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二十三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经因为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考上了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现今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进入了高考年龄或者已经考进了大学。二十三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这些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饺佼者们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大的高考竞争已经比二十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但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时，完全没有准备。许多人彻底放弃考大学的权力，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为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而且当年的高考，难度远比现在简单。
“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高考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无非是谁考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书。即使考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就在你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个比你大学毕业出来分配的工作还好的岗位。这种情况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在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考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从此确定，你将永远难以走进‘上层社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你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我们参加高考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凡分就是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却最后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二志愿，这种情况在二十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考，两代人经历的竞争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位两代人都考入了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说。
从什么时候起，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惟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的“黑色7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国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虽然刚刚实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变化）。把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高考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背诵和计算堆积如山的课本与参考资料，为的是跨越这高高的“龙门”；
哺育和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的仍然是能让儿女或学生能在考场战而胜之。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场年度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又岂是考试的这三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闻着火药味的“校园备战实况”——
抢生——兵马未动先出招
认为高考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考场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一百个人里就可以有九十五个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也就是说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稳进大学了。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树立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那些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最早时并没有人授予他们这样的荣誉，倒是因为高考之风把他们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员可以获得高额出场费，名产品销售起来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听了就叫你吓一跳。名中学的牌子同样值钱，一个“计划外”名额招生指标，三万五万随便可以进账。
名牌中学之名靠什么而来？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那个诱人的高考录取率。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功夫，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干，而傻干是永远干不出聪明活的，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事又不费力的聪明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所谓聪明事，就是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便已经选好了高考苗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剩下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就得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从这儿考出去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奥秘在哪？因为它每年可以从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学，它打出的每年录取学生分数线比普通中学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们的“中招”分明打着的是600分，而实际上真正600分的学生是很难进得了四中的，为什么？因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进这所“北大、清华的摇篮”，结果四中的招生名额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兴叹。“中招”五门课程考600分容易吗？对一般学生来说，这是近乎于登天的记录！所以凡能进四中的学生本来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国只有一所，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关心的学校，所以我们排除其它学校与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间的竞争就情况不同了，因为他们本来就都没有北京四中那样的特殊性，他们靠的是以各种“招术”来赢得社会和家长及优秀生“自投罗网”，并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务处老韩告诉我，他们学校每年为了吸引优秀生到他们学校来，有好几套手段哩：比如说他们教务处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定期请本市或者省报驻市的新闻记者到学校“联络感情”，其实就是请这些记者来为学校当吹鼓手；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宣传广告费，以此让社会明白他们学校是有实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个教职员工分配拉生指标，每拉到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奖励多少钱，每拉到十个过线（即超过学校录取分数线）者奖励多少等等，这样就可以确保生源的优化率达到多少多少了。
“费那么大力气合算吗？”
“当然合算。”老韩肯定地回答我，他从一个老教师的亲身体会中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一般好生与差生区别，集中反映在学习的注意力上。优秀生或成绩好的学生，他对学习往往有浓厚的兴趣，俗话说能坐得住，不用老师费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差生除了个别先天智力因素外，大部分是学习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你怎么管他也达不到自觉学习的那种效果。还有一点差异是，好学生一般通常有极高的竞争意识，眼睛总是盯着更高的目标，差生就不一样了，缺乏竞争意识，随大流，你用鞭子在后面抽着赶着，也未必起作用。有经验的教师所做的总结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老师要把一个基础差的学生培养成优秀学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教三至五个基础好的学生。这一比例说明，同样一所学校，生源的优劣可以影响学校至少三至五倍的教育效率，其实这还仅仅是一般规律而已，如果把优劣生内在的个人因素一起放进去，这一比例将会更加增大。
