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蓝，江很绿。走出大山的于吉磊一下省城的火车站，深深地透了一口气，觉得有一种透心的舒服：现代的大都市到底比千年不变的山窝窝不知强多少倍！也许正是这一口透心的新鲜气儿，于吉磊更加觉得自己过去的寒窗十年太可贵与重要了。
这是入学通知书。还有钱，6000元钱。于吉磊出火车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验证一下这两样东西是否还在。他知道有这两样东西才能真正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门，而这两样东西中于吉磊明白相比之下钱更重要，入学通知书嘛即使是丢失了学校也会有存根可查，然而这天文数字一般的6000元钱对于吉磊来说简直重如生命。他太清楚为了筹集到入学通知书附件上所写的让每一个新生准备的这6000元学杂费，父亲几乎跑断了腿，即便是这样，最后还是由一位好心的落榜同学的家长借给了于吉磊4000多元才算了事。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农家人，哪有人见过这么多钱！为了这6000元钱怎么带到几百里外的省城，全家人几乎商量了不下十几个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母亲的办法在内裤腰带上缝一个口袋，然后再在小口袋上系三个纽扣，钱就装在那里头。于吉磊摸了摸皮带下面的腰部，满意而又放心地登上了驶向学校的公共汽车……
“你就是于吉磊同学？请先交入学通知书。”负责新生注册的老师机械地在为新报到的学生办入学手续。
于吉磊毕恭毕敬地递上入学通知书。
“再交5830元钱。”
于吉磊迅速地解开裤腰带……
“哎哎，你要干什么？”那个负责注册的年轻女老师突然冲着于吉磊大声嚷嚷起来。
“我、我不干啥呀！”于吉磊不知老师为何突然对他如此厉害。
“不干什么，你、你解什么裤腰带？”
于吉磊明白了，他的脸也跟着红到了耳根：“我是取钱……”
“真是的。”女老师顿时没有好气地说，“快点快点，别让后面的同学等着。”
“多少元？”于吉磊战战兢兢地问。
“不是刚才说了5830元嘛！”
于吉磊赶忙从那个小口袋里取出钱来，一五一十地数着。这时他似乎才意识到交完5830元学杂费后自己只剩170元钱了。170元在家里可以过上一年半载的，但现在不行。于吉磊后来又七交八交地花掉了100多元，到晚上再一数钱，仅剩几十元啦！这可怎么办？得吃饭呀！大学的第一夜，于吉磊是在为第二天有没有饭吃而整一宿没合眼。
“走吧。你不是也有昨天老师发的那张卡嘛。”第二天一早，同宿舍的同学见于吉磊还愣在那儿发愁，便乐开了。
对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于吉磊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从此，那张金灿灿的饭卡便成了他上大学后除了课本以外最重要的东西。为防意外，还是用母亲的老办法把金卡藏在裤腰带里面的那个小兜兜内……
从此，于吉磊每天冲着这张小小的卡在算账：早餐两个包子、一碗稀饭花一块钱，午餐4两饭加一盘炒土豆或青菜粉丝——这里最便宜的炒菜花二至三块左右；晚饭与早餐基本一样花一块。
然而，仅仅不到一两个月，于吉磊紧张地发现这样的日子还是太“奢侈”——每三十天下来没有一百二三十元过不下去哟！学校各种物价补贴打进饭卡的也就是七八十元，如此下来每月还得至少亏空四五十元！再向家里要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于吉磊知道只种几亩薄地、身上已经背了6000元债的父母能维持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就很困难了。可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来呀？初入大学门，于吉磊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惟一能行得通的办法：那一元早餐就免了，中午原来二至三元的饭菜变成半菜半饭花一至一元五，最多不能超过两元！晚餐一个馒头一碗稀饭花一元。每天必须控制在三元左右，对，不能超，只能省！
之后的一个月里，于吉磊除了上课，就是一门心思跟着这笔账在天天算计、打仗。饭卡通过电脑可以随时显示你所在卡上存有的钱数，突然有一天于吉磊看到自己的卡上一下少了80元。这这、这怎么办？还有二十多天我怎么过呀！那一顿两元钱的午餐他都没买，只简简单单喝了几碗不用花钱的汤水便急步来到了学校计财处。
老师抱歉地告诉他，是电脑出了毛病。
于吉磊长嘘了一口气，他一摸后背，冰凉凉地浸了一大块。
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医生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山东姑娘李某临来大学时就对母亲说：“妈，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备，我只要一缸你腌的咸菜，就像我到县城上高中那几年你备的那样……”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泪水噙在眼眶里，说：“大学不比中学，你又是在太原上学，离俺山东好远好远，哪天你断了咸菜咋给你送去呀？”
“对了妈，你该把腌咸菜的技术教给我，到时我吃完了这包你腌的菜后就在学校自己腌一缸呗。”女儿聪明地向母亲提出要求。
母亲苦笑地拢了拢满是银丝的头，问：“大学里咋能像家？亏你想得出来！”
“哎哟你就别管了，先教我嘛。”穷人家的女儿在父母面前拥有的就是也能像富人家的孩子那样撒撒娇。
母亲没法，说：“得先把菜挑一下，最好要长成半截的菜，根多叶多的菜不能腌，腌出来的也不会好吃；盐要放得匀，时间最好长些……”
李某就是这样左手提着母亲备的一大塑料包咸菜，右手带着母亲刚刚教的腌菜技术踏进了太原某高校大门。
