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了个时髦词儿，你们不要笑话。”李银桥拿起一支笔，潇洒地写下“首席教授”这几个字。

    “对我们这些从穷人家出生的卫士来说，毛泽东确确实实不仅是我们革命和工作、生活的伟大导师，而且也是学习文化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本领的‘首席教授’。他是我以及其他卫士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李银桥深情地说，“毛泽东自己一生酷爱读书学习，而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也是要求非常严。在我所见的那么多中外著名的教授、学者和大学问的先生，还没有哪一个在其学问、知识、观点上能胜过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仅文章写得好，诗词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他的书法更是公认的……毛泽东之所以多才多艺，知识渊博超人，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一生爱好学习。就是在转战陕北的最艰难岁月里，他依然在马背上，炕头边，甚至在敌人的炸弹之下，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关于这方面，足可以为毛泽东大书特书。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是毛泽东关心我们卫士学习文化知识，教诲我们年轻一代为适应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掌握本领的许多感人至深的事。”

    “一晃已是四十五年了，那时正是我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上。”李银桥凝婉的语气，又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那时，胡宗南部队在连遭毛泽东“运动战”、“蘑菇战”的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后，失去了向解放区进攻的初期淫威。有一天，毛泽东带领中央直属纵队转移到了一个叫神泉堡的小村庄。这时形势对我军已渐渐有利，因此，军委决定就地休整一段时间，借着这个机会，毛泽东到黄河边的解放区搞农村土地改革的社会调查，以准备日后建立新中国，搞土地革命运动积累些第一手材料。

    “银桥，你跟我一起去。记住，这一次你除了当卫士外，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帮我搞个东西出来！”临走时，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位刚来不久的小卫士。

    “主席，您准备让我搞个什么东西？”李银桥不明白。

    毛泽东笑笑，顺手扔过来一个小本本：“就是它，把你的所见所闻都写在上面。”

    身经百战的小卫士从来没有怕过敌人的飞机大炮，可这小本本使他退缩了，他不好意思地挠着后脑勺：“主席，这个……我才认识几百个字，怕不行。”

    “噢，认识几百个字就算是个小秀才了！”毛泽东打趣道。转而，又拍了拍李银桥的肩膀，说道：“你说我们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为了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建设新中国！”小卫士回答得流利。

    “是啊，建设新中国就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没有碰到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抓紧时间好好学习，要不，到时候让你回家开拖拉机你都搞不明白。”“主席，什么叫拖——鞋——机？到那时，我们连这双脚都要配拖鞋机呀？”小卫士把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拖拉机听作“拖鞋机”。

    毛泽东哈哈笑了，伸了伸腿说：“那不是叫拖鞋的机器，而是耕地、收割用的机器哟！”

    小卫士兴奋地瞪大了惊讶的眼睛：“那时耕地、割麦子还要用机器呀？”

    “那当然么，那叫大机器生产。你看看，现在不抓紧学习，到那时能行吗？”

    小卫士不好意思地收起小本本：“那我就试试吧！”

    一连十二天，李银桥随毛泽东走东村、串西寨，看着这位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领袖与老乡们一起推碾子，捻粪团，唠家常。而他呢，每到晚上睡觉前，就在毛泽东给的小本本上，将一天的所见所闻记下来。

    黄河边的农村调查，对李银桥来说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新的旅行，那时他还小，但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曙光：农民们家家有地种，有饭吃，过上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

    “银桥，把你写的东西整理出来后给我看看。”调查结束后，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对自己的卫士说。

    “主席，我已经整理好了，请您指示。”李银桥把小本本的材料，整理成三四页的“文章”，并且给它起了个名。他看过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有一个很有气魄和漂亮的名字。他想，我的文章也不能少啊。

    毛泽东很高兴地拿在手里认真地看起来。当他看完卫士起的文题名字后，笑了。“嗯——这个题目大了点，叫《旅行记》吧，不要叫《旅游集》。‘集’可比‘记’大多了。”

