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万三峡移民”到底谁是第一个，我走了库区一路，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有不少“版本”。作为一个伟大事件的起始，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一路追寻，一路思考……
在重庆市涪陵库区采访时，有人自豪地告诉我：百万三峡移民最早的应该是我们，“事实”非常清楚，因为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工程建设上马的决议是1992年4月3日。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前13天，我们涪陵区原属下的丰都县就开始在长江对岸动工建设新县城了。当建设5平方公里面积的新县城的第一声鞭炮响起时，第一户移民就产生了。再说你们外乡人可以来今日的涪陵看一看，那就啥子废话都甭说，就会明白这“百万三峡移民第一户”可不是吹出来的。
丰都是中国有名的“鬼城”，在此地各式各样的阴曹地府庙宇就有七十余所。传说长江沿岸的人死后，都要魂归丰都，其原因之一便是灵魂在转世时仍离不开水。聚灵集魂的小城人就是聪慧，别人尚未发觉风吹草动，他们已开始全面行动。
我知道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涪陵是库区最穷的地区之一。可现今的涪陵人确实很“牛”，在别人正被一波接一波的移民工作弄得精疲力竭时，他们却早已站在长江岸头笑逐颜开地年年迎接着收获的喜悦。单单那“十朵金花”在你面前一亮，就会叫人赞叹不已。当然还有本地特产——进入千家万户的“涪陵榨菜”。这么多“金花”靠什么响出名的？
当然是三峡移民工程嘛！涪陵人这样得意地告诉我。
他们有一大把实例证明自己是最早的移民，因为别人还在刚刚走出大山和峡江时，他们涪陵人已经在新家园上欣喜地饱尝着胜利的果实。但我知道涪陵人今天的笑，也是从昨天的伤痛中获得的。身为几百万人口的当家人王鸿举书记（现为重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也许是伤痛最深的一个。王鸿举记得非常清楚，在他作为涪陵当家人时，别说沿江的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就是他这个书记的工资也常常得用香烟来折抵。说起当年的事，这位峡江汉子的眼眶就湿润起来。那时机关干部的工资没有来源，涪陵有个不小的烟厂，始建于1982年，因为本地产烟叶，所以烟厂的产烟数量不成问题，可因为无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烟卷质量上不去，只能卖给本地烟民。但本地烟民的工资都没地方拿，哪还有钱买烟抽？一方面烟厂不断产出烟卷来，另一方面涪陵人没钱买不起烟抽。烟厂越干越赔，到1991年已经亏至千万元以上。可成箱成箱的烟卷却还在仓库里往上堆。不太抽烟的王鸿举他们为了“救市”而动员部下一起抽“爱国烟”。一时间，机关干部不分男的女的，月底见不到工资下来，却拿回好几条“涪陵”香烟。
“这烟能填饱肚子吗？”掌勺的娘们急了。
会抽烟的爷们苦中作乐道：“吸一口这烟草味，总比看着工资单拿不到钱强些吧！”
“强！强！强你个龟儿子！你十天不吃一口米饭，光抽大烟看不死在长江里才怪呢！”
“那我有啥子法子？”爷们无奈了。
“没法子你就明儿把烟都给我还给他们市长书记！让他们抽，不抽死才怪！”
“辣妹子”本来就辣，第二天，王鸿举他们这些头头们上班一看：了得，办公大楼前全被一地的“涪陵”香烟堵得水泄不通！
这就是涪陵有名的“香烟闹市府”的历史性一幕。
在那些年月里，王鸿举他们有苦无处诉，有泪无处掉。就在这时候“三峡工程上马”的消息从北京传来。
“三峡移民工程是机遇，涪陵经济要借这机遇盘活死水。”王鸿举等决策者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烟！还是先从烟上做文章。”已经被烟熏得脸色蜡黄的王鸿举依然想到了涪陵香烟。
靠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出路，走出去，搞联合。
王鸿举首先想到了“烟王”——玉溪烟厂，并前往云南。
“你们？涪陵？那也叫烟？哈哈哈……”对方就差没笑掉大牙。堂堂一市书记（那时涪陵还称市），竟然只能在“烟都”见个科级干部。第一次无功而返。王鸿举并不泄气，不多时再赴玉溪厂。随员愤愤不平道：要是玉溪烟厂的龟儿子领导这回再不出来，老子就让“玉溪”鸟烟永远进不了咱重庆的朝天门！
王鸿举则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是谁？人家不进朝天门，就更多地进天安门！怕你那么几个亿的区区小账？哼！放明白点：该当孙子的时候就别充爷！”
就这么着，一群堂堂七尺峡江汉子，为了几百万人的饭碗和三峡移民们能搬得出山弯弯，在人家门口整整等候了三日四宿。
“玉溪”老板终于出来了，问：“你们是……”
