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每一个来到苏州工业园区所感受、看到的一切及由此透出的文化与文明水准的人，都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这样的园区中国少有，世界少有。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然环境与现代化工业之间的那种和谐与平衡关系，被安排得如此协调、统一，或者说完美有序，这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得到的，再加上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所取得的超乎想象的效益，你无法不为之惊叹和由衷钦佩。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现在的样子，如果我不作描绘也许很多读者会感到失望，然而如果我仅白描式地勾勒几笔又感到很对不起那些十几年在此辛苦耕耘的建设者们的那份创造力和汗水，尤其是对不起李光耀和新加坡人——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的苏州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形象，但我似乎又不便在本文中作过多的渲染式描述，原因是我想给广大读者留些期待和空间，并且建议你有机会到苏州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园区走一走、看一看，那里的一景一物远比我笔下描绘的要精彩得多……

    我在这里想告诉读者的是，苏州工业园区有今天这个样子，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所期待的结果，也是李光耀和新加坡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新加坡“软件”的魅力所在。

    新加坡管理模式的成功点和闪光点，皆在苏州工业园区得以展示与体现。难怪李光耀在国际场所总是拿“SIP”说事。他曾夸耀说，中国苏州工业园区是新加坡精神与管理模式的“青出于蓝”的成果。然而，苏州人为了能够把这新加坡“软件”成功移植，并实现如邓小平所要求的“比他们还要好”的目标，与新加坡人共同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

    “当时金鸡湖这一片区域，都是坎坎洼洼的地方，‘十年九涝，划船扬不了帆，走路五分钟就要拐弯’，意思是说：湖塘多但都是大大小小不成规则，道路更不成样子。新加坡人偏看中这样一块地，并且说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建设起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城市。我们虽然是园区筹备组的成员，但当时确实不太相信这种可能。我们私下里还议论说：原来新加坡人比我们中国人还要‘左’啊！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十年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事，新加坡人比我们还相信得厉害啊！也有人说，反正钱是他们新加坡资本家的，用他们的钱我们不心疼。道理很简单：就是不相信这个不被我们苏州人看好的地方会在新加坡人的雄心壮志下搞出个新天地来。可后来证明是我们错了……”一位“老园区”感慨地说。

    根据初步协议确定的“SIP”方案是：最先启动开发的是8平方公里，中期合作开发的是70平方公里。按照新加坡的“软件”模式，这70平方公里面积在正式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前，必须将地下设施一步到位地建好，而且是按照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先进工业城市的标准“一步到位”。

    什么叫“一步到位”？简单说：道路、环境、消防、通信、污水处理、地面绿化等等，在外商进入园区时必须都按世界现代化工业城市最先进的条件给配备好了！

    因为没有钱，习惯了“边规划、边建设”的中国人，哪见过这种干法！但新加坡人说，这就是我们的“软件”精神——地下设施必须走在地面建设前面，而且要求地下设施“百年不落后”。

    开始苏州人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这样做。事过十几年后再回头看看今天的园区发展，现在的苏州人，没有不佩服新加坡的这一“软件”之高明——一步到位后，避免了无数重复建设所带来的成本的成倍增加和效益降低的恶性循环。

