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大屠杀，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实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那里已经牺牲了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战友、亲人和组织……当然，那些革命烈士们自然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风云变幻中的主角。这些主角，他们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们牺牲后的很长很时间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其实一直就没有完结过，而且有时则越变越复杂和曲折。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那场“文化大革命”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国文化命运的生杀大权，在她推行“样板戏”的同时，对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艺术一概否定之，《红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红岩》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自然跟着倒霉。除了“江姐”命运稍许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红梅赞”很欣赏，所以胆大妄为的江青没敢全盘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个人特别欣赏《红梅赞》，这个人就是当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江青为了实现她彻底否定《红岩》，便在一个重要场合放出这样的风：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没有一个好东西。这话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牙们用来诬蔑和陷害《红岩》及其“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话，几乎使所有与“红岩故事”相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场浩劫对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们的亲属与战友们带来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绝不逊色于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实施的惨无人道的那场“11·27”大屠杀的残酷。这是因为，当年像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面对法西斯分子的屠杀还可以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等表现自己信仰的口号，而在这场政治浩劫中，许多革命先烈士，他们原本已经安稳的尸体和灵魂，却要被“造反派”们从烈士墓中挖出来扔弃在荒地里、阴沟下……他们的那些本来已经擦汗眼泪的亲属们，则重新被一个个撕开痛失亲人的伤疤，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毁性的心理打击。在重庆，在四川，曾经出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纪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涂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被“没收”并烧毁，烈士的子女成为“黑五类”。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纪念会，被诬蔑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复辟会”。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因为事先并不知道造反派已经将其牺牲的儿子列入了“叛徒”黑名单，所以依旧去参加纪念活动，结果造反派将其拳打脚踢，像当年徐远举等刽子手向她儿子施暴一样，让烈士的母亲坐老虎凳，最后烈士的老母亲被活活的折磨死去。《红岩》作者之一的罗文斌之死便是例证，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经在敌人的白公馆屡受特务分子严刑拷打而不曾屈服过的丈夫，怎么可能会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吓和污辱下就“跳楼自杀”了？厉华坚信，他从上世纪八十年初第一次接触到那份由罗文斌当年在出狱向组织写的《狱中报告》不可能无原由地少了两章半内容，“肯定罗广斌在《狱中报告》上面的内容更具体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狱中和平时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会想尽办法让原本完整的报告出炉，然而这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厉华认为。

    以为推翻了蒋家王朝、曾经统治了几十年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到了台湾，我们大陆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太大错特错了！如毛泽东所言：一切垂死挣扎的反动阶段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弃他们的反动立场的，他们始终不渝地会寻找机会对真正的革命者和我们的事业进行各种各样的报复和破坏。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为了他们的反革命目标，借“文革”的机会，制造“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这样严重违背客观历史的政治结论，从而造成了与“红岩”和“11·27”大屠杀中相关的所有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彻底的颠覆，由此也使他们的亲属、战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位与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一起被敌人作为“重犯”枪杀于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岁就入党的“红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担任过中共地下党川东临委及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为了革命事业，他屡屡出生入死，承担组织交付的一个个艰巨而机密的事，同时袁尊一又独立担任相当量的组织工作，单线发展和培养了如涂兆兴、幸锡祥、谢以思、谭月英等一批同志入党。王璞同志牺牲后，袁尊一作为了解川东地下党组织的特殊人物，他又与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等同志并肩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接受了残酷斗争条件下的种种考验，具有卓著的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经验，在同志们心目中威性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时，在到重庆市临江路的地下党员何忠发那里时，因叛徒刘国定出卖了何忠发而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们被捕的。由于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特务们曾让叛徒刘国定当面与袁尊一对质，袁尊一大义凛然，将刘国定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相信年纪轻轻的袁尊一这么“硬扛着”，便亲自审讯，结果一无所获。袁尊一的坚强表现在这位心狠手毒的特务头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后，在我监狱里接受改造的徐远举，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过关于袁尊一的话：“袁尊一，20余岁，四川人，地下党员，1948年夏，他去临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馆与地下党员何忠发联系被捕，以后牺牲于渣滓洞，被捕时特务们在他身上搜出一两金子，我同他见了一面，我问他家住什么地方？家中有什么人？他说：‘家住在朝天门，只有一个老母亲……’他反复说：‘我母亲虽然没有饭吃，不会要你们的钱的。’”可见，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质诱惑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49年11月14日，敌人之所以将袁尊一作为与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杀害，足于说明他在敌人眼里的份量。就是这样一位令敌人都感到心惊肉跳的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却在“文革”中被诬陷是“叛徒”。关于袁尊一，他的战友们还知道他在生前做过几件特别令战友们感动的事，那就是他还收养了烈士王璞和左绍英夫妇的女儿小凯渝（解放后改名为雷咏雪）。袁一家为了让烈士的后代少受心灵伤害，百般呵护，关爱无比。可是袁尊一牺牲后，他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到3岁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发展的地下党员谢以思，承受不了失夫丧女的沉重打击，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亲为了让烈士儿子有人继承，便将袁尊一的亲胞兄袁昭仪之子袁继武作为烈士之子，而且这一过继关系，得到了政府认可，从此没有了后人的袁尊一有了继承人。然而，令人无法理喻的是，像这样一位实际上是“断后”的共产党人，江青及其爪牙们仍然没有放过对他们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诬蔑为“叛徒”后，原来在敬老院的他的贤良而有觉悟的老母亲也不得到照顾，被病魔拖死于1971年；曾经是他妻子的谢以思也没有被造反派们放过，长期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牛棚里罚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于1978年，时年不到60岁。连“父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过继来的儿子袁继武也因为是“叛徒的儿子”，被剥夺了升学、当干部的种种权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层……

