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曾听说长江最初是由东向西奔流的吧？但这确是史实。
大自然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充满着辩证法，从来就不曾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已知的科学证明，人类的产生始于那么一点微生物和蛋白质。江河也不例外。我们的母亲河长江的初始形态也是由一时一地的环境一点一滴孕育而成的。江河属于大地的一部分，并受大地不可抗拒的一次次地质演变的影响，才有了今天的流程与流向。
长江最初好似个腼腆的姑娘，是在历经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地壳运动后，才铸造出今天那磅礴的气势和多姿的丰韵。
大约在距今两亿年前的三叠纪时代，今天的长江流域均在蔚蓝色的波涛之中，西藏至云南中西部和贵州西部等皆是一片汪洋，四川盆地和湖北西部也是古地中海向东突起的一个美丽海湾，这海湾一直延伸至今天长江三峡的中部，即重庆一带。一亿八千万年前的一场轰隆巨变，使大地又一次脱胎换骨，长江的雏形才开始呈现。那就是有名的印度支那造山运动，地球上从此有了昆仑山、可可西里山、横断山和秦岭山脉。长江中下游南半部逐渐隆起并形成陆地，古地中海不得不大幅度后撤，云贵高原开始露骨现眉。而此时东方大地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变化：在横断山脉与秦岭及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断陷盆地与沟壑巨道，遗下云梦泽、西昌湖、巴蜀湖和滇池等几大水域，它们相互呼应和串联，经云南西部的南涧海峡，奔突古地中海。这是长江的最初风貌，不过它的流向与今天恰恰相反——由东向西。
此时的长江并没有完全发育，它依然顽皮地躁动着。一亿四千万年前的又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使唐古拉山脉形成，青藏高原缓缓隆起，褶皱成无数高山与深涧、洼地与裂谷，长江中下游的大别山和现今的三峡山脉形成，古地中海此时大举后退。至白垩纪时，四川盆地迅速上升，云梦泽和洞庭盆地不断下沉，长江中部的身段发育已近丰满。这时，躁动不停的大地突然变得沉静起来，一觉睡了近亿年，在距今三千万年时才醒来。一旦醒来，它又一次出了个大手笔，这就是伟大的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其壮烈的场面非言语所能描述，青藏高原在古地中海不断退缩的瞬间，猛烈抬起，势如破竹，金沙江两岸高山排列有序，整个中华大地西高东低的地形就此形成，长江的青春发育期骤然出现！
大江东流从此奔腾不息！
长江不仅一路接纳和汇聚了千万条河川共同构筑起浩浩6300余公里长的世界第三大河流，而且以其两岸肥沃的土地和清澈的碧水给人类的生息繁衍构筑了温床。
关于人类起源有许多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定长江流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东方人类的主要发源地。
当一次次造山运动铸造了长江的胎盘时，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山川大地已经草茂林密，一群腊玛古猿出现在大江两岸的峡谷沟壑间，虽然它们的步履显得有些缓慢，但毕竟开始了向人类历史迈进的旅途。考古学家不止一次证实，中国早期的人类就是从云贵高原出发，抵经长江中上游，然后再分途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及泾渭流域与汾河流域。
1965年“五一”节，一队地质学家在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县例行性地进行第四次地质和地震调查考察，他们在上那蚌村西北的一个小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猿人类的门齿，这个发现让在场的地质工作者们激动不已。经考古学家鉴定，这两颗猿人类门齿距今已达170万年！比周口店北京猿人还要早！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后来还在“元谋人”遗址现场，找到了许多石片、石骸和尖状器，以及炭屑和炭屑堆中的几块烧骨，因此证明“元谋人”不仅奠定了自己作为人类始民之一的地位，而且证明了其用火的历史远比其他猿人类要早得多。
“元谋人”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可以证明的最早的一批公民。而在发现“元谋人”的前五六年，长江三峡的巫山地区，一个名叫“大溪”的小镇同样让考古工作者吃了一惊，因为在这里的考古发现，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人类在此进行着以水稻为农作物的大量经济活动，辅以渔猎和采集及制陶等，建筑和制陶皆已相当发达。“大溪文化”使我们能够看到祖先在长江三峡一带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和传播文明的辉煌一页。
长江被再一次证明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河的丰韵首先是她那奔腾不息的江水资源。据水利部门介绍，长江流域水系庞大，干支流纵横交叉，江河径流丰沛，落差5000多米！有关部门在1976年至1980年的五年中对长江流域1090条河流进行较全面的水能资源普查表明，全流域蕴藏的水资源能量达2.7亿千瓦，为全国水资源的40％。可开发的水资源能量近2亿千瓦，年平均发电量每小时约10270亿千瓦，相当于12个我们即将建成的三峡水电站。长江平均每年流向大海的水量达9760多亿立方米，而雨水充足的年份，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最多可达13600亿立方米。
啊，富饶的长江，千百年来，你以自己雄浑的身影和咆哮的涛声，带走了多少宝贵的资源啊！
人类离不开水，离不开水的不仅仅是人类。没有水就没有万千生物。月亮很美，但它永远是个没有生机的寒冷与寂寞的世界，太阳辉煌，但它永远只能燃烧出烈焰。它们不可能像地球那么骄傲，因为它们没有水，没有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源。
首先对长江那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源引起重视的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他就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有意思的是，孙先生的一枕“三峡梦”，使20世纪中国的几位伟人“梦”了整整一百年，尽管他的后来者在三峡问题上所倾注的热情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这部百年“三峡梦”几乎与中华民族20世纪的历史命运同悲同喜。
这是部波澜起伏、惊天动地的历史！
这是曲魂牵魄动、欲罢不能的壮歌！
1919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落下硝烟弥漫的铁幕，一切现代文明都处在朦胧之中的时候，一心追求“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的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下了一部振兴中华民族的著名论著——《建国方略》。在这部论著的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了在三峡建造水闸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发电的宏伟设想。作为20世纪振兴中华民族的号角手，孙中山先生面对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曾经沮丧过，但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他依稀地看到“实业救国”之路的那片曙光依然灿烂时，便如此激情地描述了长江三峡之梦：
“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也！”
在那一段时间里，孙中山作为国民革命的创始人，在制定“建国方略”与规划民族复兴的伟业时，其目光已经深情地留在了长江三峡上。1924年8月，他应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邀发表演说，对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作了更加抒情的描述：同学们，中国是穷，没有大不列颠一样满地跑的火车，也没有美利坚一样横贯东西的铁路大通道，但我们有长江，有长江三峡那样取之不尽的水力资源！仅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资源，就可发生3000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这样的电力，可以比现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电力还要大得多！那时我们不但可以供应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而且可以用来制造农民用的化肥！到那时，我中华民族哪有不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
“万岁——中华民族！”
“万岁——长江三峡！”
一向受到抑制的同学们，被孙中山先生的慷慨演说感动了，他们从先生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仿佛看到了“三峡大坝”矗立的那一幕！
那一幕到来之时，必定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日！
中国人对“三峡梦”的情有独钟也从此开始。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千疮百孔，哪有钱来修建三峡这一世界水利史上最宏伟的工程？孙中山先生也只能空有一腔热血，更何况他这个“临时总统”的宝座也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讧与外攻，使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便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三峡梦”。