进校的第一件事是她交完了所有该交的钱。交完后身上还有多少钱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好像她心里很有底似的。可不是，像这样的日子她在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的那十几年里几乎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然而李某感到有些不同的是，大学里她同班的同学中有人天天换新衣穿，吃饭时也有人竟连八九元一令小炒还嫌不对味，非要上外面的馆子花上几十元甚至一二百元才算过得去。可她只能还像上中学时那样，到食堂买一个馒头，然后回到宿舍，夹上几根咸菜算吃一顿。开始几天她并没有感觉什么，后来发现老有同学跟在后面看她打饭、看她打开那只气味异常的咸菜袋，这个时候她的脸才有些热起来……她猛然发现自己长大了，猛然发现远方的大学与家乡那个大都是穷孩子的中学不同了。而这一发现使李某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
同学们从此再也看不到她什么时候吃饭，偶尔看到她上食堂打个馒头后也是行踪匆匆，从不多呆一秒钟。不吃是不行的，要上课，要跑步，要坚持至少四年的大学学业。但李某自从见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自己打开咸菜袋的那一瞬间的神情，她发誓再不让大家看自己吃东西的情景。她开始躲，躲到宿舍，躲到门角，宿舍里不行了，她就躲到校园内的小树林，甚至没有人时的厕所里……但这都算不了什么。
李某感到最痛苦的是她的咸菜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天一点也没有了。她想起了母亲教给的腌咸菜的技术。可菜从哪儿来呀？在家时可以上屋后的菜地里拔几棵就是了，大学校园内可没处去拔呀！到街上去买？好几毛好几元一斤，有那钱还腌什么菜嘛！她真的着急了：大学的日子咋这么难过么！
突然有一天她兴奋不已，因为她发现了学校食堂后面有不少被丢弃的烂菜叶、菜根子。这个发现使李某连续好几个夜半时分带着从家背来的那只已经空了的塑料咸菜袋，悄悄溜出宿舍……就这样，她每天捡几把回来，在水龙头上冲洗干净后将其腌泡起来。
李某依旧这样行踪匆匆地每天上食堂买回一个馒头后，便回到别人很难发现的地方完成她的一日三“餐”。
终于有这么一天，同学们发现她昏倒在厕所里……
医生诊断结果与于吉磊同学一样：没有什么其他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广西壮族小伙子马义词怀揣某大学入学通知书，来到首都北京的校园时，激动得竟然当众跳起他拿手的壮族舞，引起同学、老师们的一阵阵喝彩。尤其当他看到自己的校园那么美丽，在学校的北边是每时每刻都有一群群如天仙般的女生进出的舞蹈学院，再往南则是那雄伟无比的亚洲第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学校就在商潮如火、满地是金的中关村电子街上……
“哼，你们躲吧，我不信在北京这么好的地方自己挣钱养活不了自己！”上学的第一夜，马义词躺在床上忍不住想起在家时父亲为了给他筹借学费的那一幕幕令人心寒的情景：父亲到一亲戚家，那一家亲戚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原来亲戚们都怕他来家借钱，说是上大学要好多钱，而且一上就是四年，那还不知要借多少钱呢！就是借了也不知啥时候还得起！亲戚们正是因为这无期的借款而远躲马义词一家的。
躲吧，看我怎么走出这十万大山！马义词在离开那个边远的山村时心都凉透了，而他到了北京后的心几乎又过于热。他带来的3000元债款由于沾了少数民族的“光”，在交完各种学杂费后还剩了1000多元。马义词是个有头脑的孩子，他想：这钱在老家可能全家七八口过上一两年不成啥问题，可在北京光供我一个人也过不了一学年呀。他为此算了又算，甚至把每个大月小月的天数都算了个彻彻底底，他知道如果不好好算准，就有可能出现“饥荒日”。这所大学的伙食费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农村来的孩子都唠念学校的伙食费。一个菜要花几块钱，这在他们过去的读书岁月里是从没有过的。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大城市里，现在几乎找不到一家食堂、餐馆卖5元钱以下的一个炒菜。马义词一掐指头，便把每天的生活标准定在了五块钱，三五一十五，这一个月就得150元呀！马义词算过后心头吹起一阵寒风：照此水平，1000元钱也用不到一学年！再说吧，习惯吃早餐的他不像有的家贫的同学不吃早餐，但5元钱一天，在北京你无论如何想一日三餐都进食堂是不太可能的。于是马义词就决定中、晚合餐：中午打两个馒头或四两米饭加一个菜合计四元来钱，早餐一个馒头加一碗稀饭花一元。
就这样度过了“兴奋的九月”，度过了“新鲜的十月”。到了进大学门的第三个月，马义词发现自己在上课时老想睡觉。这怎么成？你不想对得起老父亲老母亲了！马义词狠狠地敲打着脑门，他警告自己不要糊涂。可第二天他还是不能自控地犯困，甚至有一天被老师当场叫醒，引得全班同学哄笑。他感到自己很丢人，也很沮丧。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自己并不是故意放肆呀，可为什么一到中午前和晚自习时就想睡觉？
“你要注意饮食，否则克服不了这个毛病。”一天，有位大二的同学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他转过身去想问问清楚犯困与饮食到底有什么关系，可那个大二的同学走了。马义词后来知道，这也是一个家里很穷很穷的学生。
明白怎么回事后，马义词决定改变一下“生活水平”，但首先得有份活干。他早听说首都北京遍地是黄金，外地来京淘金的人就有三四百万。马义词想找份工打打，但几次碰壁证明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论做生意，无本钱无经验。搞家教，北京的家长们一听是农村来的新生尤其是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肯定不要。听说学校有个勤工助学中心，结果他报名了很长时间一直“待业”（直到现在）。
自信的马义词渐渐感觉自己与这个丰富多彩的大都市和诱人的校园有道深深的鸿沟。他开始孤独、苦恼，甚至害怕，害怕自己如此长期下去会完不成学业。马义词觉得自己应该自我兴奋起来，像电视里有些歌手说的临场前得学会“自我调节、自我兴奋”起来。拿什么调节、什么兴奋呀？走，跑步去！一圈、两圈……几圈下来，气喘喘的他再回到教室上课——马义词发现自己这一节课真的“兴奋”，真的没有睡意。有办法啦！马义词为自己能找到这个克服“犯困病”的办法欢呼。
从此，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某大学校园内，每天可以见到一个瘦小的同学在操场上、走道上一圈又一圈地来回跑着。同学们奇怪的是这位瘦小的同学竟然不仅在白天的课余时间跑，在熄灯后的晚上他也跑。
