事后发现，必然加强警戒，那么其余的人一个也逃不出来，而且更会加速把他们统统杀掉。所以我不能一个人逃走。要逃，所有的囚友应当一起走。”

    这就是黄显声。一个爱国将军，一位共产党的挚友。

    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被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前夜。黄显声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进展情况，曾向白公馆的“政治犯”看守特务做过种种分析，他预言上海可能在端午节前后解放，重庆可能在年底前后解放，这些科学分析表明了黄显声卓越的军事眼光。

    话说回1946年秋，国民党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减缩了编制，贵州息烽集中营因而关闭。黄显声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白公馆是“中美合作所”第一看守所，这里关押的政治犯是敌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多数来自贵州息烽、重庆望龙门、石灰市等监狱，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许建业等都囚禁在这里。黄显声被关押在二楼靠左边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在黄显声突然发现身边有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那孩子身体特别细弱，圆圆的头长着一双纯真的大眼睛，身上穿的衣服虽是旧的，但很整洁。这个孩子就是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的幼子宋振中。《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宋绮云夫妇最初也关在息烽，后来转移到白公馆。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宋绮云在牢房关押时间太久，身体十分虚弱，无力教育自己的孩子，“小萝卜头”六岁时，父亲曾想乞求特务让孩子出去读书，特务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来当小萝卜的老师”。黄显声知道后，主动提出。从此黄显声就成了这个刚满六岁的囚中学生的老师。他第一课教“小萝卜头”的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黄显声对小萝卜头每天的学习安排是：上午学习语文和算术，下午学习俄语和图画。“小萝卜头”在黄显声培养下，学会了简单的俄语会话，遇到特务监视他们一老一小就用俄语交谈。后来“小萝卜头”就是用这种敌人听不懂的俄语给狱中地下党传递信息。

    “小萝卜头”和父母及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分子用极端残忍的暗杀方式秘密处死的消息，黄显声是知道的。毕竟数回与老蒋斗争，黄显声知道在重庆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之时，他和数十位在白公馆被关押的“要犯”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因此前些日子，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偷偷为黄显声准备了一把自卫武器——匕首。从已有的历史档案和敌我双方相关人员那儿获得的材料中，还没有见过白公馆、渣滓洞两处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手中有过比一把匕首更重要的自卫武器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对黄显声将军的启重和深厚的友情。

    27日下午。时针刚过四点，白公馆突然里外三层被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宪兵团团包围着。

    “黄显声先生请出来！”特务看守长杨兴进跑到楼上的第二牢房，装着很客气的样子，叫道。

    “什么事？”黄显声预感事敌人有“大动作”，便佯装寻问了一声。

    “督察长请黄先生谈话，马上走，李副官也一道去。”杨兴进这样回答道。

    “谈话“？黄显声一听，便知凶多吉少，于是他在趁戴帽子的机会，把珍藏在铺盖下的匕首迅速插在身上，然而走出牢房。他的身后，是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的副官李英毅，俩人一齐跨出牢门。黄显声将军走到白公馆院坝中间，以军人的特有姿势，向牢中的的难友们挥手“再见”。

    “再见！黄将军走好……！”难友们深情而悲愤地目送黄显声和李副官走出白公馆，只见他俩迎着北风，向溪边的步云桥走去。

    这是一条久年失修的破桥，当黄显声的脚刚踩上桥面的一块枯朽的木板时，特务杨进兴迅速从腰间拨出无声手枪，朝黄显声的背上连开两枪，罪恶的子弹一颗打穿左臂，一颗打穿后背。受到袭击的黄显声猛地摇晃着身子，跄踉地朝前迈了两步，然而坚难地站住后，缓缓转过头来……只见他满嘴吐着鲜血，愤怒地使出全身力气，冲特务们骂了一声：“你们这些国民党法西斯……！”便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站在杨进兴身旁的另一特务也举枪向李副官射击，中枪者“哎呀”一声，横倒在黄显声身边。特务杨进兴似乎还不解恨，上前一脚踏住已经断气的黄显声的颈子，从死者手腕上扒下一只自动表，又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黄将军的礼帽。“他身上怎么会有匕首啊！”突然，杨进兴从黄显声的腰间摸到了一样东西，让他大吃一惊。“干完了吗？”这时，驾着摩托车的陆景清正好从毛人凤那里回来。神魂未定的杨进兴举着匕首，跳上车子后对上司说：“事倒做完了，没想到黄的身上会有这东西啊！”“要小心点，要犯们厉害着呢！”说着，俩人乘车一同回到白公馆，准备实施他们的第二批屠杀……

