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昆山在苏州的诸多富兄弟中，它是非常寒酸的，常熟、吴县，甚至连太仓这样的小邻居都不把它放在眼里。

    很小的时候我去过昆山，我的父辈都称它是“低乡”，就是以湖泽为主的低洼地。它通常是十年九涝，即使种水稻也不会有大丰收。昆山的县城与我出生地的常熟相比，更是不值一提，男人们讲：昆山的街，一泡尿就可以从头浇到尾。

    旧昆山确实很穷很寒酸。

    1980年，据苏州人讲，常熟、吴江的工业产值几乎是昆山的一两倍的水平，那个时候昆山还没有几家像样的乡镇企业。当时苏州、无锡城里已经有很多国营厂，同江阴、常熟、吴县、吴江和无锡县（当时江阴和无锡县还属于苏州管辖）的诸多社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联姻”，惟独穷昆山没人看得起。昆山人感到很压抑、很自悲。反正在昆山的眼里，苏州、无锡这样的城里人是不会将自家的“联营厂”搬到昆山的，搬到昆山就等于是泡汤——容易被大水淹了。

    那时昆山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很不服气，他主政后就提出了昆山不能总当“小八子”（苏州当时下面有8个县），要当就当苏州的长子。有人私下里嘲讽蔡长林是不是想吹一通牛再往苏州城里“走”。蔡长林书记笑，说你们听说过哪家当“长子”的可以随随便便扔下父母弟妹独自去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蔡长林倒是可以留一句话给大家：我爱昆山，胜过爱我自己。在当时的昆山县委、县政府班子里，蔡长林正在物色一位能像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这样的人物来。

    昆山会有这样的人吗？蔡长林的目光默默地盯住了副县长吴克铨。“这人灵光！”蔡长林暗底里赞喜道。你看吴克铨，他满脑子都是昆山如何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借”去“要”呀一类的话题。

    “苏州、无锡这些城市都被常熟、江阴和吴县他们把关系拉走了，我们再想挤进去费多大的劲也未必成功得了。做啥不把目光往东看？东边是大上海，大上海不比苏州、无锡大几倍？只要跟上海攀上亲，我们小昆山还怕富不起来？”这是吴克铨的观点，县委常委会议上经常听到这位副县长的如此高谈阔论。

    “克铨，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但有人说我们小昆山跟上海攀亲，人家能看得上我们吗？你给大家摆摆你的龙门阵吧。”蔡长林在县常委会议上，希望吴克铨能把大家心头的疑虑解了。

    “俗话说：结婚娶亲，得门当户对，我们与上海攀亲，看起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其实，大上海有大上海的优势，我们小昆山有小昆山的优势。我们小昆山自己的优势也不算少啊，你看我们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吗？上海自己的县区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要比我们这儿远得多，我们紧挨着上海郊区，进上海市中心半个来小时，绝对地方便。二是我们与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这是上海人最倾情的一点。三是我们的劳动力多，而且廉价。上面三点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决的事，如果跟我们昆山攀亲，就可以弥补上海的‘三缺’，这是优化组合，不能简单地看做我们与上海的攀亲就一定是我们高攀了，他上海人也有短的地方嘛！这叫1+1，但1+1并不一定只能等于2，可能是3，也可能是4。我说的这还仅仅是加法。我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与上海攀亲结姻，发挥双方的优势，我们的攀亲联姻也可能是乘法，而绝不会是减法与除法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是有这份信心的！”吴克铨这番话像冷缸里扔进了一块沸铁，一下炸开了锅，常委们个个言论开了，都说吴克铨的话有道理，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上海人太聪明，跟上海人打交道，“乡下人”吃亏的总是多数。

    “吃不吃亏，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诚信、真诚和有没有自己的优势，再者，上海人又不是天生优人一等，他们中还不是有许多人都是我们昆山籍人嘛！俗话说，亲不亲，同乡胜过门上钉，你只要铆上劲，哪有挂不上万两千斤的！我同意克铨的意见，我们除了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就得拿出点感情来投给上海人。小昆山要大发展，离不开上海这位老大哥。即使在攀亲过程中人家财大气粗一点，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得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关键一点是我们要发挥好自己的优势。优势是一切合作的砝码，昆山该到了好好利用自己优势的时候了！”蔡长林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很有些昆山向外“扩张”的总动员令的意思。