“晚上的时间饿得最难受，所以我跑。跑累了往床上一躺就着了，不然我会饿疯的……”
马义词有一天公开了自己的秘密。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大学里还有好几年，他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山西农大。学生处老师原文华，年纪轻轻的一条汉子。但在我们见面不到五分钟时间，他就开始泣不成声地诉说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害得农大那么多同学生活、学习还极其艰难。
“……我们有个同学是山西原平的，上大学时母亲已经72岁了，父亲则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上大学前，这个同学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养活他和老母亲。进了大学后，家里的地没人种了，老母亲只能每天出去卖些瓜子度日。咱农大学生每月学校发给一人72元专业补贴和副食补贴，这个同学就是从这72元中每月要给老母亲寄回二三十元，他自己仅剩三四十元。那么一点钱够什么用呀！他每顿吃饭总是去得最晚，因为这个时候食堂里的稀饭因为太稀了就不要钱了，他就靠这不要钱的一勺稀饭和两个馒头过日子……”原文华一边哽咽着，一边又把一个瘦得近似皮包骨的学生介绍给我。
“他叫高武军，现在是研究生了。可你看他瘦成这个样……高武军，你给何老师走走看。”原文华让这个学生在我面前走动了几下。
“你的腿怎么啦？”我发现这同学走路时一拐一跛的，便问。
“他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肌肉萎缩症。多可怜呀。”原文华老师替这位同学挽起裤腿，说道，“你看看，他这条腿都快萎缩成干干了。他惨啊，本来家里就贫，偏偏1995年家里又发生了一场大灾，他父亲和几家本族亲戚同乘一辆拖拉机到一远房亲戚家参加婚礼，结果途中出车祸，他父亲和其他三个亲戚当场死亡，另外七个重伤。这一大家族，死死伤伤十一人，还能有谁救谁呢？高武军同学从此断了家里的一切经济支持。去年我看他可怜，给他介绍了一个勤工俭学机会，说好听是勤工俭学，说不好听就是给人家送终。有个老人得了瘫病，拉屎拉尿都在床上，老人的孩子谁都不愿再管了。这样的活，连亲生儿女都不愿干，可我们小高这样的一位快读研究生的大学生则为了能挣一二百块生活费，天天去老人的病榻前忙里忙外的一个多月，直到把老人送终……”原文华老师又泣不成声。
“你、你说同学们这么可怜，我这个学生处的老师心里有多难受！我们想帮助小高，可学校像他这样甚至比他更需要帮助的同学不是一个两个。小高现在是研究生了，一月有180元钱，我们的本科生、大专生只靠学校发的那几十元补贴，困难不是更大么！”原文华擦一把眼泪后，将小高同学拉到身边，说，“小高，老师没把工作做好，你可不要怪谁，好好读书，有什么困难找我就行，啊，我一定尽力帮你……”
那个同学本来一直笑眯眯的，经原老师这么一说，不禁两眼泪汪汪。他一把拉着我的手，说：“老师，你要写就写写原老师，他自己一个月只有400来块钱工资，可这几年里光我知道的他资助贫困生就不下4000多元……”
“你、你别说这些。”原文华老师急忙抢过小高同学的话，急促促地告诉我，“我们这儿曾经还出现同学卖血、晚上乘人不备时偷偷溜进食堂捡剩馒头和菜叶吃……”
这是怎么啦？
这回轮到我的心在大声疾呼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正在迈向21世纪的现代化强国！怎么、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大学里会出现这等的事！
为什么？到底又有多少这样的事？
带着我的疑虑，带着我的痛苦，也带着我的一份责任，我走进了中国大学的一个又一个学生工作部——
这是一个春天的季节，我来到北京清华园东邻的北京林业大学。这是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重点高校，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林科。校园很美，既有北大、清华校园内的那种中国传统的建筑，又有更多的园林群体，耸立在林与花中央的现代化教学大楼更显几分娇美与壮观。漫步在这样的校园内，仿佛置身于诗画之中，这对居住、生活在闹市而整天淹没在污浊空气里的我来说，大有人间仙境之感。
然而在透过几口清新的空气之后，我又不得不把一个与此地的环境十分不协调的词汇在心头掂量。这个词汇依旧叫“贫——困”。
美丽如画的校园本不该与“贫困”联在一起，可是在当今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它们却无情地结缘了，而且这种苦涩的结缘还那样“剪不断、理还乱”。
北京林业大学隶属教育部和原国家林业部，现有在校学生3500多人。从人数讲，是所中型大学，可它却是被团中央、国家教育部列入重点“扶贫”的几所贫困生居多的高校之一。走进学生工作部，接待我的是位很干练也很热情的“女处座”于翠霞老师。
“你了解贫困生？算找对了，这摊归我管。不过以前我在校党办工作，学生工作部这摊接的时间不长，但一接后我就觉得再也难放手了。尤其是贫困生这方面的工作。”于长长地叹了一声后说，“你先看看材料后我们再谈。”
她从另外一间办公室柜子里取出几摞厚厚的卷宗，放在我的面前。
“这都是些什么？”我问。
“贫困生自己写的救济申请材料。你先看看。”于老师直起身时顺口说道，“我当时看完这些材料后，几天都吃不好饭。唉，这些学生真可怜……”
于翠霞老师说完出了门，屋里只留下我一个人。于是我开始一份一份往下看……我知道自己的此次高校贫困生采访是次万里长征式的巨大工程，每一程都得争分夺秒。我必须加快速度往下看，但从翻第一篇开始，我就发现自己过去那种一目十行的“职业编辑”看稿速度这回一点也用不上了——我几乎只能一字一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因为我所看到的不是普通的稿件，也不是常见的公文，而是一份份用血水和泪水写成的乞求信、呼救书。它让我感到灵魂在经受山呼海啸般的震撼，心胸在承受那种很难用词语表达的一种近似绝望的窒息与压抑——
学生求助书之一：