但孙中山毕竟是想让长江之水变成富民强国之源的第一人。他的“三峡梦”永远闪烁着光芒，激励着后人继往开来。
继他之后的蒋介石口称自己是“孙先生的学生”，可在实质问题上却很不客气地背叛先生。他一度大权在握，真要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在三峡建设问题上是能有所为的，但他太热衷于经营自己的蒋家王朝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他蒋介石便举起反革命的屠刀，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一场场血腥的镇压成了他夜不能眠的主业。
然而我们还得感谢蒋介石先生，正因为他的精力过多地花在了对付共产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上，所以没能全力阻止一大批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高举“科学救国”大旗的爱国知识分子痴情的“三峡梦”。特别是这位独裁者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孙中山先生主政时成立的矿务司地质科。这个只有几人组成的地质科后来在20世纪的中国建设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先生亲自任命的地质科长章鸿钊是一代教育学家和地质大师，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带领一批有志青年冒着被贬被杀的危险，继续编织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峡梦”。
章鸿钊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位“地质长官”，他在蒋介石提着屠刀追杀南昌起义的部队时，对国人如此大声疾呼道：“谋国者宜尽地利以民财。欲尽地利，则舍调查地质盖未由已！”并说：“亡羊补牢，或犹未晚，失此不图，而尚谈富国也，则吾未知之也！”
“孙先生的三峡之梦，也是我章某人的毕生之梦！不在长江三峡上有所为，就枉为中国一介书生也！”章鸿钊每每背诵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第4小节时，总会抖动那束美丽的山羊胡须，痴情而高声地说道。
颇有远见卓识的章鸿钊在任地质科长的第二年，就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质调查所。这个调查所当时只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几人，但后来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完整最健全也是拥有科学家最多的一个机构，其科学研究水平和实际工作业绩均处世界同行前列。
在章鸿钊时代，中国不曾有其他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共和国成立，“地质调查所”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那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特别是地面科学，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地质科实际上还承担着考古、水利、矿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诸多科学研究工作，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发现、玉门油田的开发等等，都是地质调查所的功劳。而三峡工程开发研究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这些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假如谁要想真正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话，如果不了解这几位人物，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夏绿蒂写的一本《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书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丁文江以其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曾经影响过一大批日后在中国科学与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的命运选择与政治主张。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学过一段时间地质学专业，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矿业方面的。科学家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响更不在话下，他初到日本留学念的是造船专业，丁文江学的是地质学，因此李四光转学到英国后专攻地质学，并且成为了中国一代地质大师。
“长江三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拳头，早晚要显威的。”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丁文江，激励着所有心怀“科学救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们。1924年，李四光带着助手赵亚曾，第一次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实地考察了三峡，写下了《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的论文，对三峡地区的地质情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论述。也许正是李四光先生这一贡献直接回应了孙中山先生编织的“三峡梦”，所以在次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盛大仪式上，李四光被推荐为抬灵柩者之一。这个殊荣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后辈“继承人”的某种象征，其身价可想而知。
丁文江死得太早，当他准备亲自到三峡绘制一幅工程图时，在途经湖南湘潭煤矿帮助勘察工作时，不幸煤气中毒，猝然与世长辞，年仅49岁。
翁文灏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地质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他做过好几年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这位老先生一生走过些弯路，但多数时候是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三峡工程实质性的工作，是在他手下开始的。
1932年，在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家孙越崎先生的奔走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并于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葛洲坝问题提了出来。当时的科学家关于建设三峡水坝的设想，不像现在这样建一座超级大坝，而是在三峡流域建若干个中小坝，所以翁文灏时期的“三峡梦”是在长江的三峡水域段拦腰切它几块，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发电坝。葛洲坝地段好，水头高12米多，设想中的发电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同时提出的另一处建坝地址是黄陵庙，水头高20米左右，发电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据测算，两处工程费用为1.65亿元。
“20万移民怎么办？这笔钱没有算进去呀！”当助手们将《报告》递到翁文灏手中时，他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有考虑的大事。
是啊，移民问题怎么办？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蒋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翁文灏说：“娘希匹，不就是20万人嘛！都让他们充军，给我去打共产党！”
向来胆小的翁文灏一听政府“首脑”这么来安置“三峡移民”，吓得当即命令交通部门有关人员：“三峡工程那份报告，先给我锁起来，没有我的批准不能动！”
交通部的官员便以“5116”号指令“暂不宜实施”之名，“哐当”一声，把它久久地锁在了铁皮柜里。
“真是一群书呆子，不除江山社稷之患，建一百个三峡工程也是白搭！”蒋介石暗暗嘲笑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战刀继续挥向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
翁文灏凭着对科学和救国大业的执著，利用自己的行政院院长之职权，尽可能地瞒着蒋介石，做着圆“三峡梦”的小动作。其中有两个“小动作”后来对20世纪的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了重大影响，一是选派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等人到美国深造，学习大型水利工程技术；二是邀请美国著名水利大师萨凡奇博士到中国。这两个“小动作”做得都非常漂亮，可以说这是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大师钱昌照等人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做的日后对中国水利事业和三峡工程起到最重要影响的两件历史性大事。
