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啦！到啦！”

    “欢迎！欢迎！”

    正当移民们窃窃私语，探头探脑瞅着新家是个啥样时，突然响起了喧天锣鼓，只见在他们下车的两边，红旗招展，彩绸飞扬，欢迎的队伍向他们拥来。

    “嘻，就像电视里欢迎外国总统的样子！”

    “那当然，我是江总书记的移民，朱总理请来的客人嘛！”有人格外自豪地挺起胸膛，而那一刻，几乎所有移民都挺起了胸膛。他们不愿让“新家”的乡亲们看不起三峡人。但很快发现热情的欢迎人群根本没有丝毫地小看他们，相反，那股像见了久别亲人的热情劲，如阵阵热浪扑面。

    移民们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又不是总统，你们为啥这样隆重？”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听说扶他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市长、市委书记，嘴上客气地这样说，心里却甜滋滋的乐得合不拢嘴。

    可是当他走进自己宽敞的两层小楼的新家，看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台前灶后液化气罐和净化水瓶，老人激动地擦着眼泪，直握住当地干部的手说：“我当生产队长时那会儿喊的‘共产主义’生活，在今天你们给我们安置的新家里全看到了……好啊，社会主义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政府，谢谢好心的远亲近邻！”

    “大爷，您就别客气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啦！”

    “对对，我们是一家人啦！”

    大爷领着全家三代九口人，满脸笑容地跟着当地干部和欢迎的群众一起走进为移民们“接风”的“宴会厅”——其实那是个由村委会会议室临时改用的餐厅。

    “这么大呀？摆得下三十几桌？”大爷又一次暗暗惊呼，心想：这在老家三峡的村子里是绝对不会有的。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到底不一样！

    “爸，这叫‘就是不一样’！”儿子凑过来耳语了一句。

    “你这小子，早说这儿有这么好，你爸也不至于在老家跟移民干部斗闷子嘛！”

    “嘻嘻，老爸那你现在不认为移民亏了？”

    “亏啥？我乐还乐不过来哩！”

    “哈哈哈……”儿子终于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这一幕，发生在山东即墨市五处乡的三峡移民新村。

    “到啦，快到啦！前面就是。”

    又一队三峡移民正向福建沿海的晋江新家进发，一路上，当地的接收干部不时安慰车上的移民们，因为从重庆奉节来的移民到达晋江时比预计时间晚了几个小时，再从县城到移民村时天色已黑。

    “怎么这般黑？”

    “他们在骗我们，一定是让我们到很差很差的鬼地方嘛！”

    “不走了！我们要回三峡！”

    “爸妈，我害怕嘛。呜呜……”

    先是女人叫，后是孩子哭，再是男人们的吼。

    移民车队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几十个从奉节来的移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面对黑糊糊的陌生之地，惊呼“上当”，并坚决要求前来迎接他们的当地干部们“立即停车”。

    “这这……这可怎么办？”当地干部们万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他们束手无策地只好将车队停下。紧接着是一遍一遍地做工作和解释，但移民们就是不信。

    “对我们说怎么怎么好，可为啥这般黑糊糊的，分明是要把我们拉到深山老沟原始森林嘛！”

    “我们不去！等天亮后我们就返回库区，不能上这个当！”

    移民们“罢走”了。

    当地干部们弄不懂移民们到底为了什么，无奈只好等天明后再说。

    那一夜，车上的女人没有断过泣，孩子没有断过哭，男人没有停过叹息……

    东方欲晓，晨曦初露。

    “爸妈，快看，这里是绿阴大道哎！”孩子们首先惊奇地发现身处一个美景之中。

    “是啊，这儿咋这么好嘛，鸟语花香！”

    “嘻，比公园还美嘛！”

    移民们纷纷揉揉眼，探出头，喜出望外地看着眼前的风景。那绿树，那红花，那芭蕉树……而这些是他们在三峡库区从未见过的。

    “是不是你们昨晚趁我们睡着的时候给换地方了？”移民们问迎接他们的当地干部。

    晋江的干部迷惑不解起来：“没有呀，还是昨晚停的地方嘛！”