    如果现在我们听到一位地方的“第一把手”这样，不会感觉到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这样的“动员令”绝对是一曲非常激昂的战斗号令。尤其是在江苏和上海这两个苏南的富市强省之间，据我所知，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华东局撤销之后，江苏和上海这对亲兄弟之间并不太和睦，原因并不复杂，相互之间有些不协调，说白了就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上海是华东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金融中心，可上海有上海的局限——地盘小、劳力缺少，更缺少农副产品，因此曾经一直对靠近自己身边的江苏太仓、常熟等这几个富足的县感兴趣，期待有一天将这些地方划归为自己的地盘。江苏哪会同意把这两块“肥肉”割让？矛盾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事上结下的。这当然不能怪江苏人“小气”，想想看，区界、省界的划分，是中央或者前朝皇帝定下的，谁敢轻易易主？为这，苏州人是很难的：你靠上海太近了，北边的南京城会有看法；你离近邻的大上海太远了、太生硬了，大上海把周边的大门一关、一收紧，苏州人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历来如此，我小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两省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这种情况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海和江苏早已亲如一家，关系密不可分，苏州和上海的关系更不用说。上海人把苏州这位小兄弟称作是“好兄弟”，苏州人真诚地叫上海人是“老大哥”。苏州称上海是自己发财致富的天堂，上海称苏州是自己的“后花园”和“露天银行”。

    但完成这种关系的过程是复杂和微妙的。昆山人在建立苏州和上海这种“兄弟般”亲戚关系的过程中起着直接和率先的作用。

    到了这个时候，昆山的吴克铨已经从班子的“配角”到了主角——1984年他是昆山的县长。按班子的分工，县长是主抓经济的，他的能量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加上书记蔡长林又是一个开拓型的党务领导，吴克铨从此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与上海攀亲是吴克铨“强大昆山”的战略的主要思路。

    他上任县长后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上海纺织厂联营。选择纺织厂合作联营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说起纺织厂，不同时代的昆山人有不同的感受，这家当年在大跃进时代建起的纺织企业，曾经给没有工业的昆山人添了不少荣光。可是20年过去了，它的容貌和产量不曾有过丝毫的改观，到了改革开放年份的80年代初，这家国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它的惟一生命力就是靠税务部门免税来维持。纺织工业部的一位部长看过后长叹一声道：“走了全国那么多纺织厂，没想到在昆山竟然还有这么一家破烂的厂子，哪一天你们通过技术改造后，一定想法留一块旧厂车间，好作纺织工业的文物让后代人看看。”

    昆山人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不是滋味，但现状就是如此。

    作为县长的吴克铨心里更不是滋味。怎样来拯救纺织厂、振兴昆山，这是他上任初始想得最多的事。而且在他的脑子里一直在盘算：昆山要发展，路怎么走这是关键。

    熟悉吴克铨的人知道，这位苏州吴江籍昆山人，在任昆山县长之前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基层干部没有的经历：他是50年代末的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生，当时正值国家用人的时候，国家计委从中南财经大学要走了这位原先留校的高材生，北京三里河的国家计委大楼里没呆几天，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来临，甘肃那边出了事，热血男儿吴克铨贴大字报强烈要求到最困难的甘肃去。“当时有十七级干部不肯去，我就报名了。”吴克铨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甘肃去参加“整风整社”的。组织上原讲他们那一批人等“整风整社”结束后就回北京，可等吴克铨完成任务后，中央下了一道“精简机构”的通知，吴克铨就这样被“精简”了，他选择回老家苏州。但他没能到苏州城里工作，因为“精简”下来的人需要服从组织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配到苏州最困难的昆山，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妻子孩子成为昆山人，从此没有离开过……