“我们是三峡移民……”王鸿举毕恭毕敬地想作一番陈述，可后面的话还没说完，没想到对方已经张开双臂将他紧紧拥抱住。
“哈哈，你们是移民哪！是三峡移民，我们一定全力支援你们！说，你们想要什么？尽管往大里想，往大里说！”“玉溪”老板不愧有“烟王”之气概，令峡江汉子们一下泪湿衣襟。
合作就这么着开始了。大批的先进设备，一流的进口流水线，涪陵老烟厂竟然生产出了正牌的“玉溪”，并且是中国烟王的“当家品牌”儿！
酷！那才叫酷！昔日人见人头疼的“涪陵”烟，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全国抢手的精装、简装、极品的大“玉溪”。抢啊！烟商们疯了似的前来订货。仅合作的1993年第一个年头，涪陵烟厂就甩掉了亏损帽，当年实现利税1.36亿元。之后又每年以亿元以上的速度递增利税，正可谓一烟带活全涪陵，三峡移民奔小康。
1994年10月12日，那一天，秋高气爽，大江两岸青山如黛，枫叶似火。江泽民总书记乘车沿江而行，看到崭新的美丽江城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不由得大为惊叹：涪陵市这么繁荣，比想像的好得多，好得多。大有希望啊！
这时，一旁陪同的王鸿举在汇报完后忙请总书记指示。
没有了，没有了。孔夫子有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们已经搞得相当好了，我很高兴，非常高兴啊！总书记又一次将深情的目光投向耸立在大江边的涪陵新城，并频频点头。
这时，人们发现王鸿举这位汉子的脸颊上情不自禁地淌下了两行热泪……
顺大江之水而下至湖北境内的三峡库区，当地人一听有人问“百万三峡移民第一户”是谁，身为三峡库区第一县的秭归人可以直着脖子冲人说：“这还用争吗？除咱秭归还有谁？”
秭归人没有说错，在600多公里长的三峡库区中，秭归是离大坝最近的一个县，也是大坝开始蓄水后的首淹之县，有11个乡镇、154个村、530个组（生产队）将被淹，其中包括有千年历史的县城所在地归州也将全部被淹，其一个县的财产损失综合指标占整个三峡库区21个县市的10％，也就是说，当三峡大坝一旦蓄水上来，秭归一县则要承担全库区十分之一的巨大损失！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巨大损失？当然有看得见的财物、村镇、农舍甚至整个城市的消失，更有大片大片肥沃的田园和土地、渔港和码头的消失。但这仅仅是有形的东西，秭归人真正心疼的何止是这些？他们真正心疼的是那份对故土的割不断的感情！
“秭归胜迹溯源长，峡到西陵气混茫”（郭沫若）。秭归人的这份割不断的故土之情可以追溯到他们对7000多年前的祖先的怀念。1958年至1985年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秭归县境内的朝天嘴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与鉴定，确认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了秭归人的祖先。而秭归作为一座名城已有3200多年历史。《汉书·地理志》载：“秭归，归乡，故归国。”特别令秭归人骄傲的是，在公元前339年的战国时代，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先生便是诞生于此地的。“文章均得江山助”，屈原身为秭归骄子，得益于长江西陵峡之山水灵气，写出了千古不朽之作《离骚》，使秭归人扬眉吐气了几千年。
泱泱中华大国，我们确实要感谢秭归这块风水宝地养育了屈原这位文化巨匠。然而多数人还并不知道，秭归不仅养育了像屈原这样的千古风流人物，而且还是一块纳四海兄弟姐妹的老移民地。历史上每一次战争和自然灾难降临中华民族时，秭归总是以博大的胸怀接纳所有流离失所的人到此落脚安居。仅抗战时期宜昌沦陷的10天之中，逃至秭归境内的难民就达三四万人。现今秭归地盘上仍可找到如“宜昌墩”、“巴东寨”和“陕西营”等地名，那是沧桑的历史留下的一份对秭归人情谊的永恒纪念。由于秭归“上控巴蜀，下引荆襄，扼楚蜀之交带，当水陆之要冲”的独特地理位置，兵争权夺，又加之长江咆哮不断，仅县城归州就有过六次大搬迁。
第七次搬迁是三峡工程所致。秭归人因此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三峡移民第一人”，这其中最“铁”的事实——他们是“库区第一县”，而县城归州古镇则是库区最先要淹没的城池。一县首府淹入水中，不等于几十万人成了无头之众吗？更何况，在古城淹没的后面，还有全县整十万人的移民呢！又一个“百万三峡移民”中的十分之一！
秭归人能不急吗？在全国人大关于三峡工程上马的决议还未表决之前，他们就已经火烧眉毛了。
第一铲土动下，就会铲到第一个移民身上。
江三，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从不在别人地头动一把土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然而现在不仅有人要动他的土，而且要连根拔掉他。江三的心开始流血了……
那些日子他天天呆在橘园不肯回家。