老韩向我掏心窝子说：“你想，当老师的再有责任心，可学生总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可能给你‘全心全意’吗？这就形成了谁都愿意教好学生，因为越是好学生教起来越省事，越省事教起来就越有情绪和兴趣，这样就越能教得好，越能出成果。教差生就完全相反了，你烦都烦死了，一天到晚尽是些费不完的口舌，再好性子的人都会起急，到头来你还啥成绩都没有。所以我们给老师下指标，用奖励手段来鼓励大家去争取好生源，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积极想法子，因为谁都知道，与其等以后让我去教一个差生班，还不如我现在就下下功夫争取一班好生来呢！”
竞争就这么白热化地展开了。只要我们到每年的“中招”会场看一看，你就会感觉抢生的火药味。然而这仅仅是表面文章，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抢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某校一个初二学生得了省数学比赛冠军回到学校后，即刻就受到市高中重点学校的领导登门接见，校领导当场向学生家长表示：在孩子上高中时，他们免考招他入学。家长和孩子听了自然非常高兴。这事被另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知道了，他们也把这个省数学冠军抢到自己学校。他们听说这孩子还想在语文方面下点功夫，于是就派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免费为这孩子当家庭辅导老师。一年以后，当那个承诺免考让孩子上高中的校长来给孩子办入学手续时，家长告诉他说孩子已经考进了某某中学，即被那个免费派家庭语文辅导老师的学校招走了。那校长对天长叹一声道：完了，我失掉的何止是一个好生，至少是十个、二十个呀！果然，那个把“省数学冠军”抢走的学校，立即借“省数学冠军考我校”的新闻广为宣传，这“名人”效应即刻发生效果，家长们互相之间都在传：你看人家省数学冠军都考某某学校了，我们还傻挑什么呀！于是哗啦一下都涌向了这所学校……哈哈，这所“抢得一头凤，引来万头凰”的学校的老师、校长们，高兴得不亦乐乎，因为这一仗不仅影响本年度招生业绩，对以后几年的招生都将起到极富惯性的连带作用。
几乎每个学校的老师们现在都知道，想要在“黑色7月”打个漂亮仗，必须在兵马未动的招生时就先下手，且要下狠手！
至于抢生源在校长心目中所居的位置更是别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现已离职的某校老校长老王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听后让入觉得别有一番滋味——
老王原来在市一中当校长。而一中、二中在某市都是当地百姓心目中名声显赫的学校。一中相对历史要长些，所以在人们心目中称得上“老大”，且有“省级重点中学”的牌子在那儿。王校长原先是在教育局当副局长，从教育局调到一中任校长时，有人说他不走运，因为论资格、论在局里的年岁也该坐局长的宝座了，可偏偏调整班子时，让另一个部门的一位不是搞教育出身的年轻人占据了正局长的位置。这回他真生气了，向市领导提出宁可到下面的学校教书，也不想在教育局呆了。市里一研究，说行吧，“照顾情绪”，也为了能让新局长工作顺手，于是一纸调令将老王调到了一中当校长，同时还保留副局长的虚职。说老王不走运的人，是看了上面的这些情况才这么说的。
老王心里有数，教育局在市里和百姓心目中算个啥？尤其是像他原来当个副科级的副职局长，更是“小萝卜头”一个，谁把他当回事？教育局的大政方针都是上面指示、市委拍板、局长执行的，官道上那么清流一辙的事，有啥可图？校长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名校校长。老百姓说得形象：市长省长再大的官，我们挨不着他也不买他的账；老师校长虽说不是官，可哪家没有个“小皇帝”？老师校长专管咱家的“小皇帝”，所以老师校长是“皇上的皇上”，谁见了都得磕头见笑脸。
到一中就任后，老王不是没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周边地市，也就是说兄弟市县的中学间的相互竞争。压力归压力，可毕竟老王的一中是个老校，建校历史近百年，光上《中国名人录》的大科学家和著名人物就有一大串。这么一年下来，老王也是仅在熟悉的过程中走完了一年的工作时间。8月份高考结束，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再次创高，排在了省里的前三名，又比过去名列五六位的排名往前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市里百姓特别是那些考上大学的家长们纷纷向市委、市政府反映，要求给一中“记功”。在市新一届人大会议上，一位孙子当年考上北大的人大副主任提议，应该“给本市教育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中留个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名额。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相当一批子女在一中读书或者是子女已从一中毕业的人大常委们的一致赞同。一中的代表名额下来后，自然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校长老王身上。干了几十年机关公务的老工，第一次坐到了决定全市政治命运的权力机构的主席台上，此情此景，他蓦然有种升天的感觉。
然而对王校长来说，这种“升天的感觉”仅仅是开始。市级人大刚开完，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又紧接着进行，老王在差额选举中得票甚至比几个人大副主任还高。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省人大代表大会开完，全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会议又按期召开。不用说，高考率名列全省第三的县级市代表中，老王是最硬气的一个，因为高考升学率的前两名是省城的两所名校，老王的学校虽屈居在他们之后，其实含金量绝对不亚于前面两校，这一点省教委的义头多次在老王的面前这么说过。老王当然爱听这些话，说白了——这是一个显示一中和他老王本人在与别人相比中的分量和资格的问题。
从省城几个会议回来，老王便从过去极少被市长、市委书记接见的“副科职”，一下成了市长、市委书记亲自上学校来看望的红人。市里不管什么会，只要一谈起改革成就，领导们就会把一中、把他老王抬出来。老王从此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名人，在百姓的心目中实际威望不亚于市长、书记。特别是新一年招生时，老王提出一中在前一年高考升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的基础上再上两个百分点，达百分之九十六的目标，和再扩大招生一百名的“新举措”，几乎使全市百姓都为之欢呼。
“一中”和“王校长”简直成了大伙心口中最向往的地方和最了不起的人物。老王曾在邻近的一个朋友那儿听说这样一则“民间故事”：有位农民到市里办事，一进城就迷路了，见了红绿灯也不知是走还是停。天黑了，想找的地方还没找到，便想找家旅馆住下。可旅馆要他身份证，他说我哪有身份证？旅馆说你没有身份证是不能住的。那老乡想了半天就说我认识城里的一个人，你们不信可以问他。于是人家就问他你认识谁呀？他便把王校长的名字说了，并添油加醋地说了句：“王校长跟我是亲表哥哩！”旅馆的老板听是“王校长的表哥”，二话没说，顿时像见了亲娘舅似的为他开了个“高间”。那老乡舒舒服服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有些紧张地走到账台——他忐忑不安地想这回一圈猪崽的钱泡汤了。谁知旅馆的老板不仅没收他一分钱，而已笑嘻嘻地送给他三条香烟四瓶酒，还全是高级的。这位老乡并不懂咋回事？那店老板悄悄对他说：我儿子就在一中念书，今年进校时，想给你“表哥”意思意思，可你“表哥”说什么也不要。这不，你跟王校长是一家人，我们想表的一份心意也有人收了不是？头回进城的这位老乡，哪想到一提“王校长是我的表哥”就得了这么多好处，于是回村后对老哥老嫂们说：城里就是好，你只要说是王校长的亲戚，啥事都能办。
“听说你现在的亲戚多了去了？！”这位朋友讲完“传说”，便问老王本人是否真有此事？
老王对“民间传说”没有否认，只是笑着说了句：麻烦也找了不少。其实老王心里是高兴的，至少从这种“传说”中可以看出他王校长在市民中的声望。
好笑的事还有。市里要分一批福利房给教师，这消息传出后立马有几家房堤禚公司老板主动找到老王，说王校长您的房子包在我身上，白白送您一套咱们不敢干，那样会让人说是贿赂您，但好的地段、面积大小、朝向好坏，还有装修方面，您只要一句话，我们全给您办了。老王有两儿一女，也快到结婚的年龄了，当教育局副局长多少年也没有解决过一次房子，这回理应可以考虑，但因为看到学校几位老教师家里困难更大些，老王就把公房的指标给了人家。房堤禚商们并不知道老王想的心思，还以为王校长没看中送上门的优厚礼物。于是相互之间打听到底是谁的“礼”更让王校长笑纳，暗地比着为王校长献礼。大家都知道，谁能“打通”王校长的关系，谁就等于有了比金山银山更坚实丰厚的财富——这就是自己的子女可以安安稳稳地进市一中、上大学。“咱这辈子谁英雄谁好汉，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后一代谁英雄谁好汉才是家族兴衰的根基。”百姓都认这个理，所以能在王校长面前烧把香、念个经是最最重要的事。但后来王校长没有为自己要房，使得这次“送礼”竞赛也悄然隐退了。
老王在一中的校长位置坐到第三个年头时，教育局的那位年轻一把手被上面调走了。这时市委征求老王的意见，看他愿不愿意接第一把交椅。老王是聪明人，且又有一中校长的这几年“升天的感觉”，所以他连连摇头说“能力有限能力有限”，给谢绝了。正是这一“谢绝”，使百姓对一中王校长的为人更加敬佩三分。
年过半百的老王，此时人气如日中天。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
在老王上任一中校长的第四年时，这年的一中高考率首次出现跌势，且跌幅达三个百分点。而同在一个市的市二中却出现了奇迹——与“老大哥”一中同为百分之九十四的高考升学率。
这一年，当地新闻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二中校长。