    若干年后，上任县长的吴克铨重操旧业：计划（或者说谋划）——成为他当县长后最能显露的本领与独特才华。

    “80年代初，苏州的整体形势非常好，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了。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苏南时曾经高度赞赏苏州‘无常江’现象，这‘无常江’是指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当时无锡、江阴都属于苏州地区管辖。‘无常江’的工农业产值已经超过20亿，而我们昆山非常可怜，才6个亿。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昆山光靠农业肯定永远掉在后面，必须有工业。但客观上昆山有个传统的问题，田多劳力少，工业一直没精力搞。二是昆山的农业产量不高，但农民的收入在全苏州不算低，经常处在第一、第二位，所以昆山人内心世界里不想搞工业。当时昆山人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产量不高，收入不少，生活蛮好，贡献更好。说贡献更好是因为我们昆山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当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单位，卖粮多就是最大的光荣。所以昆山在改革开放初期想突破产业结构上的革命，难度和阻力不小，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虽然当了‘小八子’，可心里还是有一份阿Q式的自豪感，甚至对老大哥‘无常江’还有些不服气。但同时大家心里清楚一件事：光搞农业，怎么也不可能赶上‘无常江’的。惟工业才能提升一个地方的社会生产总产值。同时又如邓小平说的，走工业化之路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昆山能不能搞工业呢，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分析。我调查后的结果是：昆山不仅可以搞工业，而且前景比其他县市更有优势，首先是离上海近，其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农业劳力腾出来去搞工业？我一调查发现，昆山至少有10万人可以腾出来搞工业去，10万人搞工业会是个什么样？我是搞计划出身的，想到这里就有些热血沸腾！而且我发现昆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如陆杨镇，也是个田多人少的地方，但他们的小工业搞得好，相反周庄则人多田少，可由于没搞工业，照样还是穷嘛！县委会议上，大家的意见一致：昆山要发展，三产必须一起抓。那个时候抓工业叫‘抓三产’。我分管工业，所以更早地主持抓了昆山的工业发展事业……”吴克铨回忆起当年的“昆山之路”时，讲起了这段思想与观念转变的历程。

    现在看起来上面这些问题似乎是很简单的事，但在当时绝对是一场深刻而未知前景的历史性革命考验。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想完成这一革命的困难是：缺钱、缺设备、缺管理经验、缺专业人才、缺产业方向。

    “搞工业的五要素，我们几乎全都缺。怎么办？我们首先想到了上海。上海这五样都有。可上海是上海，我们昆山能不能‘借’到这些东西就成了一个大家争议的事。有人说，上海人干吗要‘借’你昆山这些东西呢？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江苏与上海之间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相互不理睬的区域隔阂，两个近邻的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和睦，尤其我们受上面‘不准东张西望’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敢轻易与上海这样的近邻发生合作关系。这是上面的问题，可我们昆山人与上海人之间的民间关系从来就是非常友善和亲密呵！我们就从民间外交开始热乎起这种关系，从而实现昆山到上海‘借’力发展的可能。”吴克铨的这番心思是有根据的，而且条件也成熟。

    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后，虽然那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革命的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但手头有点钱的上海市民早已活泛起来了。每逢节假日，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乡下来采购农副产品，自然到昆山的最多，而这种新形式的“下乡”，使得昆山人和上海人皆大欢喜，一者获得便宜、新鲜和好吃的农副产品，二者赚到了上海人的钱之外，又获得了与城里人的交情。

    “从这种热络开始我们的计划！”吴克铨是个特别的有心人，他要手下的干部们抓住这种机会，向上海全面出击。

    于是昆山干部们有意识地动起念头了：不放过每一个上海人，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

    “你们是上海老大哥，便宜点、便宜点！哈哈，以后常来，下次来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们！你们就把我们当亲戚走就是了！”昆山人用真诚和庄稼地的真货及河湖塘里的鲜鱼活蟹为自己的目的来招待上海人。

    于是上海人更多地成群结队来到昆山……

    东风已吹起。吴克铨开始做自己梦想的事了——

    他的第一块心病还是纺织厂。想到纺织厂，吴克铨便想到了昆山籍的上海人龚兆源。

    “夫妻俩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来为家乡做点事肯定愿意。”吴克铨这么想，于是有一天，住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上海市经委顾问龚兆源的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好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还有啥人帮嘛？”龚老虽说已退休在家，可从来就没有一天放弃过为革命做点贡献的想法，如今听说家乡昆山要大发展，脸上心里流露的都是高兴。

    “你们等等，我马上与二纺机厂的厂长严永生联系一下。”龚老办事干脆，客人还在屋里坐着时，就马上操起电话找到老部下，说要“帮帮忙”。

    “龚老，这是你家乡的事，一句话：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严永生厂长爽快地答应了“昆山人”的请求。于是昆山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没几日便与上海的严厂长联系上了。但联系上并不等于就是攀亲成功了。这个开头非常难，难就难在上海人心底里很愿意在昆山再搞个“分厂”之类的合作事宜，可一到真正操作起来时发现问题不少，而且有些事似乎越不过去。比如上海与昆山分属两个不同省市，这样的合作是不是得双方“上面部门”批准？出了问题到底让谁来裁决？是上海和江苏有关部门？还是北京的中央部门？如果有了利润又怎么个分法？假如上海得到了利润到底该不该划进总厂收入？如果不划进去分给了职工们会不会是搞资本主义走了邪道？等等，等等，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具体问题”不好解决。

