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界级难题

    伟大的三峡移民既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同时又是一次当代爱国主义伟大行动的重大事件。重庆人民在三峡大移民中所作的特殊贡献，无疑是一页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壮丽诗篇。

    百万三峡移民，对重庆人民是一次伟大的考验。这其中，重庆上上下下所有干部和群众为之奉献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令天地动容。

    今天的移民，移的不是单单一个个活脱脱的人。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火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愫……

    三峡百万移民因此被称之为“世界级难题”。

    西方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完全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逾越百万移民的难题。

    “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

    此日，他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译“世界级难题”的行动也全面拉开了战幕。

    外界也许谁都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到21世纪的若干年以后仍然不会出现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欣幸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百万移民总数的80％以上），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沉重的市。

    真正的“百万三峡大移民”时代，是从重庆直辖市建立后开始的，它因此成为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重庆市领导交办的四件大事之首！百万移民，重庆占了85.5％，总人数达103万；同时还涉及862平方千米面积的淹没区域中的16个区县273个乡镇1424个村5483个生产组和淹没两座城市、7座县城、101个集镇及1397家企业，还有一大批港口、公路、桥梁、水电站及沿江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物。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成败与否，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关键在重庆。百万移民，古今中外，前所未有。这就是新直辖市面临的第一项大任务：一个全球注目的“世界级难题”。

    难在情上。

    有一首歌中这么说，“谁不说咱家乡好”。确实，我们中国人是个特别看重家的民族，而且尤其注重尊重“祖上”，怀恋故土。即使是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也会非常非常地看重“叶落归根”。更何况普通人家，庶民百姓。

    无论是三峡移民，还是其他移民，只要是个移民，第一面临的就是必须告别故土，告别原有的家园。而这恰恰是中国百姓最为看重的，他们从一懂事就承受叶落归根的告诫，甚至可以不惜生命的代价为保卫和固守家园和故土而战斗到底。

    三峡移民工作首先遇到的就是劝说移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故土。不知情的人，有个普遍的认为，三峡地区穷，让百姓搬迁不会是难题。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几乎所有属于三峡库区的移民们居住的地方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地方。三峡水库与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以江建库，即以长江本身为基础，在宜昌三斗坪处建高坝后，利用宜昌至重庆间的630多公里的江段进行蓄水，使长江在这一段形成一个巨大的高水位库肚，实现“下可发电防洪，上可航行泄洪”之目的。库区的移民，便是在这江段蓄水后所造成的淹没区内居住着的人们。

    三峡大坝建起，沿江被淹之地几乎无一不是那些过去临江的最好地段和最肥沃的滩地与坝子。移民们无法接受与过去那些“不耕也能自然熟”的家园相比的现实。

    但，搬是不可更改的。难题于是出现了——

    上过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云阳县普安乡的移民站副站长汪学才向我举了他所在村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家的那个村叫姚坪，是三峡库区几千个村落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饱暖即安的生活，世世代代与世无争。但三峡工程打破了这种宁静，上级要求全村的人舍掉过去熟耕熟作的土地，搬上175米淹没线之上的山坡。老汪告诉我，他们姚坪村过去基本都居住在水淹线以下，而且所有可耕种的田地也都在这个位置。三峡移民政策下来后，村上的人所面临的就是彻底告别原来的生活地，退到后岸的山头上。那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个坡陡的乱石山岗。村民们就跟干部们嚷嚷起来了，说我们愿意响应国家的号召，可在乱山岗上咋生活？咋盖房？咋种地？啥子都没有嘛！

    干部能有天大的本事在乱石岗上重新给村民们建一个以往同样的家园？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但办法还得想，而且国家搞的移民试点经验也借来了，那就是在这个陡坡上开垦出可以盖房安家和种植收获的地来。谁来开垦荒山？不用说，还是动员村民们自己来干。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国家的政策一下来，干部们一动员，大家就动了起来：各家各户每人每月出8个工作日的劳动力，而且有规定：谁家完成不了的每个工日交5元钱罚款。峡江一带是农民南下打工最多的地方，剩下的家里人净是老的老，少的少，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啥法子？继续动员呗！于是像汪学才这样的村干部就得一家一户地去做工作。做工作也不一定有人理会你呀！干部们只好自己带头行动，从我做起。再找自己的亲戚带头，亲戚再找亲戚带头，就这么着一户带一户，个别“钉子户”只好就由干部们舍去汗水和劳力帮着完成任务。

    “这回工作难度可就大了！”汪学才向我介绍说，在本土本地，搬个家园就非常有难度，让乡亲们离开故土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情上的问题就困难得多。本来嘛，江津也在重庆市区域内，不算远，而且那儿的条件要比云阳好得多，可移民们舍不得生活惯了的故土。

    为了让移民们顺利地搬迁，老汪说，他们先是到江津选一块好地方，可以盖房种地。每家每户的房子盖得尽量要比过去的好些、宽敞些。可移民们的要求更高，开始让他们派代表去选地看样板房，大家是满意的。后来房子盖好了，有人就提出，我们过去的家门前有路有水，可现在的路在屋后，水也见不着，我们不习惯。老汪他们只好再同当地商量，改道劈水。有的移民啥都满意，突然提出自己原来的家门前有排树林，夏可乘凉冬可挡风，希望在新的家园前也能有一片树林，否则就不搬。老汪他们又再折腾回到江津，一户一户地按照移民们的要求给设计。