    “最让我深切感受新加坡‘软件’理念精神的是，他们提出要让园区7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能够达到对百年不遇洪涝的防淹能力。就是说，要把整个70平方公里的园区填起70厘米高。我们当时听了没一个人相信！这怎么可能嘛！不说70平方公里，就是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不说那些湖塘怎么个填法，就是本身地势低洼的地面上再填高一米，8平方公里要花多少钱知道吗？当时填一方土是8美元，8平方公里就是4亿美元！4亿美元，等于30多亿人民币。什么都没干，光平整地面，就一下花30多亿元人民币。我们当时想，根本不可能。而且有的专家还说，我们苏州从伍子胥建城那天起，就是用的围塘筑堤挡洪水的办法，苏州城不也走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嘛！但园区现在是中新两国共同建设的，尤其是说好了要用新加坡的‘软件’来管理和经营，所以必须按新加坡人说的去做。也就是说必须填土，把所有那些低洼地、烂河塘和大大小小的湖泊都填到能防百年不遇的洪涝。”周志方现在谈起当时的情形，感触很深，“当填土大战开始后，整个苏州市周围的道路上不分日夜地有几百辆拉土车子在跑，满城尘土飞扬。老百姓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因为确实对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但园区建设的战车已经启动，必须朝前走，而且新加坡人的时间观念特别强，谁耽误了就得赔付大钱！再说那些钱中有我们中国人的、有我们苏州人的，谁也不愿白白浪费。拉土的车子都是陕西出产的，车牌子是黄的，车身颜色是黄的，拉的土又是黄的，所以百姓说苏州现在了不得，满城都是‘三黄鸡’……我要说一句：苏州园区今天建设得那么好，当年苏州百姓是作出牺牲的。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苏州市民的牺牲精神换来了园区美丽，无疑可以留在“洋苏州”的建设史册里。

    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的填土工程顺利完成。1998年，江南真的来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当时常州、无锡等苏南一带几乎全都成了一片汪洋。江泽民总书记在飞机上往下看时，突然发现汪洋之中有一片绿地，问随行人员那是什么地方？当有人回答说那是新建的苏州工业园区时，江泽民欣喜地说，我要到那里去看看。后来他真的来到园区，并且感叹道：看来新加坡李光耀他们的许多建设理念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苏州工业园区后来开发的70平方公里面积，都按这个模式，将原本低洼烂湖之地，填得高高的，如同江南大地上挺起的一块坚强而雄健的胸肌，充满了力量与生机。据说现在国内许多地方将苏州工业园区这种在地面建设之前、先把地下工程“一步到位”的开发经验都运用到自己的开发区建设上。“规划就是法”，这话拿到一般的行政区域和城市来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异想天开。这是因为中国不少地方的建设，领导的意见远比“规划”和计划要来得快，也改得快，所以各种建设不按规划和计划办事而是按长官意志执行的事太多，也太“常规”了。但在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就是法”，如一条不可更改的定律。你再大的官，或者官改任得再多，已经规划好的东西想改是不可能的。比如开发之初中新双方立下的“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这些建园的基本原则，无论你苏州领导换了多少回，谁也别想轻易改动一下园区发展总体规划上已经定的事，哪怕是一条路，一棵树，一根电杆的改动，市长都没这权力。

    “一张蓝图绘到底，使规划效益成为园区最大效益，是我们的重要经验之一。”王金华谈起这一问题，双目闪光，“我们接手时，整个园区的账面上是严重负债的，但新加坡人给我们留了一笔巨大的资产，就是已经规划好和正在建设着的园区蓝图，这个蓝图包含了极高的预期效益，我们后来能够通过土地置换成资产并有效投资，从而实现资本的成功运作，靠的就是园区一步到位的规划蓝图。”

    在眼下的苏州工业园区内的几十平方公里内的工业用地区，已经入驻了3000多家跨国企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就有79家，共126个项目，但你却丝毫感觉不到园区内有一般工厂企业环境所难免的那种嘈杂与污染的景象，相反你看到的是一幢幢掩映在樟园、枫林、桂丛和荷塘之间的花园式的高雅建筑，这就是规划蓝图的功劳。现在，整个园区已通过国家级的ISO14001环境质量体系认证，苏州工业园区率先成为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标准，是园区规划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之一。”参与早期园区建设的人告诉我，在园区工程启动之前，中新双方的专家就全面编制了各项基础设施的专业规划，在国内率先实行了高标准的“九通一平”。“九通”即道路、供电、供水、排水、排污、燃气、供热、通信、有线电视的全通，“一平”就是土地填高平整。其“九通一平”的标准即使放在发达国家也毫不逊色。

    李光耀曾经颇为得意地向人夸耀过，“我们的软件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建立在许多硬件之上的。”

    有一家投资1.5亿美元的外企，到园区落户建厂院时，曾要求在大门前的绿化带上开一个出入口，因理由不足未被园区批准，但这并未影响该企业对园区管理的赞赏，他们说：“园区的开发建设规划做得非常好，我们5年前拿到的发展蓝图和后来拿到的现状图纸非常接近。”