高考前，老王正随人大代表团在国外考察，回来得知此讯后暗暗吃了一惊。不过已经坐在“省级先进”头把交椅上的老王自己对自己宽宽心道：偶尔一失，不足为奇。
他照样做他们一中该做的工作，但是下面的老师们向他反映：二中今年招新生采取了新招，把不少好的生源抢走了。
老王听了有些不以为然：我们一中是全市百姓心目中的“王牌中学”，谁想歪招也别想挤掉我们。
在老王根本没有把二中当作自己对手的第二年，二中高考升学率又一次与一中拉平。
“既然是平，就不能说我们输给了人家呀！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学校今年又拿到了全省素质教育先进单位的金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输了吗？再说，我们都是搞教育出身的，不能只盯在学生的高考升学率上，那样会使我们的应试教育越搞越严重，最终把培养人的教育工作引入不正确的路上，损害的是一代人或者可能是几代人的民族素质呀！”老王在年度高考总结会上对下面议论纷纷的教职员工这么说。他的话让相当一部分人频频点头，但也有一部分老师并不买他的账，提出要离开一中，到二中去。
老王火了：想走的就证明他对一中没有了责任感，让他们走吧，即使是骨干！
于是前后有五名年轻的骨干教师从一中调到了二中。
这一年二中为了抢得全市优秀生，便又出了个新招：他们与某国教育机构联合，在学校开设了个“国际班”，进行中、英双语教学。这使又一批本想报一中的好生又到了他们那儿去了……
“简直是招摇撞骗！”老王听说后生气极了，把问题反映到市委。书记听后笑笑，说中国的旧教育模式也该改革改革了，双语教育那么多人喜欢，证明有它的市场，探探路没有什么错嘛。
老王第一次听书记这么不把他的意见放在眼里，心头不由一阵打颤：怎么，真的自己不如人家了？
可不是，这一年高考再度明朗后，二中的升学率和文理状元都超过一中，第一次取代了一中，并一跃成为全市、全省教育先进单位。在百姓中间，一中不行了，送孩子上二中才能考好大学的意识普遍流行。随之而来的是生源和钱源像回潮的江水一般，全都倒流到了二中那头……
“校长，今年修校舍的钱都不够用了，是不是把那辆新奥迪换成桑塔那吧？”行政办公室主任轻轻地走进校长办公室请示。
老王气不打一处来：换！换掉！马上去办。
这一天，老王到市人大开新一届代表大会，路上一辆崭新的奥迪在他前面戛然而止，对方的车窗里探出一张颇为得意的笑脸向他打招呼：王校长呀！走，我们一起走吧。原来，那新奥迪里坐的是二中校长。
老王的脸抽动了几下，佯作笑容地向对方挥挥手，说我还要办点事，你先行吧。
这一届的人大选举上，二中的校长当上了人大常委，一中校长的老王落选了。会议还没有开完，老王就请假回了校。
人大会议结束时，便是春节。往年的春节，老王家的门槛简直要被人踏破，他收到的参加各种活动的请柬和贺年卡能装满麻袋，然而这一年，老王只接待了不足十来个探访者和二十来张贺年卡。
真是世态炎凉呀！当外面的锣鼓和鞭炮齐鸣时，老王独自在家里叹道。他抚摸着一叠曾经闪闪发光的奖章与奖状，又看看当年一中新生摸底测试的成绩单，沉思许久后，拿起笔和纸，给市委领导写了一份辞职申请……
两个月后，老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在政协教科文办公室当主任。在一中新老校长交接大会上，一中校长握着拳头对全校师生说：什么都是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学校的高考升学率放在头等重要的位子上开展工作。老王一听，有些吃惊地看了看自己的后任，他想说些什么，可又说不出来。
是啊，不把升学率提高上去，还有什么资格当校长？老王长叹一声，永远地离开了他心爱的教育战线。
春节到来之际，接老王班的新校长拎着几盒点心来看望老校长，并借机讨教些经验。老王长叹一声，说：我们本来就比二中强，问题出在生源的基础上，一句话，你想赶过二中，重振咱们一中的威望，就得想方设法把好生源抢到手，否则再费劲也是白搭。
新校长再问老校长：那么抢生源到底要使什么招？
老王说：什么招？凡是你可以把好生源抓到手的招都可以使。
新校长年轻，脑子反应快，便说：那我就从今年开始，跟各初中班的学校开始议定“合作联助班”事宜，你看行不行？
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联助班”？
新校长说：就是从孩子上初中起，我们就以一中名义跟这些初中班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办好初中三年教学，之后凡初中出现的好生优秀生他就得给我送到咱一中来！
老王一听，拍案叫绝：这招好！家长和初中校都会欢迎的。
新校长站起身说：那我回去就这么干了。
于是，某市高考的抢生竞争便又向纵深处发展了一大步，初中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考“黑色7月”的硝烟开始向他们飘来……
赶时——决胜关键是两招
啥叫赶时？当然是赶时间呗。赶时间又有什么奥妙？奥妙大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访过的所有高中毕业班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入高三毕业班后，差不多所有学校全都没了新课程。这怎么可能？按教学大纲规定，高三的课程是高考的重点之重点内容呀？高三不教课，高考能取胜？
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该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决定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一个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地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会让你一无所获地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绝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不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好的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委太近了，不敢违规。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决定考生一生的命运的程度，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
神州大地高考滚滚烽烟，就是在这一天天的抢课时中变得愈加火烧火燎。高考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越走越快，到最后谁也无力牵制，带着积聚多年的巨大惯性，向广大学子隆隆压去，于是给广大的考生留下一片片应接不暇的惊恐与无谓的挣扎……中国的高考紧张气氛几乎就是这样形成的，不是在高三，也不是在高二，而大多是从高一入学的第一天起便已经开始了！
某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刚刚经历了“中考”战火的一批学生进入市重点高中后，以为可以彻底松弛一下，家长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在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学校就宣布：从下星期起，周六不再放假，改为全天候上课，星期天上午是“特色班”辅导，下午是加强班开课时间，各班同学注意，凡是成绩突出的可以参加“特色班”，成绩差的必须到“加强班”补课。高一生们一听就叫起来了：还让不让我们活呀？老师连头都不回地说了声：要活就得按上面说的去做，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学生们回家跟自己的家长一说，家长们都很吃惊，但对学校这样的安排只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有的甚至表面上与孩子一起在家“义愤填膺”，可心里则偷着乐——就得这么抓，否则大学怎么考？同学们没有得到家长的实心同情，于是有“领袖”主动出来写信给市教委控诉学校的做法。教委后来把信转到了学校，学校拿到转过来的告状信，执行得也非常坚决：凡参与写信的同学完全可以不参加“特色班”和“加强班”。“哇——我们胜利啦！”孩子们好不兴奋，因为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但这些同学很快发现，由于不参加周六、周日的课程，他们再也无法在平时的课堂上与其他同学同步学习了，因为老师讲的课已经远远走在了前头。尝到苦头的学生回头再想挤进周六、周日的班时，学校说：可以，但必须每人写出检查并加倍交补课费。到了下一周，参与写告状信的孩子一个个被家长押着走进校长办公室，垂头丧气地拿着补课费和检讨书站在那儿，逐个当众悔过。打那时起，这个学校的周六、周日班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一直开到现在。学生和家长普遍反映：如果不是学校周六、周日班开课，家长肯定要多费不少心，说不定高考就拉下一大截。
刚刚过去的2000年春节前，国家教委为了给中小学生“减压”，发了个“紧急通知”，内容要求全国各地在寒假时不得随意开设各种“辅导班”。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家长们一下急坏了，孩子在家干啥？整天看电视？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春节一过就又“硝烟四起”，考不好谁管？教委管吗？不管。肯定不管嘛，它哪管得到千家万户？所以说还得有辅导，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教师成了今春寒假最抢手的一族。以北京为例，所有中学教师几乎被“订销”一空，而且稍稍有点名气的名牌中学教师的家教费涨到每小时八十至一百元，就是这样的高价，依旧忙不过来。某中学的一位物理教师告诉我，他从1月20日正式放假开始，每天安排的家教时间多达九个小时，春节的几天里也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没有学生来上课。他说在放假的近一个月里，所挣的家教费相当于他半年的工资，日均收入在六百元以上。面对如此火爆的意外收入，这位教师不亦乐乎。我走访了几个京城外的中学高中班，他们多数是在春节后其他行业的职工上班时，也都开始了全日制的“补习”。这种名为补习、实为开学的上班的目的，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赶教新课，抓紧高考前的点滴时间，备战黑7月！