    这么着，前前后后用了一年零七个月，当老汪第17次带领移民们前去新家园参观时，大家方才点头露笑容，说：这跟咱云阳的家一样，该有的都有了，云阳老家没有的，这里也有了，我们搬！

    “移民们对家乡的留恋和感情，有时你工作做得再细也是无法照顾和想象得出的。”老汪在这方面的体会再深切不过。

    前年，他接受的任务是安排1300名移民到江西落户。有人一听到江西，就嚷嚷起来：咱是三峡人，过去算四川的，现在算重庆人。不管四川还是重庆，都比江西强。让我们离开三峡老家到个差地方安家，我们不同意。老汪说，江西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比四川、重庆差，四川、重庆有的地方怕还不如陕西、甘肃呢！后来老汪等人逐一做工作，动员移民代表到江西安迁地实地参观。移民们看后喜形于色地说：想不到江西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于是最后有1144人主动到了江西落户。

    巫山洋河村的村支书郑昌省遇到的村民们不舍故土恋家园的事比汪学才的更有趣。老郑今年不到50岁，论“官”职也是全库区最低的一级，可他的名气在三峡库区甚至不比重庆市市长的影响小。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老郑现在是“省长”。

    我在北京采访出发前就知道他是“省长”，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就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郑憨憨一笑：“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省’字，在做村里移民工作时我们最早，属于提前搬迁，所以村民们说我是操的省长的心，日久天长，大伙儿干脆叫我‘省长’了。开始有些嘲讽的味道，后来乡亲们从提前搬迁中尝到了甜头，大伙儿再叫我‘省长’时，更多的是一种亲切和希望……”

    老郑所在的洋河村处在一块草肥羊壮的坝子上，三峡水库蓄水后得淹掉大半个村子的好地。乡亲们感情上实在难以接受。为了让乡亲们日后能过上好日子，老郑跑遍了村头村尾，左看右看，最后看中了村头的一大片坟地。那坟地地处淹没线之上，“风水”不错，一旦三峡水库建成后此地依山傍水，会有别样光景。老郑把村上的干部和村民代表叫到一起，商量着平坟地建新村的想法。

    村里的干部群众几乎都要移民，大伙对“就地后靠”不离开故土当然很高兴，但对老郑提出的移坟建房有些想法，主要是动坟谁都可能不干。

    果不其然，决定一下来，村民们就闹了起来：“建三峡工程是国家的大事，我们支持，也甘当移民。可不能失了家园还要掘老祖宗的坟啊！”

    有人甚至扬言，说谁敢动他们祖上的坟，就先砸了他的脑壳！这话显然是对着村支书老郑说的。

    有人则放言说迁坟盖房这事成不了，因为村上的人都知道他老郑家兄弟姐妹都是孝子孝女。大伙儿一听明白了：老郑家先世的父母的坟也都在那片坟地上，现在只是老郑“积极”，可他还有六个姐妹兄弟就未必都像他一样“连老祖宗都不要了呀”！

    全村的移民们暗暗瞅着老郑自家的这一关能不能过哩！

    “来，我在这里向兄弟姐妹们先敬一杯：希望你们多支持我的工作，也让养育我们的父母能有个更好的地方安息……”一日，老郑让儿子将自己的六个兄弟姐妹叫到家，然后备了桌酒席。他开门见山举杯说道。

    “哥，你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啥事我们都依着你，这你心里特清楚。三峡移民我们也不难为政府，但搬坟的事我们没法同意。你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父母才过世几年，两位老人家入土后的魂灵还没安顿下来，你要动他们的土，我们不答应。”最小的两个弟妹首先站起来反对，于是一桌热腾腾的饭菜谁也没动一下筷子。

    当大哥的老郑找不到一句管用的话可以对兄弟姐妹们说的时候，那只端起酒杯的手颤动了半天，最后还是放下了。他知道兄弟姐妹们对亡父亡母的感情，所以最后只得掉泪下跪在兄弟姐妹们面前：“……好兄弟好姐妹们，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可你们想想，三峡水库马上就要建成，父母的坟地是早晚要搬迁的，总不能以后让老人家的坟泡在水里呀！那才叫真正的不孝。再说，坟地不搬，大伙儿就不能重新安个好家，亡父亡母真有灵的话也不会安宁的是不是？你们看在我大哥的面上，我一定挑块更好的风水让我们的父母，让全村的祖先们安息，啊？我当哥的就求你们这一回了！”

    老郑一边抹泪一边向兄弟姐妹们磕头……

    兄弟姐妹们说啥好呢？一个个抱头痛哭了一场。但他们无法接受亲自动手去给自己的父母刨坟。于是老郑只好请了几个外地民工，自己和他们一镐一锹地将父母的坟墓掘开，然后再搬迁到一块新坟地。

    这一幕，乡亲们全都看在眼里了。后来老郑动员大伙儿搬坟时，多数人配合得非常好，可也有人家死活不干的，甚至只要见老郑上门就张口大骂，说你们当干部的让我们搬家挪窝已经够损的了，还要掘墓挖祖坟，天地不容！