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年91岁的张教授与爱妻钱玫荫女士，居住在清华大学的一幢教授住宅楼，二老健康而幸福。有人说，中国当代水利史如果离开了张光斗先生，就将无法写下去。这是有道理的。这位中国水利泰斗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苏南名城常熟，与我的出生地仅有二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他和另一位常熟人——“中国两弹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乡，所以关于张光斗先生的传奇经历我早已熟知。
大千宇宙，轮回自然，离开了谁都照样转动。但一项事业，如果真的少了某一位天才人物，历史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中国的当代水利事业，特别是三峡工程，如果没有了张光斗先生，将一定是另外一种情况。
让我们稍稍将镜头摇向另一个角度。
这里是著名学府上海交通大学。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平静的校园异常热闹。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空前的学生救国运动此起彼伏，上海交大的学生们更是不顾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组织了一批又一批“请愿团”赴南京向蒋介石政府示威。在这支队伍中间，有一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发誓要“为人民做事”。他在一名地下共产党员的启发下，通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虽然当时他还不太懂得这本理论巨著的深刻含义，但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丧权辱国的行径，他决意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
“老师，我要选学土木工程专业。”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志愿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水利总是为人民的。”
“说得好！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教授非常高兴地拍着学生的肩膀，勉励道：“我们的人民日子过得太苦，政府又那样腐败无能，我支持你的志愿！”
“谢谢老师。”
这位学生就是张光斗。当时他是上海交大二年级的学生。那时大学二年级后就要分专业了，“九一八”事变，使他的灵魂发生了一场震荡，“水利总是为人民的”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真理的座右铭。
大学毕业后，张光斗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热情，报考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一举成功。按照规定，去美国留学之前必须在国内对自己的本专业实习半年。这半年对张光斗来说，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在水利事业上贡献力量的信仰。“那次实习，学了一些工程技术，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国水利建设的落后，水旱灾害的严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强了为水利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张光斗在实习期间，每月向清华大学写一份报告，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1935年7月，张光斗在美国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注册，成为美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欧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其间有同为中国留学生的伙伴对他说，凭你的聪明和能力，应该攻读其他专业，土木工程没前途。张光斗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而且学习成绩优秀，导师给了他双份奖学金（其中一份是清华大学给的）。这时国内正发生着一件大事：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光斗从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虽然当时的他还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但他仿佛看到了东方的一缕曙光，情不自禁地给国内一位地下党的同学寄去了自己积蓄的美金。
仅用一年时间，张光斗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硕士学位。而此时他的心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当一名水利大坝的设计师，将来好为国家建设像美国波尔多大坝那样的伟大工程。波尔多大坝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水利大坝，张光斗在读土木专业时曾经实地考察过。当他站在高高的波尔多大坝前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想起了我们的长江，想起了长江三峡，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的话……”张光斗请求欧欠佛雷导师介绍自己到美国最著名的权威机构国家垦务局学习。
“OK，我给你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设计师萨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对你们中国也十分友好。”导师的话，令张光斗欣喜若狂。因为萨凡奇的名字几年前就在他的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能够当这样一位国际大坝设计师的学生，对从事水利专业的人来说，是再荣光不过的事了。
“你是一位水利天才，将来定能大有作为，我给你专门设计了一个实习计划。”萨凡奇博士对张光斗倍加欣赏，特意根据张光斗的情况为他设计了一份三个月的学习与实习的计划，安排他到混凝土坝、土石坝、泄水建筑物和渠道等部门工作，并要求各部门的技术专家指导张光斗做正式设计，萨凡奇还亲自检查张光斗的学习与工作情况。
“张，萨凡奇博士这样宠爱你，让我们好妒忌！”美国工程师们不无羡慕地对张光斗说，而他们也对这位谦和好学的中国留学生十分友好。至于与萨凡奇博士之间的关系，用张光斗自己的话说，他们已经成了友情深笃的忘年之交了。
“我赞同你去哈佛大学学习土力学，这对一名水利专家来说，是必须努力掌握的一门专业知识。那儿的威斯脱伽特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把我的这封推荐信交给他，威斯脱伽特博士会尽力帮助你的。”萨凡奇将信交给张光斗后，用双手拍拍自己学生的肩膀说：“你让我看到中国水利的希望，你们中国有一条长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江河之一，听说那儿有个最迷人的风景险滩叫三峡？”
“对对，长江三峡特别的壮观美丽，而且水急滩险，可以修建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张光斗说起自己的祖国时，那份情溢言表的样子让萨凡奇深受感染。
“我一定要去长江三峡看一看。”
“欢迎先生去。”
就这样，张光斗再次转学到了哈佛大学，师从威斯脱伽特教授，一年之后，他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正当张光斗学业辉煌，名师们纷纷向他招手，哈佛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也已经确定给他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更加严峻的民族危机——“七七”事变，民族耻辱强烈地刺痛了这位爱国学子的心。
“尊敬的萨凡奇博士，我的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我要回国参加建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我的人民效力。”张光斗从哈佛领到硕士学位证书后再次回到萨凡奇身边，他对导师说此话时，语调深沉而悲切。
“放弃攻读哈佛的博士学位了？”
“嗯。”
萨凡奇久久不语。最后，他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建设伟大的三峡水利工程。”
“谢谢，我一定在中国等待您的到来。”
师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回国后，张光斗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家，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到处呈现抗战的烽火，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无心搞建设的现实，让他不知所措。于是他打电话给当时任南京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的钱昌照教授。钱教授同张光斗是同乡近邻，听说张光斗是学水利专业的，在美国获得双科硕士学位，且师从萨凡奇，便十分高兴地邀张光斗见面。之后，又任命他到当时的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四川长寿的龙溪河水电工地当工程师。那时能当上工程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张光斗以自己的才识和学问当之无愧。