我是财96（1）班的学生，来自安徽东至县。在我10岁（1985）那年，我父母因车祸皆丧生，留下我与哥哥相依为命。这以后，在亲戚及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我哥哥念了两年高中，我也读到了初二。但别人的帮助总是有限的，两年之后，我兄弟俩同时上学已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哥为了不让我辍学，借口自己学习不好进厂当工人。其实哥那时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是尖子，如果我们有个温暖的家，如果有父母的疼爱与培养，如果不是为了我，哥他现在肯定是个大学毕业生了。然而他不能。
在哥微薄工资的支持下，我勉强进了县重点高中就读。这期间，为了减轻哥的负担，我背着他帮助学校附近的餐馆卖早点、夜宵等，以求得店主老板一餐半粥。在这种情形下，我艰难地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可不幸的是我在高考时以7分之差名落孙山。哥哥对我的落榜没出半句怨言，相反鼓励我重新复习。18岁的我在几年的苦难经历中除已深深懂得哥哥的那份爱心外，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打算。1993年暑假一到，我便背起几本发黄的课本和几件缝缝补补的衣服，走上了打工的路，而这年的下半年我哥参军入了伍，现在仍在广西北海舰队服役。
打工的路并不平坦，由于没文凭，没一技之长，更因人生地不熟的原因，我在福建石狮一带流浪了近半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到海边去挑黄沙……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折之后，在同乡的介绍下，我进了晋江一家皮鞋厂打工，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半工半读的打工生涯，其中所吃的苦头非常人所能体味和想象得到。付出的汗水终于有了回报，1996年，我以全县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
一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当初我打工挣得的4000多元钱已所剩无几。如今新学年已开始，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来说，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准备第二年的学费，我没有与哥哥商量，便决定卖掉父母留下的两间破房子（估计能卖个两三千元）。但由于诸多原因没人买。在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好与在家务农的一位高中同学结伴利用这个暑假，到上海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刷盘。那餐馆实行两班制，每人每月工资300元。为了多挣点钱保证能上得起新学年的课，我向餐馆老板提出要求一天干两个班。老板听了我的陈述，同意了，并且晚上只让我加班到9点钟。即使如此，由于假期时间有限，我才挣得600元钱便匆匆赶回学校。
要上新学年的课，就得先交学费。可我身上仅有自己挣的600元加上那位同学给的600元共1200元，这也远不够全年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怎么办？我问自己，也问苍天，可谁也没有回答我。无奈之中，我只好厚着脸皮在这儿向学校领导发出恳求：请拉一把我这个穷苦的学生……
学生求助书之二：
您对这个称呼可能已非常熟悉，可您认识我这个学生却是第一次，我想通过书面上的交流，作为我们互相认识的起点。
老师，暑假期间，我徘徊于宿舍内，思绪万千。想起中学时求学之艰难，考入北林大之不易，更是焦虑目前……
作为学生的我，中学毕业于陕西西安市户县光明中学，家在西羊村，本为农民家庭，全家以清淡度日，安贫乐勤以足。可无奈在我高一时，父亲因多年积劳成疾离我而去。打此后惟母亲操劳供我上高二，读高三，考大学。在中学毕业时我心中因念母亲体弱多病，想立即找份工作，以代母亲之劳和尽儿女孝心。故后虽以706分成绩考取北林大，但我内心却无喜悦之言，因为我根本不想进大学——其实是无奈。母亲得知后说什么也不答应我的做法，她特意给我讲了一件在我还幼小时的事：母亲说，当时因家贫，曾想把我送给村附近的一个部队机场的一位军官做儿子，可当人家真来领时，我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了。父亲对母亲说，贫不懒志，家再穷，儿还是他的儿。母亲那天流着泪对我说，现在儿你考上了大学却因一点难处要退却，她说就是等她百年之后也无法向我父亲交待。于是我在去年8月28日（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到本村一个人那里借了3000块钱，走上了大学之路。当时借这钱是讲好的在我毕业后加倍归还人家，所以我在迈向大学门的第一步时就比别人多了一份沉重。
大学一年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忘不了初入学的新奇，更忘不了交完学费后生活的困顿艰难，母亲又多病缠身，无援的我在多少个不眠之夜里摸着口袋中惟一的一个硬币时，也曾想给家里发一封求助之信，可一想到母亲那苍白的脸时，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我恨不得抬起手抽自己的耳光。所幸的是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学校帮助我取得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让我能安下心读书，并有可能在春节时用自己省下的钱回家一趟给母亲买一点小礼物。那次是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而且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像人一样地出现在众乡亲面前，其情其景，自然也非能言表。然而命运却总是对我这个苦孩子那么不公，在我到家的第三天，我母亲怀着恋恋不舍的表情，永远地离我而去……在我欲哭无泪之后，我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这当儿子的大学生，到底这个春节是回来得对还是回来得错了？我反反复复问自己，但始终没有结论。
