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有历史记载的漫长岁月里，也许更多地把目光依恋在唐山的“山”上。唐山的“山”皆是宝，山确实让唐山人在世人面前自豪和风光。然而唐山的区域里也有宽阔无边的水，这水连着五湖四海。又是孙中山先生将这水拨亮了唐山人放眼世界的目光……

    相信到港口之后，刘卫民才真正领悟到水的涵义。

    这之前，祖籍河北唐山乐亭的刘卫民，与其他唐山人一样，说起家乡的骄傲时，不是钢铁，就是“开滦”，绝对没有把“水”引以为自豪的内容。1976年冬天，大地震后的唐山还处在一片废墟时，刘卫民应征入伍。因为表现突出，第二年他就被推荐进入军事院校学习。后来由于刻苦用功，功课优异，毕业时刘卫民留校当了教官，并且一干就是10年。1989年，刘卫民转业回到家乡。本可以进党政机关工作的他，一听说自己的家乡要建“北方大港”时，热血沸腾地报名上了当时极其荒凉的王滩盐碱地的港口建设工地……

    “这辈子就留在这儿了！”刘卫民第一次以成人的心态，站在海边，面向一望无边的大洋时，他才真正开始认识水，认识水对自己、对家乡的未来是那么的重要和关联。他因此暗暗下定了这个决心。

    “上善若水，利民者兴。”刘卫民是在建设港口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渐渐感悟出这水的精奇。

    建港初始，他当装卸队长，之后到港务局商务部从事业务工作。“京唐港？在哪儿？怎么没听说过？”一次上交通部联系业务，一位工作人员的一句反问，深深地扎痛了刘卫民的心。从那一天起，他知道：不把港口做大，不“港”就等于像缺了水的巷，越走越窄，无人问津。而要把“巷”变成“港”，必须依靠磅礴的“水”，大海的水。京唐港地处渤海湾，连着黄海，连着太平洋……近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预言，此港是“可与纽约等大”的中国“北方大港”。

    “生而不为，为而不恃。”刘卫民对家乡土地上建设“北方大港”的认识和信仰，是先从认识“水”开始的，而他的性格里其实也融入了水的许多美德与质地——貌似文质柔弱，实能摧岸破石；平日涓涓细流，不惜百折千回，转眼江涛汹涌，浩渺不竭。聚时，可容百川之怀；行时，一泻千里不回头……“目标认准后，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而工作中，要过细求实，这是我的作风。”刘卫民这样评价自己。

    英雄显本色的时候到了。

    1998年5月，已经当了3年多京唐港港务局副局长的刘卫民，在北京办事期间碰到了时任唐山市市长的张和和分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副书记陈满。当年带领建设大军在盐碱地浴血奋战的张和，如今是唐山一市之长，那天他把爱将刘卫民叫到一边，语气肯定而干脆地说：“卫民同志，告诉你一件事。组织上决定了，让你主持港务局全面工作。你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想好了，晚上8点钟给我回话。”

    刘卫民一下子愣住了。

    “说句实在话，当时我真的没有思想准备。”采访时，刘卫民同志说，“自己虽当了几年副手，可副职相对轻松。万一出了问题，前头还有一把手顶着。一把手如果干不好，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把手没有退路。关键是，当时京唐港已步入困境。大规模的拨款时期已经过去，工程建设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笔钱从哪里来？1996年港口的吞吐量已达450万吨，1997年却只有435万吨。当时全国港口的吞吐量每年都在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京唐港却在下滑，这种局面怎么打破？由于生产经营效益不好，干部、工人的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只能发到60—70%，拿什么稳定人心？还有更重要的是：谁都知道京唐港是省里、市里的重点工程、一号工程，连交通部、北京市都在盯着，那京唐港的名字不是白叫的，干不好就会给唐山600多万人民丢脸！”

    可市长在晚上8点钟要等回话，这该如何是好？刘卫民坐立不宁，思想斗争异常激烈。

    “可转而又想，”刘卫民说，“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那么多人为之奋斗的北方大港之梦，还有自己的梦想，不就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去奋斗、去实现吗？如果自己在关键时刻患得患失，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担当大任，还算什么男子汉？！算什么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