    “银桥，文章写得很不错嘛！够秀才水平！”毛泽东看完后，十分赞许地称道，“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下，‘地主的地和他剥削得来地东西’这‘得来地’的‘地’，应该用‘的’。农民们说土改好地很中的‘地’就应该用‘得’了。中国的‘的、得、地’看起来差不多的意思，但用起来就不一样……”毛泽东像教初上学的儿童，手把手地教李银桥将文中的“的、得、地”逐个改正过来。

    最后，他在卫士的这篇歪歪扭扭的《旅行记》上，大笔一挥，批道：“写得很好，大有希望！”并且认认真真地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大字。

    “银桥，把你写的这个旅行记寄回老家去，叫你父母看看，叫他们知道你参加革命后的进步，你父母也会高兴，放心你在这里工作。”毛泽东对卫士说。

    这是喜出望外的事！按理说，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不能随便告诉自己的亲人说自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李银桥想，既然毛泽东要求做的，肯定不会错。再说，自己的河北安平老家也已是解放区了。毛泽东让我把在陕北农村土地改革的所见所闻寄回家，除了让家人放心外，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大概是让我家乡人民也学陕北解放区的人民那样干。

    《旅行记》很快寄回了家。他父母不识字，请了村上识字的人念，家人非常高兴，听儿子有出息，连毛泽东都表扬他了，那时，解放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救星毛泽东了。李银桥遗憾地告诉我们：“因为我父母不识字，村里人把毛泽东的批示到处传着看，最后都不知传到哪里去了。对此，我一直感到很遗憾。因为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毛泽东关心和勉励我们当时年轻一代学习文化知识，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殷切期望。在后来的几十年革命工作中，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再关心和鼓励我学文化、学知识，认清革命道理，才使我从一个不懂事不识字的穷人家孩子，成长为党的一名干部。”

    “说起毛泽东关心我们卫士的学习和成长，可以毫不夸口地说，完全不亚于一般父母那种望子成龙的心肠。”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李银桥总是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战争年代条件有限，但毛泽东为身边的卫士、警卫战士手把手教写字，练写文章的事不是一次两次。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对有了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就更关心起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了。我很愿意给你们说说。

    “还在西柏坡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凡是中央机关工农干部都要参加文化学校和文化补习班，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这次机关文化学校和补习班办得很好，我们卫士和警卫班的同志，轮流利用业余时间去上课，我记得除了认字外，还听过于光远同志的历史课，作战部讲的地理课。

    “有一天，毛泽东问我业余学校和补习班的情况，他听完很高兴地说：‘业余学习是个好办法。我们的许多革命同志过去没上过学，到革命队伍后大多时间忙于打仗，现在形势好了，但工作自然很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可以一举两得，既不影响工作，又能学到文化知识。但光这样也不够，要抽出一部分同志离开工作岗位让他们去学些专业知识，这样才能进步快些。我们身边的同志以后有机会都要去学专业知识。’

    “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专业知识。毛泽东便形象地讲：‘譬如说给我开车的老周吧，他会开车，这就是专业知识。要学的专业可就多了，以后你离开了我，让你去当个厂长，你就得学习许多专业知识才行。’”

    毛泽东说此番话不久，果然有一天，他在散步后把警卫排长阎长林叫到身边：“你给我完成一个任务：把你们警卫排的人名给我写一份。”

    阎长林问：“现在就写？”

    “就写。”毛泽东说。不多不少，二十名战士。等阎长林写完后，毛泽东在名单上圈了十四个人名。“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建设新中国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我圈的十四个人，先送他们去学习，等他们回来后，再把剩下的六个人送出去。目前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毛泽东指示道。

    听说去学习，警卫班的同志欣喜万分，那时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快要成立了，都想在全国解放后干一番解放事业。临走那一天，毛泽东特意说要和大家照相合影。照完相后，大家跟着毛泽东来到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正放着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几个报名墨迹。有人提议：“主席，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

    毛泽东立即答应：“可以，去拿你们的学习本子吧！”