望着挂满枝头的橘树，江三长吁短叹：这可是10年的心血啊！也许三峡之外的人并不知道在峡江两岸有几千年的种橘历史，屈原的《橘颂》其实就是他对故乡所倾注的那份深情的咏物言志。橘树曾是古代楚国的社树，峡江之地本为古代楚国地盘，可见楚人与橘树的情缘自古便很深。当地的农民不止一个告诉我说，你们外乡人都说我们峡江两岸穷，那不假，但要是谁家有两三棵橘树，再穷也能养得活全家。
橘树是峡江人的摇钱树。江三对自家橘园的那份情，村里的干部不是不知道，但三峡大坝要建，“库区第一县”的人首当其冲得搬迁。家园拆了，户口迁了，剩下的橘园也得砍呀！
江三大喊一声：“啥都可以不要了，可橘园不能砍！”
干部们知道他说的不是理，可还是软了手。
等一天再说吧。
一天过去了，江三没有松口。
两天过去了，江三不仅没有松口，而且干脆卷起一床席子，提着一把斧子住进了橘园。
村上组成的伐林队伍，有几十人。那是一个特别行动战斗队：个个手持利斧钢锯，他们接受的任务是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伐树面积，凡属三峡一期水位之下的树木一棵不留，这是命令，也是界限。不这样干，三峡水库就不会有开工的第一铲土！
这就是库区人的牺牲。没有这牺牲就没有“库区人民”这个光荣称号了。没有这牺牲怎能拉开“百万三峡移民”悲壮的序幕？
伐林的队伍挥动着亮铮铮的斧子和钢锯，所到之处，在当地乡亲们看来是一片片“惨不忍睹”的景象，那“刷刷刷”的砍伐声如同剜在他们心头……
“走吧，你这头倔驴，我求求你了……”妻子带着孩子跪在橘园的地头一遍遍地乞求。
江三铁了心，视而不见。照样不分白天黑夜，拎着闪亮的斧子在橘园里来回巡视，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像是见谁就跟谁拼命的架势。
“他真的要吃人呀！”砍伐队的人被这位誓死保护橘园的汉子吓退了。
干部们无奈，向上级请示后动用了警察。全副武装的小伙子们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向怒目而视的江三突然发起攻击，几个人一拥而上……
那一瞬惊心动魄：干部们，江三的妻子孩子们，还有村上的老伯老婶们的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但奇迹也在此时发生了：早已打算与橘树同归于尽的江三，却在警察发起攻击的那一瞬，愣在原地，连动都没动一下，只见警察将其拖出橘园……
天！警察们从江三手中夺下那把闪闪发亮的斧子时，每个人的后背是凉丝丝的。人家好端端的老百姓一个，你既不能像对暴徒那样干，又不能像对坏人那么狠，可他真要动手拼命又会怎样呢？警察也是人，警察中许多人的老爹老妈哥哥妹妹也是移民，也是橘农，他们同情江三，但又必须制服这位死也不肯搬出橘园的倔汉子。
感谢老天，最危险的事没有发生。警察们在夺下江三手中的斧子后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可谁也不曾想到这时的江三突然像头脱缰的野马，疯一般地冲出警察的包围圈，飞步直奔橘园……警察们下意识地紧追其后，但刚追几步的小伙子们一下止了步：原来江三出人意料地抱住一棵橘树，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似的伏在树上大哭起来。那痛哭声伴着峡江山风，回荡在西陵峡两岸，与呼啸的大江急流汇在一起，骇人魂魄。在场的伐林者、村干部和警察，还有与江三同是移民的父老乡亲们无不跟着挥泪哭泣起来……
即便这样，当地干部告诉我，江三这位不舍橘园的峡江汉子仍然不是“百万三峡移民第一人”。与真正的“三峡移民第一人”相比，他只能算是一个后来者。
谁为“三峡移民第一人”？难道真的有此人？“第一人”是肯定有的，但何以证明？秭归移民局办公室王海群主任是秀才出身，他给我提供的一个名字可供以后“三峡工程”史学家们考证。他叫韩永振。考证依据是，他的家里有块县政府颁发的“三峡坝区移民第一户”的牌匾。
县政府颁发的，还有假？而且据我所知，全三峡库区几千万人中，没有政府部门给哪一位移民和哪一个家庭发过类似的牌匾。韩永振老人的那块牌匾具有“移民第一户”的“专利”。
韩永振常自豪地告诉我们这些外地来采访的人，说他这块匾“来之不易”。那是10年前的1992年冬，三峡工程尚未正式拉开帷幕，秭归县领导指挥的几十辆推土机已经隆隆地开到了施工现场。
“乡亲们，我们要在这里建新县城！给你们六天时间挪窝，要不工地就不好开工，要真误了国家三峡工程建设这大事，我们三峡人的脸面往哪搁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新县城建设前线指挥部的干部们站在几人高的推土机上扯着嗓门喊着。
可不，盼了几代人的三峡工程现在真的上马了，咱三峡人还有啥子说的？千年逢一回，迁吧！国家需要嘛！村上的乡亲们都觉得干部们讲的话一点没错。腾地建三峡大坝，盖新县城，那是没说的！全村人仅有两个退伍兵曾经出过峡江见过外面的世界，除此之外连村支书韩永振本人都上没到过重庆，下没出过宜昌。干部们这么看得起咱，把国家三峡大工程的头一份“贡献”搁到咱村上，这可是天大的光荣嘛！龟儿子，三峡工程还真让人露脸啊！
嘿嘿，那是的哟，要不啥叫“三峡人”嘛！
乡亲们你看我我看你地乐呵着。