    刘卫民自责自己的不敢作为。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闪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对他说：“怎么啦，刘‘港长’，难道这点勇气都没有了？好好干！我等着要去看你的‘北方大港’呢！它是中山先生心中的大港，是我们全体唐山人的，也是我们全体北京人的，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子孙后代的！”

    爱称刘卫民为“刘港长”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北京市老市长焦若愚同志。

    焦老是河南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冀东游击队与日本鬼子殊死作战，对冀东这片酒满了烈士鲜血的土地有着极深的感情，京唐港今天与焦若愚有着直接关系。自唐山与北京联合建港后，刘卫民曾作为京唐港北京办事处副主任一职数年常驻过北京，期间他与焦若愚老市长等北京方面的领导结下了深厚友谊。焦若愚则对刘卫民这位办事干练、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十分欣赏。早在刘卫民任京唐港副局长时，焦老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称他为“刘港长”了。那些年里，焦老不顾年高体病，经常奔波于京唐两地，为唐山和港口建设及发展操劳。尤其是焦若愚每次到唐山都要上烈士墓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扫墓，每每这个时候，这位老革命都会双腿跪下，在那些死去的战友墓碑前泪流满面地发誓要“以建设好新唐山的行动来告慰牺牲的战友”。

    “焦老他们那一代人对唐山这片热土的感情，经常在激励我，激励我一定要把港口建设好的决心。”傍晚，刘卫民如约去见市长，并接受了重任。

    1998年5月，当刘卫民走马上任“港长”时，京唐港是个什么样子呢？

    “用溃不成军，快到了关门封港的地步来形容并不为过。”现在的京唐港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这样对我们坦言道。

    “一般的港口，年增长10%的吞吐量属于正常情况，而我们当时的情况是负增长！职工的工资不能按月足额发放……”

    “港口是个啥地方？是岸上的人期盼大船小船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热闹非凡的地方呀！可我们那个时候，岸上的人竟然都想卷起铺盖走人了！你说那时的港口是啥景况？”

    刘卫民接的就是这个摊子——一个铺得很大、却没有了人气的港口。

    京唐港处于历史的最低潮，加之“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港口进出船只的减少，更加影响了港口人的工作信心。有几件事一直烙在刘卫民的心头——灯泡见“鬼”的事件。

    办公楼楼道上方安有几盏灯，走廊里夜间照明用，因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办公楼的设计也很简单，就是一座筒子楼，因此也就没给那几盏楼道走廊上的灯泡安装防盗罩。可那阵子电灯泡总丢，往往管后勤的同志刚弄个新灯泡拧上去，一转眼就不见了；再拧上一个新的，转眼又不见了。后勤人员没有招儿，向领导诉苦说：“我总不能搬个凳子坐在楼道里，一天一夜24小时去看着那几个灯泡吧，真是见了鬼了。”

    领导说：“那你就24小时给我蹲在那儿看守嘛！”

    后勤人员立即瞪圆了眼，说：“行呀，你要按时给我发满月工资，我就去蹲24小时！”

    领导的嘴闭上了，不再吭一声，因为他不能保证给职工按时发满月的工资。

    会“飞”的水龙头。

    港区自从通上了自来水，所有生产区、工作区、生活区，自然都要扯过去水管，安装上几只水龙头，以方便全体员工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可是那阵子，一度水龙头又总丢失。偷水龙头的人并不知道水闸在什么地方（其实知道闸在什么地方也不会去关了闸再偷水龙头，不然就不会去偷了），把水龙头拧跑了，水一个劲哗哗地淌，淌得叫人心疼。当领导批评管道工：“怎么搞的？”管道工说：“安装时又不是没拧结实，可安装上了它偏偏又‘飞’走了，你说咋整？”

    领导又是无语，其实谁都知道怎么回事，但谁也似乎想不出招来。

    其实，灯泡也没有见“鬼”，水龙头也不可能长出翅膀来飞掉，都是因为管理混乱职工穷，于是就有人要“损人利己”了，就有人要“损公利私”了。应该是“损公肥私”，笔者在这里没用“肥”字，是因为一只灯泡一个水龙头，怎么也“肥”不到哪里去。他们把公家的灯泡、水龙头拧下来拿回去，拧到自己家的灯头上和水管上，不就省下了自己掏钱上街买了呗！能省一点就是一点，至于单位怎么办，那是领导的事。职工们当时就这样想的，因为他们看不到退潮裸滩的港口会带给自己什么光明与前景。