    “刘笃一、白银山！你们两个出来，保人给你们开释了！”杨进兴一回到白公馆，便嚷嚷开粗嗓门，以又一个谎称点了俩位被军统内部关押的“违纪分子”名字。几分钟后，刘笃一、白银山以同样的方式被枪杀于步云桥边。

    此时，天色渐黑。特务分子似乎不再顾忌什么了，看守宋惠宽、程遂愿押着谋刺蒋介石的嫌疑犯何仲甫和陈为诚，刚出白公馆，就在左侧转弯处的桃园边将何、陈处决。特务分子分别从陈为诚的手腕上抢下手表和金戒指，然后两个刽子手互相往对方的肩膀上捶了一拳，乐嗬嗬地说：“收获不小！”

    此刻的白公馆内极度紧张，难友们已经知道特务们的大屠杀已经开始，而刽子手们也不再掩掩掩蔽蔽了，按照预先的分工，他们有人负责在监狱里点名提人，有人则把人押到白公馆外面的松林坡和步云桥两个地方实施枪决，有人则在这两个地方挖坑埋尸，“一条龙”的杀人如屠斩牲口那么简单，那么程序化，那么满不在乎……

    特务杨进兴所带的刽子手们从下午四点多一直延续到傍晚六七点钟，先后连续进行了四批屠杀，整个白公馆已是一片血腥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与“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国际歌声。

    “不许唱！死到临头了你们还唱什么？”特务们气急败坏地用枪托敲击着一个个牢门，然而整个白公馆的每一个囚室内的难友们此时已不再理会这些恫吓了，他们依旧高呼口号或高唱国际歌。有的则直冲特务们怒吼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今天你们杀了我们，明天解放军绝不会饶过你们！”“哈哈，明天我们在阴间等着你们这些王八蛋！”

    “真是不可思议：都快死了的人，嘴还那么硬！”特务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特务们自然不知道，其实就在大屠杀开始的前两天，监狱里的临时地下党支部便作出了决定：在敌人很快实施杀人计划时，作为共产党员的狱中同志，必须做到临危时“脸不变，心不跳”。当敌人行暴时，可以呼口号、骂反动看守和特务们，以鼓舞斗志和士气。地下党支部的决定给了难友们极大鼓舞和教育，因此每当敌人押走一批同志时，囚中留下来的人会自觉地呼口号、骂刽子手们，而且轮到自己被敌人拉出去枪毙时，依然面无惧色，表现出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本色，这些都在敌人阵营里引起巨大的恐慌和紧张。

    屠杀仍在疯狂地继续……

    就在这时，素有“杀人魔鬼”之称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带着另一批特务出现在白公馆，他们是奉徐远举之命，专门来处决由特务组织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管的一批共产党“要犯”……

    新的更大一轮的大屠杀又开始了——

    “熊世政！”

    “丁地平！”

    “谭谟！”

    “……”敌人在一个个点名提人。

    “同志们，再见了！”牢房内，难友们相互握手告别，有的则忙将身上仅有的物品留给狱中的同志。

    “刘志国，出来！”敌人走到楼下二囚室，冲里面吼道。

    那个被点到名的年轻共产党员，他就是《红岩》里刘思扬的原型刘志国。“急什么？等我把诗作好了嘛！”蹲在地上的刘志国不紧不慢地这样回答牢门口持枪的特务们。

    “要得你个刘志国啊！”特务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这样蔑视他们的“枪决行动”，顿时吼道：“都要枪毙你了，还作他妈的啥子诗嘛！”

    “走！”几个特务乘势上前将刘志国揪起便往牢房外走。

    “再见吧！同志们，我先走一步了！”刘志国突然用力甩了一下胳膊，回头对同室的同志罗广斌等说：“记住同志们：如果哪一位同志能活下来，一定要把这些刽子手今天的凶残屠杀向人民公布！”说完，昂头走出白公馆。

    “打倒蒋介石反动派！”

    “人民就要胜利啦！”

    “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志国一路高喊口号，一路大声背诵着他刚刚写就的诗句：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神经有毛病！死了还不后悔？快快去死吧！”恼怒成朽的刽子手们早已不耐烦了，端起枪杆，连续在刘志国的头上、身上扫去……