新春的爆竹仍旧那样脆响。可极度孤独和悲伤的我，一点也觉不到。多少个黑夜里，我有意不开灯，有意不让哪怕是萤火般的光在眼前出现。我想用黑暗来沉积心头的孤苦与忧伤，我更是在让黑暗之剑磨钝太多流血的心胸……我扪心自问：像我这样一个既无独立生存能力，又日后无可向父母报孝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那一次又一次与黑暗对话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是那样轻薄无为，我想借着黑暗去见我的父母，去用儿子的整个心灵抚慰从未获得过多少幸福与快乐的父母的心……但就在我伸出双臂向死神拥抱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学校，想起了老师您和同学们，于是脆弱的我又觉得无地自容。特别是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对自己的帮助，我更觉自己那一闪念的荒唐。像我这样一个贫苦之家出生的人，在既未向父母报孝一份养育之恩，又未能为国为民做半点贡献之时就想逃避生命，简直就是一种可怜与无耻！
想通之后，虽然那个失母的春节使我无限痛楚，但回校后我尚能像过河小卒，有进无退。所幸在后半学期学习成绩较上半学年大有提高，心中总算稍许安慰。
老师，学生现在所虑的是目前入学学费太贵，学、杂、书费达2000多元。虽说我在暑假留在北京拼命打工40余天，也仅赚得700余块钱，加平时积攒共1000来元。眼下学校新学年注册日期将至，学生心中怎不焦虑？为解燃眉之急，日前我与一家书店经理谈定以后每天下午到她书店干活，兴许能挣回一点钱来，可这得一段时间，所以在此我请求学校和老师能否宽延一些时间再让我交钱，如果能成，学生将视为生命重现！
学生求助信之三：
我是园林学院森林旅游96班的学生，因家境贫寒加上连年天灾，实在无力交纳学费，特向学校申请减免，敬请审查。
我家住抚顺县安家乡大堡村，家中五口人，奶奶已近八旬，弟弟正读初三，爸爸体弱多病，家中全靠妈妈维持。全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那几亩承包田。如遇风调雨顺，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1995年“七。二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把我家的几亩承包田里的庄稼全部冲走；1996年“七。二三”一场更大的洪水又使我家颗粒无收。今年满希望有个好收成，但天公不作美，春旱到秋日，致使全乡全部绝产。连续三年的天灾，让我的家人怎能承受？更有何力量担起一年几千元费用的我这个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业呀？
我是1996年从辽宁林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林业大学深造的。当时心情真是悲喜交加，谁不渴望上大学的机会！然而一贫如洗的家庭又能拿什么来供我上学呢？带着这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消息我回家了。爸妈听后不做声，而年仅十六岁的弟弟却第一个表态：姐，你去吧，我供你！弟弟的话让我好一阵激动，可我知道他还是个孩子。我只朝他苦笑了一下。爸妈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同意我读大学。从此家里节衣缩食，生活更加艰难。我深知家中情况，于是利用假期四处奔走自筹第一学年的学费。我听说有个叫“寒窗基金”专为学生贷款的，便跑到教育部门，但人家不理我，说我是中专保送生，不能享受。无奈，我只好东家求西家磨，从远近亲朋那儿借了3000元钱，苦苦读完了第一个学年。
暑假了，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家，而我却因新一学年的学费不知从何来而忧心忡忡起来。年近五十的爸爸骨瘦如柴，出去给人做小工出苦力，一天干下来，从手到脚，浑身每一个骨节都吱吱作响，这病痛已经数年了，可爸就是不肯去医院瞧一次，只是每天大把大把地吞止痛片。这一切做女儿的我看在眼里，疼在心头……然而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不仅不能给他减轻病痛，还要再一次向他伸手索要新一学年的学费！我、我不知如何办为好。
新学年已经来临，我怎能忍心向这样一个父亲伸手呢？可不向他伸手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难道忍心让我正处初三学习、年仅十几岁的弟弟供我读大学？不不，我不能。可、可我又能干什么呢？尊敬的领导、老师，请救救一个苦命女学生吧！
看完这一份份求助书，我说不出自己当时的那种心情。透过这些饱溢泪水的求助书，我似乎看到一颗颗焦虑不安的心和一张张因营养不良而造成贫血发黄的充满着企盼的脸。它们让我感觉呼吸的急促，心跳的加剧，情感的难以抑制……没有比这更叫人揪心的，因为它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感到阳光明媚的今天。
这时，于老师从另一个屋子进来。“这些材料都是去年9月新学年开始几天内收到的，这几年一到新学年交费时，我们学生部和学校领导、老师那儿都会收到一封封这样的减免学费申请和求助申请书信。”她说。
“你们学校的贫困生能占到学生总数的多少比例？”这是我很关心的一个具体的数据。
于老师顿了顿，说：“从我们官方向外公布的比例是15％，其中特困生5％左右……”
“实际呢？我需要准确一点的。”