    刘卫民上任伊始，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港口。

    一千多职工，一千多双眼睛盯着他，看他有没有三头六臂，看他能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来？

    “好，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把我刘卫民的一言一行，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有一个理我想让大家明白：既然我们昨天一起能够在一片盐碱地上建起了港口，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管好这个港口，就能够把京唐港建设得更壮丽、更美好！京唐港是我们全体职工的京唐港，它发展了，有每个职工的一份贡献；它落后了，也有职工的一份责任。京唐港的美好明天需要我们所有人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和奋斗。因此，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先进，团结拼搏，创新进取，拿出劲儿头来，为我们心目中引以自豪的‘北方大港’，尽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吧！”刘卫民的激情动员如火炬般点燃了京唐港人的一腔热血。

    “那会儿，工作最要紧、最实际的还是解决职工的饭碗问题。员工们不能按时满额的拿到工资，就稳住不了大家干好港口事业的心。当时，以刘卫民为‘班长’的新班子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员工工资。”主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李贵对港口的问题看到了实处。如果职工们的口袋是满当当的，还有谁去偷偷拧掉那些不值啥钱的灯泡和水龙头？

    但就这一件事，也够难为当家人刘卫民的了。“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银行贷款。”刘卫民说。

    求人难哪！过穷日子的要想获得贷款，也是现实中难上加难的事。刘卫民当“一把手”后出门的第一桩事就是带着一副虔诚的笑脸，毕恭毕敬地去见银行管贷款的业务人员。

    “京唐港？你们也要贷款？你们不是跟北京合作了，怎么还要贷款呀？”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想贷点款，解决一下职工的工资。”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恐怕不行。”

    凭刘卫民磨了半天嘴皮子，结果仍然是白跑一趟，人家银行不贷。再说白一点，人家银行不愿贷你这样揭不开锅的单位。

    刘卫民是条汉子，从银行回来后没有把这遭人小看的情节告诉港口的人，而是独自将苦水咽进自己的肚里。有首歌词这样唱：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刘卫民心想，京唐港要拥抱大海，建设“与纽约等大”，不喝尽咸苦的海水几乎也是一种妄想。

    天无绝人之路。

    凭着他刘卫民平时良好的个人魅力，听说港口急等筹集资金解决职工们的吃饭问题时，许多单位和友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唐山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京唐港召开现场办公会，又做出决定：市财政再困难，也要支持建港！

    由于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刘卫民和京唐港人度过了第一个难关。

    “接下来当时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接揽生意。港口没有货船来，你还有活路吗？”刘卫民的目光里始终透着一股冷峻的睿智，而冷峻的背后是一团火焰般燃烧的激情。“港口要有活路，首先是你得有符合客户所需要的港口条件，再者是你的服务水平和态度。而当时，我们的港口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短缺。仅1997年全港拖欠工程款就达近2亿元，市财政款迟迟到不了位。怎么办？我们没有袖手等待，最后把办公楼也抵押了出去……那会儿有人给我开玩笑说：他刘卫民是卖了船出海！没有法子。不然京唐港就只能原地踏步。可我们是港口，是已经跨进了市场经济海潮的航船，原地踏步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被汹涌的海潮所淹没。但我们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所以我们只能背水一战。”

    “这一年全港上下干得很苦，但我们干出了几个‘历史最好水平’。”年底时，刘卫民的脸上有了第一次微笑：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全年建港投资比计划超出近一倍；克服了外部市场环境十分不利的客观情况，实现总运量520万吨，首次突破500万大关；全港实现利润1200万元。这一串数字对今天的京唐港人来说，实在有些微不足道，可对1998年时的京唐港而言，确是起死回生的精彩一笔！

    “港口不同于其他单位，它像一部庞大的机器，要使它发挥马力作用，就必须调配好每个环节，使之进入最佳状态。”时任“总调度”的李贵谈起当年事，格外来神。“那会儿我们在刘卫民的带领下，花了很大精力来调整内部机制，将原有的机构进行拆并分离，划分成综合管理、运营生产、生产辅助、建港和多种经营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按港口的规范和计划统一运作，既充分享有自主的独立运转机制，又要配合有序，各显神通。”

