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的事在三峡移民过程中太多太多，多得通常令政府和主管三峡移民工作的部门也无可奈何。然而国家定下的三峡工程建设时间表是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水赶人走”的现象绝对不能发生。

    百姓凭什么要搬迁？你让他搬迁，除了必要的觉悟外，他会向你提出种种有关他自身利益的问题，只有当他认为所有问题都解决、心满意足了，才会同意搬迁，才会与政府签约，才能销户走人。

    在奉节，主管县城搬迁的陈县长给我诉说了6年“移民县长”的万般苦处。“中间最难办的就是那些说不清的事。说不清的事，有的是合情不合理，有的是合理不合法，而许多事是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就是国家一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但上级下达的移民任务是死的，什么时候走多少人、走到哪个地方，都是铁板一块，想改也改不掉的。我们就得硬着头皮去处理那些像乱麻团一样的事，而且必须处理好。”

    他举了奉节县城搬迁中百姓们提出的事，比如城镇居民要搬迁了，县里按照当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统计的实物数据，他们奉节县城内大约有私营经营门面房800多家，县政府和移民部门就开始按此规划建设并按上面的数据在新城拟安排相应的店面。但后来县城开始搬迁时，发现这里面出入太大。移民中的私营经营门面房一下多出一倍多，达2000来家。800与2000之间可是个差异巨大的数字，放在奉节这样的小县城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的移民政策和移民补偿款也都早有了规定，不是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同样，老百姓的利益也不是想砍就能砍得了的。动员百姓为三峡作贡献虽然能起一些作用，但应当获得的正当利益得不到，移民们绝对不会干，这一点也非常明确。

    “立即重新调查！”县长代表政府发出紧急命令。这是关系到奉节全县整个移民进程和新城建设的大事，是弄不好还会给三峡工程带来影响的大事！

    移民局的同志们，会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开始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挨家挨户、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地调查核实，结果发现除了借机谎报外，确实有几百个门面房漏登记了。再细问移民为什么在199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人进行实物调查统计时没能实事求是报登时，这些私营业主说出的理由有的听起来能让人笑掉大牙，有的还真值得同情。

    某店主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查统计时，他正跟老婆为财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老婆背着他悄悄将店面连同房产卖给了别人。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人员说，你拿不出房产证，最多只能算你是租赁的业主，移民实物补偿这一条你就不符合条件。等到这位店主跟老婆打清官司要回房产权后，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工作已结束半年多了，自然在几年后三峡移民开始时，这位店主就找不到自己的那份房屋补偿款。

    另一位业主更有意思：实物调查统计的工作人员找到他家时，他只管忙着干自己的事。第二次人家又来找他时，他干脆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此房已出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人根据规定就不再为他进行房屋登记了。几天后此君从外地办货回城，见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别的店铺内左右前后忙碌着，他偷偷直乐，心里说道：瞧这些人瞎忙乎什么呀！三峡工程闹了几十年，从我爷爷辈，一直闹到我这孙子辈，建它个龟儿子！老子才不信能建得起来！几年后全国人大通过决议，三峡工程真的动工了，他这才着慌，自知吃亏已成现实。

    上面两位仁兄的事例特殊吧？不特殊！在三峡库区这种情形实在太普遍了。你不能全怪老百姓不明事理，不懂世故。走一走库区你就会知道，多少年来关于三峡工程上与不上的争论早已把三峡人弄得疲沓了，不少人根本不信这辈子能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象，权当那是子子孙孙的梦吧。而当梦醒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做错和想偏了许多事。一旦政府让他们移民搬迁，即使是红着脸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政府。

