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29日，北京医院急救手术室一位虚弱的老人在被胸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缓缓抬起眼皮，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什么就闭上了双眼……一代名流李四光，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痛苦的手术台上度过的。

    李四光是在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突然病逝的。当时，外界人特别是地学界谁都没有猜想到，连他本人也自称至少还能活六七年。

    但他死了，死得很突然，也很平静。

    然而，在当时的外界社会里依然不平静，地学界的学术与政治上的斗争依然充满着火药味。

    至于对李四光的个人评价，在地学界后来众说纷纭。在李四光去世十二年后，另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著名地质学家尹赞勋，在已知自己生命行将结束时，回首地学界往事，写下了一首无题七律旧体诗，很让人回味！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质遗响大。

    万人敬仰章夫子，戡乱战犯脚下踏。

    一分为二是规律，评人不要简单化。

    四人评价不定案，妄想地质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国前后不一样。

    前尊后敬我有变，不知同行怎样讲？

    地质创业第一人，遍查历史无与伦。

    丁翁地阀两头目，莫惜笔墨赶著文。

    尹赞勋也算是除章、丁、翁、李之后中国地学界元老了。建国后，李四光为官的第一个副手就是他，当时尹赞勋出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当过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北京地质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等职。老先生一生耿直，从不这个派那个派，因而他对李四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正本清源，两度上书邓小平；黄汲清一石掷海，激起千层波澜。科学大会上，群英座序，一纸定终音……

    黄汲清并没有想到自已能活着从江西五七干校的喂猪场回来。他戏说要感谢林彪，因为如林副统帅不死，他的那把老骨头就可能埋在峡江土地了。

    1972年春，当了四年猪馆的著名科学大师黄汲清回到北京。他与老伴在子女们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时，大师眯着双眼，嘴里不住地说肴含糊不清的话语。

    “爸爸，您老活着回来是幸事，就别再念叨以前了。啊，身体第一……”子女们一边抹着泪一边在旁边不停地劝说。

    “嗯？我没事，我是在唱歌呢！”大师猛地驻足，一把将老伴拉到身边：“不信问你们妈。”

    “真的呀？”子女们喜出望外。

    老伴陈传骏苦笑地点点头。

    “来，我们一起唱。”这回大师的发音很清楚：

    锤子右手囊在背，前行前行复前行。

    越大山，爬峻岭，打完了石头唱个歌儿听。

    大家同打又同唱，响不尽的鍾声和歌声。

    前行前行复前行，莫辜负了少年好光！

    “妈妈你怎么也会唱呀？”女儿洁生简直开心坏了，搂着母亲直问。

    母亲长叹一声，脸上泛出一丝久违的微笑：“三十年了，那时你爸常哼这首自编的歌，来哄你弟呢！”

    是啊，整整三十年了。大师举目当下遍地狼藉的大字报、红海洋，回首年轻时代的往事，心头不由凄怆起来。那个时候，就知道科学救国，啥政治不政治的。只要锤子一拿，行装一背，就投入到大自然里了。1942年8月的一天，黄汲清和地质调査所的同事李陶、曾鼎乾，登上家称天府名岳的华訾山考察。晚上他们住在老乡家，一大早啃几个熟红薯，喝一碗汤就往山上走。登至1500米的山峰时，正值中午。三人拿出饭盒野餐起来。这时，耳边忽闻一阵又一阵高亢、悠扬的歌声。原来，是半山腰一群躬耕的农民在唱山歌，那歌声深深地吸引了生性好动的黄汲清。伙计们，我回去编一首顺口溜，明儿个也像老乡们一样唱出来怎么样？李、曾一听黄汲清的话，拍手叫好。当晚，黄汲清便在昏暗的櫚油灯下，整理完一天的野外资料后，就左吟一句右哼一句把这首自命为靑年地质学家的山歌给编了出来。后来，三人坐在床头，模仿着四川山歌小调，你一声我一腔地唱开了。黄汲清的这首杰作后来还真在年轻地质队里流行了一时。

    大自然是浪漫的，然而现实却是十分的晦涩。

    黄汲清回到北京的第一个窘境是，他连最起码的一个栖身地几乎都没有。1969年离京时，他家尚有四间房子。可此次回京，只给安排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看来虽然猪倌不当了，但还是属于牛鬼蛇神一类。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并为中国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被无情地撤销了。

    那段时间里，黄汲清一直处在极度的悲痛与忧郁之中。他觉得自己真正的老了，快死了。当年的恩师们都死了，当年一起跋山涉水周游世界的地质调查所的好友们也死的死，老的老，没几个中用了。自己是研究地球科学的，而现在虽然猪倌不当了，可依然要职务没职务，要工作没工作，要助手没助手……唉，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啊，我也七十了，该去天堂见章、丁、翁还有李先生了。不算少了，比起谢家荣几位好友，自己还不是白拣了这七八年嘛！