    这种规划就是法，是法就不能随意改的“软件”管理模式，所实现的结果常常是很硬性的，所产生的效应也是可想而知的。

    “软件”不软。这是苏州人在学习和移植新加坡管理与经营过程中感受深切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也有很多让新加坡人感动的‘软件’。”亲身经历了园区初期建设全过程的吴克铨说，“刚与新加坡合作时，他们对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总是持怀疑态度，所以初步签订协议后，就一直在观察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后来用自己的行动让他们相信我们中国人、我们苏州人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是最讲究效率的，尤其是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让他们深切感到我们中国人的‘软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园区，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极为感动——这就是苏州人的创造与创新。话得从建设园区之前和初始说起：

    一个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在起步的时候通常也会被一些最简单的事弄得焦头烂额，有些甚至放不到台面上。我们知道，让新加坡人帮助办工业园区，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除了没经验外，最主要的是没钱。但当园区建设一上马，人家新加坡人干什么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苏州人不能，即使已经明确是筹备组成员的那14个“园区元老”，他们也还只能拿原来的工资。

    “按照双方的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一元新币——一元新币是5元人民币，可我们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们苏州人加班加点一般给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园区筹备组成立时，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见，我们只得搬出来。好在财政局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100万元作为园区筹备组的筹备经费。筹备组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最后为了省钱，我们在金鸡湖旁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算做‘根据地’，这还是通过章市长与郊区书记的交情才算有个着落。现在留在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筹备组办公的旧房子。办公总算临时有了一个地方，但那时的金鸡湖一带，几里路内找不到几户人家，我们工作人员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后全部靠外包送大锅饭才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所以后来有同志总结说我们苏州工业园区筹备时是靠四个桶起家的：一只盛汤的桶，一只盛饭的桶，一只装菜的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整天泡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肉桶’……”吴克铨回忆说。

    “中新成立联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总经理。为了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同等尊严，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与新方雇员拿一样的薪水。后来这虽然争取到了，我这个行政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11万人民币。可我们自己清楚，这是名誉工资，我拿回来的钱是到不了我手的，实际上还是拿原来的一个月2500元。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亏，因为所有参加园区建设的同志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在为苏州、为中国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奉献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周志方说。

    当然，后来在园区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对提高了一些，但与新方人员相比，仍然是工资上的“一国两制”，远远比不上他们，可即使这样，市里机关的不少人难免有些眼红，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在园区没日没夜工作的人如果没有高工资、好待遇，怎么可能拼了命在为“资本家”干活呢？

    针对这种议论，市委书记杨晓堂有次在干部大会上很严肃地讲：“你们不要老盯着他们的待遇，你们有没有想过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才多少人，知道他们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吗？二是他们为我们苏州创造了多少GDP？多少财政收入？再说，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对整个苏州有什么好处？”杨晓堂这么一说，以后就基本上再没有人提这样的事了，倒是园区人那种奉献精神、拼命工作的事常常传到市机关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们从昔日那片烂湖死塘的金鸡湖旁看到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这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气象万千，而且带出来的是具有世界最先进管理模式与全球化新经济色彩的时代浪潮……于是往日的那种怀疑、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化作了新鲜、欣喜、感动和主动关心园区大建设的热情。

    新加坡的“软件”确实有其非常科学和代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经营管理与现代化城市运营的独到之处。不说首期8平方公里和后来的70平方公里的烂湖河塘的低洼地统统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说负责规划的专家在考虑一个路灯的样式时要向全世界灯业设计界进行招标，单就水、电、线、管……那些繁琐复杂的地下工程，他们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几十年后可以不再需要“开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规划设计，让苏州和中国的同行们无不敬佩至极。

    在地面工程和招商引资尚未见影子时，新方坚持一定要把一个投资数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建起来，而且要求开发区的70平方公里内的污水做到全部实现自流通畅。这样的标准和超前水平，在中国建设工程史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一开始就这样做。施工开始了，新加坡承包商们驾着巨型凿掘机，在9米深的地心飞旋凿进，而地面则毛发无损……苏州人看在眼里，感叹在心中：人家的“软件”其实是建立在硬件之上的，而这样的硬件是建立在科学理念的“软件”之上。