    袁尊一烈士及其他的亲人们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愤了他的战友和同志。有一位曾经是以袁尊一为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工作者谭月英（后改名叫谭群生），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战友和上级的袁尊一烈士会在牺牲后受到如此残酷的诬陷和他全家的政治迫害，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开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历时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与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战斗中，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上级但始终没有表白过一句话的女共产党员，当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儿、妻子改嫁、养女也被领走后，便默默地将自己的女儿改名为“杨袁锋”，默送给烈士作义女。为了感谢这位后半生几乎是在为烈士而活着的、心怀诚挚爱情的女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们摘录谭月英女儿根据她母亲几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讲演：

    我名杨袁锋，1962年在重庆出生后。为了纪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妈妈把我默默地送给袁尊一烈士为义女，以替代1952年病死的袁伯伯和谢以思娘娘的亲生女儿晓华姐姐，继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遗志，将我取名杨袁锋。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妈妈的引路人、党的领导同志、亲密挚友、战友。袁尊一烈士的爱人谢以思娘娘是地下党员，她对我妈妈很好，也很爱我，曾给我讲过袁伯伯的斗争故事，袁尊一烈士的妈妈孙道清婆婆和袁伯伯的寄养儿子袁继武哥哥，在重庆市市中区（现为渝中区）八一路烈属敬老院居住，由人民政府供给生活费用。我出生后，每逢假节日妈妈都带我去烈属敬老院看望袁婆婆、继武哥哥和其他的烈属爷爷婆婆，他们非常的喜欢我。我几岁时，他们就给我讲烈士的故事，袁婆婆很慈祥，最爱我，常给我讲袁伯伯小时候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烈属敬老院的生活条件没有原来好了，我妈妈还接袁婆婆和其他的烈属婆婆到我们家里做客。这样，她们更加爱我，因此我自小能听到烈士的故事。当然，关于袁尊一烈士的事迹，更多的是通过我妈妈所讲的袁伯伯的事迹……

    袁尊一烈士，自小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老家是四川巴县文峰区（即重庆市南岸区老厂文峰塔）。但祖辈亲人一个也找不着了。父亲袁子舟，是一个邮局的小职员，袁尊一才几岁时父亲就死去了，留下不满30岁的母亲孙道清，和俩个儿子，一家三口毫无生活来源。全靠母亲孙道清给人做针线活和帮人劳动维持生计。为了能活命，袁尊一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走街串巷到茶馆、酒店卖瓜子、纸烟等。旧社会很黑暗，国民党的兵痞地方上有钱的阔人，可以任意欺侮穷苦人。不到十岁的袁尊一，常常受到那些恶人的欺凌，有很多次，国民党的兵痞、阔少爷、买了东西少给钱，有的干脆不给钱。从小就有斗争性的袁尊一，对那些恶人扭着不放，要他们给买东西的钱，但他一具瘦小的儿童，怎能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最后反而遭到恶人把提栏用脚踢翻，瓜子倒满地，纸烟被踩烂，有时还遭到兵痞恶人的拳打脚踢，伤痛难忍，连小本钱也被赔进去了。生活的重压，社会的黑暗，使小小年纪的袁尊一就饱受了人世间的沧桑。他非常痛恨万恶的旧社会，痛恨国民党的兵痞，也就痛恨国民党的统治、压迫。他从小就最同情穷人。