    于是，十四名同志很快回到住处，都找出了自己最满意的本子。毛泽东在每个本子上都写上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十二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午饭时，毛泽东还特意在食堂招待了去学习的全体战士。离别之时，不免有依依不舍之情。这些战士中有的是长征时就跟随毛泽东的，如今要离开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毛泽东听着战士们的议论，慢慢放下饭碗，说道：“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我心里也舍不得你们呀。这么多年来，你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不管在平时，在战时，我走到哪儿总有房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敌人子弹、炮弹也没有打到我身上……可我总不能把你们留在身边，放一辈子哨，那样不是埋没人才了吗？不是把你们耽误了吗？你们也才二十多岁，我不敢当啊！再说，我们快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了，要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不学习是不行的。进城后，假如让你们去管理一个城市，当一个厂长，做一名县长，你没有文化知识能行吗？”

    听了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话，大家默默地点头称是。

    朝夕相处的一批同志走了，我心里痒痒的。我参加革命前，在家乡上过两年小学，1938年十一岁时，便跑出来参加了八路军，从1943年到1945年抗战前夕，曾在余秋里当政委的三五八旅教导队也学过一段时间文化，但前后加起来也还认不得千把字。在为毛泽东当卫士后，我自己深感文化水平低，心头渴望也能去学习。可偏偏毛泽东没有让我去。他不是曾对我说要好好抓紧时间学习吗？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时又没让我去呢？我心里一直琢磨这件事，总是找不出答案。

    1950年5月，我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又要招生的启事了，便马上向毛泽东提了起来：“主席，我想上学去。”

    “唔？”毛泽东似乎感到有些突然，问：“上哪里去上学啊？”

    “中直机关干部处补习学校，他们又要招生了。”

    毛泽东皱起了眉头，在屋里来回走动起来，嘴里喃喃着：“我们两个很合得来哟，你要走……”他忽然停住步子，盯着我：“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就去？”

    虽然毛泽东当时的表情很复杂，可我当时并不理解他老人家一时舍不得我离开，于是就像是怕这一次又要吹了似的，赶忙说：“我今年都二十三岁了，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

    “噢——二十三，是不小了。”毛泽东又踱起步来，最后他终于像下了大决心似的，把大手一画：“那好，你去吧！”

    我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年，用他的话说“很合得来”，如今真要走，反倒犹豫起来了，于是说：“主席，我去学习，学完后一定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毛泽东一下子变得高兴起来。

    我怀着既激动又依恋的心情，跑回家专门取出一本黑皮面的学习练习本，随后跑到毛泽东那儿请他题词留念。毛泽东抓起笔，想了想，便在练习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下面的两行字：

    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七月十二日

    大概我是毛泽东的卫士，而且又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卫士，所以我的面子极大，一听说我要去上学了，几位中央领导干部都为我题了词。

    朱总司令的题词是：

    提高文化是学习一切的先决条件。

    朱德 一九五零年七月十三日

    刘少奇的题词是：

    学好本事，做好工作，不图虚名，自有你的好处。

    刘少奇 七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的题词最长：

    加紧学习，提高文化，不骄不躁，好好地学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李银桥同志

    周恩来 一九五零.八.十二

    后来，邓颖超大姐知道后，也给我本本上题道：

    学好本领，做好工作。

    李银桥同志

    邓颖超 一九五零.十.十六北京

    你们一定会非常惊叹吧！是的，当时我也非常激动，兴奋，我知道中央领导这么热心为我题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与他们相处得好，二是作为无产阶级的老一辈、人民领袖们，出于他们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关怀，希望我们成为一代既有政治觉悟，又有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带着首长们的嘱托，我满心欢喜地去补习学校上学。可是到那里一看，傻眼了：哪里是学校啊！一个空荡荡的大院，没有课堂，没有黑板。学校的学生中有老头、有年轻人，乱哄哄的，我大失所望，加之跟随毛泽东多年了，一离开他便总觉得有什么不踏实的，心里成天七上八下，于是，我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一见我，先是一愣，问清情况后，便高兴地说道：“回来好啊！回来就继续工作，你瞧，这一个星期，我也不知像是缺少了什么似的，现在你回来了，我很高兴。”

    我说：“主席，我也一样，人在学校心里总惦念着您！”

    “好啊好啊！”毛泽东喜形于色，过来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地说：“我们俩合得来，合得来。”