    人民的政府能不管这类“扯淡”的事？不行，管是无疑的。但管一下有时问题更复杂，复杂也得管下去，直到管彻底。管不彻底，移民工作就无法进行。

    在整个三峡移民中，应该说百姓对拆房和搬坟是最揪心的。

    人走房拆，是不用说的事。大水一来，库区主要清理的是房子一类的建筑物。但拆毁一辈子或者几代人居住的老房子，可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意思是说，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再舒适豪华，那毕竟是“外面”的，或者与我的生活之根、与我的文化之本、与我的血脉之承没有多大关系，我并不稀罕。特别是久居一处，从没到过外面世界的山区百姓，你别看他家里简陋得几个人挤在一间茅草房子里，合盖一床被子，你真让他搬迁城里住着几室一厅的楼房，天天上馆子吃海鲜，说不准没出一个星期他就要逃跑了。我在库区问一些移民为什么舍不得走，他们常常说得非常简单，说国家给的补偿不少，搬迁到的新地方也好，可就觉得还是过去的老地方好，习惯了，熟悉了，所以就不想走啊！

    一个习惯一个熟悉，包含了中国老百姓全部的生活哲理，因为那里面有生活的习性，有地脉滋育的文化，有祖代相传的遗传因素。越是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人，越迷恋和固守自己的家园。一个历史越悠久的民族，这种迷恋和固守的信念就更加强烈了。

    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民族。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传统的产儿。他们对家园的迷恋实际上达到了宗教式的崇拜程度，即使是一名终生的游子，最后他还会来个“叶落归根”。那么已经在“根”上生活的人，就更不用说对其“根”的崇拜和迷恋了。

    早期三峡移民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移民们能“走得出”，当你一旦同意并履行了相应的手续，就会动员你先把房子拆了，或者说等你把房子拆了，才发给你国家的移民补偿。我想当时制定这种办法的人，有个自认为非常“有效”的思路：只要房子一拆，你不走也得走嘛！因此，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当时有许多移民为了拆房子的事跟移民干部们闹了不少事，临到最后便改口不愿走了。

    某县有个移民姓李，在干部动员他搬迁时，积极主动，而且还帮干部一起动员他的亲戚搬迁。到了需要迁出老宅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时，干部对他说，我们要先拆你的房子，不然就没法将补偿费发给你。这位移民火了，说我用人格向你们保证一定搬嘛，房子就别先拆，等我们走得远远的你们再拆也不迟嘛。干部摇头说：不行啊，不是我们信不过你，邻乡一批移民就是因为房子不拆，他们把一切手续办了，补偿费也领了，结果还是住着老房子怎么也不搬走，上面来检查，一看怎么都没走啊！所以我们只能把移民的房子先拆了，最后再把补偿费发给大家，这叫“两清”。

    “清”补偿费很简单，那是有数的。可要“清”移民们祖祖辈辈留下的根，就不那么容易了。再者，移民们说，我们人还未走，就是还有一个晚上要住，也得有房子呀！你们拆了我们咋个住？住露天？干部们说，我们可以给你们找地方，给钱也行。移民说，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们就是想能多住一天是一天，心里有痛，不想看到祖传下来的老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给毁了。移民老李坚持自己的观点，干部们也觉得十分为难，“拆房给钱”是上面定的，于是僵持在那儿谁都不肯让步。最后，当拆房子的推土机“隆隆”地开到老李家门前时，积极了一年的他带领全家人躺在地上就是不让拆房，并说你们有本事就从我身上轧过去。

    像上面的这种“先拆房，再走人”的做法后来得到了纠正，二期移民时一般都是等移民们搬走后，再由政府统一安排拆除。

    万州区有个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自己的致富门道，在老宅基上盖起了三上三下的新楼。他是全村第一户盖楼房，盖的楼房也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三峡移民开始。这位农民一直以此为荣。干部动员他搬迁，他说三峡工程建设是国家的大事，我同意搬。后来政府给他全家安排在一个新的移民村，新地方不算差，可绝对少了他在以前村里的那种风风光光的优势。这位移民为此常常彻夜不眠，后来独自从几百里的新家跑回他的老房子住，这一住就是10个月。从搬迁到拆房清库，有个时间差，少则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半载。这位移民在那些日子里既没做生意，也没种田，有人问他咋回事？住老房子又不生钱不生粮，你犯啥子神经病？那移民说：这房子是我一生的辉煌，没了它，我心里空荡得很嘞！