    “可昨晚怎么黑糊糊的好吓人，今儿个为啥这么漂亮？”移民们不信。

    等晋江干部们终于明白过来时，他们忍俊不禁地捧腹大笑：“对不起对不起，怪我们没有给你们讲清楚，咱们这儿是沿海地区，绿阴植被特别茂盛，所以晚上走在野外的路上看起来是有些黑，让你们误会和受惊了……”

    “原来是这样啊！”此刻的移民们早已被眼前迷人的风景所吸引，同时每一颗心也都企盼着早点看到自己的新家。

    “立即出发！”浩浩荡荡的移民车队迎着晨风和朝阳飞驰在广阔的田野上，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的脸上都挂满了一个个欢快的惊喜……

    2000年9月，来自重庆奉节县的三百多名三峡移民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晋江市西滨镇，在这里安下了新家。起初，他们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干部群众和人民政府不仅为他们安家做好了一切准备，而且为确保移民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当地生活，逐步走向致富之路，提供了各种便利渠道。

    “办厂。我们也要像这里的百姓一样办厂尽快致富！”移民们为了勉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决心，干脆将“移民村”改叫为“思进村”。

    思进村从此远近闻名，因为他们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在安家的当年也办起了自己的工厂，这在三峡库区是祖祖辈辈没有过的事。

    “第一个吃螃蟹”的三位移民作为“股东”，每人投资几万元，与本地一名工艺品方面的行家联合办起了工厂，并起了个吉利的名字——万事发树脂工艺公司。厂子虽不大，总投资二十多万元，但有一百六十多位工人，除了三四十名本地的技术工人外，全都是移民。

    “腌腊鱼好吃，海鲜好吃，加点花椒的海鲜火锅更好吃！”如今已开始富裕的三峡移民回忆起初来乍到时的那个“黑夜不敢走”的往事，不好意思地笑称自己当初“太老土”。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晋江路，路路通向艳阳天！”

    ——这一幕发生在福建晋江。一位奉节老乡，用闽南话给我背诵自编的小诗，那声调圆润又甜美，不见一点奉节口音。

    8月，骄阳似火的著名侨乡——广东惠阳人民正忙碌着迎候又一批新村民的到来。

    自接受安置三峡移民任务后，这个侨乡的政府和人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挑最好的地段给移民们盖新村。可在这毗邻深圳，与香港隔岸相望的寸土寸金之地，所有沿城沿路的好地好几年前全都有主了。怎么办？

    “三峡移民是我们尊贵的新村民，代价再大也要找最好的地方给他们！”惠阳市政府作出这一决定，受到了全市人民的赞同。

    于是，一个由市长亲自挂帅的20人组成的“移民新村选点组”全面开始工作，他们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按照“五靠”即靠城镇、靠公路、靠学校、靠医院和靠基础设施好的标准，为重庆巫山的900位移民一一找到了新的家园。地处惠州市郊的水口镇，是当地工业相当发达的名镇，在此工作的外地劳务人口超过本地常住居民，用地相当紧张。为了给移民找个好地方，镇政府三番五次地跟有关土地使用单位协商，最后要过来的一块移民新村置地，竟让政府倒贴了几十万元。5月，巫山县的移民代表来到水口镇进行对接，见了当地为他们安置的新家，兴奋得当晚就要求“签约”。镇政府安排移民代表住在镇招待所，有人躺下后习惯地抽起烟来，立即被同行的几位移民齐声斥责道：“你一点也不文明，在床上抽烟燃着了不把我们政府的房子给烧了？”

    “稀罕，你们咋还没搬过来，这儿就是你们的政府了？”那抽烟的移民惊叹不已。

    “我们的政府？哈哈哈……可不，我们户口未到，心已到惠阳了啊！”

    “可不，老子恨不得马上把家从三峡搬过来。这地方，真个是天堂啊！”

    移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外迁使他们吃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