迁！明儿个就迁！老子盼了多少年三峡工程，这回总算在咱的家门口干起来了！迁！
男人们乐，女人们跟着乐，娃儿们更乐。迁，我们一起迁！
可迁往哪儿呀？对呀，搬迁搬迁，总得有个好去处呀！
于是乡亲们回头找到动员他们拆迁的干部。干部们站在大推土机上一挥手：还用说，当然是迁到该去的地方，比如说离这儿三五里的那些不被将来大坝水淹的山坳坳上呗！
啥？弄了半天建设三峡，原来是叫我们让出好地上那些荒秃秃的山丘呀？呸，这是谁的主意？老子找他论理去！
可不，好不容易盼来了三峡工程的正式上马，盼来了新县城搬到咱家门口了，怎么着要搬也要让我们搬到将来离三峡大坝最近的地方，要迁还不趁好机会把我们的农村户口迁到城里去啊！
全村男女老少全都“炸”了起来。建新城的推土机方才还是昂着高傲的头在农民兄弟面前耀武扬威的，转眼间都成了这些泥腿子脚下的一堆废铜烂铁。
工地干部急电县领导求救。于是乡上的县上的头头脑脑们来找村支书韩永振。
“老韩哪，你是老党员，大道理甭多讲你也会明白的。建三峡工程是国家的大事情，建三峡我们秭归县城是全淹的地方。尽管现在上面对整个三峡移民还没啥个具体政策，但我们不能等啊，等一天那以后大水就是赶我们一天！所以我们县上要抢先开工建新县城。乡亲们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建新城、筑大坝是大局，我们都得识大局，老队长你说对不对？”韩永振当了几十年生产队队长，现在叫生产组小组长，可大伙儿还是习惯叫他队长，县里乡里的干部也是如此。
韩永振抽着旱烟，点点头，嘴里是啊是啊地应着。
“那老队长，你看是不是就请你动员大伙搬迁吧！”干部们心急如焚，建新县城的工程进度表是人大用决议的形式通过的，马虎不得。
“是啊是啊。”韩永振还是这句话。
“那给你们三天时间，要不施工的大队人马都来了，耽误一天就是几十万元的损失啊！老韩，你知道咱是个贫困县，几十万元可不是个小数呀！”县领导用手揪着自己的胸襟，像是要掏心窝窝。
“是啊是啊。”韩永振老队长似乎只会说这句话。
“那我们可就全拜托你老了啊！”说完，领导们都走了。
村口只剩韩永振一个人愣在那儿，直到暮色降临，老队长这才低着个头往家回。
“爸，你说咱搬还是不搬？”儿子见他一个人闷在灶前半天不吭一声，便上来试探着问句话。
“是啊，是啊是啊。”韩永振依然喃喃地说着“是啊”两个字。
儿子有些急了，伸手摸摸老爹的额：“爸，你没事吧？”
“你说有什么事呀？”突然，韩永振立起身子，怒吼一声。再瞧他的样儿，像头断了腿的老狮子，可怜又可惧。
“哇——”那天未过门的儿媳妇正好也在，乡下的姑娘胆小，见老人吼得这么惊天动地，吓得哇哇直哭。
“你这个死老鬼，自己有闷气跳长江去！干啥子拿家里人出气？能耐啊！”老伴不干了，一顿奚落。
韩永振一甩手，回到里屋就往床上一躺，一丝儿声音都不出。家人谁也不敢再出声。直到半夜，那屋里才发出“呜呜呜”的哭声——那是一个老男人的哭泣声。
“呜——呜，呜呜——”儿子没有听过这样的哭声，老伴没有听过这样的哭声，村里的人也没有听过这样的哭声。这样的哭声像是大山深处被猎人掏了心窝的老狼临死时的那种嘶嚎声，听了全身会发冷发颤。
第二天天亮，一家人谁都不敢提昨晚的事。可奇怪的是老头子在清晨起床后似乎格外精神，只见他先在新屋前后转了一圈——房子是前年盖的，基本上新砖新瓦、新窗新门。然后韩永振招呼儿子和老伴，还有没过门的儿媳妇：“你也算是咱韩家的人了，”老头子瓮声瓮气地说，“都听着，今天你们啥子事都别干了，儿子你腿快，去跟外村的亲戚好友招呼一声；老太婆你就把村上的人招呼一下，让他们明天都上我们家来……”
“干啥子都上咱家来？”儿子和老伴瞪着眼有些不明白。
“少啰嗦，让他们来就成。”韩永振显得异常武断和暴躁。
隔日，韩家的院内院外一片喜气洋洋办大事的光景。韩家的远近亲戚好友、村上的男男女女都来了。韩永振的脸上今天显得特别喜气，他笑嘻嘻不停地跟人打招呼，有人问他是不是给儿子提前办婚事？他只笑不说。
该来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这时只见韩永振站在院子中央，面对亲戚朋友和村上的父老乡亲，拉开嗓门高声道：“按咱三峡人的风俗，哪家结婚、生子、盖房、搬家，都得办酒请客。我呢，前年才盖了这四间新房子，照理今天是该给儿子结婚办喜事的。可不行啊，现在国家三峡工程要上马了，儿子的婚事得改动日期了，因为上面让先拆这房！所以……所以今天请大伙儿来帮我一起把这新房子给拆了……老韩我今天可能做得有点怠慢大伙，中午的这顿酒要等把房子拆了才能喝，啊哈，拆完了才能喝……动手吧！”
韩永振说完，登上木板凳，第一个冲上了房顶。
四间新房就这样稀里哗啦地在众人手下拆了个精光。
末后，韩永振摸了摸脏兮兮的脸，然后极其严肃地举起一碗酒，再次冲村上的乡亲们大声说道：“大伙听着，你们如果还认我这个老队长的话，明天开始，你们就像我这个样，把自个儿家的房都给扒了……这是国家的任务，我们得服从，可不能丢我们村的脸面！我在这儿敬大伙儿这碗酒了。”说完，韩永振一扬手，一饮而尽……
“干！干了，学老队长的！”男人们悲壮地举杯。
女人们则开始抽泣起来。
不知是谁最先“呜呜”地发出哭声。于是整个村上的人全都号啕大哭起来，就像决口的江堤，怎么也挡不住。
这一天是公元1992年12月2日。三峡工程从此有了第一户搬迁的历史记录。