    “你们……不得好死！”倒在血泊中的刘志国没有立即断气，当他最后睁开眼睛时，仍冲着刽子手们愤怒地骂着。

    “看你的嘴还能动不——”一个刽子手举着手中的枪杆，用刺刀猛地捅向刘的嘴里……刘志国再也没有动弹。而就在这时，另一个刽子手似乎依然不解恨，举起枪托又朝烈士的头上砸去……几天后，解放军大军在挖开敌人残害烈士的“万人坑”时，刘志国的弟弟看到了自己哥哥的惨状：“他的头被打扁了，眼珠子流了出来，肚子被打穿了，嘴唇都被刺刀割掉了……”（引自刘国鸾1951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为革命先烈复仇”一文）。

    此刻，留在白公馆内的共产党员听到外面的枪声，知道又一批亲爱的同志倒下了，于是他们瞪着愤怒的目光，齐声朗颂起刘志国那首仍在冒着热气的英雄诗篇：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愧——！”

    他们真的没有玷污党的荣誉，他们此刻最想表达自己的是向自己亲爱的党表白：我们将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党的荣誉。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让自己以英雄和党员的形象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和钢铁般的共产主义战士！

    呵，党员在此刻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和尊严。

    “李仲达！”

    “石作圣！”

    “冯鸿珊……”敌人又在点名提人。

    “许晓轩！该轮到你了！”特务打开又一个“重犯”囚室，对一位长满胡须，戴着手铐脚镣的瘦高个“犯人”吆喝着。

    “老许！老许也被点名了……”这时，监狱的楼上楼下，不断有人在这样说。

    “老许”在白公馆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他是这座“人间地狱”里共产党的秘密地下组织负责人，又是坐了9年多敌人监狱的“老资格”，加上他是狱中少数几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内职务，每天戴手铐脚镣的“重犯”，所以无论在特务眼里，还是难友心目中，他“老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许晓轩被捕前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是位具有卓越才干的青运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6年10月，许晓轩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庙镇，童年的他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因欠债、失业、流浪、忧闭而死得早，这给小晓轩的心灵上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记：“为什么有的人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过着红灯绿酒的生活？而有的人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吃不饱，穿不暖，住在不能避风挡雨的破棚烂屋？”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腾着，穷人的活路在哪里？这不公平的世道怎样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和在参与进步的工人运动中得到的洗礼，他懂得了革命道理，有了远大理想。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理。他先后在银行和工厂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位富有经验的工运领导者。1938年5月，按照党的指示，许晓轩参与了川东青委机关刊——《青年生活》的创刊，他是该刊的主要编辑和发行者。这期间，许晓轩不仅全身心投入到了办刊发刊的具体工作之中，而且还写了不少革命的激扬文字，对教育青年产生很大影响。1939年春，许晓轩同志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许晓轩到大溪沟21兵工厂分厂参加一个地下活动时被捕。这位重庆重要的工运组织者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的突然“失踪”，让同志们和他的家人异常担忧，后通过狱中的秘密关系传出消息，才知他被关在重庆望龙门22号的一个军统看守所里。

    “我出世八个月的时候，爸爸就被敌人抓了起来。当时爸爸被抓到什么地方，我们家里一点也不知道。”许晓轩的女儿许德馨回忆自己牺牲的父亲时这样说：“一开始只有我伯父知道我爸爸失踪了。因为他们在重庆市里工作，我和祖母及妈妈都住在乡下，我伯父怕祖母和我妈妈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所以一直瞒住家里人。事过半年，我们才得知爸爸被关在重庆望龙门的一个秘密监狱里。爸爸被捕以后，我可怜的妈妈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打击，便病倒了，在床上一躺就是3年，瘦得不像人样。爸爸在监狱里知道后，托人秘密送回一封信——其实只是写在香烟壳子用铅笔写的四个字：‘宁关不屈’。据后来越狱出来的同志说：敌人对我爸爸硬的软的都用，强迫他在烈日下作苦工，带重镣，并罚他绝食，每天只给他一点水喝，还常用严刑拷打他，但却休想从我父亲嘴里挖出一个字。硬的不行，敌人就改用软的，假装要释放他，说给我爸爸自由，企图用甜言蜜语来让我爸爸在悔过书上签字，我爸爸断然拒绝，并直截了当地说：‘要枪毙请便，要我签字休想！’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忠诚，鼓舞了许多难友，难友们都很尊敬他，亲热地称他为许大哥。”