在赴龙溪河水利工地的行程中，张光斗第一次与美丽壮观的三峡拥抱。当轮船经过三峡险滩时，张光斗无比深情地默默祈求：此生此世，一定要在这儿为国家建一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坝！
然而在那个国破山河碎的岁月里，张光斗空有一腔热血，只能竭尽所能，参加和主持了像龙溪和下清渊峒等五六个小型水电站的建设。
1942年，政府国防资源委员会决定派一批青年工程师赴美国学习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张光斗理所当然地被首选了。
“张，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真高兴！”张光斗赴美国实习的地方正是他的恩师萨凡奇博士当顾问的方坦那水利工地。分别6年，师生再次相会，留着美丽小胡须的萨凡奇高兴得直把高徒紧紧抱住。
“明年我要到印度的巴黑拉水利工程当顾问。”萨凡奇告诉自己的学生。
张光斗眼睛一亮：“印度离我们中国很近，先生应该到我们中国去一趟嘛！”
萨凡奇摸着小胡须，乐了：“我也非常愿意去你的伟大祖国，可这得由你们的政府邀请。”
“那当然。先生是国际权威，理当由政府出面邀请。”
“不不，是因为我要到你们中国去，必须以工作和考察的名义，我才好多走走看看，再说我还要去看看那个伟大的长江三峡呢！”萨凡奇幽默道。
“先生说得对。”
张光斗马上写信给钱昌照，转告了萨凡奇的意见。
“那当然好，能请萨凡奇先生来中国访问，是件大事。政府方面的邀请手续我来负责办理。”钱昌照得知后非常高兴，很快办妥了邀请萨凡奇先生的有关手续。
不日，萨凡奇告诉张光斗：“美国国务院已经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并同意此事。”
张光斗好不高兴，他为自己促成此事而感到荣幸。
20世纪40年代因萨凡奇先生的到来，中国的“三峡热”简直有如今天我们申奥成功一样的热度。
187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的这位国际水利大师，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美国内务部垦务局，他的勤奋敬业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总设计师的高位。他先后主持了美国及世界各地六十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萨凡奇提出要在美国西部的哥伦比亚河上建造全世界最大的大古力水坝，发电量为197万千瓦，投资3亿美元。这样的工程，这样的投资，在当时的美国也是了不得的事。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反对浪潮，连萨凡奇的同行——美国土木协会也组织集会，愤怒地声讨萨凡奇：“他是老了还是疯了？为什么要在那片不毛之地修一个花费如此大的水坝？把萨凡奇从水利权威的位置上拉下马！他已经不配了！”最后还是罗斯福总统独具慧眼地把关键的支持票投向了萨凡奇。大古力水坝用“美国精神”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大坝的建成，为美国在战后的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充足和宝贵的电力资源巨大地推动了美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西部的繁荣。萨凡奇因此成了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水利界的崇高地位。
1944年5月5日，萨凡奇飞抵中国重庆。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当晚，就有一份关于“三峡工程”的报告送到了萨凡奇先生的案头。这份报告是在翁文灏和钱昌照等人的努力下，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出面请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写出来的，潘绥先生没有到过三峡，他是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对修建三峡工程提出了一份建议书。此提议有美国利益的考虑，标题为《利用美国贷款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建议书中就有关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这样说：由美国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在三峡修建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1056万千瓦，同时建造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工厂，利用发电厂所发的一半电力来制造化肥，出口美国，以此作为偿还贷款，贷款还清后水电厂与化肥厂归中国所有。
太好了！一千多万千瓦的伟大工程！中国第一！世界第一！萨凡奇当夜就向翁文灏先生表示：明天我就去长江三峡！
“不行啊萨凡奇先生，此时的宜昌尚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之下，三峡靠近前线，到三峡是很危险的，先生的安危我们可担当不起呀！”翁文灏一听就着急了。
“尊敬的主任先生，我萨凡奇一生视水利重于生命，生死在所不惜，此番三峡非去不可！请不用为我多虑。”萨凡奇坚定地告诉中国官员，“我连遗嘱都写好了，如果我不能从三峡回来，请将此事转告我的家人，一切责任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是一位年届65岁的老科学家的秉性。关于萨凡奇先生的为人和对事业的执著，可以从许多美国同事和中国的科学家那儿获知。张光斗就说过这样的故事：萨凡奇在美国垦务局的年薪为8000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公务员中是不高的，比起那些生意人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有人建议，以你萨凡奇先生的权威和名气，自己开个公司，一夜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萨凡奇对此一笑：我对金钱的兴趣等于零，只有水利是我的全部爱好。美国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决意请他出任内务部垦务局的局长。萨凡奇摇头道：“我学水利而未学做官，上帝托付我的使命是造大坝！我的本领因此只能是造大坝！”
多么好的一个老人！他对中国、对三峡与中国人一样，同样热忱，同样执著。
一位外国专家对三峡如此痴迷，让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副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感动了，他亲自出马陪同，并派重兵随团与萨凡奇一行乘“民康号”轮船专程前往三峡考察。那时日本军队为打通中国内地的南北交通要道，在三峡一带与国民党政府军展开了拉锯式的激战。萨凡奇一行的三峡考察团几乎天天处在敌我双方的战火之下，情况非常危险。然而萨凡奇竟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直奔三峡地区。
“萨凡奇先生，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那边是敌人的防区，他们天天都派飞机出来轰炸，轮船无论如何不能靠近三峡了。”吴奇伟一次次地警告道。
萨凡奇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太阳旗敌机，风趣地说：“它是专打轮船的，那好，我们就改用‘11’号车。”他让轮船靠岸，并令随行考察队员沿山道步行前往三峡一带。
“带着重机枪和手枪队，一旦出现敌情，要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好萨凡奇先生！”吴奇伟只好向部属下此死令。
就这样，萨凡奇用了整整10天时间，对三峡两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10天后，他独自躲在四川长寿的龙溪水电工程处完成了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萨凡奇计划”。
“扬子江三峡计划为一杰作，事关中国前途，将鼓舞华中和华西一带工业之长足进步，将提供广泛之就业机会，提高人民之生活标准，将使中国转弱为强。为中国计，为全球计，扬子江三峡计划实属必要之图也！”萨凡奇在把计划呈给翁文灏前特意写下了自己对三峡工程的近万字的看法，那字里行间充满着激情，使翁文灏等中国官员看后兴奋不已。
“委员长先生，我看萨凡奇先生的计划值得好好研究，国民政府应该全力支持之！”翁文灏带着“萨凡奇计划”亲自来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
正被全国各地抗战烽火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随意看了一眼“萨凡奇计划”，对翁文灏说：“眼下战局紧张，建设上的事我哪有心思过问。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就看着办，不过我的国库可是空的呀！千万别向我说钱的事！”
翁文灏的心头如同被一盆冷水浇泼：没有钱建什么三峡大坝嘛！
“我的计划说得很清楚，靠向美国政府贷款嘛！中国政府是有偿还能力的嘛！”萨凡奇听了翁文灏转达的蒋介石意见，不由激动地站起身大声说道：“对三峡这样伟大的工程，国家应该全力关注和支持，因为它能够将一个国家建设推向全面发展的航程，尤其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更需要将这样伟大的工程建设推进和发展。当年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河上主张修建大古力水坝时，正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才使这项伟大工程获得成功，美国国家和美国人民才从大古力水力发电站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与好处的。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比美国的哥伦比亚河更好，它在中国是惟一的，在世界上也是惟一的。上帝赐给了你们如此福分，实在太理想了！我现在65岁，如果上帝能假我以时日，让我将三峡工程转为现实，那么请你们中国人同意我一个心愿，在我死后埋在三峡。那样我的灵魂将永远得到安息！”