    大师绝望了，麻木了。一天清晨，他没有跟谁打招呼，独自拄着拐杖走向玉渊潭湖——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长篇评述文章，题目是《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马路旁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出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有什么听的，每天都是假大空！大师过去一向有听新闻的习惯，可今天他不想听，没用，听了也没用。他加快了步子，力图想摆脱追到耳边的喇叭声。可是见鬼，他越想摆脱就越摆脱不了……

    在我国科学技术战线上，常常听到用争气、争光给科研成果命名。每一个这样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来历，都包含着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心壮志。

    在我国地下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件事，也是和这样的争气、争光分不开的……

    嗯？说找石油的事呢！听听，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大师的双脚一下停住了。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他们的专家、权威论断说，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分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按照这个论断，中国就只有永远靠洋油过日子。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和年轻的地质科学工作者却不相信这一套。他们满怀信心地说：石油就像一个浪子，在地底下到处跑。虽然不好找，但总是有规律可以探索。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找出来！李四光根据我国地质构造的特点，运用地质力学方法，研究地壳运动规律，认为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有着良好的生油和储油条件。他根据这一全新的理论尖锐地指出，说中国贫油，那是形而上学，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

    听听，又是万能的地质力学！大师对天长叹：我们都形而上学哪！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地质工作者决心跑步前进，为祖国开发石油当好侦察兵。几年之中，他们转战南北，根据李四光提出的理论，在辽阔的国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的工作，一口气钻了几千口井，展开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査工作，发现了不少储油的远景地区，初步证实我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一个地区，处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按理说，应该找到石油。由于中国贫油论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这一带无油的洋框框也就打不破，所以开头几年，找来找去，没有收获。有的同志泄气了，甚至提出放弃这个地区，结果使这个地区的石油普査工作在几年里几次上马又下马。但是，石油普査的工人们却相信自己的地质科学，他们坚决主张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们的意见得到了李四光的热情支持。他说，工人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这个口号很有意义。早在八百多年前，宋朝科学家沈括就在我国发现了石油，并且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穹。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这样优越，一定要下决心啃这个硬骨头。随后，他根据大量野外观察资料，如数家珍谈了这个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块髙地、每条沟谷的地质构造，并且指出应该在哪里打钻。普査队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结果短短一年时间，就找到了一个大油田。

    各路普查队的侦察兵们，接二连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发现大庆油田了，发现大港油田了，发现胜利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油田被发现了……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他们又在说谎话！说得无边无际了！大师愤怒地用拐杖在水泥地上猛地戳击。不行，我得把大庆、还有大港、胜利等等油田的发现真相给全国人民说个明白，不然，这事就会沉怨千古了！刘毅被整死了！谢家荣自杀了！当年普委的负责人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再不把真相说出来，还有谁说得清楚呀！我不能死！我不能这样让全国人民、让子孙万代，还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蒙在鼓里听谎话。我要说，即使有一口气也要把大庆油田发现的真相给说个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历史，这是一代找油人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历史。我不说就是有罪，就对不起像谢家荣等许多巳经死去的科学家和同事好友们！

    大师愤然折回身，步子变得异常有力。他要活下去，直到可以痛痛快快彻彻底底把大庆油田的事说个明白为止！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一声春雷平地起的粉碎四人帮的十月。

    他活了下来，活到了拨乱反正，科学和知识得到尊重的春天。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平同志终于出来！”

    “是吗？拿来我看看！快！”

    黄汲清从儿子手中抢过报纸，他看着看着，热泪顿时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泄不止……多少年的委屈，多少年的积忧，此刻一齐涌上心头。

    这一夜，大师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两点，他干脆爬了起来。他推开窗户，遥望明月当空的天际，心潮澎湃。他想了很多很多，是啊，国家遭受了那么多年的浩劫，百业待兴。可是中华要振兴，科技和知识最重要，而十多年来，在林彪、四人帮淫威下，科技界、知识界的一家独言，假大空现象太严重了；党的双百方针得不到恢复，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应拨乱反正。

    黄汲清想着想着，忍不住铺开一叠稿纸，向他尊敬和熟悉的老上级邓小平敞开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心扉……

    小儿子黄渝生告诉我，他父亲的这封信发出后，邓小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特别强调了科技界包括文化艺术界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这个批示尽管没有给黄本人传达，但后来在科技、文化、教育等知识界出现的万千新景象，特别是之后不久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多少与黄汲清的这封信有着关系的。

    值得一提的是，黄汲清本人的问题，也在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总局即后改为地质部，孙大光任部长）的亲自过问下，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他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之职，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也重新组建了起来。大师的一家老小终于结束鸡笼式的拥挤生活，搬进了三里河部长楼。

    当时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关心、过问下，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使得文革和历史上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得以正本清源。

    黄汲清是个急性子，他想到那么多年来关于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冤冤屈屈，是是非非，该到了向党和全国人民说个明白的时候了。于是就在1978年1月11日，再度向邓小平（因此信请方毅转交邓，故方也是收信人之一）发出一封信。这封信是我在行将完成此文时才得到的，又是大师生前的一极其重要的珍贵文献，他在里面不仅阐述了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对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理论的看法。在地学界至今仍盛传李四光和黄汲清是老对头的一类说法，为防讹传，故我在这里将黄给邓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录下来，以供读者了解得更清楚些。特此说明一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信中有四处写到“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字样，我把它略去了，其余的全文如下：