    无奈老郑只好苦口婆心地一次次做工作。别人骂，他默默听着，别人骂渴了，他端上一碗水；别人骂累了，他再跟人家掏心窝窝话。直说得人家不能不点头称是。

    那就搬吧？！

    搬，可以答应你，但我们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说，让埋在地里的人再挪动迁移，是不孝的事。你支书得为我们祖上的人穿丧戴孝，否则我们就不搬！

    老郑闷了一口气，知道只有这样了。为了三峡工程，为了完成百万移民，我老郑就当全村那些先亡的老祖宗们的孝子吧！

    于是，村上每起一口棺材，老郑就按照当地的风俗，全身上下穿孝披麻，一路护送灵柩到新的安葬地入土。然后双腿跪下，磕上三个响头……

    乡亲们就在老郑的这般虔诚和真情下，心理得到了平衡，搬迁和建新村的工作因此顺利开展起来。

    经过一个秋冬，整整齐齐的移民新村矗立在高高的山坡上，就像外国电影里经常看到的“城堡”一样漂亮。

    洋河村的村民们不仅家家户户有这样一块光荣的“三峡移民”石匾，而且他们在郑昌省的领导下，利用提前搬迁几年的时间，在别人仍在为苦别故土挥泪时，便已经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

    难在理上。

    都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理的。百万三峡移民更是如此。

    但有时候，怕就怕讲理了。比如说早先的三峡移民条例上明文规定，那些表现不好，吃过官司坐过牢的人是不允许列入搬迁移民的名单中的。这让许多本不想搬迁到他乡的人感到不理解。噢，我好端端的良民一个，就是因为恋着自个儿的家乡不愿搬迁，你们干部一次次上门做工作，逼得我们非走不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的人倒好，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库区不走，这是哪门子的理呀？

    没有人回答得出来。移民干部非常伤脑筋。

    解释只有一种：国家考虑为了不让三峡移民给迁入地的政府和群众带来麻烦，所以作出了如此一条规定。

    政府想得如此周到，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却并非让做移民工作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干部群众满意。

    迁出的三峡库区认为，既然承认当三峡移民是需要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国家利益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让普普通通的百姓作这种牺牲是可以的，而对那些曾经犯过事、对国家和人民欠过情与债的人就不能让他们也牺牲牺牲？

    不想走的人盯着这一条问你们移民干部一百遍，你干部未必解释得通。既然解释不通，那么一句话：我也不迁。

    犯过事的人也有理呀：好好，过去我是犯过事，做过坏事。可现在我出狱了呀！改造好了呀！是个普通公民不是？那为啥就不能让我们也为三峡建设贡献些力量？牺牲些可以牺牲的利益？别人不愿意搬迁，我们愿意呀！我们愿意做一名光荣的三峡移民呀！

    三峡移民工作中就有这么多谁都有理的事，你说咋办？最后当然只能服从国家政策一个大道理。但具体的工作却难上加难了。

    在巫山，我遇见了移民老张和老付，两人同在一个县，却不是一个乡。老张是第一期移民，第一期移民多数是“就地后靠”，即虽也属百万“三峡移民”之列，但仅是从淹没的老宅基地搬迁到了后山的坡上。当年干部动员老张家搬迁的时候，他大喊小叫着不愿搬，说是原来住在江边的土地如何如何地肥沃，家里的橙柑如何地丰产丰收。“后靠”的山坡虽然干部们通过努力帮助他盖起了比以前更大更好的房子，但老张心里总有怨气，因为除了认为自己新家没有老宅基的风水和耕地好外，主要还是看到像老付他们就没有搬迁。

    当时没“后靠”的老付心头有点幸灾乐祸，见了老张总是拿他寻开心说一声：“老张啊，你可是三峡移民的先锋啊！”谁知这话说了不到两三年，这回老付家被列入了外迁移民，而且一迁就迁到了安徽。于是老付大喊小叫自己“亏”了：凭什么老张他们可以“就地后靠”，我非得背井离乡到安徽？干部做工作，说为了保护以后的三峡环境，国家政策作了调整，加上库区没有那么多耕地，外迁可以使你们比较快地实现致富。当然，还要想到我们是三峡人民，要为三峡工程建设作贡献。老付到安徽一看，确实不错，干部们没骗自己，瞧房子是新的，地也比老家的多，以后发展肯定有潜力，于是痛快地同意了外迁。

    老付跟老张的攀比算是有了个明确的结果。

    突然有一天，老付碰上了本县另一位老相识老章。一问，说人家老章也是这一年的外迁移民，不过去的不是安徽，是广东。

    广东那地方好啊，人家真把咱当做亲人看待，地给的是最好的，房子盖的一律是新洋房，有水有电还有卫星电视……哈哈，一句话：老子值了！

    老付不信，悄悄自己掏钱走了趟老章他们外迁的点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气呆了：人家广东这边就是比安徽那边强嘛！