十几天后，全村的人跟着老队长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心爱的家园全部拆毁，移至几里外的荒山岗，留出一片开阔地，迎来建设新县城的千军万马。
次年4月8日，“库首第一县”的秭归新县城开工仪式隆重举行。韩永振在几万人的热烈掌声中走到主席台上，从县委领导手中接过那块金光闪闪的“三峡坝区移民第一户”的牌匾。从此，这块牌匾记录着一段光荣的历史，让韩永振一家骄傲至今……
当我将韩永振的故事带到宜昌时，让我意外的是，宜昌人对“三峡坝区移民第一户”的牌匾大有看法。
这，这怎么个说法嘛！秭归人为三峡工程建新县城动作是快是早，可三峡大坝建在咱宜昌境内，大坝的第一车土是在咱这儿，怎么可能移民第一人、第一户就跑到他们秭归去了呢？不对不对。“三峡移民第一人”肯定在我们宜昌，这是没有任何怀疑和争议的！
宜昌人的当仁不让令我有些吃惊和暗暗发笑，但听完情况介绍后，我真的无话可说。“百万三峡移民第一人”不是他们宜昌人又会是谁呢？
与秭归同处在“坝头库首”的宜昌（这里指的是原宜昌县，现已改名为夷陵区，属宜昌市管辖），地处三峡大坝的北岸，与秭归新县城隔岸相望。宜昌的大部分面积在库外，可因为三峡大坝建在宜昌的三斗坪，这使得宜昌在整个三峡工程和百万移民工作中所处的地位非常特殊。大坝建设所在地，说一千道一万，你坝址上的人不搬迁转移了，这大坝咋个建法？所以当全库区都热火朝天、紧锣密鼓在高喊“三峡大移民”时，宜昌段的移民工作其实早已结束，并且已经进入了新小康阶段。
宜昌的移民在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前就得先行动，把建坝的那块儿地方给腾出来！
听起来“腾出来”很容易，可对坝区的百姓来说，那可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地方，哪那么容易？
不容易也得搬！
宜昌人不是不识大局的人，可关于建设三峡这事闹得时间太长，来得却异常突然。
按照规划，三峡大坝建设的地方，需要搬迁的移民涉及宜昌4个镇，31个村，141个组（生产队），2个集镇，93家单位，19个学校，共17216人，征地面积及淹没土地共38826亩，房屋78万平方米。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的决议公布后，宜昌人是全库区几千万人中最高兴的，因为他们处在整个三峡工程之首，又是大坝的坝址地区，将来一旦三峡工程建成了，宜昌人就等于手中掌握着这颗“世界水利明珠”。因而人大决议通过的那天晚上，宜昌人自发地在坝址所在地——中堡岛等地着实庆贺了一番。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欢呼几代人做的“三峡梦”终于有了实现的时间表。但在欢庆的锣鼓声中，宜昌人并不知道建三峡大坝对他们来说要作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在这之前他们所做的“三峡梦”几乎都是想着一切好的方面。
哪知，三峡工程还未上马，落到宜昌人民头上的首先是接二连三的利益牺牲、精神牺牲……
1992年11月8日，初冬的寒风已经吹拂在峡江之上。时任湖北省省长的郭树言来到坝区，给当地干部和群众带来了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的指示：三峡工程进入前期准备，坝区移民工作要提前进行。
一个星期后的清晨，坝区乐天溪镇的老百姓出门一看，好家伙，一夜工夫，他们的家园全部被长龙般的大过场院、高过屋顶的各种推土机、运输车团团包围，三峡大坝的数千名建设者像远方的客人突然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的面孔是陌生的，但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天，咋回事？三峡工程真的上马了？！
可不。上午，被建设大军同样推着走的宜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不得不赶紧出来尽地主之谊，在八河口举行了一个仪式简单但声势隆重的欢迎会。数百台大型机械，数千名建设大军，整整齐齐、威风凛凛地排在一块还种着庄稼的田地里，摆开了三峡工程决战的阵势。当地的农民们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其实这仅仅是三峡大坝建设大军的先遣队伍而已，他们激动得直跺脚：嘿，这回三峡工程算是真的要建到咱家门口了！
可不，欢迎的仪式刚刚结束，当地农民们迎接“大坝建设者亲人”的笑脸还那么热情洋溢万分友善之时，有几位现场的记者觉得这么个三峡大坝建设开工场面不够“逼真”，所以建议会议组织者开几部推土机，挖那么几铲土，象征象征大坝开工仪式的“战斗场面”。
好说好说。会议组织者叫上几位推土机司机，说你们找个地方刨几铲土，让记者们照几个相，整几个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镜头。