“这个……不太好说。”于老师略陷沉思。稍许，她说，“我总觉得现在定的标准不太确切。比如教育部门原来把家庭平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划为贫困生，把100元以下的定为特困生。现在高校大部分按此确定贫困生的标准。我认为这只能是个大概标准而已，因为像现在农村的家庭人均收入能达到150元左右的几乎占大多数，这还要看这一年的老天给不给面子，如果遇上天旱水灾什么的，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另一方面，这两年城市下岗职工增多，许多城镇来的在校学生家庭由于父母都下岗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使是200元至300元一个月，你能说他们不是处于贫困状态？所以大学贫困生的人数比例向外公布的数字不完全准确。像我们林业大学，是属于特殊行业院校，学生中60%以上来自农村，有30%左右是县级以下的小城镇。这些学生之所以报考像我们这样享受国家特殊行业补贴的院校——如农业、水利、军工、师范等等院校，就是一方面认为录取分数低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看到我们这些院校收费低一些。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差的家庭的学生所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推断，你能估计出像我们学校的贫困生比例占多少呢？”
我笑笑，说不敢猜。
“再说大学与大学之间也不同。”于老师接着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大学对外公布的贫困生比例是25%，应该说从他们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所确定的这一比例基本差不多。但到我们学校恐怕就不能是这样一刀切了。如果用北大划定贫困的标准拿到我校就不得了了，那我们的学生可能大多数处在线内。其实贫困与不贫困还有一个所处环境与范围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因为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相对家庭经济收入都不高，而这些学生如果把他们放在那些外贸、经济、艺术类院校去，可能都得算贫困生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行。只有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学生，才能进入我们学生处的‘特殊档案’里来……”
林业大学的于老师使我较早从层面上粗略了解到了什么叫“贫困生”，以及强烈感受到那些贫困生所发出的阵阵求助声……
林业大学所处的京城西郊，几乎云集了中国最著名的十几所大学，在那连成一片的绿林中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城”。如果不是深入每所学校的学生工作部或者是各学校团委下的勤工助学中心，你所见所闻的只能是朗朗读书声和那如潮如云的“天之骄子”们。你因此会认为，凡在这儿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有些事你却想象不到，那便是在这些几乎是集中了中国当代最优秀人才的学子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接受最繁重、最先进的知识与攀登最尖端的科学同时，却过着这个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贫困日子！有人常年靠馒头充饥、盐水润口度日；有人捡废纸做练习本、写论文稿；有人从垃圾筒内捡出一条旧长裤剪去两条裤腿后，改成自己在一个暑期闯荡京城的全部装束……也许正是这种无法想象的反差，更使我急切地想了解清楚在这和风与绿地的大学城内，到底有多少难以维系大学学业的贫困生。
与林业大学仅一街之隔的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千所高校综合研究与发展前十三名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们那儿的贫困生情况会是怎样呢？
该校分东、西两个校区，在东区的学生勤工助学指导中心里，丁运选老师正忙着在今年暑假期间给那些准备留在北京打工的学生们联系单位。“哎哟，人实在一年比一年多，可岗位呢却越来越少。”丁老师长吁短叹地说，“前几年我们这儿是全市几十所高校中假期学生打工最多也是最好的，今年看来不太妙，一方面社会下岗人员跟我们抢活，另一方面学校留校不回家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贫困生们都想利用假期把新学年的学费挣出来吧？”
“可不是！平时学校功课紧张，大多数贫困生就指望这放假的一个多月挣一把。但市场是有限的，蛋糕就那么多，一部分人抢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得挨饿。”
“那今年挨饿的会不会轮到你们学校这帮贫困生呢？”我问。
“保不准。”丁拿起三本假期勤工俭学求职登记簿，说，“去年到我这儿登记要求帮助联系打工的是60多个，今年这才5月份就已经有近200人了。压力大呀！”
“为什么想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是同学们自立的意识强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有前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贫困比例这几年直线上升。”丁老师介绍道，“我们农大东区学校最近对特困生有个统计：1995年按每月一个特困生所有收入90元为标准，低于90元的为特困生，统计结果为35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9.5％；1996年按12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的特困生为570人，为学生总数的15.4％；1997年按15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特困生为835人，是学生总数的22.6％。今年98届新生到校时会不会达到30％的比例呢？我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年的贫困生比例上升幅度都在6％至8％以上递增，而今年则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年。注意哟，上面我说的是我校的特困生人数和比例，他们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甚至还要反过来支持家庭的学生，至于一般要靠自己独立解决上学生活费的学生数目就更大了。”