    一样是移民，一样是外迁移民，干啥安排我们非要到安徽，别人他们凭什么到有小洋房住的广东，听说到上海、江苏和山东的也能住小洋房？老付回来后便找到了移民干部问究竟。

    老付说完上面的话，还留下一句更尖刻的话：我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好公民，三峡移民中的积极分子呀！从鼓励角度你们也可以安排我们到广东或者上海等好地方去嘛！不会去广东、上海那边的移民中有你们干部的亲戚吧？

    像老付提出这样的问题绝对不是非理，平心而论，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自然要答复，而且要答复得令人家心服口服。

    难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该到什么地方的你还必须到那儿去。国家要安排百万移民，不可能绝对地同样自然条件、同样规格模式。广东、上海富裕，愿多拿出些钱为移民盖“小洋房”；安徽、湖北的政府和人民热心呀，他们派人来一对一、一帮一地为你发家致富送知识，送经验。只要再往细里深里长远里想一想，看一看，原来不管外迁到哪儿的移民们都得到了实惠和特别的关照。“后靠”的更不用说，你不用经历背井离乡的外迁遥途与不适，你可以在淹没期前的几年间就获得那些闲置地的双倍甚至几倍的收成，你还可以享受以后三峡建成后的源源不断的好处……

    理，有大的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就看你从哪个出发点寻思了。

    移民们能不寻思嘛！他们天天在寻思，每一次寻思就想出一大堆理来。三峡移民工作就是在这千寻万思中不断解决问题，又在不断解决问题后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着。

    最难最难的是政府。

    在三峡库区，我们到处可见“舍小家顾大家，愿为三峡作贡献”这样的口号。这里的“大家”自然指的国家。咱中国老百姓听惯了国家这个词，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代名词，是庄严的代名词，是幸福和兴邦的希望，是胜利走向胜利的目标。

    但国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国家也是有人支撑的一个机构和一个群体组织，它只是由无数个百姓的“小家”组成的“大家”而已。俗话说，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事，自然“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在三峡移民问题上，“大家”其实绝不比百万移民的“小家”难事少。

    三峡移民最难最难的是国家和政府。

    先说说为啥一项谁都知道利大于弊的工程要拖了几十年才兴建？

    第一，当然是国力问题。

    然而国力问题是惟一的吗？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被全民族接受的振兴大中华的战略，没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下的精心论证的科学方案，有了国力也照样不可能上马三峡工程。

    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几任国家当家人几乎全都耗尽了精力，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但他最终还是在长叹声中不得不放弃这“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大略。只有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断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只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了三峡工程的建设。而第三代领导如果没有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铺垫与准备，即使10年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照样不可能动工。

    三峡工程的难，难在工程技术之外的事上。

    就百万移民一事，国家的难比百姓想象的不知要难多少倍！

    就一个到底应该移多少人的问题，便够国家难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尽量少移，因为过去的50年间证明，凡一次重大的工程移民，几乎都留下了擦不完屁股的烂事，忧白了多少民政干部和领导人的头发！为了处理这些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的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

    少移民就是好？！

    绝对不见得。少移民就会使本来可以发挥巨大库区容量的三峡工程变得不伦不类。要想发挥三峡枢纽巨大的水力资源作用，就必须把水库蓄水位往上提，提得高高的。于是，移民就这样变多了。

    三峡工程决定了它必须是大量移民的伟大工程。

    于是，国家在这样不可更改的客观面前，开始考虑尽量少让淹没区的移民们背井离乡，中国人可以像牲口一样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对故土的恋情甚至超越于任何一种人间的情感。“就近后靠”的思路正是鉴于上面的因素——完全的一个为民着想的思路。

    然而，三峡地区本是山高水险之地，可耕面积人均不足一亩，三峡水库所淹没的正是原先老百姓们耕种的最好的土地，大片的沃土在此间荡然无存，本就缺少耕地的库区更是无地可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孤苦的难民。难民多了，国家还能稳定？政权还能巩固？

    其实，根据卫星航测，三峡库区可耕面积应该能够至少达到1000万亩，真正淹没的仅几十万亩。不过，老百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可耕面积和实种耕地之间是需要一个时间问题，即一块山岗乱石坡，你要让它成为有粮可收的耕地，没有三五年恐怕难成现实。

    矛盾就这样出来了。国家得想办法。

    国家也终于想出了办法，而且办法想得非常非常之早，就在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尚在一遍又一遍地无尽地论证时，试验在“后靠”的山岗上开垦种植柑橘的战斗早已拉开——

    还好，白花花的银子扔在那些乱石山岗上真还种出了郁郁葱葱的果树，适合三峡地区生长的柑橘林让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于是种柑橘成为一项缓解移民生存危机的措施被广泛推广，但时不多久，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开始时，市场经济的风暴突然把三峡移民的“柑橘致富梦”吹得一干二净：土生土长的柑橘哪能打得过洋货洋果？就连本国本省的水果也可以将屈原老先生千年传下的柑橘打得稀里哗啦，一分钱不值！

    移民们哭了。国家更在哽咽。

    办法还得重新想。

    于是，新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中有了这样十分醒目的内容：“农村移民应当以发展大农业为基础，通过开发可利用的土地，改造中低产田地，建设稳产高产粮田和经济园林，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渠道妥善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是啊，“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好办，问题是三峡库区真正有条件办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地方实在不多。至于其他诸如“可利用土地”、“稳产高产粮田”等等都不易有嘛！