“谢谢！谢谢您，尊敬的萨凡奇先生！”翁文灏深深地被这位赤诚的美国专家的“三峡情”所感动，“我会尽我所能，全力促成先生的宏愿。因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水利官员的夙愿！”
“好啊，翁，我们终于想到一起啦！”萨凡奇伸开双臂，与翁文灏紧紧拥抱。
萨凡奇回到美国后，即着手与政府方面商洽共建中国三峡工程事宜，而且特别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水力发电统一管理局，还推荐他的同事柯登先生出任中国三峡工程总工程师一职。
“萨凡奇计划”让中国和美国一起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三峡热”，这在20世纪中叶是很少见的一个历史现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胜利的日子已在眼前，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战后的大建设，中国人的“三峡梦”到了如痴如醉的状态。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此时兴建三峡工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青年水利专家张光斗。
当中美两国一起为“萨凡奇计划”疯狂之时，张光斗还在美国考察和实习。一日，他接到国内钱昌照的来信，告知中美两国政府已协议合作修建三峡工程，并让张光斗陪同他恩师萨凡奇推荐的柯登工程师回国参加三峡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耗资如此巨大，国家这么穷，万万不能在此时兴建啊！”张光斗接到钱昌照的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行，他决定以一位科学家的负责精神，制止这种盲目行为！
张光斗连夜挥笔向钱昌照写信陈述四大理由：一是三峡工程太大，国力原本贫乏，加上八年抗战，国力已尽，此时修建三峡大坝极不适宜；二是美国政府贷款难以满足全部工程费用，因为美国国内还在为10年投资10亿美元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工程争吵不休，三峡工程远比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贷款在美国国会也未必能通过，一旦美国的贷款不到位，三峡工程半挂着，那时我们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比抗战更可怕的毁灭性打击；三是即使三峡大坝建成了，还要有等量的工农业生产来使用其等量的电力，而中国目前尚没有那么大能力在短期内使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同步跟上，三峡工程的发电量无法充分利用，这是另一种巨大浪费；四是三峡工程位于宜昌，是我中华民族的中心地区，对整个国家的建设和政治命运影响极大，如果三峡工程的成败命运掌握在另一个国家手中，这对国家的主权和未来建设必定有害无益。
几十年后的今天，张光斗对自己当年的这番意见颇有感慨道：“那时我是一个热血青年，虽然对政治不甚热情，但却说了真话，现在看来这四点意见仍然是对的。”
是啊，假如三峡工程在20世纪40年代那个伤痕累累的中国开始兴建，中国的今天将不知是个什么样！
长江三峡，你多么让人魂牵梦绕，又多么让人思虑不安啊！
然而国内的“三峡热”已经被美国的萨凡奇弄得不知所向，甚至连原本对三峡工程一点不感兴趣的蒋介石也认为应该利用修建三峡来“光复一下民族热情与干劲”了。
张光斗的反对信发出不多久，又接到钱昌照的回信，说兴建三峡之事是国家大事，而且是已经定了的事，嘱张光斗只管执行任务便是。
张光斗不服，再次写信陈述反对意见。
钱昌照又一次回信，而且干脆说：这是蒋委员长定的事，要张听命回国。
此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不能这样草率。张光斗第三次写信陈述自己的反对意见。
这回是国家资源委员会发来的电报，不再与张光斗理论了，命他陪柯登先生回国。
无奈，张光斗只好听命于政府之令，因为他赴美国实习也是“政府决定”的。他感到非常痛苦，一路上，与柯登先生也没什么话可说。害得柯登先生怀疑地问他：“你是萨凡奇先生的学生，怎么不仅不支持他的计划，反倒反对兴建三峡大坝？”
张光斗不想在美国导师面前说明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深知包括萨凡奇先生在内的美国水利专家们对帮助中国修建三峡工程的动意都是善良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朋友面前他不便将美国政府利用贷款，插手中国三峡工程背后所有的政治目的说得那么透，所以对柯登的问话，张光斗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秉性耿直的张光斗以科学家的真诚，在之后的几十年水利生涯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这种性格，使他在中国水利史上成为不可动摇的泰斗！也正是由于他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和坚持原则的性格，使中国在一次次关系到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上减少了无数的损失！
柯登在张光斗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水利人员一起筹备建设三峡工程。张光斗被任命为柯登的助手。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三峡工程委员会，钱昌照任主任，委员包括了政府部门的领导和高等院校等单位的专家，张光斗兼任该委员会的秘书，后升任该委员会水电总处的副总工程师兼设计组主任工程师，时年34岁。
沸腾了一段时间的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此时已经开始进入到具体的工程前期准备了。在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的指令下，张光斗所在的工程总处重点将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放在首位，那时除了工程自身的问题外，并没有提出移民等问题。“蒋介石政府才不管这些，他历来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更何况三峡工程的建设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放在他的心上，那时老蒋想的是如何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然后再一举消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位老水利这样对我说。
建三峡首先要确定大坝建在何处，故张光斗接受的任务是配合美国专家，对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确定大坝坝址的最佳位置。当时派往三峡地区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张光斗他们的水利技术队伍，主要是负责收集地形与水文资料；另一支是“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技术队伍，主要负责三峡坝址和水库库区的地质情况。张光斗身为水利工程技术队伍的上级管理人员，仍然坚持认为，此时在三峡建设水利工程是不适宜的，时下的工作充其量只能进行一些原始资料的收集与准备而已，故向美国专家柯登和中国同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得到他们的同意。两支技术队伍随即根据各自的工作任务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测，当时围绕建设三峡工程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大坝将建在何处。萨凡奇曾经提出过6个大坝预选地。1945年冬，萨凡奇再次来到中国，并同柯登等人再次到三峡的南津关察看，这位水利大师才有了自己的倾向性的意见：大坝建在南津关。
“南津关的自然条件不错，大坝建在那儿，可以将水库蓄水提高到200米，那样发电就更多！”萨凡奇钟情于自己的意见。
“三峡大坝举世瞩目，又那么高，谁也没有建过，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远比美国经济和技术条件差的地方建设，应当对大坝坝址的地质情况进行全面的勘测。”在研究和确定大坝坝址的讨论会上，张光斗提出自己的主张。
“当然，我的张，三峡大坝的地质情况必须经过严格的钻探勘测。我已经想好了，建议中国政府请美国的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来承担这个重任，他们可是世界有名的钻探公司，质量绝对有保障。”萨凡奇欣赏自己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张光斗点点头，他敬佩萨凡奇先生不仅是国际级的水利大师，而且是位杰出的工程管理天才。
中国政府将与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的三峡钻探谈判任务交给了张光斗。经过一阵商讨，最后达成协议，由美国公司派来8台钻机，20名技工，助工全由中方负责。
不久，浪涛呼啸的三峡峡谷里，响起了轰鸣的钻机声……
正当萨凡奇和其他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满怀憧憬地战斗在三峡工地时，蒋介石统治集团彻底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三峡建设者们的美好愿望被蒋介石的战车轧得粉碎。