    据说后来推土机推掉他的三层小楼后，这位汉子蹲在地基上哭了好一会儿。

    移民清库中还有一件难事，就是对坟墓的处理。

    道理谁都懂，你问哪个移民他们都知道，以后三峡水库要讲究环境，不能有污染。死人骨头和棺材一类的东西，肯定应该清理掉。再说，我们自己走了，也不能让祖宗和仙逝的亲人们淹在水里呀！

    道理归道理，可真要“掘祖坟”、挖墓茔，问题就一大堆了，有些事连会编故事的小说家都想不出来。

    胡学成老人的儿子胡开明去世多年，当干部们清理到老人儿子的坟墓时，犯大难了：村上的人都知道，这件发生在26年前的事，谁要是在现年76岁的胡学成老夫妇面前提一下，弄不好会出人命的！当年的胡开明是胡学成夫妇的宝贝儿子，年轻力壮，为人又仗义，是胡家的顶梁柱。1975年，18岁的胡开明高中毕业后被村上安排当民办教师，这在村上人看来是“最有出息的”。就在那一年，村里开了一个煤窑，需要有力气的男人们去做工。由于煤窑的活苦，又危险，村干部找不到人，当时的村支书就来动员胡开明，希望他带这个头，为村上挣点钱。胡开明实在，便一口答应了。

    “胡老师”都进窑了，村上的男人们没提啥条件就跟着一起干开了，村民们因此有了一段幸福日子。可就在人们希望能从煤窑里得到更多的财富时，有一天突然煤窑瓦斯爆炸。当场炸死6人，多人受伤。胡开明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失血过多而死去的。一路上，胡开明还不时对朋友开玩笑说大家都死不了的，如果死了，埋在一起也不孤独嘛！得知儿子死讯后，胡学成老两口哭得死去活来，一夜间头发全白了。从此江边的一个小山包上就留下了让两位老人永远悲痛的一座坟墓。虽然岁月一年一年地消逝着，可两位老人随着岁月流逝，逐渐衰老，对儿子亡灵的牵挂愈加刻骨铭心，几乎每年所有的节日里，他们都要为儿子扫墓和祭祀，以获取一份无法换回的抚慰。

    现在清库开始了，按规定175米以下的时过15年的老坟都得就地销毁平整掉。

    村民和干部们万般无奈，知道与胡学成夫妇商量此事，等于是在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心头刨血口。

    干部和村民们共同商议，决定对胡开明的墓进行“特例处置”。他们在淹没水位线以上的一块风水非常不错的地方，为胡开明重新进行了安葬，而且坟墓也比过去砌得高大些。等一切完工后，村上的干部和群众才把迁坟的事告诉了胡学成夫妇。两位老人得知后，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新墓地，好生哭了几个小时，仿佛又一下老了几岁……

    据统计，整个三峡库区需要迁移的坟墓共达5万余个。几乎每一个坟墓的迁移和平整过程，就是又一次对移民的动员和艰难的思想工作。某村移民就是因为在亡妻的迁移中，干部们少给捡了一根遗骸骨，竟然要那个干部在他亡妻墓前下跪3个小时。

    “知道吗，丢失的哪是一根遗骸嘛！那是扯我心的魂灵呀！”那个移民如此哭诉着。

    这就是我们常人并不知道的三峡移民——“世界级难题”中的一个小景。

    外国人评说中国的三峡移民是项难以啃得动的“世界级难题”，那是从表层的意义上理解的，或者是从过去那些水库移民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三峡移民难在数量上，难在中国的国力薄弱上，难在还没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安置措施上。固然这几个原因非常直接，但中国人自己理解和感受百万三峡移民的难，还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今天的移民中，有的人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照顾，对各级领导和干部们的热忱呵护，对社会的百般关照，对世人格外关注三峡工程，看作自己当移民的特殊，内心深处充满了这样的优越感。