    不久，我便被提拔为副卫士长。正卫士长是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兼的。从那短短的一个星期，我深切地感受到我是多么离不开毛泽东呀。而毛泽东也同样非常希望我在他的身边。从那以后到1962年，我再也没有离开毛泽东。关于1962年我离开毛泽东，如果不是有人从中作梗，也许他老人家会让我伴他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十四年。这是后话。

    大概是因为我外出学习没有学成这件事，触动了毛泽东。1954年的一天，毛泽东叫我与叶子龙一起到他办公室：“有件重要事跟你们说。”

    我和叶子龙去后，毛泽东非常慎重地告诉我们：“最近我要办一件事，就是给你们警卫战士和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办个业余学校。这个学校的开支从我的工资里拿出。因为学生都是我身边的人，都是为我在工作，所以不能再让国家掏钱了。”

    当他把这一重要决定告诉我们后，又习惯地吮吮下嘴唇，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同志都是些好同志，但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永远也富不起来。”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上。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年轻一代多么关心，并且用自己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钱为我们办学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

    警卫中队的战士、我们卫士班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激动万分。

    毛泽东让我们从他工资中拿出钱后，请了管理员张国兴同志为我们七十多名学生每人买了课本和笔墨、字典、地图、作业本、学习材料与用具。毛泽东又以个人名义，请来了王近山、朱进礼、周启才等五位老师，给我们教授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自然等课程。

    业余学校的课堂设在一溜小平房里。每天除值班人员外，大家都去上课，一般上下午各上一堂课，每堂上两小时。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个业余学校，有空就来转转。特别是对我们几个卫士的学习情况，他更是关心，经常要检查我们的作业本。

    在卫士中间，封耀松的文化基础差些，故他的学习情况更受毛泽东的重视。有一天，封耀松从业余学校上课回到毛泽东身边，便忙把作业本交到毛泽东手上——因为小封今天得了一个大大的“5”。

    “好么，有进步！”毛泽东知道小封开始几次吃过“0”蛋，现在能得5分了，自然喜形于色。

    谁知毛泽东看着看着，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说：“你的那个老师也是个马大哈呀！”

    小封紧张地凑过来，踮起脚尖瞅着作业本。那上面是这一天的作业，老师让默写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

    毛泽东用手指着其中的一行：“你看看，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来一只手？你写的是扰，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原来是你给扰乱了么。”毛泽东说得幽默，小封直抓头皮窘笑，脸早已红了。

    “再念念这句。”

    “晓驾炭车辗冰辙。”

    “这是‘撤’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毛泽东抓起他的笔，一边帮小封改正作业，一边喃喃道：“虚有5分，名不副实。”

    于是，小封的作业由5分变成了3分。

    “怎么样，服不服？”

    “服。”

    毛泽东笑了，说：“学习就得认真，我们中国的字不像洋文，一笔一画都有讲究，可不能随便少了多了。这次错不能全怪你，老师没看出来也说明警惕性不高，不过，你自己以后要提高警惕呀！”

    小封赶忙点头，表示一定记住。

    业余学校的同志们称毛泽东是“校长”，“第六位老师”。对此毛泽东当之无愧。因为那五位老师每人只教我们一门功课，可毛泽东哪门功课都教我们。从查字典，四则运算，到地理、历史、时事，他老人家都要为我们上课。别的不说，就那个“的、地、得”的用法，毛泽东不知给大家讲过多少遍。

    业余学校从1954年开办到1957年结束。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努力，七十多名警卫战士和毛泽东身边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在那时，可算是“知识分子”了。

    学习能如此圆满，毛泽东很高兴。他说：“课堂上的知识是有限的，你们还要学专业知识，学社会知识。一句话，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学习。学习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全体同志都把他的淳淳教诲牢记在心。

    1957年10月2日，毛泽东给秘书林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平时，毛泽东不仅自己博览群书，每天除开会、看文件外，就是看书看报，连吃饭、上厕所的点滴时间也不放过。