    “而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调动各个环节中的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比刘卫民早7年军龄的李贵对自己的年轻“上司”有一份格外的佩服之意：“这一方面，为民他没有白当10年的军校教官。”

    教官的本事在于什么？在于传授学员们在未来战场上作战的本领。港口人的本领，第一位的当然是要学会揽货商务。然而要使揽货商务红红火火，你首先得夯实自己的港口基础，港口形象，港口服务水平。于是乎，这时的京唐港才有了热火朝天的“百名先进竞潮头”、“一个党员一面旗帜”、“我为港口添光彩”、“京唐港人新形象”、“客户满意是京唐港人的服务标准”等如火如荼的活动。

    “京唐港的企业精神，其实是从艰苦创业过程中形成的。而从低谷走向辉煌的历程中，企业精神的灵魂更加闪耀着它的光芒和魅力。”党办主任马志刚总结了一句很到位的话。

    企业精神是什么？其实就是企业的一种内在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产生一种综合的力量，它可以使全体企业的员工在思想情感上、价值取向上、行为操守上都与企业的决策者制定的奋斗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它是一种双向的力量，既是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更是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它既蕴含着物质的力量，也蕴含着文化的力量。

    “京唐港在刘卫民的领导下，很早就提出了坚持人本思想，建设和谐港口。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意识，也是当时内部存在的问题给逼出来的。”马志刚说。

    港口，在中国是个特殊的行业，所有的港口建设无一例外地是国家投资的，即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港口经济，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的诸多模式。分配大锅饭、工作“大爷作风”是这一行业的弊病所在。然而这样的毛病对于一个从一开始就依靠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京唐港来说，同类问题所带给港口的前途则是致命的。

    分配大锅饭是造成当时京唐港经济效益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干多干少不能在职工的分配收入上体现出来，势必严重挫伤了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

    “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刘卫民看出了京唐港所存在问题的症结。分配不公是必须要动“大手术”的症结之一，并且要快、要干脆，拖一天就使单位受一天损失。

    于是，一个以岗位和贡献相结合的新的工资方案很快在全港形成，奖勤罚懒有了衡量的依据。

    但是，刘卫民他们很快发现另一个问题：原有的港口编制在中层单位这一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单位“一张报纸一壶茶，闲来无事嗑嗑牙”，就把一天天的“好日子”给打发了。别看这些人把日子过得那么悠闲，那么舒坦自在，可人家是中层领导干部呀，照样享受职务补贴和岗位津贴，你有什么招？有些中层领导干部，水平低，能力差，没有一点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意识。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他不知道该怎样努力才能完成。如果一段时间里上级没向他布置（或下达）具体任务，就更成了他闲着的理由。

    “必须精减机构，减员增效，这种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局面一定要彻底打破！”刘卫民和班子坚定地认为。

    可是，拿掉谁呀？他刘卫民自1989年来到京唐港，当时已经10个年头了，大部分中层领导干部都和他一起共过事，甚至在一块儿摸爬滚打过。有些虽然水平低、能力差，从个人关系个人感情上，都挺好。这时候，只要刘卫民的心稍微一软，就啥事也弄不成了，他所设想所决定要开展的“机构改革”、“人事改革”（即用工、人事、分配三项改革），就将成为泡影。

    “咋啦？你让他出去打听打听，哪个港口不是这样设置的？既然是港口，就得有像模像样的科室、部门！”

    “改革？改谁？想改掉我们这些创业建港的‘元老’？哼，看他们能耐的！”

    机构改革的风声传出，有人立即不屑一顾。

    怎么办？关键时刻，刘卫民没有犹豫。他首先召开领导集体班子会，统一思想，研究方案，决定把原来的32个处室砍掉10个，对4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采取竞争上岗，能者上，庸者下。此举一出，就有16个能力差、威信低、缺少工作干劲的干部落聘让位。其中还有2人被降职使用。经过机构改革之后，一批有知识、懂业务、观念新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原先的一些工作效率低下的部门出现生机勃勃、你追我赶的景象。

    港口党委趁热打铁，在机构改革的一段时间后，自上而下进行了建港以来第一次规模最大的“评先进、学先进”活动。110名个人、12个集体在此次活动中被授予荣誉称号，大大激发了全港干部职工学先进、赶先进的革命热情。