    许晓轩后来从白公馆被转入贵州的息烽监狱。在这座臭名昭著的国民党“营中营”的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大字，那便是许晓轩的杰作。他那刚劲有力的刀法，不仅显示了他的雕刻艺术才能，更展示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十分尊敬他。他是个异常爱学习的人，每天早上天刚亮，便开始学习外文。晚上，他利用走道上透进来的微弱的桐油灯光线读书，天天如此。狱中两、三年下来，许晓轩不仅能翻译一般的俄文，而且还能用英文读《孙子兵法》。有难友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许说：“既然敌人把我们关监狱里出不去，那么就既来之，则安之，要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为将来有一天出去更好工作打基础。”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

    许晓轩和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重犯”重新回到白公馆。后许晓轩与共产党员谭沈明、韩子栋三同志组成临时支部，他任支部书记。在许晓轩的领导下，他们一直在策划狱中的革命志士们的越狱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考察和分析，许晓轩认为韩子栋同志有机会逃走，因韩当时在狱中小买部和伙食团干些杂活，有机会逃出魔掌。“能越狱一个人，就走一个人”。这是临时党支部的决定。越狱计划开始了：先由韩子栋利用跟监狱看守一起出去干活的机会，画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回来，再有狱中支部的同志们详尽商量。1947年8月18日，在许晓轩的亲自指挥下，韩子栋同志利用与看守一起到磁器口街上买菜的机会，乘特务们在茶馆打牌时间，终于逃脱，并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解放后，韩子栋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红岩》中的“疯子”就是根据韩子栋的传奇经历塑造的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韩子栋的越狱成功，让特务们一下提高了警惕，他们要许晓轩带头保证不越狱逃跑。许晓轩断然拒绝，因此被罚带重镣和在烈日下做苦工。然而敌人的阴谋无法消磨许晓轩的革命意志。

    有一天，狱中发生一件意外事：一位无辜的青年难友遭到敌人毒打。“快说，这纸条上的消息是从那里来的，是谁写的？”特务们一边用鞭子抽打这位青年难友，一边逼着他“交代”。

    “住手！那纸条是我写的！”突然，一个宏钟般的声音从楼下一室牢房传出。

    “又……又是你啊！许晓轩，你给我出来！”特务又气又恼地吼道。

    牢门开了，许晓轩昂首挺胸地走出牢房，坦然地问特务：“有什么事可以问我。”

    “这纸条的字是你写的吗？消息从那里来的？”特务问。

    许晓轩轻蔑地看了一眼特务手中的那张字条，说：“消息是你们提供的……”

    “不可能！”特务叫了起来。

    “那可不。”许晓轩镇静地解释道：“有次放风的时候，我看见你们的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便进去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消息。”

    “你，你敢！”特务听后气得快跳起来。当罪恶的皮鞭正要落到许晓轩身上时，整个监狱响起了“不准打人”的怒嚎。这声音让特务们胆颤心惊，只好当即宣布：“算了算了，今天停止放风。”

    许晓轩多次表现出的这种临危不惧、舍已救人的高贵品质，使监狱里的难友们异常感动和敬佩。

    有难友在放风时问过许晓轩：“如果有一天敌人要枪毙我们的时候，你老许有什么要求？”

    许晓轩拢了拢尖尖的下巴，笑笑，说：“真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完后我死无遗憾了。”

    “许晓轩！出来！”这里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白公馆内的特务叫喊声。这一天，被狱中难友称为“许大哥”的许晓轩将被特务们拉出去枪毙。此刻，许晓轩没能获得他最后想看一份当天《新华日报》的愿望，然而他却以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向有可能留下生命的同志转达他用十年牢狱之苦铸炼出的一个带血的心愿：“……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务必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共产阶级意识！”

    说完这句话，许晓轩轻轻地将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然而深情地披在一位难友肩上：“亲爱的同志穿上吧，它会对你有用的。”随即他大步跨出牢房。

    刑场上，许晓轩一双蔑视的目光象两把利剑，刺向对他举枪的敌人：“你这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必将审判你们！”

    “中国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样的共产党人，刽子们的双手在发抖。“哒哒，哒……”子弹穿过英雄的身躯，或在手铐和铁镣上“当当”乱响，溅出斑斑火星……

    又一个倒下了。

    又一批倒下了……

    “宣灏！”

    “文泽！”

    “……”

    “现在轮到你们啦！快出来吧！”满身沾着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回到白公馆，又开始新一轮的屠杀。