翁文灏的“实业救国”心愿再次受到打击，他辞去了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由钱昌照出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仍由钱总负责。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钱昌照，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积极推动者，但却无法与蒋介石的主张相吻合，所以上任不到一年便也辞职不干了。蒋介石只好又找到翁文灏，力劝他再度出山。但时隔不久，翁文灏发现已经全面启动的“萨凡奇计划”根本没有列入政府的年度计划，而行政院的“政府年度报告”里除了“做好与共产党全面作战”的字眼外，没有别的内容可言，他愤愤地找到蒋介石责问道：“三峡工程到底干还是不干嘛？”
“我的翁大先生，这工程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想干的事，你知道美国人是些什么东西？说好了要帮助我打垮共产党的，说好了要给多少武器多少装备，可眼下我碰到麻烦了，他们就开始甩手不管我了！你说我还起什么劲跟他们玩什么三峡工程？通知你们的人，别干了！”蒋介石烦躁地手一挥，接着又忙他的战事去了。
翁文灏极度懊丧，从“总统府”出来的那一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老天爷，如此庞大的工程就这样一甩手不干了？！我如何对得起大家？如何对得起萨凡奇先生？如何对得起参与本工程的千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又如何向国人交代？
翁文灏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蒋介石，趁战乱时机，独自流亡法国。这位被人民解放军列为“甲级战犯”的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关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只是他再也没有回到心爱的地质工作岗位上，更没有参与过三峡工程方面的事。他于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享年81岁。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峡工程建设，就这样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在悲悲切切中收场。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三峡工程不是孤立的水利工程，实在是国家的政治工程。中华儿女的百年苦思，百年追求，哪一天才能梦想成真？！
蒋介石的一声“别干了”并不等于三峡工程就此了结，下马后三峡工程的遗留问题很让人头疼。首先是合作方的美国人恼火，负责三峡坝址钻探任务的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坚持要求中方赔偿。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赔啥？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的孙越崎找到张光斗，说你是他们的老朋友，又是萨凡奇的学生，这事由你全权代表解决，不过说好了，除了同意给他们回家的路费，其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没有！
这叫什么事嘛！张光斗叫起来了：“你让我给人家擦屁股，可连张手纸都不给！让我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孙越崎拍拍张光斗的肩膀，把门一关，走了。
无奈，张光斗只好空着双手跟美国公司谈判。对方不干，张光斗说，要不你们把我押到美国当你们的义工去吧。
“张，我们可不敢，你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押你到我们美国当义工，肯定会招来麻烦，最后我们还不得不付你高薪，这事我们不干。”
“那我就只能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张光斗双手抱拳，做了一个中国式的道歉姿势。
美国人也有上当的时候，不过是上了他们“最好最好的朋友”蒋介石的当。
此时的蒋介石早已顾不得什么面子了，他已经跟美国人撕破了脸面，正忙着逃往台湾。一日，张光斗接到通知，说政府资源委员会已搬到台湾，要求他所在的水电总处做好准备一起撤到台湾，在人员撤离之前先把水电档案特别是三峡工程方面的资料全部装箱运到台湾。
这可怎么办？张光斗万分焦急，不知所措。身为总处的总工程师，所有的资料全部在他手中，如果交出去运到台湾，那绝不是他想做的，因为张光斗此时已经做好留在大陆的打算，他知道到台湾去就不会有他从事水利专业的用武之地，而蒋介石要把大陆的国家水利资料运到台湾无非是给当家做主的人民的水利事业制造麻烦。可张光斗也知道如果他拒不执行命令，后果相当严重。就在这时，他的朋友、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给他出了个点子：“你不会给老蒋运点假资料去！”
对啊，张光斗茅塞顿开。
不几日，在我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满满当当的40箱资料全部装好，20箱假资料被堂而皇之地运到去台湾的码头，张光斗在移交手续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箱真资料则悄悄地在夜间被隐藏了起来，张光斗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真资料，为新中国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光斗、孙越崎，还有“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的黄汲清（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李春昱（著名地质学家）等人，为完整地保护好水利和地质资料及一批优秀的技术人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揭开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崭新一页。
中国人的“三峡之梦”开始了新一轮的苦苦寻觅、苦苦探求。
毛泽东第一个做了“梦”的主角。
毛泽东的这首《水调歌头·游泳》为国人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画卷。这是位诗人气质的大政治家，农民家庭出身，所以对水利建设有着特殊的感情，并且深谙水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重要性。因此，当毛泽东的目光开始投向三峡的那一刻起，百年“三峡梦”必然会发生全新的变化。
“三峡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
毛泽东对长江、对三峡的关注，从他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了。1953年，他第一次乘“长江”舰出巡长江中下游，就带上了人称“长江王”的林一山。
“我们见过面？”毛泽东问林一山。
“见过。”
“在哪儿？”
“在延安。当时我在白区工作，‘西安事变’后回延安开中央会议听过您作报告。”
毛泽东笑了。
“你这样的人才，其实我已经找了好久，现在算是找到了！”那天，林一山陪毛泽东在“长江”舰的甲板上，当他听完毛泽东的话时，眼前不觉一阵眩晕。是自己听差了？主席怎么会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呢？还说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他找我做什么？
“主席，您……”林一山想证实一下自己有没有听错，可是一见毛泽东这时完全沉浸在欣赏长江的滚滚波涛时，只好将嗓子眼上的话吞了下去。
“你的那个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多少工程师？”第二天，毛泽东请林一山与自己一起吃饭，席间他不时提问。
“270个。”林一山答道。
“工程师在你那儿讲百呀？”毛泽东好不惊奇，用筷子在空中点了点，不无兴奋道。
“那技术人员有多少？”他又问。
“一千多。”
“噢，技术人员讲千啰！了不得！难怪有人称你是‘长江王’，有实力嘛！”毛泽东历来对部下说话特别幽默。
林一山低头笑笑，“我哪敢称王，只是主席的一个卒子而已。”
“好嘛，你这个卒子我可是要派大用场啰。”
“是，主席，我林一山和长江委全体同志时刻听从您的指挥和调遣！”林一山“刷”地站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敬了个礼。
“坐坐，坐下慢慢说。”毛泽东满意地看了一眼林一山，用手指指椅子，招呼道。
饭后，两人再次走到甲板，毛泽东指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之水，语气中带着几分忧虑，“长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大河，它脾气好坏，对国家和全体人民利益关系极大，你们可千万不能马虎啊！”
“是，主席。”林一山坚定地回答道。
“要驯服这条江，这是个科学问题，你们一定要认真研究。我问你，现在长江的水文资料有多少？”
“旧政府留下一些，我们自己也开始做了一些，加起来有一两吨重！”
毛泽东来了兴趣：“我说你这个‘长江王’可真不简单，论什么事，都是用大数据说明啊！”
“因为长江正如主席所说，它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计大事，我们不敢丝毫松懈。”
“做得对，应该这样。”在谈到上游特别是四川盆地的洪水洪峰到达三峡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时，湖北、湖南及江西等下游地区同时下暴雨怎么办时，毛泽东警觉地问：“长江洪水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主要是暴雨。根据资料，像1935年7月1日开始的那场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当时的降雨量达到1500毫米，一夜就淹死了汉水等下游12万余人……”