要得！推土机司机飞步跨上高高的驾驶室，神气地发动马达，然后扬起巨大的铁铲，直向一块庄稼地伸去……几十个记者的镜头紧张地等待那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慢慢！谁让你们在地里挖土的？没看还有要收割的庄稼呀？你们是吃啥子长大的？再敢把铁铲往地里伸，老子就跟你拼！”突然，几个农民冲到推土机的驾驶室，将司机的衣领揪住，那架势像是要吃掉对方。
“我我……我们是来建设三峡大坝的呀！”司机吓得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你们爱建啥就去建啥，老子管不着也没那闲心管。可要挖我们的地不行！要挖，得补偿呀！愣着干啥？给钱呀！”农民们不依不饶。
“我、我我哪有钱嘛！”
“没钱就甭在老子的地里耀武扬威的！”
推土机的司机哭丧着脸被农民们从驾驶室里拖出来。记者们一片埋怨，说这算哪门子的事嘛！
组织者赶紧出面协调，结果是临时拼凑了几百元钱，才算让记者照了那么几个“大坝建设开工”的镜头。
有人看到这儿可能会说，如此浩大的工程似乎上得仓促。但诸君不知，国家和水利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再者人大决议后的几个月里有关工程准备，其实已在水利部门的筹谋之中。据有关工程部门介绍，当时的物价指数很高，工程每提前一个月便意味着可以省下工程投资千万元以上，这使得“三峡建设大军”无论从精神斗志和物质方面都在争取抢时间。然而工地前方的问题，尤其是移民工作此时尚未全面展开，这是建设大军始料不及的，困难也因此冒了出来。
挖几铲农民庄稼地的土，就出了这么个岔子。要在十天半月里让一万多人扒房搬家，难度不言而喻。更何况三峡工程是边建边制定相应政策的，移民问题本来就复杂异常，一根稻草一寸土地没商量好，农民才不买你账！要顾国家大局，这不错。我们并不是不支持三峡建设，可没有小家哪来大家？你们不把我们的小家安顿好，三峡大坝的“大家”能立得住脚吗？农民们说。
“有道理嘛！农民们讲得有道理嘛！要想三峡工程建设早上一天，就得先想办法把移民最关心的事给办好才行！”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郭树言省长特别嘱咐宜昌县领导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可老省长，国家的移民政策条例还没下，更没有一分钱专款，咱们从哪弄钱发给搬迁的移民？”县领导一副苦脸。我们这些外省市的人只知道湖北有个宜昌县，其实并不清楚宜昌县城的百姓就是过去建葛洲坝时的移民，宜昌县城也是因为葛洲坝建设才建起的，那时的本地地名叫小溪塔。宜昌县机关开始设在大宜昌市内，十几年前县机关从大宜昌搬出时国家才给了40万元钱。40万元要建一个县级党政企事业机关和小城市，宜昌县人民尝够了艰苦奋斗的滋味。他们生下来就是穷人，现在又轮到三峡大建设，数以万计的百姓要大搬迁。钱，钱从哪儿来？国家还没给，贫穷的宜昌县土地上又不生钱，而建设三峡大坝的战鼓已经擂响，往下的事咋个整法呀？
县干部们垂头丧气，盼着郭树言省长拿主意。
“嘿，我这冤大头啊！让你们行动，结果我得想招先给你们拿出‘买路钱’呀！”郭树言一边摇头看着自己的部下，一边拍着脑袋想招。
“有了，我给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写个借条。他们已经从国家财政部那儿弄到钱了，我们先从他们那儿借600万来。”郭树言挥笔就在秘书递过来的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咋才400万元？您不是说共借了600万吗？”宜昌县的干部拿过单子一看发现只有400万元，便问郭树言省长。
“你们想全拿走？美得你！”郭树言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话，“我还得留200万给秭归，要不然我老郭一进秭归，说不定就让那儿的移民给扣住了，你们知道不？”
“嘻嘻。郭省长也真不易啊！”宜昌的干部望着老省长的背影，感慨道。
“大坝建在宜昌县，全县人民作贡献。”靠了这400万元的启动资金，宜昌拉开了三峡坝区移民的序幕。如今10年过去了，那紧张情景，宜昌人还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一场只讲奉献不讲价钱的战斗。
由于大坝建设初期的工程征地用一块征一块，推土机开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得搬家走人。而当时宜昌还没有来得及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拿出消化移民的具体方案，更没有相应的补偿政策。只能是推土机开到张三家，干部们就动员到张三家。这一天推土机开到刘家河村的一位农民家，当家的男人不幸病逝，死人还躺在门板上。干部们进村一见啥话都不便说，开推土机的大坝建设者也忍不住悄悄熄灭了发动机……
“你们干啥停机了？挖吧！挖土推房子呀！”死者的儿子突然从屋里跑出，冲村干部和大坝工程建设的推土机司机哭喊着说道。
干部们忙摆手：“别急别急，你家情况特殊，咱跟施工队商量一下，争取晚几天好吧？”