“两者加起来多少？”
“在60％～70％左右。”
一个惊人的数目！
“现在大学校长们都在承诺‘不让一个因经济贫困而辍学的学生出现’，能做到吗？”我极想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
丁老师沉默片刻，说：“每个学校都在为之努力，并大多能履行承诺。但有些贫困生无论你如何帮助，他仍要辍学，学校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
“因为学校可以帮助一个学生，却无法拯救和负担一个家庭。”
“你们学校有这样的？”
“有。97届的一个江西籍女学生就休学快一年了。她在学校得了病，我们发动学校和社会都捐助过她，但她仍感到无法上学，因为她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近八十岁的爷爷还需她赡养……”
“能告诉她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吗？我想请她谈谈辍学的情况。”
丁老师给我抄下这个叫张兰金同学的地址。不久，我按这个地址给辍学的张兰金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想或许这女孩不想向外人诉说她内心的那份辛酸与痛楚，这是后话。
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多时，夜色也已笼罩“大学城”，然而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那间始终敞着大门的办公室，则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在此时不停地进进出出。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疲惫的丁老师朝我苦苦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工资单，“看看，我的每月工资316.60元，外加学校200元补贴，全月收入516.60元，去掉水电、房改等实际不到450元。看到天天有那么多贫困生来求助，我个人实在无法拿出钱来资助他们，所以就只能尽量帮他们找些岗位做做，这你就得认认真真、一桩桩去落实、盯死才行。我每天不到晚上11点是回不了家的，有些事你想歇口气真还不行。给你看看一封刚刚收到的学生来信，像这样近似乎生死攸关的‘求救书’，几乎隔三差五地都要收到一封。听听学生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呼救，你再忙、再心肠硬，也会停下一切其他事，去助他们一把……”
我接过一看，满满四大张纸。在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学生自述了过去求学路上三次差点告别生命的辛酸经历，以及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家庭的不幸，她弄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不明白别人家的父母四十来岁跟青春少男少女似的，而她的父母也是四十刚出头却已白发苍苍；她不明白她中学的同班女生十六七岁就出嫁去做人家的媳妇是那样天经地义，而她走出山村上大学反而被人戳着后背骂为“败家子”；她不明白别人点个上百元的菜没动两筷子就“拜拜”了，而她手中不足80元的生活费却要分着过三十天外加为学习添支笔和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老师，求求你，求求你助我一力吧！……”
丁老师发现我的手在颤抖，说：“走，今天我提前下班。”
我搭上出租车，从西郊的“大学城”驶向市中的家。那已是很晚的时间，但马路上依然车来人往，繁华而喧闹，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我自己感觉我的眼里老有热流涌出……
“怎么，生意亏了？还是失恋？”出租车司机一路唠叨，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走进清华园的那一瞬，我真的有种去“打扰”的愧意。不用看校志，不用读校史，光听这名字我就有种神圣的感觉。
这是一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因而在我看来它的每一寸土地都该是圣殿上的天然大理石，都在闪闪发光……
这里的每一位学子几乎都是“状元”。
“状元”们该是怎么样的雍容华贵、青史流芳？呵，几百年来，中国百姓无人不知那一旦为“状元”后的“他”是多么令人敬慕，是贵人家则更加锦上添花，是寒窗庶民则一夜间可改换门庭，那美人会向你姗姗走来，那皇帝会给你加官封爵，再不用老母灯下缝衣织布，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可以披山被海；再不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挥不尽的金银财宝可以铺路垒塔……
“状元”——中国父辈人心目中望子成龙的最高境界。
这，虽然是昨天的“最高境界”，但今天，它依旧在国人的心目中如日月昭昭。
可是——
可是今天清华园里的“状元”们是怎么啦？
那入学前拎着的两只塑料袋竟伴随着你度过了四个春秋？
那进校时穿着的老乡长的那套旧西装为什么在你身上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地不换？
那长如京沪铁路线的哥德巴赫猜想运算纸为什么是你从垃圾专业户手中苦苦乞求而得的“回收废品”呢？
还有，你完全有能力去超越比尔。盖茨的软件，可却为了下一顿饭卡上能保证买得上一盘菜而奔跑一整天去分发那几十斤重的小广告。
还有……
学生工作部专管贫困生事务的吴雅茹老师，拿出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与例子。