赶课赶时，其实早已成为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普遍现象。学校的反映是：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但高考压力实在太大，学校不为应届生争取更多的复习时间，就难以保证考生成绩。家长基本全部支持。理由是：学校有经验。老师知道应该用多少时间先学完高中课程，再用多少时间进行复习，以对付高考。只有学生感到太苦大累，因为三年的课程要在两年完成，等于每一天二十四小时必须干完三十六小时的事。这么一赶，全中国的学生，全中国的老师和全中国的家长，便一下子全都感到有做不完的题，干不完的“加班”。于是，备战高考的火焰越燃越烈，直到举国上下都觉得烫手烫脚……
分班又分流——对不起你的绝招
也许，中国是由于人太多的缘故，一旦有什么大的事需要处置时，总会将人分为一二三类，三六九等。你看，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把人分为地富反坏右；搞政治斗争的时候，又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一说；搞国企改革时，便出现了编内编外、分流下岗等等，总之人大多太杂，便得按胖瘦高矮，划出个优劣好坏，似乎这样方能循规蹈矩地推进某些事件的历史进程。这些本来都是属于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统统什么事都这么分来分去，可就要坏菜了。
高考的事太多，能否考上大学和升学率高与低，对考生和学校来说都是成败在此一举。将应届学生分类，也就成了备战大考的必须手段。于是最热闹的一招，莫过于考前的分班与分流之战。
按理，学生从来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下也有好学与不好学之别，尤其是大学的专业几百近千种，文理科之分在所难免。但问题偏偏出在这必须分的过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发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和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种种激战。
在恢复高考的前几年里，高中阶段没有分班分流一说，那时到高三下学期才为了便于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进行文理侧重复习。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考压力的逐年加大，分班已成为趋势。从人才培养角度考虑，进行“专业性”的文理分班无可非议，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课程里，一直采用的是灌输式教育，很少能发掘个人智力潜能，因此有专家认为在高考前一两年，应该实行必要的文理分班。起初的分班根据上述理由，但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另一种分班，即各学校为了取得高考录取率而将同学科的学生们以成绩好、中、差来进行高考前的大分档。成绩好的第一档被编入A班，学生均是学校和老师认为有可能取得高考好成绩的，这是老师和学校内定的必保生，他们是决定学校年度高考录取率的“主力部队”；第二档是那些成绩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考得上大学的“二梯队”学生，他们被编入B班；第三档是完全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差生，被编入C班。也许除了一些在国家教委挂上名的全国著名中学外，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有些分得还要细一些，如A、B、B、D班，或者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实质完全一样。
“不分班不行啊。你想，学生总是有优良差之分，而高考又是一道死死的门槛，小学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个班级大家不会有太多意见，可到了高考时学生和家长们便不干了，老师也不会干的。比如一个班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有希望考上大学，但就因为班上有几个差生总是拖后腿，课不能往前赶，必然会影响好学生的进步。所以一到高二，学校就顶不住来自家长们的压力了。有一年我们分班稍晚了一些，成绩好的那些家长就联合起来把校长整整围了一天，要求他必须答应分班，家长说否则孩子考不上大学就拿他是问。有的说得很激烈呀，说你学校要是耽误了孩子考大学的前程，我就把你学校和你校长的家全砸了。你以为家长们说说就是了？想错了，他们真能干得出来的！有一年一个学校就自以为顶住了‘分班风’，结果有两位成绩不错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学生后来对自己的家长说，全是因为班上有几位差生拖了他们的后腿，家长一听火了，把班主任和学校校长打得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把打人的家长给告了。处理此事的法院院长的孩子，前两年也吃了没分班的苦头而在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人家法院院长明确告诉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你们这是活该！瞧瞧，你不分班试试？分班，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长当然高兴了。其实学校也是极愿意分的，因为利于教学，同时还能确保高考的升学率。可是哪那么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C班的差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学校划入‘下等公民’，干脆不好好学习了，成天捣乱不说，弄不好反过来会让学校下不了台。那年我们学校就出现了一个分到C班的学生后来在高考时考了全校当年高考分数的第三名，这位学生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与家长一起用了一桶粪跑到原来的班主任家‘感谢’，说是有意要臭臭那有眼无珠的老师。你说这老师冤不冤？这老师后来一个学期没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刺激。问题最难处理的是那些被分到B班的学生，对他们有时很难界定。我就碰到一个家长很难缠地问我，凭什么把他的孩子分到了B班？我说是根据学校规定的三次模底考试成绩多少多少这么分的，那家长提出你能保证那些所谓好成绩的学生中，就没有人是靠作弊而‘成功’的吗？我说那谁也说不准。他说这就对了，你教师既然这都说不准，你就更没有权利用三次简单的摸底考试来把我家的孩子分到B班去。最后我只好投降，说你只要能在年级教研组长那里说得通，我就让你孩子归位到A班，后来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A班不出三个月就自动要求退到了B班，因为他觉得A班进度太快，听了课仍等于没学。所以说高考前的分班是最热闹的，也是最难弄的事，但每个学校又必须这么干。不干谁都不能安宁。你校长不想分，要是当年全校高考录取率下降了，你校长日子就不好过；老师也愿意分班，不分班家长天天跟你磨，弄不好脑袋上给人砸个包出来。当然分了班也会不小心被人在你家里放把火。你作家可不要笑，真有这样的事啊。我们邻近的一个县的一所中学，就因为有个老师在分班时得罪了某学生，高考结束后，这老师在乡下的两间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抢救及时才避免了大灾。事后有人说，看到是那个落榜生所为，但谁也没有证据，再说那学生后来到南方打工去了，几年不回，被害的老师有苦难言……”现在也在北京当文化“高级打工仔”的王先生，有声有色地给我讲了他过去在宁夏县级中学当中学老师时的亲身经历，高考前的分班所带来的阵阵惊涛骇浪把我深深震动了。
不能不承认分班教学的优点，它可以让那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并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来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当时又能迅速赶上的学生，获得上大学的可能；而对那些本来离高考录取分数线就有较大距离的学生来说，也可免受备战之苦，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些真知识。然而分班备战高考，客观上使学生们在还未进入高考的决战时，就开始经历一场心理考验，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发展到忘形的堤旖。有位家长颇有切肤之感地对我谈起他的在一所名牌学校A班的儿子的变迁过程：他的儿子原来在班里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时进入A班，那小孩子高兴得一下子从家长那儿获得了两千块的“奖励”——这是他老爸早先许诺的。在两千块钱拿到手进入A班后，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因为听了老师的一句“A班就是大学的预科班”，以为自己进了A班就可以稳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不出一年，这位学生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成绩跟不上，被逐出A班，降到B班。这下子他受不了了，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嘲讽，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在如此几方面的压力下，这学生从此开始厌学，最后又降到了C班，成了彻底的差生，高考自然没有他的戏可唱。他父亲想为他再出钱弄个社会大学上上，但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现在就只能在一家装饰公司做苦力活。