    白手起家建港难。然而刘卫民深知：建港之后要让港口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实更难。

    就说当时京唐港的管理混乱局面吧，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完全是前任所为。前任能不想把工作搞好吗？更何况他刘卫民就是前任领导集体中的一名副职。当然，有前任管理不善、要求不高的因素，但更是一些政策因素所造成的。而当时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也是根据当时的“大背景”，从实际出发而出台的，它的合理不合理在一定阶段很难用简单的是否去衡量。

    比如机构改革之后，刘卫民又准备的另一个大运作：撤销京唐港一个由300多名职工家属或子女组成的“大扫帚队”，就碰上了大难题。

    10年前的京唐港年吞吐量也才几百万吨，在全国的港口中是“小弟弟”，可却有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大清洁队”，这真是一大笑话。但多少年来，谁也没有敢碰一碰这支“拿钱干不了多少活”的“娘子军”。何故？原来当初建港，由于条件太艰苦，为动员各方面人才积极参加港口建设，相关部门根据上级批复的文件精神，曾出台了一系列对参加港口建设者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其中有一条政策的大意是：凡参加港口建设的干部职工，家属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可以农转非；家属子女是城市户口的，可以优先安排工作。

    这一政策对建港人是一大吸引力，并且确实稳定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留在港口的心。

    “农转非”的吸引力，使港口建设队伍迅速壮大，家属子女也随之入住港区。这些农转非的家属子女们既然来到港区后，就要吃饭，就要生存。原京唐港领导班子也是出于对自己职工的关爱和体贴，于是就把一些困难户家属子女，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清洁队，每人发一把大扫帚，让她们负责打扫港区内的卫生。开始当然没那么多人，可安排了张三，李四说他家的困难更大，渐渐清洁工队伍越来越大，最后竟达到了302人。一个300多人的大扫帚队，真够壮观的！可港区哪用得了那么多的清洁工？活儿少，她们每天打扫几下就将扫帚放下，织毛衣、抱小孩、生火做饭、洗衣服去了，要不就仨仨俩俩地自由结合说“张家长、李家短”去了。可到月底该拿多少钱还拿多少钱，一个子也少不得。

    “我们在码头出力流汗，她们却拿钱不干活！”一线生产工人对此怨气冲天……

    刘卫民和领导班子集体开过无数次会，研究撤销这个“大扫帚队”的事，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因为这是要砸那么大一群临时工家属子女们饭碗的大事，弄不好就要出乱子。为了京唐港能尽快发展起来，兴旺起来，为了这些家属子女们的长远利益，最后刘卫民他们还是决定一个不留地把“大扫帚队”给撤销了。

    撤销大扫帚队的工作量有多大？阻力有多大？刘卫民的心里最清楚。

    如今，在京唐港，一线的职工实行的是计件制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机关和部门职工实行的是薪点工资制，即把每个岗位定为多少个薪点，按薪点拿工资。根据工作量，每个岗位的薪点数都不是固定的。专门有一个测定小组做这件事，并有监督机制。这种做法虽然也不可能保证绝对公平，却也相对合理。

    企业要发展，要兴旺，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企业员工们的精神面貌，思想状态。而员工们的精神面貌思想状态是否振奋，是否蓬勃，关键在于这个企业的领导者，能不能让他的员工们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在这一点上，刘卫民和现任京唐港的领导班子的思路十分清晰。

    “任何一个人，当他来到这个世上，都想有所发展，成就事业，实现自身价值。”采访中，刘卫民体味颇深地对我们说，“自从接任一把手，我就想，京唐港是一个年轻港口，参加港口建设的员工队伍，大多是年轻人，我有责任让他们在这里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是个什么材料放个什么位置，让他们的智能和潜力发挥到极致！”

    在竭尽全力让职工们按月拿到工资之后，在大刀阔斧进行了分配制度改革、机构撤并改革和竞争上岗的领导岗位用人制度改革之后，刘卫民把对普通职工、一般干部的长效培养、使用机制的建立，摆到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