    那阵子，我正在惠阳采访，便问当地领导，为啥惠阳人如此大方地为安置三峡移民而“不惜代价”——我知道仅为移民置地盖房一项，惠阳这一县级市就从财政上拿出了五六百万元！

    移民办主任何光胡说得非常明白：我们惠阳是叶挺将军的故乡，全市几乎每一户都有亲人侨居在海外，寄人篱下的移民生活比谁都感受深切。改革开放使我们这儿先富了起来，作为侨乡人民，当听说三峡移民要到这儿安家落户，我们惠阳的上上下下，就像迎接从海外归来的亲人一样，生怕哪一点不周到会伤害他们。再说，我们也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义务让每一位到惠阳的新居民尽快过上与我们一样的富裕生活嘛！

    没有半点矫揉造作，只有亲人般的真情，这就是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就是三峡移民们的时代幸运。

    “昔住长江头，今住长江尾，江头江尾皆故乡，同饮一江水……”

    中秋佳节那一日晚，现居上海崇明县新河镇卫东村的胡明祥将一家人叫到新房门前，抬头举目望明月，无限深情地吟着这首被赋予了新意的诗词。

    “娃儿，把这刻在石狮上的诗再给爸背一遍。”胡明祥对儿子说。

    儿子从木凳上站起，身子笔直地站在家门前一对石狮中央，便朗朗有声起来：

    百万移民内外迁，两头雄狮念故土。

    乡土酸甜三十载，骨肉分离故乡情。

    宇宙奇观展宏图，秦王醒来惊三峡。

    婴儿降临崇明岛，成龙成蛟父母养。

    …………

    “知道爸为啥子千里迢迢从老家带来这对石狮子吗？”

    “知道。让娃儿记住昨天我们是三峡移民，现在我们要当好上海市民。”

    胡明祥对儿子的回答是满意的，然而即便如此仍掩饰不了自己内心那滚滚翻腾的激情。作为一个有6年工龄且也算农村文化人的胡明祥，这移民崇明一年来，他有太多的感触。

    2001年初，当他家被确定为外迁移民时，便毅然辞去“铁饭碗”，举家报名外迁上海崇明。胡明祥是个高中毕业生，也是位喜欢触景生情的农民“诗人”。当乡亲们忙着搬迁前甩旧物置新物时，他从后山开采了两块巨石，然后一锤一锤地凿起来，硬是没日没夜地干了70天。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他花那么大工夫雕琢出的竟是一对石狮子。

    “那是我对故乡的全部思恋，也是对新家园的全部寄托。”胡明祥告诉乡邻，也告诉自己的孩儿。

    在胡明祥全家迁移崇明岛后的2002年末，我在他的新家看到了这对石狮。它就傲居在两层小楼房的门口，特别醒目，又特别能感受到主人那片刻骨铭心的故土恋情，以及响应政府号召当好三峡移民的坚定信念。

    石狮的手艺算不上精致，然而在胡明祥的心里是任何有价的工艺品无法取代的。孩儿背诵的那首诗虽然粗糙，可就因为它出自一位三峡移民之手并嵌刻在这对石狮身上，因而叫人感到格外的沉甸与崇高。

    38岁的胡明祥虽说是个农民，但他却有着诗人的气质，一位喜欢把自己内心的理想与现实揉碎后重新编织成美丽梦想的有着与众不同追求的人。

    在他的小楼前后，我惊喜地看到两个巨型的塑料棚，里面养着几千只鸭子。主人告诉我，这是他和另外3家移民合作建起的养鸭棚。

    “这一圈鸭已经是第5茬了。我们从三峡搬迁到这儿不到两年，就出棚了上万只肉鸭……”胡明祥颇为得意地说道。

    可不，我从陪同采访的当地镇领导那儿得知，胡明祥等几位新落户的三峡移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经营出如此规模的养鸭场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即便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很少能相比。