这位家长还不是最倒霉的，上海某中学学生张雯的家长更心酸。他们的“千金”张雯在前九年义务制教育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同学、教师心目中的宠儿。可到了高中后成绩下降了，老师和她父母都着急，张雯自己更着急，为把成绩突击上去，她真的几乎达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但日久天长，身体跟不上了，记忆力也差了，在高二时她被无情地分到差班。分班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张雯没有来上课，她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后，在家中割脉自杀了。她在遗书上对父母说：“……女儿实在无颜面对你们，无颜面对老师和同学，也无颜面对自己，既然无法抬起头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像张雯这样被高考备战时的分班所击倒的何止一个两个！东北某市1997年10月就发生过一起七名女中学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她们留给学校和家长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是分班的残酷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远离屈辱之地……”可见，不得不进行的分班教学，是高考前很多学生必须面临的一次近似残酷的考验。
分班带来的战火并不仅仅烧在学生身上，教师之间也常常因此而烽烟不断。
某校刘、王两位女老师原来是少有的好姐妹，她们是同一所师范大学同班同学，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学且同带一个高中班。本来两人你有事我就帮你代课，我有事叫你一声绝不会说“不”字。但进入高二时，刘老师被学校安排教了A班，而王老师则安排到了C班任课，这种差异让王老师无法接受，她怎么也思忖不过来，而且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被“姐姐”刘某算计了，因为她知道校长对刘有好感，于是玉百思不解，最后认定肯定是刘为了达到能任教A班而不惜为校长“献身”，结果把她作了垫底。王越想越无法忍受这等耻辱，尤其让她气不打一处出的是，每当上课铃声响后，刘某还总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时更加亲热。“假惺惺的，少来这一套！”王心里骂得咬牙切齿。差生本来就叫人头痛，王心里不舒畅，再加上班里学生老出乱子，校长不时在大会上批评她，对教A班的刘某则大加赞美，这使得王更加认定：刘出卖了她，刘与校长有见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气吞声地带完了高考前的C班教学，高考下来，她的班全军覆没，刘的A班则大出风头，有个学生还考了市第一名。不用说，王与刘两人在学校里彻底地成了优差两类教师的代表，刘成了全校的红人，而王则自我感觉正是由于刘的大红大紫，才使校长把她打入“冷宫”。一气之下，王用一夜功夫，写下了三十封状告刘某与校长通奸的诬陷信，并发到市委、教育局、报社等几十个单位。这事闹大了，检查部门派人一调查，纯属诬陷，王因此被开除出校。当她离开学校时，已经原谅了她的刘老师前来为她送行，王搂住刘泣不成声地忏悔……
王走了，但学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开始了，校长说得非常明确：不这么做，谁也确保不了学校的高考率，与其让一些人感到难受，不如让更多人在考上大学和考上重点大学后好受。
校长还说，我们仅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见招。
什么是分流？分流就是把一些根据平时学习成绩，加上参照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进行测定，把那些似乎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分流出校，这样做往好听里说也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前途考虑——有时智力和能力差的确实有，让他们免受高考之苦，明知龙门跳不过，就赶快抓紧时机另抓出路，如考职高呀，念私立学校呀，再在别的学校蹲班复读呀，总之你得离开本校，另谋出路。
分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95年时，国家教委曾发过通知，针对那些很难考上大学的学生，学校可以将其在高考前分流“出局”。这个通知精神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是发通知之前，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对分流一事有过任何态度，但分流在各地的学校中已成事实；第二是分流确实能减少高考对全民的压力，使学生。家庭和学校三方面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分流本来就存在很多人为因素，加上不少学校借此作为手中的一根权衡自身利益。调节高考升学率的魔术棒，分流便成了备战高考的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预演”。另外，当时教委下发的允许采取分流的通知曾明确规定“必须经本人和家庭自愿”的原则，问题恰恰就出在下面并没有注意这个“自愿原则”。
因此，分流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激烈。学校在这一问题上几乎都表现积极主动，因为这是决定本校高考升学率的大事。我走访过某省一个偏僻的县级普通中学，在那里你看不出有什么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破旧的校舍据说都是“文革”时扩建的，全校除校长办公室有一台电脑，专用作打印文件外，现代化设施很少，更不用说什么“语音教室”了。学生说他们连做物理实验用的仪器全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至于那些老师的教学能力，更不敢恭维。我问一位英语教师是什么地方毕业的，他说是地区专科学校，选他任教英语是因为学校找不出第二个比他英语更强的人了。他们的老师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多人连省城都没有去过。但是这个中学对外称自己的高考录取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个比例在大城市当然不算高，可在内地的普通县级学校里，那绝对是个高水平的学校了！后来我一了解才知其中的奥妙：原来他们开设的四个高三班中，有一个五十六人组成的大班是复读班，即专为那些落榜生“回炉”再读而特设的班级。复读班学生一般不在学校应届生的册子上，但学校却等高考一发榜，便将其中考上大学的人一下编入在册之列。而在另三个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进入高三第二学期，便被强行分流到其它地方去了，个别不愿走的，学校明确说，同意你留在高三班上课，如果毕业会考及格也可以发毕业证，但绝对不准参加高考。如此一进一出，这学校的高考“录取率”一下高出二三十个百分点。到时学校有面子，老师有面子，当地教育局和县长、书记脸上都有光。据调查，目前中小城市的中学里，如此分来分去的做法，已是各自心照不宣的事了，因此有人戏说：越是教学质量差的地方，高考录取率会越高。其中的奥妙全在于它可以借各种手段甚至动用政府行为把那些学校认为的差生分流出列。他们把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变成了某些利益的魔棒，校长、局长和县长想要什么样的高考录取率，其分流的魔术棒便会怎么个转动，在这样的魔棒下，广大学生成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我听说过一个并非是笑话的笑话：西北某省有所边远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最大本领不是如何在教学上下功夫提高学生的高考水平，倒是在分流学生这事上招术颇奇。先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硬软不吃的就来泡磨术——天天派专员到学生或家长那儿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做不通的，因为他们手里有特别武器——对那些实在做不通的，交县、乡领导亲自处理，竟然出现过有一位党员的子女坚决不愿分流离校，县、乡两级领导多次找到这位党员家长，说你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儿子的分流工作。那党员家长说我儿子愿不愿从学校分流的事跟“讲政治”挨得着边么？县、乡领导很认真地对他说，怎么挨不着边呢？我们县是省上的教育先进单位，如果今年的高考录取率上不去就会影响全县的荣誉，这不就是政治嘛！最后那党员家长被逼无奈只好将儿子送到刚刚开办的职业高中去了。而对待普通老百姓的办法就更多了，你一定不服从分流也可以，我就罚你个够，罚得你心痛，看你还硬不硬！更有甚者，某校为了把个别“难缠”的对象分流出高考之列，竟然让医院开出弱智和“神经有问题”等诊断，彻底判处其“高考死刑”，从而顺顺当当笑摘“高考状元县”、“状元乡”的桂冠。
然而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完全是愚民了，他们知道怎么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2000年元旦刚刚过后的几天，北京市朝阳区机械工程学院附中的女校长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场官司轮到了自己头上，告她学校的正是几年前被学校分流出去的女学生、现在已就读北京联合大学的余亭亭。余亭亭在诉讼中陈述的理由是，她在1996年7月被该校高中部录取后，读了两年，到高二升高三时，学校怕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大学而故意出难题试卷，结果包括她在内的几十名学生，因不及格而无法升高三，被迫分流到了“成人高中”，失去了宝贵的高考机会。余亭亭在家长的努力下不得不转到一家私立学校，并交了两万元赞助费才读上了高三，后来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余亭亭以自己“分流受害者”的亲身经历与事实，起诉该校“剥夺了”她和其他同学读完普通高中和考大学的权利，并因此要求法院判决原中学赔偿她上私立学校所花的两万五千元和精神损失费一万元。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了余亭亭的起诉。这场官司在本文成书时尚没有结案，但它至少说明了分流的做法多少包含了对学生高考权利的不公正的侵犯，否则国家教委也不会在1999年重新发文要求中学停止分流的做法。而余亭亭上诉后，被告方校长称，她的学校并非像原告所说的分流入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二，实际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然而这百分之三十的分流数还算少吗？这等于因为分流而使该校高三学生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被无情地剥夺了高考权利，难道这还不够残酷？