“啥？你们这不是作践我爸吗？他老人家临咽气时还在反复说，啥都可以耽误，可别因为我们家耽误了三峡工程。现在你们到我家就停活了，这不是作践我爸是啥？”
干部感动得上前直拍那年轻农民的肩膀。一切看在眼里的推土机司机抹了一把眼泪，重新发动了机器。
这时死者的家属，一边招呼人抬起棺材，一边招呼人拆房卸门，那情景在三峡建设史上可以称为最悲壮的一幕。
我甚至对宜昌移民局领导们说：那位农民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三峡移民第一人”——是那种特殊奉献的“移民第一人”。
宜昌移民局的干部默不作声，我的话勾起了他们无比深沉的回忆。不久后，他们告诉了我另一些事：
当时大坝工程建设接二连三地迅速投入大批队伍，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队伍开进坝区，他们一进坝区就干劲冲天，你追我赶地干开了。工人老大哥还有水利武警战士的精神好让人感动，可也苦了宜昌人民，因为征地移民的工作如同烧在脚跟前的大火，停一分钟也不行。大坝建设的气势真是大啊！当地的农民没见过，宜昌上上下下的干部也没见过。昨天还是风吹稻谷香的庄稼地，转眼成了机器隆隆的工地。每一块稍稍平整的地，都让给施工建设大军当作安身落脚之处。而祖辈在这儿的移民们的安身之地却成了问题。房子要拆，人要搬迁，可搬到哪儿？安在何处？这一切都成了让宜昌干部和当地农民们非常茫然的事。
然而困难再大，再茫然，搬迁安家是不能容你想好了再干的！
无奈之中，农民们或选择了山坡，或选择了冬季放水的稻田。
于是一个个昔日荒芜的山坡上，一夜之间竖立起了众多的歪歪斜斜、参差不齐的茅棚；水稻田地立起的油毛毡房也连成了片……
哪知，冬季的三峡地区也时不时有大雨小雨袭来。这下可惨了：有人住在搭在山坡上的茅棚里，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床竟然在水中飘荡……
安在稻田里的移民们更难堪。冬季到来，漫天大雪飘舞。乡亲们赶紧买来木炭取暖。哪知因为脚下是水田，上面的温度一高，地面冒出浓烈的水蒸气，油毛毡房的四壁又不透气，老少爷们婆婆婶婶媳妇孩儿们直呛得咳着往雪地里跑……
郭树言省长等领导春节到库区慰问时，看到这种情景，热泪纵横地说：坝区的移民们是三峡建设的第一批奉献功臣，将来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写进“三峡建设史”。
“那一间房子里住着谁？咋大哭小叫的？”郭省长见不远处一间破旧的生产队仓库内传来阵阵婴儿和女人们的嘈杂声，便走了过去。老省长一进屋双腿都快站不稳了：“这么破旧的房子里，怎么能让这么多产妇住呀？她们得了病可是一辈子的事！婴儿一降临能受得了这般苦吗？”
当地干部们只好如实向省长汇报：“这间三四十平方米的旧仓库里安排了8位产妇，已经是条件最好的了……”
郭树言又一次落下了泪水。然后吩咐同行的干部：“无论如何，想一切办法，将产妇和即将分娩的孕妇全部安排到县城里去。医院安排不下的到居民那儿借住，居民那儿住不下的就住你们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室！”
后来宜昌县真的这么做了，一个小小的10万人县城，先后接收安置的移民竟达4万余人！宜昌县城的机关干部和普通百姓没有一声怨言，因为当年葛洲坝水库建设时，他们就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好心的当地人接纳安置的，成为如今的新宜昌人。
作家你说，我们宜昌人算不算“三峡移民第一人”？
当然非宜昌人莫属！我毫不含糊地这么说。
其实，在坝区我还听到这样一些真实的传说：
徐耀德是位让我肃立在他纪念碑前久久不能平静的一位移民。
38岁，正是风华正茂时，可他却早已静静地躺在了崆岭峡的绝壁岩崖上修筑的公路边。
关于崆岭峡之险，当地有段非常悲壮的传说。该峡位于长江三峡之一的西陵峡中部，此地峡中套峡，一峡更比一峡险。当地有歌谣这样说：青滩泄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走过西陵峡的人都会亲历那一段的惊心动魄。此处的峡江之险恶，据当地人讲不知吞没了多少生灵。
这是崆岭峡江的一段船工号子，其实也是导航的四句隐语。而这号子中还有一桩极其悲壮的故事：清末年间，崆岭滩岸头有位青年舵工叫张来子。小青年是位在大江急流中“打滚”的高手，加上对崆岭滩的每一块明岩暗礁了如指掌，所以他在险峡虎口的一块大礁石上刻下“对我来”三个大字。好气魄的“对我来”！其实小伙子的这三个字是告诉过往船只怎么行的导航语，意思是说，航行到这险恶之滩，见到面前急流中的明礁，千万不要被虎口险情所吓倒，只有对着礁石前进才能幸免于难。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二月，德国商船“瑞生”号装着一船宝物出峡，闯至崆岭滩时，面对滚滚江涛，洋老大吓得不敢往前。后听说张来子熟悉此峡水情，便使招将其押到船上让他导航。