“不得了，老天一次下雨就淹死那么多人！”毛泽东听后口中轻轻地“嘘”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可老天要下雨，我们没得办法制止呀！”
林一山不语。
“总得想点办法。你这个‘长江王’对长江洪水问题是怎么想的嘛！”毛泽东终于把他最关心的问题提了出来。
对此林一山是有备而来的，他请主席在甲板上坐下，然后在他面前放上一张桌椅，上面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他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说，挡住长江上游的洪水，主要办法只能是逐步在长江干流和大的支流上修建若干梯级水库，通过这些水库实现拦洪蓄水的目的。当然，修建这些水库除了防洪外，还可以发电，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河，特别是天险三峡江段，一旦在那儿修建水坝，其发电量大得不得了，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的工农业用电结构，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建三峡工程一事。”毛泽东插话说：“我的老对手也请过美国人帮助建三峡水库，只是他没有真心想建三峡水库，他的全部心思花在怎么吃掉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以他是注定搞不成的。”
林一山说：“对。根据专家们预测，像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即使蒋介石真心想搞，其结果肯定也是非常惨的，有可能弄到最后他逃往台湾的船票都买不起。”
“哈哈哈……”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他真要那么做了，还真连去台湾的船票都成问题哟！”
笑完后，毛泽东又回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上。只见他拿起红笔，在图纸上画了一个大圈：“修许多水库，全部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得上一个三峡水库？”
“抵不上！绝对抵不上！”林一山肯定地说。
毛泽东笑了：“这么说你是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啰！”
林一山心头不由得更加敬佩毛泽东，绕了一大圈，他终于挑明了主题。林一山此时不明白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到底是怎么看的，所以试探性地说：“我们长江委当然很希望能够修建三峡水库，但就是不敢去想。”
“为什么？”毛泽东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林一山，问。
“因为……因为我们得听毛主席您的话。”
毛泽东笑了：“可我想听你的意见嘛！你是‘长江王’！”
林一山知道毛泽东在将自己的军，只好如实招来：“只要条件允许，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建三峡水库！”
毛泽东对这样的回答表示满意。但对期望能得到“最高指示”的林一山来说，这次在“长江”舰上他没有听到毛泽东关于上三峡工程的肯定回答。可凭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直觉，林一山心里已经明白一点，那就是毛泽东对长江三峡工程十分关注，而且心底已经有了一种倾向。
“三峡问题暂时不要公开，我只是摸个底，但南水北调的工作得抓紧。”毛泽东在与林一山分手时特意吩咐道。
“是，主席。”
林一山原以为跟毛主席在“长江”舰上的谈话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秘密，可不想仅隔一年，此次谈话主题倒由他本人先说了出来。
这是因为1954年武汉的那场大洪水，使得毛泽东连续几个夜晚没有睡觉。当时江淮发生大水，武汉市被洪水包围，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几百万人的生命，只能听天由命，这让毛泽东经历了一场不亚于对付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的艰苦的心路历程。虽然在他亲自指挥和领导下，依靠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洪水的包围，但代价是惨重的，不仅造成了几十个亿的经济损失，更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于洪灾之中。毛泽东因此决定要把三峡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同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林一山突然被中央警卫局的一辆小车接送到汉口火车站。他一看车站上停靠的是一辆专列，便知道肯定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他。果然，一进车厢，就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领导人。
此次直奔主题——三峡工程。
“修建三峡工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道。
林一山顿了顿，说：“如果中央想早点上，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加上苏联专家的帮助，我想是不成问题的。”
“有何依据？”毛泽东问。
“因为我们有像张光斗这样的专家，他跟美国水利权威萨凡奇学过大坝设计，又独立设计和建成过一些水库，有能力承担相应的技术。苏联老大哥虽然过去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来华帮助修建中国的水库，但他们自己建设的水利工程，技术和规模跟美国差不多。美国人能搞好的事，相信苏联专家也能搞好。”林一山回答说。
周恩来插话道：“蒋介石时期，他用的是美国人，而我们现在有张光斗这样一批水利专家，他们掌握的正是美国技术，要是苏联专家能帮助，那么我们正好用上了美国和苏联两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水利工程技术了！”
“那么，大坝坝址你们的意见修在何处更合适？听说美国的那个专家是主张在南津关的。”毛泽东关切地提出了这个核心问题。
“根据我们地质人员在解放前后十几年的艰苦勘测和钻探，他们认为最好的坝址不应该在南津关，而应是三斗坪地区。”林一山说。
“三斗坪的地质情况怎样？”
“三斗坪的地质层是花岗岩的，风化比较严重。”
“这可不是理想的好坝址啊！”
“请主席放心，三斗坪的花岗岩风化层只有三十多米，对大坝坝址没有多大影响。”
毛泽东问完话，直起身子，站在专列的窗口，不再言语了。倒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吩咐林一山回去后继续抓紧对三峡地区的地质与水文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工作。
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巡视，住在一个市郊的小岛。南国的夏日，异常燥热。老人家待不住了，提出“换换地方”。
“银桥，我们到长江边，去游长江！”毛泽东对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游长江？主席，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李银桥吃惊不小。
“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转眼间银桥发现他们到的不是长江边，而是长沙。
“银桥，我们先游湘江，来个‘热身游’。然后再……哟，天机不可泄露啊！”
在长沙的日子里，毛泽东一边巡视，一边会见老同学、老乡亲，气氛亲和随便，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畅想”。突然有一天傍晚，他提出立即起程到武汉。长沙到武汉，乘飞机仅一顿饭的工夫。毛泽东到武汉后心情特别高兴。省委书记王任重也一天到晚忙着给主席安排参观或听汇报。“好像并没有想游长江的意思呀？”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李银桥说。
“主席的性格你还不了解？说不定明天就要游了！”李银桥说。
罗瑞卿摇摇头，说：“这样的事最好别出现。”
李银桥看着在千军万马面前从来都是威风凛凛的“罗长子”，此时却是一副无奈的样儿，直想笑，可他不敢，人家是堂堂公安部长。但李银桥知道，在毛泽东面前，这位公安部长“大警卫员”常常被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弄得无可奈何。
那一天毛泽东在省领导陪同下参观完汉口棉织厂，正巧厂子距长江不远，毛泽东便提出到长江边看看。一到那儿，毛泽东就对李银桥说：“银桥，我们总算到长江了，准备一下，游！”
“主席，您真要游啊？”李银桥虽然早知毛泽东的“意图”，可还是吃惊地问。
“当然，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我不游它，就对不起中华民族哟！”毛泽东开心地说道。
李银桥可着急了，连忙向罗瑞卿和王任重汇报。
“主席，长江是中国第一大天险，水情极为复杂，别看它比海小，可比海险一百倍呀！”王任重第一个反对。
“看来你王任重这个书记对长江还是有不了解的一面啊！”毛泽东幽默地冲湖北省委的“第一把手”说：“你只知其一，尚不知其二。这其二是，长江从来胆怯那些不畏惧它的人，据说在这些人面前，它还是挺温柔的呢！”
“不行不行！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您要真去游长江我可不答应！”罗瑞卿比谁都着急。
“你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嘛！”毛泽东回敬道。
“那也不行。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对您的安全要负绝对责任。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您游长江。”罗瑞卿不退步。
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了，“什么大警卫员，去你的，不要来‘禁’我游长江！”