    即使上面的都有，田有，地有，乡镇企业也有了，二产三产也有了，突然有人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三峡库区不能再走过去一些水库的老路，千万不能让这一伟大工程和伟大的水库成为一个“大粪池”，保护环境是三峡水库和大坝的根本。

    好嘛，国人的环境意识都加强了，好事一桩！可百万移民都“后靠”到山上去了，三峡水库必定带来生态的严重后果！

    国家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为了解决未来三峡水库环境问题，总理一出手就是几十个亿人民币！但这还是解决不了一个根本问题：库区百万移民问题。

    “就地后靠”便成了问题中的突出问题。专家们的尖锐意见，就差没当面指着国家领导人的鼻子说话。连国外的好友和敌人也跟着对此问题大加评论，比讨论自己家的事还起劲。

    迁！迁出库区！国家经过反复论证和思考，决定二期甚至三期的移民尽可能地外迁到他乡。

    开始是在本县本市本省解决，后来本县本市本省也不好解决了，就决定迁移到其他省去。

    选哪个省？自然首先想到了人口少土地多自然条件还比较好的黑龙江和新疆。

    组织外迁移民吧！于是经过千动员万动员，总算组成了首批赴新疆的移民约2000余人，去黑龙江的也有几千人。

    “新疆是个好地方，满地的葡萄香又香，还有那姑娘美如花……”巫山等地的2000多三峡移民，怀着美好的向往不远万里，到了新疆。果然不错，因为他们到的时候是8月份，正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姑娘也确实美。移民们感到特别的新鲜，看惯了峡江的水和山，再看看新疆的天和云，真的让移民们心都开花了：那天真蓝真蓝，那云白得像女人的酥胸……有人写信回来这么说。

    可是，这2000余人在不到第二年的开春时节，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回到了库区。怎么回事？不是好好的嘛！咋都回来了？

    龟儿子，啥好嘛！回来的移民们拍着身上的寒气，说：那不是我们南方人待的地方！冷得出门撒尿都成冰棍了不说，我们一年四季干惯了活哪有闲得着的时间。可新疆倒好，一整个秋冬全都窝在炕上连个家门都不出，那日子老子没法过！

    原来如此。

    黑龙江方面情况基本一样。

    试点外省市（区）的三峡移民“全军覆没”。

    怎么办？往哪儿迁移才能“走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国家面前又出现了难题。

    既然三峡工程是有利于全国人民的事，理当由那些因三峡工程而得益的长江中下游省市在安置三峡移民方面作贡献。对，长江中下游省市又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安置一定数量的移民应该不成问题。三峡移民到了那些地方日后发展和稳定相对都会好多了！

    这个方案可行！中央领导圈定此举为上策。

    这么着，列出了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山东、四川还包括重庆市未淹没区这些自然条件相对好、经济比较发达的，且以后能在三峡建成后得益多的11个省市，安置三峡外迁移民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发出了对口省市向三峡库区支援建设的通知。

    后者收获多多，各省市特别是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省，财大气粗，友谊情深，大量资金无偿给了三峡人民。今天我们到库区去走一走，你所看到的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上面这些兄弟省市人民支援的。至2005年底，全国对口支援三峡的资金上百亿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情谊。

    11.城市举迁烽火

    如果不深入三峡库区，就不会知道真正的移民工作重点在哪儿。如果到了库区走一走，才知道移民的最大战役是在那些城镇的搬迁过程中。

    据统计，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县（市）城13个，建制镇或者场镇114个。湖北的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和云阳县城基本全淹，还有涪陵、忠县和长寿县城大部分淹没，这就是说，以上县（市）城内的居民都是移民对象。过去的街道、码头、工矿企业、商店、学校和医院等一切城市基础设施将随之搬迁。

    没有比这更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大搬迁了！我“三下三峡”，亲眼目睹了库区城市的搬迁与建设过程，那种场面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情不自禁的冲动。

    那一天，与素有“中国诗城”之称的奉节县陈县长见面，正好是他刚刚从旧县城工地上赶回来的路上。当时的陈县长顾不得拍一拍身上的灰尘，颇为兴奋地指着身后如长龙般的车队对我说：“每天我们要派出200台大卡车，从旧县城向新县城搬迁。这已经搬迁3个月了！估计还得用个把月，才能把旧县城的人和物全部搬迁到新城。”

    三四个月！每天200台大卡车！你见过这样的大搬迁吗？这不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战斗又是什么呢？

    陈县长还告诉我一条数据：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新县城正在建设之中，居民们大部分仍住在旧城，每天从老县城接孩子们到新县城上课的车队就有50辆之多（学校先搬迁到了新县城）！

    我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江边的小县城，一条在山体岩壁上盘旋着的公路上，要进行如此规模的如此长久的大搬迁，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大战役？而作为战役指挥者的陈县长他们所要付出的心血和代价又是怎样的呢？