    然而，苏州人和中国人在与新加坡合作建设园区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感叹和感慨，他们同样有许多值得骄傲的中国人自己的“软件”——

    按照中新双方达成的协议，园区建设是由中新合资组成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CSSD）”运营的。这个CSSD公司（当时）新方是大股东，占65％的股份，中方占35％股份。公司注册资金为5000万美元。新加坡国虽小，但人家是富国，而且私人出资的公司，该到账的3250万美元全是现金。

    当时苏州没钱，按照注册公司35％的股份也应为1个多亿人民币。既然合资，就得共同出钱，而且外国人非常讲究注册资金的真实性，“我们的钱到账了，你们的钱也必须要到账。”新加坡人提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把苏州人差点急出病来，为啥？没钱啊！

    政府借给我们100万元筹备费后，剩下的都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可到哪儿去想办法呀？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苏州各方面都在大发展、大建设，哪一块都在向政府伸手。我们园区是中新合资的，外人都知道是新加坡人出大钱来的，你还有什么理由再向政府伸手？拿土地顶嘛！有人说，不是已经划给你们几十平方公里土地了！新加坡人一听风声就急了：不行，土地是我们合作后共同的资源，现在是注册公司，怎么可以空账当股东？

    “没辙，我们只好另想高招。关键时刻，还是市委、市政府重视，我记得是市长亲自召开专门会议，组织了我们本市的九个‘财团’来议事，最后还是银行说我们同意贷，可银行贷我们1700多万美元也还得走审批手续，这一走手续就麻烦了，没有几天怎么可能下得来呢？那日子难过啊！与新加坡进行了那么艰苦的谈判，现在总算走到了一起，要真干了，可假如我们第一笔注册资金都入不到账面上，那苏州还有啥信誉？中国还有啥信誉？正当我们走投无路、新加坡人则急于把注册资金打到账号上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公司名称还没有批下来，这钱是无法打到银行的，因为银行得有公司名称和账号呀！他们犯难了，就来找我。我一听心里就暗暗乐了，心想：这回我们也有救了！怎么个有救法呀？我对他们说，你那个‘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是要到北京批的。他们问我，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说没有一两个月恐怕批不下来。他们一听傻了，说怎么行？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在这一点上，你们也得用用我们的‘软件’。他们就十分认真地问我咋个‘软件’法？我就告诉他：我们不管公司成立不成立，先干起来再说，空等几个月哪能等得起嘛！新加坡人问：公司没成立咋个干法？我说：可以干，我们各家先准备一部分资金。他们又问：要多少？我说你们先弄个1000多万美金吧。他们答应了。我话这么说出去了，可我们这边自己没有钱呀！但我想出了一招是新加坡人并不知道的：因为公司没有正式批下来，所以我对他们说只能先搞个临时账号。搞个临时账号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上自己的银行说一说就成了。于是新加坡人就把1000多万美元打进去了。他们第一天把钱打进账号，这笔钱就作为付给中方买地的款。而我们又马上把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再转到先前的那个临时账号上，这样不就成了我方的‘注册资金’了吗？于是我们马上通知新方说我们的款也到账了啊！新方账务人员到银行一查，可不，中方的资金也到位了，苏州人还是讲信誉的嘛！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出来的一个秘密，它一方面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办园区的艰难，二是也想说明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失信过新方，双方合作自始至终都是讲诚信的……”吴克铨的这段故事耐人寻味，它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到苏州人的聪明才智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具有现代化一流水平的苏州工业园区也是从白手起家走过来的。许多情况下常常是事在人为。