    我在去年6月14日曾写信给邓副主席反映了地质系统长期以来不能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一大之后不久就听说邓副主席对我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总而言之一定要执行双百方针。尽管邓副主席的批示至今没有向我传达，但是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信件的批示，而是代表了党对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巨大关怀和支持。此后不久，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大地构造研究室正在着手恢复。我衷心感谢党、感讲邓副主席，只有打倒四人帮才能出现这种大好局面，我国地质科学事业才大有希望。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我要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我晚年的全部精力。

    但是，在给邓副主席的信中，我当时没有反映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題直接牵涉到我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只希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地质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局面，各地质学派能在平等的自由讨论中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利于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然而现在看来，不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不说清楚，在地质界真正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地质战线广大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有很大困难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一再号召我们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务虚作假、见风使陀、投机取巧；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虚夸；提倡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深感有责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有责任把地质界的这个重大问題反映给你们。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我的大地构造观点是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此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并于1957年3月8日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配合这张大型挂图，作了题为《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普委会及下属松辽普查大队经过1955、1956、1957年三年的工作，初步证实松辽平原存在有利于含油的地质构造。1958年4月17日在松辽平原达里巴村的南17井钻出油砂。之后在三十余口井见到油气显示，从而完全证实了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华北平原和其他地区在以后几年也相继被证实有含油远景！不久前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谁知他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逻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辨的事实。我谈这些并不是宣杨我个人，而是因为这一科学历史事实被篡改了。如果要谈功劳和贡献的话，那应该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普委会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劳动。我个人只是完成了我应尽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197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独立自主，高歌猛进》一文，首次错误地报道了这一讹传。以后几年，这种错误报道就多次出现！考虑到这是作为我国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加以报导的，为坚持科学的严肃性和正确性，我当时曾向有关科学部门负责同志反映了我的意见，但那时正值四人帮横行，我的反映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打倒四人帮，人民大解放，科技大解放。去年9月18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为迎接全国科学大会，上级要求上报建国以来的重要科学成果。我考虑到我国石油工作的发展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办工业办科学的一个典型，是建国以来我国最重大的科学成果之一，是为中国人民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的极好事例，因此我把我在1957年作的学术报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等材料上报给地质总局的科学大会筹备小组。对于我国寻找石油的真实经过也向地质总局的负责同志及有关科技部门的负责同志作了当面汇报。

    但是长期以来在地质系统就有少数领导同志不执行百家争鸣方针，压制不同学术现点，在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上甚至弄虚作假，不頋事实地胡乱吹嘘。如果说这在四人帮猖橛的日子里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一年多的今天再继续这样做就是犯罪。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4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一期上分别刊登的以国家地质总局理论组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在这两篇文章中除了继续坚持所谓用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大庆等油田的不符事实的说法之外，又进一步制造了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这项工作的谎言。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这样做，到底拿得出什么样的证据。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的心情自然是沉重的。我现在已是身患疾病年过七旬的人了，痛感精力有限，何况还有其他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说假的权利。每当我重溫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每当我看到我国地质科学要发展要前进，每当我想到战斗在高山深谷的广大地质战士对自己的期望时，这种责任感就更加强烈，这种义务就不容推辞。因此今天我决心給你们写这封信！

    对于地质界的这一重大问题，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在蒋匪帮执政期间他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蒋匪的利诱；建国以来，他拥护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在地质科研中他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五十余年的努力，有不少发明和创造，形成一家之言。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我国地质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地质部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把李四光同志作为科学技术界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来树立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尽管我对李四光同志倡导的地质力学在某些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同看法，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倡的双百方针为指导，在自由讨论中辨明是非并在实残中加以检验，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那种把一种学派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是辨证唯物主义的；而把其他学派说成是绝对错误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辨证法的，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題上弄虚作假，对党的事业不利，对李四光同志本人也不利。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椐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敬爱的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期间的报告中并没有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余秋里副总理在去年7月13日国家地质总局学大庆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把大庆油田的发现和树立李四光同志作为一面又红又专的旗帜非常明确地加以区分，这才是科学的正确态度。

    最后我真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覌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希信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一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信很快转到了邓小平手中。从日期看，中途除了必要的程序外，几乎是一步登天。黄汲清于1月11日把信写好后，当日让小儿了渝生抄写签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由儿子陪着亲自送到国家科委请有关人士呈送方毅。15日方毅圈阅后，转呈邓办。18日，邓小平就见到了信，并作了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

    邓的这个批示是批给当时主管计委和石油工业的余秋里、康世恩二位副总理。

    余秋里又将批示转批给袁宝华、孙大光等。

    因为是地质部门的事，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了当时的囯家地质总局头上。孙大光对此极为重视，并责成有关方面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组织力量迅速调查了解。

    最后这件事落实到了地质总局的石油组即石油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