    “你这个瞎子，问你一句：还有什么要求？说来我我们听听……”特务走到四室牢房，问一向走路都看不清的高度近视者宣灏。

    不想，弱不禁风的宣灏淡淡地撇了一眼刽子手们，脸端微微一笑。

    “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刽子手们感到不可思议。

    宣灏心想，当然要笑嘛！你们不是问我最后的要求吗？我的“最后的要求”是个秘密，只能向狱中的党组织讲，而且我已经在前些日子完成了这项使命。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要求吗？”突然，宣灏愤怒地对几个刽子手大声说道：“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的最后要求是：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 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妈的，临死了你竟敢还在胡言乱语！”刽子手一听，一拥而上，将宣灏的嘴堵上，然而连推带跌地将他押出牢房。

    “文泽！你呢，你在牢里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怎么样，也想最后交代几句？”刽子手将凶残的目光盯向另一位“犯人”。他就是已有8年“狱龄”的共产党员文泽。

    “算你猜对了。我确实有几话要说……”文泽是监狱里有名的诗人，早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十三四岁在重庆巴蜀印刷社当学徒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常在报上发表诗作。新四军部队里一位颇有影响的“战士诗人”。“皖南事变”后被捕，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江西上饶、贵州息烽监狱，后来与许晓轩等一起押到重庆白公馆。8年牢狱，文泽没有断过写作，他的《刽子手》一诗曾在难友中非常流传：

    ……

    啊，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

    恶棍、流氓、窃贼，

    可是，这还只是他落寞的时候，

    很快，他高升坐了办公室，

    会拍着桌子叫你签字，会替难友找“前程”，

    运气来了，很快当上了奴才们的头领，

    “领袖”的耳目，保镖头儿，警犬。

    失踪、捕杀、关监，

    搜索到床底，叫声……

    每一群人里都有他的小狗钻进来窃听，

    每一个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喽罗所暗探。

    “你的老伙计许晓轩在外面等着你呢，劝你识相一点！”特务这样威胁文泽。

    “老许？是啊，你们把老许弄哪儿去了？”文泽一听不由怒从心起。许晓轩和文泽差不多时间被捕，而且又同在贵州息烽监狱呆过数年，之后又是白公馆的同室难友，俩人情意笃深。其实，就在刚才提走许晓轩的时候，文泽便知道敌人的屠刀马上会在他的头顶上落下，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同志们，再见了！”“战士诗人”在跨出牢房的一瞬间，突然扬起头颅，一边用手与留在狱中的难友们挥手告别，一边高声诵道——

    “……呵，兄弟，

    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

    他们要泄忿、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

    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

    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

    血仇要用血来报——！”

    几分钟后，文泽倒在了他的狱友许晓轩身边。他的这首《天快亮的行凶》的完整诗稿，就是在他牺牲之前眼见一批批难友被押走杀害时怀着满腔怒火急就而成的。诗稿写成后，交给了一位同室的难友，后来这位难友侥幸脱脸时将文泽的诗稿带在了鞋内，而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读到这异常珍贵的英烈诗作。全诗还有以下句章：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

    惨白的电灯光笑的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

    把他从恶梦中提出。

    瞪着两只大眼，定一定神，

    他向前凝望：

    一张卑鄙得意的笑脸，

    遮断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

    是轮次了，兄弟，不要颤抖，

    大踏步跨出号门——

    他的嘴裂开，轻蔑地笑笑：

    “呵，多么拙笨的蠢事，

    在革命者的面前，

    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

    记着，这笔血债，

    弟兄门一定要清算：记着，血仇。

    呵，兄弟，我们走吧，

    狗们的死就在明朝！

    血永远写着每个殉难者的“罪状”——

    第一、他逃出军阀、土豪、剥削者的黑土；

    第二、他逃脱了旧社会屠场的骗诈、饥饿；

    第三、他恨煞了尘世的麻痹、冷漠、诬害；

    第四、他打碎了强盗、太监、家奴、恶狗加给祖国的枷锁；

    第五、他走上了真理的道路，向一切被迫害、

    被愚弄的良心摇动了反抗的大旗……

    呵，兄弟，你走着吧！勇敢地走着吧！

    呵，兄弟，记住我们战斗的心条：

    假如是必要，你就迎上仇敌的刺刀。

    但是真理必定到来，这块污土就要燃烧。

    刽子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

    一转身，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