堂堂首都北京市都有学校敢这么干，那些远离皇帝天王老爷的边远地区的学校还不知会干出什么名堂呢！人说“高考黑7月”，这个“黑”字不正是被浓烈的战火硝烟熏黑的吗！
模拟疯考——登天门的步步台阶
问高考生在高考前什么最令人头疼，他肯定会告诉你是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冯小刚的三部“贺岁片”今年出笼后，看到他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广告式宣传腔调，百姓们就群起而攻之、骂之、烦之。冯小刚的“贺岁片”才三部就让人感到“没完没了”，不可容忍，却没有多少人运用媒体宣传工具指责高考前学校里进行的一遍、二遍、三遍……几十、几百遍的模拟考试和练习考试，这真是怪了。
其实说怪也不怪，因为高考前的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的练兵考试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谁也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
一个“考”字，几乎代表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核。看看自古至今在培养人、教育人、选拔人方面，哪一样离开过“考”字？它成了对付人的万能手段，而且值得称奇的是几千年来它从未走样。中国的考试是千古不朽的教育经典。
你问三百六十天天天考有什么可考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教师们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即使天天考，时间也还永远不够。至于为什么呢，你就得往下看：首先是针对高考的五门课程，如果按一星期抽测两次，二五一十，一星期就是平均每天都得有两次考试，上下午各一次。这太轻松了！怎么可能安排得这么松松垮垮呢？至少每个课程两天一测验，一周一小考，两周一大考嘛！这是学校的规定。于是学生们发现，各门课程考试频率一下增加了一个“二次方程式”，成了每半天有两门以上的考试了！
但任课的老师还是着急：你们这样搞平均主义不行，数学是高考中的关键，数学考试和摸底考试量必须是别的副科一倍以上。于是仅数学就变成了每天上下午各一场小考，每三天一次大考。大考和小考是有区别的，小考是年级组织的，大考是学校组织的，考好考坏都记录在案。同学紧张，老师也紧张。
数学老师刚刚调整考试计划，外语老师又跳了起来：挤啥课程都成，但惟独不能挤了外语。谁都知道外语是高考中分数往下掉得最多的一门课，我们以往高考录取率，低就低在外语考试的分数上不去嘛！怎么大家还不吸取教训？说什么外语考试也不能少于数学，至少是一样多。
既然外语这么重要，那就跟数学课安排一样多的考试吧。学生就此又发现：每半天的考试由原来的两课时，增加到了三课时。
凭什么数学和外语搞特殊呀？高考的每一门都不能随便掉分，语文其实是最重要的课程。俗话说，考试考试，没有不重要的考试。既然每一门都重要，为什么复习和备考时就分重分轻，不公平嘛！
反正高考是统计总分的，哪一门拉了下来都不好交待，所以平时怎么抽考怎么测验各门任课老师自定。校长最后拍板道。
呼啦——会议一散，文数物化外史地政各科教研组老师聚集一起，紧急制订考试计划，瞬间，全校展开了一片考试厮杀，你考我考大家考，早考晚考中午考，今考明考天天考……再往教室一看，学生的头一齐扎进了“卷场”。老师也不轻松，这个卷子还没有收上来，那个老师又哗啦啦地满屋卷子撒了出去。有个学生给我讲了个亲身经历的笑话：那是在他高三时，在班上“最后冲刺”第十周时，平均每天十节课，几乎课课都有考卷发下来。有位同学那天闹肚子，一节课下课后就往厕所跑，上课铃声响后他还没来得及回到教室。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这同学提了裤子赶紧往教室跑，一边跑，一边想着这堂课的外语测试，一进教室便向年轻的外语女教师要卷子。女教师看他那个慌张样，就说回你的座位。这学生以为老师生他的气，不让他考了，便急了起来，连声恳求，并解释拉肚子的事。女教师不耐烦地说你解释半天干嘛？回你的座位。学生一着急，本来就没有系好的内裤外裤稀里哗啦全都掉了下来。教室里的人顿时哄堂大笑，那年轻的女教师红着脸扭头就回到了教研组的办公室。掉裤子的学生心想今天可是闯了大祸，要不马上向老师检讨就再不能参加今天的考试了。想到这儿，他急急慌慌地提起裤子向老师的办公室奔去，见了女教师连连陪不是，最后恳求道：老师你怎么批评和处分我都行，可就得让我把这堂课上的考卷做了。女教师终于忍不住火了，高声嚷嚷着：这堂课哪有考试嘛？那同学张大嘴巴愣了片刻后飞步跑回教室，喊了起来：我得到了一个世界级新闻：这节外语课没有考卷啦！教室里随后又响起一阵哄笑，同学们告诉他，大家早就知道了。可是这位同学仍然欢欣鼓舞地说：这一定是他闹肚子带来的好运！
这件事听起来很滑稽很好笑，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处在高考备战中的学生们早已被整天的考试搅得晕头转向，神魂颠倒，在他们看来天天考、节节课考才是正常的，假如某一天、某一节课不考了，他们就认为是不是可能发生了世界大战。从高考走过来的学生都这么对我说：开始时大家很不习惯天天做卷子、节节课搞考试，后来习惯了，每天坐到教室，每节课铃声响后就是做考卷，要是哪天、哪节课没有了卷子，反倒让学生们不自然地打听起来：是不是老师病了？是不是上面又有更大的摸底考试来了？
就像战争到来之时，有的人因为经受不了战争的残酷，常常未见硝烟先疯了。一次次模拟考试和频繁的练习测试，使得一些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也时常临阵怯战，或半途而退。某校有个女生平时成绩还算不错，在一摸、二摸时的成绩也不断往上升，可在三摸后一下子掉了下来，最后她在上课时一见老师挟着卷子进教室便紧张得浑身发颤，弄得老师不知怎么才好。可是这女学生又很要强，还非想做完每一张卷子；她越想做卷子就越紧张，最后不得不放弃后一个多月的复习练兵。家长急得满城找医院为她治病。医生说这是“考试过敏症”，需要静疗，就是必须安安宁宁地慢养慢治。到了这份上也只能如此，她和家长知道这种情况就没法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于是心神慢慢地安顿了下来。时过一月，医生和老师突然上门来慰问和检疗，大家又有说有笑，什么事都没有，于是医生和老师对那女学生说，你愿意跟我们出去走走吗？那女学生说行啊，我在家一个多月快闷死了。她便跟着医生和老师一起出门了，后来她发现医生和老师把她带到了高考考场，那学生很惊诧地问老师：是不是让我也参加高考？老师朝她笑笑，说是的，医生说你的病现在好了，所以我们给你的报考手续全办好了，今天特意让你来参加高考的。那学生心头好激动，可她又怕自己不能上阵，便回头看看医生，医生朝她点点头，示意她完全可以进考场。接下来那女学生在老师的陪伴下进了考场，发榜时她的成绩达到了录取线，她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应该说这女孩子算是幸运的。我问过我在医院工作的太太，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考试过敏症”的患者，她说当然有，1999年她所在的西城区几所医院里，临近高考时就收过好几例类似的病人，其中十三中就有一个女学生因为得了这种过敏症，浑身上下都起了皮癣，最后连上学都根本不能去了，自然不得不放弃高考。
听听，这难道不是“黑7月”的战火给闹的？
但是教课的老师不这么认为，他们说高考不亚于打仗，既然打仗前的练兵是战争取胜的必要准备，那么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和测验考试是同样道理。有人扛不住倒下了，证明扛得住的学生更有可能在高考中获胜。什么都不要有顾虑，把卷子发下去，明天还继续接着考——考完了本校编的卷子，再考邻校的卷子，考明白了本地的卷子再考像你们北京这样大城市、有名声的外地卷子，考完了历届高考的卷子，再考今年各部门、各出版社、各考试机构提供的新练习卷子，考完了新练习卷子再回头考老卷子……别忙，即使新考卷都已笔试过三遍，那也得再进行口试、面试，口试、面试完了还有开卷考、闭卷考，总之什么时候高考时间没有到就一直考下去，考到你感觉烦得不能再烦，可一天不考心里又空荡荡神慌慌时，考到你离开了考试仿佛就不能进入正常生活状态时，考到你吃饭睡觉做梦都在想着试题考卷时，考到你金榜提名、落榜无泪为止。
“你们这些作家、记者根本不知道高考的竞争有多激烈！不这么一面再、再而三地考试行吗？高考就像登泰山的天门，每一张卷子就是登天门的一个台阶，不走过几百个台阶行吗？”一位老师这样对我说。
排名——选拔“敢死队员”
考完试你就以为没事干了？错错错，每一次考完后你们就看看那张排名表上自己的位置吧！
排名为何物？就是把全班的考试成绩按名次排列出来。班级排完后再看年级排名，年级排名后再看全校排名。别忙，全校排名后还有全区、全市排名。
如此复杂繁多的排名何用？排名的重要性可以用最复杂的话表述，也可用最简单的话讲明。复杂的话叫做：你不处在竞争的漩涡中，你就永远不会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长、山外的山有多高，你知道、懂得和明细竞争对自己有多重要后，你就会不顾一切、埋头加油、拼命朝前赶。简单的话只有四个字：落后可耻。
谁都不想在排名表上落后，但既然是排名表，便必定有前有后，于是高考前的硝烟便这样越燃越烈……
张玲是某校高三班学习班长，老师对她说，去年本校高考成绩不够理想，今年必须把全校的名次从兄弟学校那儿夺回来，你是班长，要带头，为了你个人的高考荣誉和全校的荣誉，必须次次争取考试排名第一。张玲深感任务无比崇高和艰巨，她努力再努力，进步更进步，一次次模拟、一次次测试，成绩都在全班第一。老师又找她，说班里第一还不够，要争取全校排名第一，张玲又开始努力再努力，进步再进步，终于，她又不负众望，为全班争得了新荣誉。后来老师不找她谈话了，而是校长找她了，说张玲同学，学校根据你的表现，准备发展你入党，这样你就是我们全校惟一的学生党员，建校三十年来头一次有学生党员。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再把排名往上提一提，争取下次模拟考试时，为我们学校在全区拿个排名第一。张玲在红色的党旗下宣誓时，虽然背的是党章规定的那凡句誓词，但脑子里想的是：我必须拿出好成绩，报答校长和老师的器重，争取全区排名第一。她再努力又努力，一直努力到有一天被人抬到了校医那儿……老师和校长后来再不理会她了，因为他们都认为正是她临阵胆怯而使全校的排名落到了第二位。
可耻！校长和老师用目光对她这样说。
真是可耻！张玲自己在心里骂自己。
后来她怎么再努力也没有把自己的名次往前提，反而使她们班在全校的排名一下子降到了第六位。
一天，张玲向兼党支部书记的校长交了一份东西。
什么？你竟敢想退党？校长气得浑身发抖，连声骂道：你是懦夫，彻底的懦夫！
张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与张玲同班的李也同学，被老师认为是可以接替张玲的重点培养对象。