    三峡移民的几十个城市，114个镇（场），在几年中天天进行着这样的大搬迁！你我去那种地方当一回县长市长镇长试一试看看，敢吗？

    三峡移民战斗中，我们的各级领导与干部们，押上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

    然而，这仅仅是表象。

    在三峡库区，几乎所有被淹的城镇，都是历史名城名镇，也就是说都是老祖宗们传下的宝贝疙瘩。怎么个搬？怎么个建？一句话：动一动，就是个怎么了得！

    城市的迁移，决定着三峡库区的未来。每一个方案，每一个部署，都将影响子孙万代。科学的决策便显得至高无上。

    开县的被淹可以说是“飞来横祸”。它距长江70多公里，许多当地的百姓，一辈子连长江是啥样都不知道，可三峡工程却使他们成了移民，干部们告诉大伙说是以后的三峡水库的大水要把这儿的房子和田地全淹没。这不是“飞来横祸”是什么？

    开县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刘伯承的老家。这是一个“六山三丘一分坝”的特殊地区。在开县全境，即使登高远望，也见不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开县建县于东汉建安二十一年，是个距今1780多年的老县。现有人口140余万，人称“中国第一县”。此地虽山高路深，却是物产丰富、矿藏遍地的聚宝盆。县境内有个储量500亿吨的特大型天然气田。开县的柑橘年产在三峡库区名列第一，年产量达6万吨以上。素有“金开县”之称。

    在三峡库区，那些依长江而居、吃长江水而生的人，此次因兴建三峡水库搬迁，情在理中。可开县人有些感情上不好接受：他们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偏偏回灌而进的长江水，将淹掉他们开县的面积高达85％以上，受淹的人口12万人，接近三峡湖北库区的全部被淹人口。

    当三峡工程“175米方案”传出后，“金开县”的上上下下几乎全都沉没在欲哭无泪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建三峡水库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必须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自产自足、年年丰裕的开县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恰恰现在要为长江而作出牺牲，而且这种牺牲几乎是“金开县”的全部代价——其实就是全部代价了，被淹的85％的地方都是开县原先最好的坝地和山丘，剩余的15％的地方都是高地荒山，是不可植种之地，更非适合人畜居住。而沿长江的其他被淹县市，一般都是“一条线”式的淹没，呈现梯级状态。开县则不然，它的淹没区呈一个巨大的葫芦体，一旦三峡水库蓄水，淹没将是一次性的彻底的淹没。开县领导算过一个账：县城和10个镇（场）全迁，按开县自身的建筑施工能力，需要35年才能完成。如果引进一支3000人的建筑施工队伍，在资金保证的前提下也得需要19年。作为纯粹的回灌被淹区，开县的损失还有一个最让人有苦说不出的隐性问题：由于地处水库回水末端，随着三峡电站的蓄水与放水所形成的涨落，如此每年30多米的“涨落”而造成的被淹区时裸时泡，必然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

    开县吃足暗亏。他们在高喊“支持三峡建设”的同时，心头裂开着一个血口。也许正是因为开县远离长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淹没大县和移民大县，却很少能见到高层领导巡视，相反那些淹没不算很大，而因在三峡名胜之地却不断有领导光顾……

    开县人默默地承受着、期待着。

    终于有一天，他们盼来了中央领导，盼来了能够表达心里话的机会。

    “正是不到开县看一看，就不知道三峡移民有多难啊！”全国政协副主席、“老水利”钱正英面对开县风景如画的秀山丰田，感慨不已。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看了开县的坝子，听了县领导的汇报，又深入到被淹农民家里，然后站在大片大片挂果飘香的坝子面前，久久不语。末了，他深情地说：来开县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县为三峡工程要牺牲那么大，二是没想到开县这么繁荣。

    三峡整个库区都难寻像开县那么好的坝子，淹没了太可惜！郭树言立即指令随同一起到开县的三峡建委移民局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马上着手对开县淹没和移民情况重新作调查研究，以供国家最高层正确决策。

    一场尽全力保护“金开县”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三峡大战中悄然拉开序幕。

    同年10月，当郭树言再次来到开县视察时，随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人便带来了《小江大防护工程规划设计报告》。这个《报告》是建议在长江支流的小江下游云阳县的高阳镇修建“小江水利枢纽”，从而实现将三峡库水拒在开县门外，用电排抽小江水于三峡库内的“保开县”之目标。这个方案被开县人称之为“大防护”。

    “谁说我们开县没人管？‘大防护’就是中央对我们开县最大的关心和重视！”开县人感激万分。但这并不能打消他们继续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念头，他们为了保护好美丽的家园，力求争取得到更加完善的方案……

    机会来了。1995年10月底到11月初，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小江防护工程规划”专家级评审会。历时4天会议上，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代表专家评审组表示：《报告》仍需继续研究。

    会后的第七天，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副总理邹家华便亲自来到小江坝址考察。

    “开县的同志来了没有？”李鹏问。

    开县书记、县长赶紧报告：“来了。总理！”

    李鹏点点头，关切地问：“你们对‘大防护’方案有什么意见？”

    开县张书记先发言。他没有直接回答总理的提问，而是说：“报告总理，我们认为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是解决开县移民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已，我们认为还有其他方案。”

    李鹏转头朝邹家华副总理笑笑，又饶有兴趣地问开县的同志：“你们快把其他方案说说。”