    “这就是我和所有到上海市落户的移民们特别感到幸运之处。”胡明祥听说我是从北京来专门采写“三峡移民”的作家时，仿佛见到了可以倾诉真情的知己，一把将我拉到他的里屋，认认真真地说了句掏心窝的话：“作家同志，到了上海这个地方我才真切体会到，上海为啥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根本的原因就是上海人干什么事都能从长远着想，从细微入手，别人没有想到的事他们想到了，别人想不周全的事他们想周全了。就说为我们这些三峡移民操办安置的事吧，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设身处地地从移民利益考虑，把事情往深里想，往细里做，你说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世上还有啥子办不成的事？”

    移民胡明祥的一番朴实而动情的话，引出的却是在世界移民史上尚需大力倡导而在中国三峡移民过程中被上海人运用得极其精湛的深刻理念，即以人为本的理念。

    陆鸣，上海崇明县主抓移民工作的副县长，一位受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表彰的“三峡移民工作先进个人”。

    “1999年第一次到重庆参加全国安置三峡移民工作会议时，什么都不懂。会上，领导讲三峡移民工作的重要性，我听了以后感到责任重，压力大，怕工作做不好而影响三峡工程建设，影响国家政治大局，影响移民们的生活与生存，影响他们的子孙后代。当时我暗暗发誓，先把移民工作到底是啥回事弄弄清楚再开始干自己的具体工作。回到上海后，听了市领导的动员，又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等政策性材料和知识性书籍，心里才开始明朗起来：国家在进行三峡移民工作时，特别是近几年来进行大规模外迁移民过程中，始终不渝地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移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十分明确地提出把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把妥善安置移民，使其生产与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的水平作为一个基本点，把‘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作为移民工作的根本原则贯彻始终。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这是我的一点学习体会……”陆鸣现在不仅是个安置移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又是个移民理论工作研究者，能在大学讲台上不用讲稿便可滔滔不绝地说上三四个小时的专题报告。

    陆鸣所在的崇明，是上海全市安置5000余名三峡移民的试点县，也是安置移民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正是他和同事们一丝不苟地执行国家有关的三峡移民政策，一开始就充分注意从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出发指导移民的安置和管理工作，高度关注移民的需求与愿望，既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又从眼前和细微处入手，才使得搬迁到崇明的每一位三峡移民在走进新的家园时，处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先说多少户移民安置在一起比较合适的问题吧，上海市政府的思路就颇见匠心。

    开始，有人主张“大安置”，几十户几百人地安置在一处，如崇明岛的某一个农场，也有人主张“小安置”，一户一户地安插到村民小组里边去。上海市的同志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可取。

    上海市的领导同志对我说，三峡移民是为了国家才舍小家，告别故土，来到新的地方。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安置。如果高度集中安置，现在看起来工作要简单方便些，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移民日后融入当地社会带来不利因素。移民从整体而言，在新的地方相对来说是个弱势群体。过于集中地安置在一个地方，狭小的天地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当地社会，这样容易造成移民群体的独立与封闭，影响他们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群众的团结。但过于分散也不是好事，会造成移民心里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同样不利于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过于分散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相对集中，分散安置，以三五户为一个移民点，比较适宜。”上海提出这样的方案，据说是几十个专家花了几个月时间调研，最后通过村镇区市级层层干部会议确定下来的。

    效果怎么样？请听移民们的回答：三五户在一起，让我们既不感到势单力薄，回家聚在一起回味和重温原有的文化与风俗，走出家门，又能让我们自觉自愿地跟当地人亲密相融。

    上海的安置谋略，将在10年20年后更能显示其优势。

    再说房子的事吧。

    所有到崇明和上海其他区县落户的三峡移民，他们全部住上了漂亮宽敞的二层新楼。3人一户其面积一般不少于120平方米；4人户的面积一般不少于150平方米，5人户的面积则能达到180平方米左右。

    凡看过上海给三峡移民们盖的楼房都说太漂亮太宽敞了！

    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上海是全体中国人的上海，中国人的上海正在向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迈进，我们百姓的生活自然要跟上去。三峡移民来到上海落户就是上海市民了，给他们把楼房盖得漂亮和宽敞一点符合发展的需要。”