    袁尊一见着与他一样大的孩子早就到学校去读书了。他也很想去读书。希望能挣些钱交学费上学读书。他硬着头，不怕恶人欺负。更加早出晚归去卖瓜子、纸烟。袁妈妈见儿子很渴望上学读书，对儿子感到很心疼，就白天晚上拼命的干活，多挣钱，好让儿子能上学读书。袁尊一上小学时已经过10岁了，比别的同学大了几岁，而且他还要一边读书，一边挣钱，但他每天的功课必定做得很好，因此往往学习要到深夜。由于他学习刻苦，人又聪明，成绩很优异，一连跳了几个班，而且每学期都是班上前一、二名，所以当他升入初中时，年龄还是算小的。

    在南岸中学读初中时，袁尊一就喜欢读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书籍，并且异常很崇拜这些人物。他又聪明机灵，很受老师器重。老师中的共产党员（地下党员）特别喜欢袁他，经常对他进行教育，使袁尊一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因此1937年袁尊一实足年龄只有16岁，可他就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的袁尊一就开始为党工作。在铜梁正谊中学读书时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蒲世隆、张金城组成党支部，袁尊一任党支部书记。后袁尊一考入重庆社会大学政治系，开始成为党的职业工作者。他从1943年至1948年被捕前的几年间，曾先后以商号会计、报社编辑、小学教师、中学职员等社会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工作。

    袁尊一作为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川东临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他的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的头绪很多，范围很广，接触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很广泛；工作的机密性，负责同志们的安全等，因此要求他的工作讲究艺术性和纪律性都很高。袁尊一除了做交通员的工作之外，还负责一些党的组织工作，每个工作都需要他单独一人去做，去完成。特别是1948年4月份党内出了叛徒后，很多地下党员被捕，这时的袁尊一的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只得放弃社会职业，终日奔走于各地秘密联络和组织共产党员们。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对自己的爱人（地下党员）这样说过：“你我要学着饿肚子，至少也要能饿上三天顶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务是很困难的。”

    其实，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贫。他入党后，为了干革命工作方便，与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亲单独住在重庆市区千厮门小河顺城街的贫民院条件十分艰苦。我听妈妈讲；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虽然住在又脏又臭的窄巷内贫民院楼上一间墙壁有缝、楼板有洞的小破楼里，但他们的家里很清洁整齐，充满生气。从1946年起，我妈妈常到袁尊一家里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处得非常好。袁家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确实常常藏有黄金，这些黄金是他为党筹集的党费，是专门缴到组织给游击区支援武装斗争用的。他们家里老小饿肚子，却从不动用分文的党费，而且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想法多给党组织集经费。

    袁尊一的爱人谢以思，原是何忠发烈士的弟弟何泽民的妻子，何泽民也是共产党员。但谢娘娘与何泽民结婚不久，丈夫何泽民就患伤寒暴病死了。何忠发为了解除亲媳的痛苦，把她从宜宾带到重庆，托袁尊一继续培养她入党和介绍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绍谢以思加入了地下党。为了便于掩护和抚养好王璞与左绍英烈士的女儿小凯渝，党组织要求他们结婚成家，这样在这年的4月，袁尊一与谢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后仍住在贫民院，虽然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贫，但为了抚养好烈士后代，夫妇俩尽力尽力，妻子谢以思还把前夫何泽民同志的一大笔存款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支援游击区武装斗争的经费。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庆临江路占家巷解中公寓去与华蓥山武装起义负责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烈士）接头交党费而被叛徒出卖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带了一两黄金的党费。不幸被特务搜走了。

    被捕前的袁尊一，除了做共地下党川东临工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外，他还是一位优秀和杰出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组织者。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了江北县明月、统景等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特务遍布，军警林立之区，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和激烈，也很残酷。由于袁尊一牢牢掌握党的“统战”法宝，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党性强，地下斗争艺术高超，不断壮大了明月、统景等地区的党组织，狠狠打击了当地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捕后的袁尊一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地保护了党，保护了同志，使明月、统景地区的党组织，党员平安无事。尤其是袁尊一掌握了一批川中共东临工委留下的经费和电台等设备，使得这些经费和通讯设备在后来迎接解放军解放重庆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尊一烈士是一位党性观念强、政治素质高的党员。他在被捕前的两年中直接发展的6名党员个个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和坚强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还被打入到敌人“中统”特务机关的某地区负责人，该同志后来为重庆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袁尊一烈士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践行于忠诚党的事业的真实写照……

    袁尊一，让我们铭记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他的革命事迹吧！让我们以同志的名义，同时也记住因他而早逝的3岁女儿袁晓华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谢以思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