    吴克铨有些想不通了：这个天地里谁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来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真不易。

    继续试试。吴克铨后来又想到了上海的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的。钱一平时任上海经济协作办副主任。经济协作办是80年代初中国各政府为了“搞活”的一个专门机构，专司对外经济合作事宜。他们兴许可以办成事。

    钱一平不愧是“昆山老乡”，对吴克铨的想法很赞赏，表示一定“为家乡建设出份力”。

    再说龚兆源，第一次为家乡攀亲没成，仍然信心很足，亲自带着吴克铨去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为昆山的纺织厂解决切片。金山石化总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里的管理层思想解放得早，加上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我去找他们。”

    “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坦露了真情。

    “既然要帮人家就得让人家做得起来，有钱可赚。再加300吨备用设备行不行？”钱一平瞅准机会问那厂长。“你是领导，我敢不听吗？”厂长笑了，说。

    吴克铨大喜，瞅准机会给钱一平副主任“加热”戴高帽，于是最后一下弄到了1000吨。哈哈，1000吨就有饭吃了！吴克铨喜上眉头，随后又跟着龚兆源学起“地下工作”——这回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些当时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条框框。

    第一次攀亲的过程十分艰难而曲折，几乎是在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中进行的。这年12月3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化总厂涤沦一厂和昆山工业局正式签订了一份叫做“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厂的协议”。

    读者读着这个奇怪的协议名称难免会感到好笑，但当时这个上海与昆山之间的第一个协作协议则富有深意。一者不叫联营也不叫合办，而是叫协作；二是实验两字很讲究，既可退又可进；三是工厂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双方就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实验性的工场，它不算正式厂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联营办厂阻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分属两个不同省市之间的、大城市与乡下人之间的联营办厂，也好比是大国营企业与乡镇小厂之间的合作办厂，谁敢承担责任？没有。弄不好我们这些具体主张做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头。所以为了双方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搞了个这样的协议。”吴克铨说起这份协议，苦笑道，“那个时候办成一件事非常难。”

    凡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那个时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该如何办。双方协议签订后，得有上级单位批准吧？昆山方面跑到苏州。苏州告诉他们：上海是省级城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那一方我们哪有权批呢？跑南京，南京告诉他们：江苏还没有跨省的协作办厂先例，再说你们这个叫什么“工场”，工场算什么呀，我们省里没有批过啥工场一类的企业嘛！昆山回答说，工场就是工厂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门更大了：你们跟上海合作办工厂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我们怎么好批你们呀！再说，我们即使批了你们，可你们是与上海合作办的厂，我们江苏怎么有权批与人家上海办的企业嘛！

    南京方面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

    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县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多次北上，到纺织工业部找熟人、找关系，从处长、到司长，再到部长，一层层地找……最后这桩“婚事”总算在两年后正式拿到“结婚证书”。

    “这个厂是由上海的宝山、金山和我们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来的，我戏称它为‘三山厂’。那时候，办联合企业真就像登山那么难，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绝对不是件容易事，不像现在开放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像走亲戚，80年代初，我们的这种区域合作确实像地下工作一样。讲个真实的事：几年后，我们昆山撤县建市，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可我们自己的江苏省方面才来了一位副秘书长。那次会上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昆山已经划归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见，发展区域经济的历程也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在初始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与复杂的社会背景。昆山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中国‘百县之首’，创新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源。”吴克铨总结昆山经验时说。

    在迈开与上海的“联姻”之时，吴克铨也顺利地当上了县长。通过与上海攀亲所完成的第一桩婚事——纺织厂的成功和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等单位的实践结果，这时候的吴克铨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假如找到一种依托，寻找出一条适合昆山实际发展经济的路子，有可能大有作为的。

    于是吴克铨与县委书记蔡长林等班子成员一起，开始谋划起一个真正让昆山腾飞的宏伟蓝图——在昆山建一批五百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一点五亿元的经济开发区，“我们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样的开发区。”这一年吴克铨专门跑到广东的蛇口考察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暗暗发誓也要在自己的家乡建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区。

    国务院当时批准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小昆山没有这种待遇，有人戏言吴克铨是“鲤鱼想翻船”——等于白日做梦。

    “我就是要在白日里做梦，而且这个梦非做成不可！”吴克铨表面上看起来很文弱，意志却特别坚强。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自己的观点，也给属下增强了信心。

    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