    刘卫民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讲，京唐港常年开通两条通道，一条是“行政通道”，一条是“技术通道”。你有做行政领导工作的才干，就会有你做行政领导的岗位在等着你。你愿做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想当专家，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决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在京唐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人都有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人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人才战略计划，是刘卫民从接任“一把手”后便开始实施的一项战略工程。最早实施人才战略计划而引起员工们震惊，这是让真正的人才都可以看到前程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次4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的竞争上岗。此后，这种人才战略计划，一年一年不停顿地在进行着，一旦发现了人才，就会马上启用。

    对于人才战略的具体实施，总经理孙文仲的脱颖而出，应该说是董事长刘卫民的最得意一笔。

    改制时，董事会委托刘董事长物色一位总经理人选，他把目光聚焦在当时任副局长（改制前称港务局）中最年轻的孙文仲身上。孙文仲时年38岁，科班出身，又懂业务。利用一次去天津出差的机会，他二人敞开了心扉。刘卫民说：“我推荐你担纲总经理一职，希望不要把它当官去做，要当事业去做。心里想事业，就能施展才华，增长才干。”孙文仲听了很受感动，对刘卫民说：“你董事长本身就是一位想事、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我一定不负众望。”孙文仲受命上任后，在董事长及公司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下，大胆创新，对用工、人事、分配三项制度进行改革，开创了新局面。

    每每谈及于此，刘卫民颇感兴奋，称这些年轻人就是善谋实干的新型人才，也是一批“拼命三郎”。

    管理企业要着眼长远发展，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则是确保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刘卫民因此认为，人才资源是港口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体。企业的成长壮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此，京唐港树立起新型的知识经济、市场经济、国际化和多元化人才观念，按着港口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以造就一支善谋实干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这方面的例子不乏其多。现任京唐港下属所有中层领导干部，几乎全是实施人才战略计划后优中选优，从各个方面吸引和选拔上好的那些热爱港口的优秀人才。

    马志刚原为中共乐亭县委机要干部，调入京唐港后一直在公司机关工作。马志刚这人勤奋好学，干起工作来最讲“认真”二字，且会动脑子，想办法，也就是说他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才”，是一种很难得的“才”。公司领导集体发现了他的这种“才”。前几年公司投资亿元建设“唐山港大厦”，就把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他，让他负责组织实施来完成这一重大工程。在京唐港大厦建设的全过程中，马志刚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程里去，没黑没明地干，操心劳神，生怕有一丁点儿疏忽。他在接受着锻炼，同时也在接受着考验。要知道，那是一项亿元工程，手脚稍有不净就会染上铜臭。马志刚同志是好样的，他经受住了锻炼，也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和考验。如今，这座象征着京唐港恢宏气势的标志性建筑，以醒目的高度及新颖的结构、独特的色彩等诸多建筑美学的元素，成为京唐港壮观的一景。马志刚也因干起工作来最讲“认真”而且又有公认的“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因而非常自然地成了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工作部部长。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一对小夫妻在京唐港的“浪漫成长”史。

    陈晓军和丈夫赵秋玉，都不是唐山人，而是几百里之外的河北集市人。他俩分别毕业于河北理工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1993年，俩人还没有结婚，赵秋玉先一步到了京唐港。是爱情的力量，使陈晓军也随之到了港口。

    “说实话，如果不是爱情的力量，我是不会到京唐港来的。因为，当时的京唐港，连一棵树都看不见，茫茫无边的盐碱荒滩，下了车还要走很远的泥路才能到达港口……”采访时，陈晓军说，“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浪漫呢！”

    可是，当他们落户京唐港后，渐渐从迷茫之中看到了希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京唐港的用人机制，使许多像陈晓军一样的大学毕业生们，在这里激活了青春的生命活力。13年过去了，如今，陈晓军成长为运营保障部主持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高级经济师；赵秋玉成长为引航站站长、特级引航员。他们的小孩子也已经11岁，并且家里买上了小轿车……真是爱情、事业、家庭全丰收啊！陈晓军并且还爱上了文学创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她的诗歌、散文作品，在京唐港小有名气。

    “这几年不断有外港来挖我们家的秋玉，说要给几十万元年薪……可秋玉和我哪里也不会去的，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一辈子留在京唐港。因为我们就觉得京唐港好，在这里工作、生活，心里觉着踏实，有意义！”采访结束时，陈晓军心花怒放般对我们说。

    京唐港，开始让人羡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