    开县正副县长就赶紧将开县的地图铺开，然后在总理面前一番陈词：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大防护，固然是有可取之处，但我们开县被淹的面积中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坝子，如果也能用筑坝的方法加以保护起来，这样对我们开县移民和未来建设将有极大好处。

    听完介绍，李鹏总理频频点头后，陷入了思考。“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时，总理站起身，分别与开县的几位领导握手，然后对邹家华副总理说：“他们的想法有道理，我看对开县的问题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才对啊！”

    次年12月17日至21日，决定开县的三峡移民问题和未来建设命运的会议再次召开。争议仍在“大防护”与“小防护”之间展开。开县出席的是县长刘本荣，这位肩负140万人民重托的县长声情并茂，慷慨激昂，他的倾向性意见得到了专家们的首肯和赞同。最后专家组认定：从开县实际出发和科学的、长远的角度考虑，建议仍采用以移民为主与“小防护”并举的方案来处理开县的问题，以达到尽量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和减少耕地被淹之目的。

    历时五年的“开县悬念”，就这样被化解了，那是一个符合科学和符合开县人民根本利益的方案。经过运用小防护的方案，开县最富沃的17块坝子全部保了下来。县城和赵家、安镇、铺溪、厚坝四个移民集镇整体搬迁……

    从1998年开始，开县投入了紧张的城镇搬迁和大规模的移民工作。他们并没有忘记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关怀，在一边依靠政策及时合理和科学地安排好移民与搬迁的同时，积极培育未来开县140多万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新天地，先后组织了30余万非三峡移民的南下“务工大军”。今天我们来到三峡库区，看到的开县移民新村新城里为什么比别的地方楼房更多，道路更宽，生活更富裕？原来就是这支30余万人的“南下务工大军”每年挣回的几亿几十亿人民币在起作用……

    开县人从来目光远大，高人一筹。在三峡移民的举世战役中，他们又一次显示了非凡魅力。

    奉节是三峡库区又一个全淹县城。奉节的淹没，对文化人来说，是个极其痛苦的事情。

    小小奉节县城，那是产生和积淀中国灿烂文化的一个宝地。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背吟李白的这一千古绝唱。“白帝城”就在奉节，奉节因此还有“诗城”之称。除李白之外，王维、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陆游、苏东坡……都在此地留下了佳句。

    “刘备兵败托孤”、“诸葛八阵抵敌”的一个个历史典故与传说，无不向人昭示着奉节深厚博大的文化底蕴和沉甸甸的历史沧桑感。瞿塘悬棺的神秘、锁江铁柱的风烟、举世无双的天坑地缝，还有令鬼哭神泣的黄金洞、孟良梯……奉节的天造美景与奇观，留给中华民族的不仅仅是自然遗产，更多的是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精神遗产。

    “诗城”奉节要搬迁了！

    新县城在哪儿？还在美丽的长江边上？千古不朽的“白帝城”怎么办？“诗城”就这样“蒸发”了？103万奉节人民期待着答案出现。

    于是，新县城选址成为奉节拉开移民战役的首场决战，且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和这座有2300多年历史名城的未来。

    “诗城”是浪漫的，但建设一座什么样的新“诗城”则是实实在在的基础工程，浪漫在这中间退至后位，可没有浪漫的设想则显然首先就是一个失败。

    奉节人为寻找一个理想的新县城地址而苦苦奋争了十余年。因为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绿皮书”告示：奉节在兴建三峡工程中，全县被未来上涨的库水淹没的有17个乡镇97个村；县城属于全淹；与县城遥遥相望的白帝城将成为一座水中孤岛。

    老城没了，新城该建何处？去过奉节的人一眼就能看到，奉节老县城紧贴长江，两岸尽是高山峡谷，无论逆江而上，还是顺水行舟，见不着哪儿还有一块比现在的奉节县城更平坦的贴江之地！更何况，新县城必须建在未来水库175米水位之上。

    奉节县的领导们把未来新县城的选择权交给了103万全县人民。民意的结果是：新县城应该“不脱离长江，不脱离历史文化背景，不脱离白帝城风景区”。这“三不脱离”代表了奉节的全部历史和优势，人民的意愿一点也没有错。

    但何处寻找这“三不脱离”呢？已经有几届县领导为此伤透了脑筋。

    说起来，最早的那年应该要从1984年算起，在当时的四川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牵头下，奉节县开始了第一轮的新县城选址。经过一番马拉松式的考察论证，最后提出了三个地址：一是老县城上游的安坪一带，二是老县城后面的莲花池，三是近靠白帝庙的宝塔坪。

    “安坪离老城太远，那儿的话我们肯定不愿搬！”县领导坚决否决了第一方案。

    “莲花池也不行，虽然那儿是属于老县城的就近后靠，可把县城建在离长江的海拔面太高，以后我们吃水难，出门的路也难走。莲花池不合适，我们不去！”第二个方案老百姓不干。

    “宝塔坪看起来是好，可那儿地形峭陡，地质结构复杂，滑坡多，不利于在这样的地方建城市。这个方案我们不同意。再说白帝庙都要给库水围了，你们新县城再选那儿没有什么理由。”第三个方案被负责整个库区城市建设规划的权威部门长江水利委员会否定了。

