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1904年，中国天府之国的四川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一位叫邓先贤，即我们的邓小平主席。黄徳淦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致私塾诵习四书五经。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徳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邓先贤14岁被称作好学生考入县中，黄德淦13岁就进了成都市，成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样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致。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黄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他因此而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明贤的父亲先是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又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丁马赛，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清对前途充满了担忧。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就凭你那么点个儿也想扛枪？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本世纪中国因此少了—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这年是1924年。
“地质”两字在那时可不像现在那么不值钱，那么叫人听来陌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靑年都选择了可以为国找得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你或许不能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竞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质”两字在二十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头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二十世纪世界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当二十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高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向外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落后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富的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工作。因此在当时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地质科学，再通过地质科学革命，促进全面的矿产资源开采，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生产，达到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一道理在旧中国视为真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还是这样，要不毛泽东为什么称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只是在现代化迅猛进程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竞差不多把地质与矿业工作抛在远远的一边，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和危害无比的现象。
有一个例子还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在黄汲清进入北大地质系的第二年，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去世，巨星陨落，万民悲绝。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将转移到南京埋葬。1923年3月的一天，国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当时抬棺的六个人，均是国民政府亲自挑选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及在辛亥革命中有卓越贡献并被称为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人士。六人中有一位是地质学家，他站在抬棺的左前方第一位，那位地质学家便是李四光。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黄汲清的老师之一。
国父孙中山生前也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地质学科。早在东瀛的—次同盟会集会上，他就这样对盟友们呐喊道：要救国不学地质、不搞开采矿业是不能成功的。一代地质名家李四光早先学的是造船业，他就是在孙中山的教导与影响下，后来才到英国改学地质的。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是：被鲁迅骂作外族强盗的对中国宝贵矿产资源的野蛮掠夺，激起了一批爱国志士们的极大愤慨与不平，激发了他们发愤开拓中国地质科学的宿愿。
在云南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位法国传教士在某山区发现一处锡矿，便雇用当地人开采，不出三年，这位传教士就发了大财。凭着富有，他任意压迫和剥削中国百姓，并且把教堂当作一座供他淫乐的温床，每晚都要雇一帮人到四周抢得一位美貌绝伦的中国民女陪他睡觉，第二天就派人把她扔进百米矿井里活活闷死。其残忍和肆意掠夺我中华民族财富的兽行，终于激起了一场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民运。那传教士死后，当地一批百姓便自发组织起来开矿，结果由于不懂地质与开采技术，锡矿没开成，一次因矿洞凿漏造成地下水倒灌，上山参与开矿的三百多位民工全部通难，最小的不足9岁，最大的74岁……噩耗传出，举国哭泣。
如此这般的事，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中国人不懂科学，只能眼看着强盗从自己的家门口抢走财宝，弄不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悲剧是没法看下去了，而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刺激还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