    巫山有个移民，人称“国家干部”，那是因为从1999年开始动员移民外迁后，此人便干脆利索地跳出了“农门”。开始跑到县城呆着，后来跑到重庆呆着，再后来便跑到了北京。他的全部理由是“国家拨了移民款有四百多亿，那么百万移民每人该拿到4万元。可为什么我们偏偏没有拿到这个数呢！”他到哪儿都慷慨激昂地讲述他的“不幸”，他说他家五口人，干部“贪污”他家的移民款，只给十一二万元，至少让他“吃亏”八九万。不知详情的人听后颇为同情这个移民。

    相信这话的不仅有国内同胞，外国个别记者便借助此人的话来攻击我们的三峡移民工作。

    见有人同情，见外国人都在“摇旗呐喊”，此人更加得意。后来发展到连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的车他都敢挡，甚至上财政部“要钱”，到中纪委“声讨”。最后因为闹得实在过分，被有关部门送回了原籍。但他仍找政府和干部要钱。

    有一天，镇党委书记总算“逮”到了这位“几年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的“上访专业户”，问他：“你学习过国家的《移民条例》吗？”

    那人摇摇头。脸有些红了。

    书记就告诉他：“国家说的三峡工程用于移民安置的预算确实是四百多亿元，但并不是说这些钱都是给移民本人的，因为还包括城镇迁建的基础设施建设、专业设施复建等十几种费用。这一点你明白吗？理解吗？”

    那人点头了。

    书记说：“那好，我再问你：你学过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文件吗？”

    那人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书记的脸也跟着严肃起来，说：“国家允许一对夫妇生一个小孩。我们重庆市对农村特别是山区的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最多允许生两胎。你家生了几个？3个吧？是违反政策了吧？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知道要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还想获得移民资格，还想伸手向国家要钱，你自己说有没有理？”

    那个移民的头昂扬了几年，此刻终于垂了下来。

    别以为走与不走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静心等候敲起欢送的锣鼓。烦心事还在后头呢！有些移民啥手续都办好了，可等移民干部上门编号一起出发时，他突然说自己还有一件事没办好，不走了。

    “啥，不走了？”移民干部急得直冒汗珠，连忙追问。

    人家不紧不慢地回答：“是嘛，我新买的一辆摩托车前两天被县上的公安局扣了。”

    “为啥扣你嘛？”

    “没牌照嘛！”

    “你……那你准备咋办？”

    “啥法子也没有呀，本来这摩托车是我拿移民补偿款买的，想到那边靠它致富呢！”移民说这话时假装露出几分伤心之色，心里却在偷笑说：看你还让我走不走！

    移民干部果真急得团团转。事已至此，只要有一个移民不走，责任全在干部身上呀！

    “告诉我，哪个派出所扣的？”半晌，干部瓮声瓮气地问。

    “城南派出所。”

    干部转头走了。那移民吹起口哨，回家呼呼大睡。因为他明白：违反交通规则的罚款肯定是不要他出了，新摩托车也会完好无损地回到他手里。

    果不其然，当晚他的这一愿望全部实现。

    这样“无理争三分便宜”的事，几乎天天会出现一大堆。更让人无可奈何的是有些移民常常把“我是江总书记派来的三峡移民，是朱总理请来的客人”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且边说边用，用到极致。

    我在外迁安置地的广东等地同那些三峡移民聊天，问他们心里真的知道不知道平常表现出的那么多“特殊”在不在理呀！

    有位移民笑笑说：“咋不知道嘛！可外人并不明白我们为啥有时显得蛮不讲理？”这位移民说到这儿指指胸口，说：“这儿，这儿有问题！我们还没有习惯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只要遇上一点不顺心的事，心里就不平稳，一不平稳，行动上就会冒出点歪理邪念来嘛！”

    我想这位移民讲得在理，讲得真实。移民们确实不易，全社会应当给予他们同情与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