    “这么说咱奉节新县城要建天上啦？”有人开玩笑说。

    建在天上是不可能的，但奉节新县城到底建在哪儿更合适真是成了比上天还难的事。“长江委”后来又提出在“朱衣”的地方，立即被奉节人否定了，原因还是“离老县城”太远，离白帝庙太远，离长江太远。

    如此主观愿望的“三不离”和客观上的“三离”打了六七年的架，最后奉节人和有决定权的“长江委”总算有了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新城建在宝塔坪一带。这个方案的决定与全国人大将要通过《三峡工程建设决议》有关，否则有人估计还要“拉锯”十年八年。

    1993年12月8日，奉节人在得到省建委的批文之后，立即投入了新城的正式建设。奉节人急啊，如不把新县城建好，一旦长江蓄水，整个老县城将淹入水中，那时几十万人上哪儿去？上山？山上咋个吃，咋个睡？还是背井离乡搬到别人的地盘？那奉节还有没有了？即使后人答应，祖宗答应吗？

    干哪！大干快上，早日建设起新城，奉节就会在整个三峡移民建设中不落伍！

    然而，奉节人万没有想到，正当他们热火朝天地在宝塔坪建设之时，有一天“长江委”的总地质师崔政权率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又一次来到奉节。他们在宝塔坪一带转悠了十余天，直转得奉节人心里发毛。最后果真事又来了——

    “我们现在正式告诉你们：把新县城建在宝塔坪是绝对的错误，至少新县城的中心不能是宝塔坪！原因只有一个：这里的地质条件地形条件都不具备。这是不可改变的铁的事实。”

    “这这……你们早些为什么不说呀？”奉节人一听就愣了，本来就穷得靠勒紧裤腰带开工建设新县城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白白扔进长江的几千万元建设费的现实……

    “早？们早在几年前就提醒过你们，可你们听得进我们的一句话吗？”“长江委”的人也有一肚子的气。

    此时已是1995年初秋，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也有一年多了，全库区恐怕惟有奉节人还在犹豫新县城的建设选址的事，能不急吗？

    事情闹到了省里和中央。

    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亲自坐镇奉节，以便了却这件火烧眉毛的要事。

    “朱衣”的方案还是比较合适。“长江委”再次推出几年前他们的意见。

    “奉节的同志，你们的意见呢？”领导问。

    “朱衣还是远了……”奉节人始终不松口，但态度远比以前软得多。

    “走，我们还是到现场看一看，然后再听听百姓们是怎么个意见。三峡建设是个百年大计的事，县城建在哪，怎么个建法，既要注意科学，又要考虑百姓的利益，所以更要从实际出发，从长远出发。”领导提议道。

    又是一次从头到尾的认真考察调查，反复论证。最后，大家一起重新坐下来议定。“既然奉节的情况特殊，那么我们也不能死抱着陈旧的思维方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三峡库区的城市建设又是为了什么？因此建议大家要从这些着眼点来思考问题……”领导不愧高瞻远瞩，指点迷津。

    在新的思路下，很快大家有了新的统一的认识：既然奉节地理特殊，情况特殊，那么新城的建设不一定非要找块找不到的集中地，那就根据可能，将奉节新县城建在一个既满足奉节人所希望的“三不脱离”范围上，又能不影响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符合科学和长远发展的地质条件好的地段。于是，从地质条件好的朱衣——连离老县城最近的莲花池——接已经建设一定规模的宝塔坪的“三点一线”的新奉节城思路，便这样被确定下来。呜呼，这是一个“长江委”，奉节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谢谢领导的英明决策！”喜从悲来的奉节人紧握北京来的领导之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悬在奉节人心头十余年的新城建设方案终于可以使他们放开手脚大干了。1997年3月1日，作为奉节主城区的三马山小区正式动工兴建。此时，距三峡工程大江一期截流仅为8个月，奉节人自知比库区兄弟县晚了几年的城建，但他们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奋起直追。

    2002年夏，当我来到奉节时，已经看到那犹如散落在长江边的珠子般的新城，延绵15公里，气势磅礴，独有一景，不由惊叹这奉节不愧是诗的故乡。那新城的独特韵味，首先是它的别具一格，其次仍是它的与众不同，那伴江延伸的城郭，与伴山嵌建的楼群和穿梭环绕在楼宇城郭间的条条崭新的马路，如此和谐地组合在滔滔扬子江边，这不正是未来三峡的魅力所在吗？

    是的。“诗城”奉节依旧无与伦比。

    在我离开奉节的那一天，从老城区倾城而出的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正欢天喜地地登上汽车，朝新城迁移。坐落在瞿塘峡之旁的白帝庙保护工程也正式启动，这里将是一座风景更迷人和超然的“泽国诗城”……

    四年过去了。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今天的奉节新县城和那座“泽国诗城”已成为一个美丽的现实了，它们与百万三峡大移民的伟大壮举一起被载入史册而成为光辉的永恒。

    三峡移民，是重庆直辖市的立市之本。重庆直辖市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又为三峡百万移民提供了组织上的、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全方位推动。就像长江与嘉陵江两股江流汇聚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一样，那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曲高亢而优美的凯歌，它永远地写在了共和国的光辉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