“我们清华现在的注册本科生达12000多人，这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中也是大学校了，可我们也有另一个大数字，那就是1200多人的贫困生！”这位性情如同个好大姐的老师，一脸倦意地打开柜子，“你看看，这么多贫困生材料，就我一个人具体管，光翻一遍他们的东西就得几个钟头。可贫困生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也许今天某同学还是好好的，明天他家里可能就大难临头。我们学生工作部就得随时要掌握情况，及时收集必要的材料，那样才能有效地替困难的学生解决问题。”
“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编制起来就是一支不小的军队呀！”这样的一个事实竟然存在于堂堂清华园里，可能不仅是我所没料想到。
“可惜的是这支不小的‘贫困大军’散落在我们清华园的浩浩万人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甚至动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追踪和管理。”吴老师介绍说，他们清华在每年新生录取时都要向每个新生家庭随入学通知书一起发出一张《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在新生到校后又有各院、系根据学生自报与组织调查的结果，再统一汇总到学生工作部，然后进入清华贫困生数据库。在进行这一程序后工作并没有完，为了保证那些真正有困难的学生得到救助，学生工作部与学校伙食单位紧密合作，因为在学生的饭卡上出现的“晴雨表”最能说明其在校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一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的低水平生活消费，正常情况下可以说明他是个贫困生。一个学生的生活消费超低水平，他就很有可能是个特困生或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这些仅仅是电脑里的显示，真正的情况就必须逐个地去探访调查。也许有人很直率地向你讲明，也许有人确实很有问题可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贫困生，也许他的饭卡上是很低消费但却在平时讲究穿着、大手大脚……
“我们学生部的工作就是使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不让该帮助的每一个贫困生从我们的视野里漏掉，也不让不该济困的人溜进贫困生的行列。而这仅仅是学校开展解决贫困生工作的序幕，真正有难度的工作还在后头。”吴雅茹老师期望我明白这样一层事实，那就是能在学生工作部里看得到的有关贫困生的那些“特殊档案”，仅是表象，真正的贫困生问题还在学生们的心灵深处、还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还在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她的话，我似乎领会，又似乎领会不了。
说实话，我从清华大学出来，就不敢再去叩开毗邻的北京大学校门。我怕沉睡在这里的一大批如雷贯耳的英魂惊醒，因为他们是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鲁迅、李大钊、毛泽东……北大的历史从来是用金子铸成的，泱泱中华大国的最高学府史册里，不该有灰色的档案。不是吗？
我没有权利隐瞒事实，无论它是哪等样的高校。
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你不相信？但它是事实。
——北大的在校贫困生每年多达3000多人。
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其实生员不足3000人的将占1／3。北大一校的贫困生总数就超过了这几百所大学每所学校的总生员，难道还有谁怀疑北大不是最大的“贫困户”？
北大学生工作部有一份“内部材料”，详细解释了这3000多名贫困生的准确性：以1997年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标准，一名北大学生平均每月最低生活消费是250元，加上25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全年经济支出至少在4500元。仍以97级为例，该年级的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18％。而另一份调查统计显示，96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70元以下的为20％，95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的为22.5%，94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20元以下的为25％。综上所述，北大的贫困生绝对人数始终在3000多人以上。
你和我一样不了解北大吧！你因此更不了解啥是贫困大学生！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一个中国高校教育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特殊群体。
有人这样描述他们的心空犹如天马在宇宙高高奔驰，犹如牛仔在旷野上冒险拓疆，尽情地享受着知识给予他们的丰富与充实；他们可以同别人一样在图书馆、课堂上体味苏格拉底的庄严，毕达哥拉斯的神秘，尼采的酒神迷狂和老子的玄妙，庄子的洒脱，刘勰“笼天地于形内”的壮观。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则因物质的困顿而如同一个痛苦的朝圣者在沙漠里徘徊，如同一个迷航的船员丢失了木舢而无所适从，更如一个失血的病体在等待无望的救援……他们的精神与情绪组合起来，就是一股非凡的暗流、一股躁动的岩火，可以摧枯拉朽，可以排山倒海，可以……可以成为很多、很多。
因此，当我走进中国高校的学生工作部时，都能感到有种忧闷，有种紧迫。
其实，贫困生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不愿别人总在翻阅他们的那些“灰色档案”，他们正努力书写一种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