李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要比别人强上强的教育。但李也的成绩在高一时并没有排在年级前六名之列，这使得在初中全校第一名的她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她恨过去自己的那所中学基础太差，但更嫉妒现在比她高分的那些神气活现的同学。“有什么稀罕，不就是靠老师开小灶嘛！”李也以前看到张玲这样名列前茅的人，打心眼里不服。她暗暗使劲，几乎在高一、高二的两年中放弃了作为都市女孩的全部乐趣，把可以利用的一切时间都用在了赶超同学的分数上。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进入高三之后，李也的分数已经列在张玲和另外一名男生之后，成为全校第三名，她本来就戴近视镜的眼睛前又多了一道圈，同学们因此送她个外号叫“靶子”。这回李也真的成了全校排名的“靶子”了，那天张玲“退居二线”后，校长在全校高考第二次动员大会上把李也推到了前台，表扬了李也这几年的刻苦与进步，并要求通过李也和指导老师的共同努力，争取在“二摸”中将学校的名次夺回来。会后，李也同样得到了她过去十分嫉妒的“开小灶”待遇，她初次走进教研组，静静坐在那儿听老师讲题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只有她一个人，而且老师是针对她存在的问题而讲的，这种有的放矢、毫无干扰的“小灶”，如果她几年前就能享受到，怎么可能有张玲辉煌的份呢？第一次“开小灶”时，李也体会最多的就是这个。
“李也，你现在与一般同学不一样了，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下次区组织的‘二摸’，关系到我们学校以前被张玲同学丢失的荣誉能不能重新夺回来，校长的态度很明确：务求必胜，所以在学校练兵时，你的目标是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全校测验第一名。”
百分之百？！李也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因为以前她是在别人后面赶超，心里想的总是努力朝前，而这种赶超过程除了她自己有感觉外，谁也不太会注意她，现在可好了，所有的人都盯着她这个靶子。李也一下子感到了巨大压力，而且同学们现在都知道她是吃过“小灶”的，考第一名是应该的，而落后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不正常的。李也暗暗叫苦：过去我是只管一路拼杀，埋头朝前赶，现在我是站在山的巅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的妈呀，一旦有闪失怎么办呢？先不说是否对得起自己，老师和校长那儿就没法交待呀！
李也从来没有感到心头有如此大的压力。她忽而感觉四周有那么多人盯着她，有嫉妒的，也有嘲讽的，有幸灾乐祸的，更有杀气腾腾准备吃掉她的……“啊——老虎！老虎来啦！”李也已经几次在半夜突然大叫起来，而每次醒来全身总是湿淋淋的。
噩梦，做不完的噩梦。李也开始在一次一次保第一名的考试拼杀中渐渐感觉到精疲力竭，每次从考场上出来时，她都会头重脚轻，甚至胸口发闷，后来发展到一见卷子就冒虚汗，终于有一天她倒下了。这下可把老师和校长急坏了，因为再有三天就是全区性的“二摸”了，他们怎么也不想看到“第二个张玲”，所以此次采取了对李也的特别措施，有两名校医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护。到第三天“二摸”考试时，李也大有英雄出征时的那种声势，前后都有人护着，校长也来了，特意送给她五个字：第一属于你。李也当时掉泪了，她全身热血因此而沸腾，走进考场的那一瞬间真的有种视死如归的感觉。
上帝保佑，李也不仅坚持考完了，而且获得了全区第一名。学校为此举行了高考前的一次庆功暨最后冲刺动员大会。校长把李也请上了主席台，给她戴上了大红花，并号召全校应届高三毕业生以李也为榜样，争取本年度高考录取率再创新水平。
然而，出入意料的是，在此次会议后，李也坚决拒绝了学校希望她在“三摸”时保第一的要求，而是连续请了两个星期的病假。有同学去看望时，李也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不想再当第一名了，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成为这种考试排名的“敢死队员”。同学好奇地说：当“敢死队员”有什么不好？能“开小灶”，还能接受校长亲自戴大红花的荣誉，多风光呀！李也使劲地摇头，说她宁可什么都不要，因为当“敢死队员”最终不会有好结果的，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在战场上被杀得浑身伤痕累累的。
“李也，你得了第一名说话这么轻松，可你知道我妈上次看到班上的那张排名表后怎么对我说的呀？她说我是天下第一笨，下次再不把名次往上提前十名，她就抹脖子！”李也的好同学苏亚男学着她妈的样子做了个自杀的动作，连哭带跺脚地说：“你说我可怎么办？一摸、二摸都排在全班后十名，要是高考真的考不上，我妈她真会抹脖子的呀！呜呜呜……我怕死了，李也……”
李也抱住好同学，用双手拍拍苏亚男颤抖不止的肩膀：“放心，我一定帮你把名次赶上去……”说完，李也跟着大哭起来。
班里的排名虽说只在四五十个同学之间进行，但每一次考试成绩下来，那张排名表就像一道无声的发号令，激烈的战斗因此而开始。
光明和严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分开过，除了是对好哥们外，还因为他俩都爱好足球。光明是前卫，严恪是守门，只要他们俩同在，年级里的足球赛十有八九的冠军属于他们。进入高中后，足球比赛被渐渐剥夺了，一切时间都被捆在了教室考场。光明和严恪的成绩排名基本都在中游水平，前后差不了两三名。但是到了高三第二个学期后，光明发现严恪的排名高出了他十多名，跨入了全班前五名之列。光明觉得严恪很不够意思，既然是哥们儿，要进步就得一起进步嘛。有一天放学后光明到严恪家，他一进门就见正在埋头做作业的严恪慌里慌张地从自己的小屋里走到客厅，那阵势似乎不想让光明见到什么秘密似的。这越发让光明想看个究竟。后来光明终于推说要向严恪借盘VCD而进了严恪的小天地，他往严恪的写字台一看，发现了《北京海淀考王》。原来如此……
第二天起，光明就开始不再理会严恪了，他觉得自己的小哥们儿跟他玩心眼：这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像《北京海淀考王》这样老师推荐的高考复习好书，他光明所在的小城里是见不着的，谁能搞到这样的书就很“牛”。光明心想，你严恪从小跟我是哥们儿，但到了高考复习的关键时刻，却连得到了好的复习资料都不肯借我看，一个人暗着使劲把我扔在每次考试的后二十几名，说轻一点是不够哥们儿义气，说重一点是忘恩负义——可不是嘛，在中考时我光明从表哥那儿得到了一套名校复习资料时，就毫无保留地给你严恪复印了一份，现在你小子得了一套《北京海淀考王》就偷偷藏在家里一个人看，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光明要报复，因为他知道严恪有个弱处，那就是他的外语不好。但老师和同学们从来没见严恪的外语排名落后过，这其中的奥秘只有哥们儿光明知道。
新一轮考试又开始了，严恪的数学成绩照例直线上升，在排名表上已经跃居前三名。瞧着严恪那得意洋洋的劲儿，光明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机会终于到了，外语考试的卷子刚刚发下，光明见监考的老师走到桌前时，有意摆弄了一下自己的笔盒，然后用嘴呶呶坐在右侧前排的严恪。老师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不动声色地暗暗盯着严恪的每一个小动作，大约在开考十分钟左右，严恪动作了：只见他佯装换笔，将笔盒的底一起翻了过来，正在这时，一只大手从严恪的背后伸过去抓住了那笔盒，再翻过来一看，笔盒底有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字条……严恪作弊被当场抓住。坐在他后排斜侧的光明脸上露出了一丝快意。
新一轮的排名表出来后，严恪从上次摸底的前五名一下降到了二十几名，而且受到了班主任在全班大会上的严厉批评。严恪痛苦地低下头时，用仇视的目光斜了一下昔日的好友、如今成了仇人一般的小哥们儿光明，那目光分明在说：准是你小子出卖了我，否则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笔盒下的“秘密”。
像上面这对因排名而反目为仇的小哥们儿，在高三年级中为数不少。有位同学告诉我，他说老师搞的考试排名次，使本来和睦相处的同学间互相成了对手和敌人，常常同宿舍、同桌的人都互不说真话，谁要是能借某一计谋把对手弄蒙了，心里好像比考高分还得意和开心似的。“一张排名表，使同学间的友情全都彻底消失了，整天老死不相往来，埋头盯着对手使暗劲。可气的是老师还要用排名引发同学间的不和，进而制造家长与子女、以及家长与家长之间的矛盾。他们对排名在前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笑脸相迎，对排名在后的同学及其家长则横眉冷面，仿佛欠了他（她）债似的。”有个学校的同学们还透露道：他们的学校做得更绝，每次考试前是任课老师跟他们订合同，等考完后排名一出来就开始“现场兑现”，达到“合同”标准的，可以享受“提高班”免费上课的待遇，没有按“合同”规定达标的，想进“提高班”必须交一百至二百元钱。这种“合同”开始是在老师和同学之间签订的，后来又变成了学生与家长之间签订，如果学生考得没有达标，不仅学生本人受到某些像上“提高班”要交费那佯的罚款式的处罚，学生家长同样要被召到学校接受训斥。
我参加过一个高考班的家长会，那会上若干位受到点名批评的学生家长中有的是大公司的老板，平时在自己的单位里从来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可是到了这样的家长会上，就只能老老实实当三孙子。我问其中的一位家长对学校搞考试排名次有何感想。那家长很肯定地回答，他是赞成这种做法的。“排名可能有些负面作用，但正面作用应该大于负面作用。高考对孩子们来说是决定一生命运的门槛，不想争上游的人以后怎么可能在社会上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成功呢？”这位家长说。
那次家长会上，学校的老师最后说：尽管上面一再要求取消考试徘名，但他们不准备取消这种做法，其目的除了让学生有比学赶帮的竞争意识，还可以动员教师、学校和家长等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来确保孩子们在高考前一直保持高昂的战斗状态。
虽然近期国家教委又明令不让将学生的分数进行排名，但看来只要高考不停，排名次的备战手段也不会轻易消失。
最后出招：户口大迁移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当高考前所有的招术再翻弄不出新花样时，一切好生和差生、估计能考上的和考不上的全都成了学校和学生以及家长的议论中心时，一项更加惊心动魄的备战措施开始悄然拉开了帷幕，这就是“招外之招”的户口大迁移。