    据“老园区”人讲，当时苏州曾经希望能够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持。有一次正逢当时主管经济的朱镕基副总理来苏州视察，苏州人想方设法从他那儿“套”点园区的启动资金。朱镕基是个要求特别高的大当家，他一听就板着脸告诉苏州人：“你们别动我的脑筋，国家计划会刚开完，几千亿元的财政已分光了。不过我有个主意，你们不妨试试：你们可以到银行去贷，年初贷，年底还，这样就可以不属于我们的国家计划‘盘子’内的钱。”苏州人一想：可不是！钱贷了，还没进国家预算！后来更让苏州人感到朱镕基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副总理的好，他在回到北京后很快给苏州特批了一亿元的园区启动资金。

    还有一件事让苏州人不能忘记：后来随着园区迅速发展扩大，中新双方的合资公司越来越需要资金注入，中方的35％股份不是虚设的，得把属于你中方的那部分股份的真金白银划到账上呀！苏州人一次次冒虚汗。而在这个时候，中央和朱镕基、李岚清等国务院负责同志出面了，在他们的组织调度下，中国国内的大老板们纷纷参与进入了苏州工业园区，“中国财团”们踊跃认购中方股份中的股份，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有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股份……

    园区的首期开发是8平方公里，主开发区是70平方公里，最后的园区面积达到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开发区扩大到80平方公里）。按照中新合作协议规定，中方交给CSSD公司运作的园区土地，必须是“零”移交的。所谓“零”移交，就是所有准备开发的土地上，你苏州人不能留下任何影响我开发与招商的一切有代价的物体，说得更直接一点，你苏州既然把土地给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开发招商时，你们不能有一点点诸如安置农民、房屋拆迁之类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则都是属于违反两国协议的行为。国际间的违协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苏州人清楚这一点，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们中国人，看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讲不讲信誉，中国政府有没有强有力的执政能力。

    这既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又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形象的问题，苏州人哪敢怠慢。然而谁都知道：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广泛、全面地展开，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问题，是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涉及千千万万百姓的利益，没有人敢在这一问题上拍胸脯。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工作是做得相当细致与周到的，十几年来安置了二三十万各类居民，在我走访的那些“园民”中，他们现在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安定与祥和幸福，园区带给他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园区内基本上实现了零待业。但当时在拆迁房屋和安置区域内的农民和居民时不是没有矛盾，是苏州政府及园区建设规划时的政策得当，加上工作细致，才有了好的结果。不过当时园区涉及取消几个镇的行政编制和需要从别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第一个反对的自然是“地主”——当时还没有合并到苏州市区的吴县，现在已经一分为二，并入苏州市区，成为苏州市区的相城区和吴中区。工业园区初建时，吴县还是苏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工业园区要把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划走，吴县人肯定心疼。其实就是在苏州市里也有人对上面这事不投赞成票。1993年11月，经过江苏省省长办公会议定下的将吴县4个镇加当时的苏州郊区娄葑乡一起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的文件发到苏州后，反对的和赞成的势均力敌。这事连省里都急了。1994年春节刚过，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的陈焕友带了20多位省厅局以上干部，专门来到苏州坐镇现场办公。先是做市里的工作，市里思想统一后又马上赶到吴县，省里几位大员亲自找吴县的书记、县长开会，当面问他们二人：对省政府的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那架式确实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结果自然是“坚决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

    那天我在园区采访时正好路过园区内的“城市广场”，于是就顺着湖边的湖滨大道走了半小时。在这半小时中，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进入了天堂的感觉，我甚至有些怀疑这是否真的就是我的家乡苏州。因为它实在太美丽，美丽得完美无缺——那宽阔的沿湖大道，各种名贵树木和绿地毯一般的绿地，无数别致、充满水乡风情与现代化的装饰景致，以及碧波荡漾、白鹭嬉水的湖面和停泊在岸边的一艘艘银色游艇，还有那些欢笑、奔跑与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尽享美轮美奂的物景和倾听从花卉音箱内发出的悠扬而柔软的家乡评弹……

    这是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的一角。这样的美景在园区内到处都是。而置身于这样的人间仙境内，你想象不出这样的地方，竟然就是每天能够实现亿元GDP、创造1亿元财政性收入的中国最先进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基地！

    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构想与移植至中国的“软件”，也是我们苏州人、我们中国人成功移植并再度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