    现在中南海对外开放的毛泽东故居——丰泽园的菊香书屋，你们去过了吧！对，毛泽东进京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一直住在这里。也是我跟随他老人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 菊香书屋”是一个正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皆有五间房。北房即正房的正中一间，是毛泽东的小会客室，靠墙摆满了书架。东西两间是毛泽东的卧室，靠北墙和东墙两面也是一排书架，这两处放的书，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使用率最高，经常翻阅或查找的书籍，也有些是正在阅读的书。你们也许不相信，这中间有几部光在我背上就放过好几个月呢？那是在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时，能丢的都丢了，可毛泽东惟独舍不得丢他的书。于是，他的书一部分埋了起来，一部分让一个家在陕北的警卫战士用马驮到家里去保存。他那几部常用的《辞海》、《辞源》、，便随身带着。我当时就承担了这个背书任务。

    北房的两头两大间屋，西房的北头三间屋，南房的西头两间屋后来全都成为毛泽东专门藏书的屋子。古人说：“家藏万卷书”，毛泽东的藏书何止万卷！据我估计少说也有六七万册。你们现在去参观看到的仅是一部分。在其他几个他生前住过和工作过的地方，还有大量的藏书。

    毛泽东刚进北京时，大约只有十来个书柜。后来，慢慢积累了起来，并且有了专门的图书管理员。在丰泽园的书屋，大部分是我和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逢先知及卫士们，还有田家英秘书等同志，经过几年努力，慢慢建设起来的。

    毛泽东曾打开书屋的门，对我说：“这里有不少课堂上学不到的书籍，你们有空可以自由出入翻阅，学习。但必须给放在原位上，如果要拿走就得打个招呼。”我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习惯，他不许随便有人动他的书。可为了我们卫士的学习，他居然作出了如此的宽谅。这使得我们卫士有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优越的条件。毛泽东一生爱书，爱读书，五十年代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使他有了近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但毛泽东并不把它当作私有财产，除了买书和资助别人外，都交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存，并且从不随便做他用。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我们卫士班的同志也养成了自觉的学习习惯和良好风气。

    解放后，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换过几次。凡每次新来的卫士，毛泽东总是关心这些虽然参加工作，但年龄还都在“孩子”行列的小卫士们。

    有名卫士，平时毛泽东很喜欢他。这位卫士也铁着心在毛泽东身边做事。可是老人家舍不得耽误别人，便提出要送这位卫士去上学，偏偏这个卫士借理由不想走，毛泽东半是爱抚、半是责备地说：“你呀，就是没志气。跟我在一起，我当然不反对，可我不能耽误你呀！总不能让你一辈子跟着我呀！好吧，我们订个协议，等你什么时候想上学了，我一定再送你去。但是，在你不想走之前，你得完成我给你定下的学习计划。”就这样，毛泽东专门为这位卫士定了个学习计划，并且经常督促检查其学习情况。后来，这个卫士年龄也大了，要结婚了。除我这个卫士长以外，一般来说，卫士一结婚就要从事其他工作了。一晃好几年过去了，这位卫士要离开毛泽东之前，他老人家说：“几年前我们有约，现在机会到了，我还得送你上学校学习。”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这位卫士和他的新婚妻子，两人一并被送到了人民大学去学习。

    “你们哪，都得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是有志气有出息。在大学里学习好，很有上进心。”

    张宝金曾是毛泽东的卫士，工作一般。在香山时，因为劈木柴吵醒了毛泽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但这个同志爱学文化，这一点他在我们卫士中很突出，毛泽东非常喜欢。后来毛泽东送他上了大学，成绩不错，张宝金在上学期间，逢节放假都回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每次必见，再忙也跟他聊上一会儿。因此，毛泽东总是在我们卫士面前提起这位好学习、好上进的同志，并一再要求我们向他学习。

    “我十几年在毛泽东身边，看到来他身边工作后来又离开他的卫士和警卫战士一茬又一茬。毛泽东从来没有为这些同志日后的工作安排或者职务问题，有过半点照顾或向有关部门暗示过什么，倒是一再强调‘你们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一张嘴就是我是毛泽东什么什么的’，‘我是历来反对在我身边工作的人做大官’之类的话，但惟独在学习问题上，他老人家不论对谁都关心备至。后来离开毛泽东的卫士封耀松、田云玉、李连成等，临走时，毛泽东都把他们送到大学去读书了。就连在他家当阿姨，后来成为我爱人的小韩，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上了人民大学。这就是毛泽东对我们年轻一代所用的一片苦心。”卫士长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