船至“对我来”险礁的不远处，洋老板信不过中国小伙子，便用一把长刀架在张来子的脖子上：“你要老实导航，否则先斩你头颅！”张来子微微一笑，说放心，你们照我指的航道行驶定不会有事。他继续让船舵往“对我来”驶去。船越行越近，洋鬼子们眼见船只就要与礁石相撞，便以为中国小伙子想把他们引上喂鱼之路，惊慌失措地紧急夺过船舵，急忙躲避。哪知就在此刻，只听得轰隆隆的巨响——“瑞生”号船体不偏不倚撞在了另一块暗礁上，顷刻间船倾舵断。张来子一看洋人不听他的导航而导致事故，赶紧跳下江中，欲夺路逃命。哪知他刚刚冒出水面，却被已经快要淹入大江湍流的洋船长举枪打死，鲜血顿时染红崆岭滩……“瑞生”号和一船的物品，连同船上的洋人全都葬入峡江之底。
崆岭滩之险留下无数悲惨的故事和传说。在崆岭峡边的大山峭壁岩体上，因为三峡工程需要修建一条山巅公路，从而结束峡江两岸百姓背篓走峡江的历史。
移民壮士徐耀德便是这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虎将。他是共产党员，而这样的险道派谁去谁都会心惊肉跳。共产党员不上谁上？徐耀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卷起铺盖冲到了施工最险要地段的。
自己的小家要搬迁了。徐耀德托人告诉妻子：山上的活没有人替，下不了岩崖，你自己想法请人将小家拆了，人一迁就完事呗！
他是工地某路段的领导，当领导的就不能马虎，处处应当冲在前头。9月21日那一天中午刚刚吃完午饭，徐耀德像往常一样照例利用午后一段休息时间检查路段质量。就在这时，他发现有几个石粒子掉在自己头顶，他仰天一看：不好，有塌方迹象！
“大伙快撤！可能要塌方了！快快！”徐耀德火速转身招呼正坐在路边休息的18名村民，然后逐个看着撤离险情现场。老天无情，就在最后一个村民撤出的那一瞬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山体岩石迎头而下，砸向徐耀德……一位年轻的移民，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永远地在这崆岭岩崖上安下了自己的“家”，连同其壮烈的灵魂。
那一天采访途中，我站在徐耀德烈士的纪念碑前默哀，移民干部们告诉我，在同一条公路上，徐耀德是第17位长眠在峡江边的牺牲者。
我感到强烈的震撼。
在那17位长眠者中，我不得不提到其中的一位女移民。她叫向英，33岁，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为三峡的未来建设公路，那是“子孙万代”的工程。可建公路没钱，县上把任务分段到乡上，乡上又把任务分到村上，村上又分到各家各户。向英家分到的那段任务在新公路线的一公里处。那是一段要在飞鸟也不敢停留的悬崖绝壁上开凿路基的险道，一切石料都靠就地取材。筑路的用沙则需要到两公里外的河滩上去取。向英家的任务便是从河谷底下向陡峭高崖运送18000斤左右的沙子。没有吊车，更不可能有滑轮飞车，只能靠背篓往山头背，还有一双铁脚板。
向英，是当地有名的美貌媳妇。村上的男人们羡慕她，村上的孩子们喜欢她，村上的老人疼爱她。向英不仅是位贤惠巧手的好媳妇，还是位时时处处不服输的女强人。别人一天背三趟，她背四趟，多走一趟要多流多少汗？只有她自己知道。40多天了，18000余斤沙子的任务，差不多还需两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了。向英一咬牙，将最后的两天任务，用了一天时间完成。那一天，她背回最后一篓沙子，便全身瘫在地上……她对丈夫和孩子说别来打扰，让她好好在沙子堆上躺一宿。“太累了，能躺下睡上十天八天，比啥子都美！”她对亲人露了最后的一丝微笑，便呼呼地睡着了。丈夫给她盖了一条被子，不忍心让她睡在露天……
就在这一夜，突然一阵暴雨降下，转眼漫山遍野雨水如注，随即到处正在开凿的山体出现塌滑。“不好，有危险！”公路指挥部干部迅速招呼散宿在几里长施工工地的村民们撤出险情区。然而等各家各户逐一清点人数时，却发现独缺了向英……
“向英——”
“向英，你在哪儿——”
“妈妈——你回来呀——”
“……”
干部、丈夫、孩子和村民们在雨中狂奔着四处呼喊寻找，却再也没有听到向英那从来不知是愁的爽朗的欢笑声。人们只见她昨晚熟睡过的那处沙堆连同路段全都被泥石流冲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清晨，有人在一条乱石沟里找到了向英的尸体，那是个面目全非的向英。
“好媳妇！”
“妈妈！”
大人和孩子们断肠裂肺的哭嚎声撕碎了每一个在场人的心。
峡江在呜咽，山峦在低泣。为向英送葬的那天，大雨依然如注。镇长和镇党委书记亲自为向英抬灵柩，几百名村民——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峡移民，每人举着一支火把，自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
县长汪元良闻讯赶来，见到向英的灵柩，便扑上前大哭起来。
那场面无法用言语表达。
让我们记住向英、徐耀德等等三峡移民的名字，他们虽然普通，但他们在尚未走出大山时却已将自己的生命，永久地留在那条通向光明安康的三峡移民之道，使得这条三峡移民之道更显光芒与壮烈、平坦与宽阔——
历史和人民应当为他们树一座高高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