湖南与广西交界地区的A县和B市，是两个相邻却各属两个省份的不同区域。以往A和B都是两省的边远小县，是那种穷得没多少人爱管的地方，这两个县有一座相连的大山，大山的腹地隐藏着地下资源，过去曾经因为抢挖不均，发生过许多次血腥的械斗事件。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两个地区的百姓之间竟然停止了械斗，变得和睦相处起来。B得益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优势，由县改为市，而A则仍沿革县的旧体制。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突然因为一件根本不能放到桌面的事，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睦邻友善好兄弟。
这事说来蹊跷，是因为孩子参加高考引发的。A县在湖南，都知道湖南也是中国“五个高考大省”之一，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受传统影响，送儿女上大学一直是毛主席故乡人的好遗风。当年湖南出革命的大人物，而今湖南出状元也在全国挂得上名。但在湖南考大学实在不易，应届高中生中能上大学的平均百分之三十的比例都很难达到。那么多湘妹子湘伢子想上大学咋办？总有辙吧！有一天，在广西工作的B市教育局老李回到湖南老家的A县，他刚进门，本家的二叔就来找到他，说兄弟啊，你在那边的教育局工作，我想问问你，怎么都是在中国地盘上，俺的伢子考了450多分还上不了大学，可远房表妹的孩子在你们那个市才考了400分刚刚出头，咋就被大学录取了，而且还是个重点大学呐！这是咋回事？
老李笑笑，说二叔呀，我们那儿是广西，是国家照顾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样的高考生，最后在录取分数线时要比咱们这儿的湖南省录取分数线要低不少呢！二叔一听，眼珠子一转，说兄弟呀，那你能不能想想法子，把我讶子的户口转到你那儿去，等娃儿明年再考一次，我想凭他今年的分数，明年考上学应该是没啥问题的。老李不好推辞，说我回去就替你试试看，能不能先联系一个接收的学校，这样可能更好办些。二叔听后很开心，说兄弟这事你要办成了，我请你客，给你两大块腊后腿肉。老李咧着嘴笑，说事成了再说。老李回到广西的B市，凭着自己在教育局工作的面子，市二中的校长一口同意了接收那个湘忻子到他们那儿读书。
“校长，这事我得好好谢谢你呀！”老李在电话里对二中校长道了好几个谢。
“老李啊，你这一声‘谢’不是说远了吧？要说谢，还得我谢你哪！你给我送人才来，明年真的高考录取比例上去了，我这个校长脸上不更有光了嘛！说不准还能加一级浮动工资哩！”
“哈哈哈……好事好事。”老李和校长一拍即合。二叔小伢子转户口的事由于校长出面到当地派出所去办理，很快也就成了——那派出所所长的孩子就在二中上高二，校长出面不是一句话的事嘛！再说B市是新建市，各方面的人才奇缺，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吸纳人才，重点中学吸引好学生进来也可以算得上是“引进人才”吧。二叔的伢子从进B市二中读书，到把湖南的A县户口转到广西B市，用了前后不到一个多月时间。第二年高考时，这位湘伢子在广西B市考了578分，结果顺顺当当地被广西某重点名牌大学录取。消息传到湖南的A县老家，整个山洼洼都沸腾了。二叔一高兴，特意把有功之臣的本家兄弟、在广西B市教育局工作的老李也叫了回来，热热闹闹地在寨子上办了十几桌酒席。
“我家的伢子能被名牌大学录取，全仗着我们李家兄弟在B市那边花的心血。我得向这位兄弟鞠三个躬，烧三炷香。”二叔当着寨内寨外的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给本家老李兄弟弯了三个九十度的腰，点了三撮香火。
这事很快传遍了A县三村五乡。于是张三来托老李、李四又来向老李求情，他们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请老李把自己的孩子由湖南的A县转到广西的B市去上学、去落户。于是乎，老死不相往来的A县和B市之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亲热通道”，一个又一个湘伢子湘妹子通过李伯伯、张伯伯、王科长、赵局长什么的被安安全全、厕顺当当地换成了自治区公民。于是乎，一向在自治区连名都挂不上的B市的高考成绩如箭般直线飞升，一跃成为屈指可数的先进市。校长们荣光满面，市长们也得意洋洋。
“这事是好事，应该‘特事特办’。”市长对教育局和公安局、劳动人事局的头头们挥手道。
有上方主剑在，一时间，涌进B市的外籍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从湖南、从四川、从湖北等省份纷纷而来，B市在这中间不仅获得了在高考录取率上的绝对优势，而且还在财政上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入——因为每办一个进市的户口，必须收缴几千至几万不等的“农转非”管理费。那些在湖南或者湖北等其它省份上不了大学的娃儿们，在这儿都轻轻松松地考上了大学，圆了他们和他们祖辈们的梦。
关于通过异地转户口从而考上大学的事，我在采访中发现，这还真是百姓为了孩子求学想出的绝招之一。其实异地转户口或者本地转户口，并非像湖南的A县转到广西的B市那么简单。中国现行的户口制度是一个非常严密而复杂的机制，想动一动可是牵动社会很多根神经的重大问题，可不是一般人一般地方都能顺顺当当地办得成的事。在南京，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很有代表性，他说他的一个同事的老爹是省城一名职务不小的官，是当年解放西藏的老同志。这位老同志有个孙女前些年在南京上学，由于先天性智力差，成绩一直在班里“老未灵”，这可急坏了这位老同志的全家，孩子是全家的“千金”，眼下又都是独生子女，假如这女孩连大学都上不了，不说孩子将来好工作难找，说出去全家脸面上也过不去呀！儿子夫妇俩直让当老爷子的这位老同志想想辙：“你认识的人多，看看上海北京有没有熟人，那儿高考的分数比我们江苏低一百分呢，怎么着也得让孩子上个大学嘛！”那些日子，老爷子一下班，他的耳边就是儿子儿媳的没完没了的催促。但北京和上海的户口一下两下不是那么好办，可时间不等人啊，转眼孙女上高三了，老师拿着几次摸底考试的排名成绩找到这位身居高位的老同志，说在我们江苏这样的高考大省，每年录取分数线那么高，以您老的孙女现在的成绩，想上大学肯定没戏。
通融通融也不行？
难，现在的高考判分和录取都实行了电脑联网，不是哪个人可以做得了手脚的。
听了老师们的介绍，这位老同志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把历年各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有关资料给我找一份来”，他命令秘书从教育局借来好几本相固炷料，像当年研究连队渡江战役的作战图一样认真仔细。
根据孙女目前的成绩应该接近哪个省的高考录取线呢？广西？云南？嗯，与这两个省比较接近，但接近也意味着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更何况接近录取线就不可能上得了重点大学。宁夏倒也不算高，但宁夏……宁夏的几位老战友死的死，退的退，真想让他们办点急事还说不定误在他们手里哩！不行，再看看。西藏，嗬，西藏的分可够低的呀！党的民族政策真是处处体现嘛，尤其是像西藏这样的地方。对啊，如果孙女的分数能在西蔡煳加高考，不是一定有把握吗？说不好让这丫头弄个什么状元当当呢！唉——没出息的娃子！
就这么着吧，西藏还有几个当年一起进藏的战友还在位，一辈子没求人家一次，这么件事总不至于被婉言谢绝吧？
“什么什么，到西藏去啊？老爸有没有搞错哇？”儿子、儿媳听后大惊失色，说你老爷子不是将孙女往火炕里送吗？那样我们宁可不让她考大学！
“真是短见识。让她参加西藏的高考，又不是让她一辈子进西藏！”老爷子见儿子、儿媳还没有明白，提高嗓门道：“等她按照西藏的高考录取线考上了大学后，就不能再想办法把她的户口重新办回南京来？”
儿子和儿媳恍然大悟，连声叫绝：“哎哟，还是爸爸的点子高啊！”
后来的情况我不得而知，想想这位老同志所下的功夫倒也实在不易。不过这类无奈中使出最后招术的迁户口之举，其实公安部门最了解底细。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多，每年各部委一些调京的领导同志也不算少，我就遇见过有位调任某部委机关任司长的熟人，照例他在前几年就可以把全家的户口迁到北京，但他没有像别人那样着急，原因是他的儿子正在老家读高中。“孩子的成绩一般，我想让他在老家读完三年高中，即使他的成绩在我们老家是中等水平，但要到北京参加高考就有把握进重点大学了。”这位司长高屋建领地说。
果然，在去年高考前他办好了全家户口的迁移手续，儿子赶上了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并一举中榜，进了一所理想的重点大学。
像这样借全国各地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差异，又根据我国户籍制度上有可乘之机而进行高考前的这类“合理的流动作战”的，有人估计每年总有数以千计的人，他们确实也因此而上了大学。我们暂且不去论说“户口大迁移”到底对与否，但有一点可以说明，为了备战7月，只要可以运用的手段，学生和家长们都会去试一试的。
“这算什么？只要能让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是上天揽月，我也会在所不借。”这几乎是家长们共同的心声，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录取分数线低、考生成绩相对差的孩子家长，他们现在流行把孩子送出都市，通过亲戚朋友关系，介绍到一些高考分数特别高的江苏、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县地级甚至更下层的中学去接受高考前的特别训练，等到一年半载后再回城参加高考。虽然一时让孩子受点苦，结果则很叫家长们满意，因为孩子带着外地考生的学习精神和备考方法，基本都能稳拿大学入门券。河北燕郊中学，每年都接受一大批家在北京的高中生中途插班或者三年跟班学习。现在该校已经把开发北京生源当作学校发展的重头戏来做。而知道这所学校情况的北京的学生家长们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首先是路程不远，其次是这里的收费是北京城里同等学校的三分之一左右，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进行的高考前的一整套备战招术全是“河北式”的，从已经接受这所学校短期或者长期考前备战又回到北京参加高考的学生情况看，家长们获得的预期效果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也就是说很多本来在北京考大学没戏的孩子，因为受外地学校不同教学和备战方式“感应”后，基本上都考上了大学，甚至大部分超出了预想的效果。
一切都已准备，只等7月高考的铃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