在场的人都知道谁也无法阻止毛泽东游长江的决心。
“毛主席游长江啦！”毛泽东下水不久，这消息就传遍了武汉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长江两岸本无墙遮席挡，所以在毛泽东畅游长江的那一刻，长江两岸站满了围观的群众，足足有几万人。他们既想一睹自己的领袖畅游长江的风采，同时又为他的安全担心。
长江湍急的江水奔腾不息，后浪推着前浪，毛泽东被一个急浪冲出十几米。
“快快，保护主席啊——”岸上惊天的呼声，江中的李银桥等随游人员听得清清楚楚。沿江两岸的人流，随着奔腾而行的江水，伴着毛泽东的一沉一浮，躁动和奔跑着。人们一边沿江岸奔跑，一边不停地喊着，好像要抓住那一泻几百米的长江之水，愿将血肉之躯为自己的领袖筑成安全的拦江大坝。
那场面太壮观，太令人激动。水中的毛泽东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见附近有保护他的小木船向他靠近，便示意小木船停远些。
在一条远离毛泽东的小船上，站着一位女同志，她就是摄影家侯波同志。正是她的勇敢，我们才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次畅游长江时的那张珍贵的江中之照，以及主席站在敞篷船上的精彩留影。
毛泽东在此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恢弘的诗篇。他牵挂的还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三峡梦”。
毛泽东总是把自己伟大的政治抱负融入他那诗一般的境界之中。
两年后的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设三峡的议题，可想不到在党内遇到了阻力。
为了听取不同意见，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把林一山接来”，同时又批示：“将李锐一起接来。”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林一山“主上”，李锐“反对”，形成了著名的“林李双雄之争”。
李锐和林一山是同一天赶到南宁的。当晚毛泽东就将他们召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听两位不同意见的同志述说自己对三峡工程的看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同志说完这句话后，便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一山：“两个小时。”
“你呢？”毛泽东转问李锐。
“半小时。”
毛泽东对李锐有了第一次好的印象。半小时，干脆利落嘛！
林、李发完言后，毛泽东没有放过他们：“光讲还不算，你们每人各写一篇文章，这回长点没有关系，三天交卷。”
林一山和李锐不曾想到主席还有这项任务交代，于是只好连夜奋战。
这下可苦了林一山，他一则感到手头资料不足，事先没有想到要他写文章；二则他的右手在解放前的一次战役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残过，写东西很吃力。然而林一山毕竟是位为党为人民干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平时积累的长江水利知识与有关三峡的第一手资料，仅用两天时间就洋洋洒洒写了两万余字，提前交了卷。
李锐是孤身一人来到南宁的，但他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虽只有八千字，文品却深得毛泽东的赞赏——这是李锐后来成为毛泽东秘书的直接原因。
林、李文章各有所长，政治局领导全都认真阅读了。最后，毛泽东说：“三峡问题还需多方听取意见，不过中央得有个意见。总之，今后三峡的事，交给恩来同志管吧！”
周恩来一听，忙说：“还是主席管吧，你对三峡的见识和判断比我们都高出一筹。”
毛泽东哈哈一笑，“没有那回事，我也会经常过问三峡问题嘛！”说完，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周恩来，伸出四个手指，说：“你一年至少要管4次！”
此后，周恩来便开始直接领导起有关三峡问题的工作，这一传统延续到现在，三届国务院总理都是三峡工程的最高领导者。
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次三峡工程工作会议就在南宁会议之后的一个多月召开，会址在那艘“峡江”号客轮上。与会人员除总理外，还有李先念、李富春、国务院各部委和相关省区的领导，还有中苏两国专家共100余人。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做了准备。成都会议形成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后简称“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上批了八个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决议”上有这么一段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成都会议”过去几十年后，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那些日子里，一些老同志感慨万千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三峡问题的决策，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成都会议”，因为大家始终认为，“成都会议”上的那个“三峡决议”的指导思想，对日后几十年上不上“三峡工程”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今天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则精神基本继承了“成都会议”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决策。
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多重因素，中国人继续做着“三峡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缺少了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耐不住性子了，当着毛泽东的面请求上马三峡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对他说：“现在如果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着200亿方水怕不怕？”
是啊，浓厚的战争意识、人为的阶级斗争现实、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主观的客观的麻烦事就够操心了，哪里顾得上三峡这样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想有所为而力不从心啊。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与他的理论精髓完全吻合。当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创造宽松环境，实行开放政策，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东方巨龙再次被唤醒，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家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
那一年，邓小平复出不久，他到湖北视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的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情况。末了说：
“小平同志，三峡工程建设，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旧中国几上几下，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设三峡，可三峡建设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场梦，我们不清楚这样的梦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说：“三峡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争论了几十年，毛主席为此也操了几十年的心。三峡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发电，又能促进旅游业，带动长江中下游经济，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太好了！有邓小平这个态度，魏廷铮高兴得恨不得蹦起来。
1979年11月，由国家计委牵头的三峡选坝址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这是“文革”后国家出面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峡大坝坝址，即由我们中国地质和水利技术人员自己确定的三斗坪坝址。
大坝坝址一定下，这就意味着“三峡梦”要付诸实施了，三峡工程要动了。这之后的几年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三峡工程建设上过去存在的一切不确定性的争议也慢慢云开雾散，逐步取得“上马”的共识。
1984年，国务院原则上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并立即进入施工准备，相继成立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并开始筹备三峡行政特区（即筹建三峡省），以及专门从事三峡工程建设的三峡开发总公司。
从此，伟大的三峡工程建设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雄伟步伐，蓬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