    有人提出新的疑问：“你们上海发展速度快，财大气粗，可以给移民一下建那么好的房子，别人可无法学呀。”

    关于盖房的资金来源，上海的同志给我亮了个底：每户移民的新楼房一般得花5万元至8万元。移民自己拿出国家给予的补偿费占了三分之一，安置地政府支持的也在三分之一（这与其他省份的做法一样），另有三分之一是上海独有的做法，即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采取移民们到银行贷款的办法。贷款的利息由初始的减免，到一定时间的低利息，再到一定时间的正常利息。“老实说，我们不是拿不出钱来补贴这‘三分之一’，可我们没有这样做，其原因是，希望移民们能够早日适应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与金融国际都市所必须具有的那种能力。”

    “这是否会给还没有具备适应能力的移民们增加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呢？”有人这样问。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走访了几户移民。他们的回答令我欣慰。

    移民卢云奎与胡明祥是邻居，他告诉我自己对这种建房形式非常满意。“我相信上海这么富裕要拿点钱出来解决我们5000多名移民的建房问题绝对不存在任何困难。但政府用贷款的方式鼓励我们从一开始就能融入大上海的这种市场经济氛围，并在这种氛围中锻炼我们的能力，增强我们的造血功能，这远比给我们钱、给‘输血’有意义得多。俗话说：坐吃山空。人有点压力好。再说，政府对我们的贷款也是很优惠的。前3年根本不用愁，因为是免息的。到了3年以后也是低息贷款。3年以后，我们基本能在新的家园立足了，自然会有还贷能力了。”

    “其实，我才来这儿两年，通过养鸭等副业，建房子的那点贷款差不多赚回了！”说到这儿，卢云奎喜形于色地悄悄告诉我。看得出，他内心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十分感激。

    “你瞧瞧，我家现在的楼房，不用说跟过去在三峡的老房子相比，就是跟现在周边的百姓相比，也算是超前水平了。”卢云奎的话一点没错，上海在给移民们安排建房时就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即必须使移民的新家要比当地百姓的平均水平略高一些。

    上海人的生活水平本来就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移民们来到这儿享受到比当地百姓更好的住房条件，这对他们来说，不算一步登天，也是今非昔比！

    上海在建房的选址上作出了三条标准：一是必须方便移民们的出行——他们规定移民的房子出门就得同公路相通；二是必须方便移民就医和子女就学——他们规定移民的居住地离城镇最远不出1.5公里路；三是必须方便移民就近耕作——承包地一般不出宅基前后300米。

    细细品味这“三个必须”，足见上海同志对三峡移民的关切之情。有几个村的当地老乡明确告诉我，现在移民们盖的新房地址，如果换了是村镇干部的，我们绝对不会答应，可现在给了三峡移民，我们没有任何意见。三峡移民为了国家建设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我们要为三峡移民作奉献。

    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觉悟，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办不好？！

    “阿拉现在蛮开心！”

    从重庆云阳来到崇明安家的移民徐继波见我后的头一句话便这样说。徐继波现在在当地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妻子也在另一家工厂做工，天真活泼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像徐继波这样的家庭除了种好承包责任地外，有一人以上在外务工，这在上海落户的移民中非常普遍。

    真正要看移民的生存情况如何，其实有好的房子住，有相当数量的地种并不是主要标志，移民能否在一个新地方生根，关键要看他们在当地求取生存的空间有多大。因此，上海市各级政府在完成给移民们盖房划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准备后，考虑最多的是帮助移民们寻找更多的发展机遇。现在全市1305户三峡移民中，已有1400多人在当地谋到了一份从事非农业的工作，他们中既有在当地企业做工的，也有独立在城镇开店的，还有到日本等国家从事劳务输出的。用上海移民干部的话说，你能给移民每家每户落实一位非农业就业机会，你就等于给一户移民开设了一个“小银行”。难怪徐继波说他过得蛮开心！

    徐继波是迁移到上海来的5509名三峡移民中第一位踏上上海土地的人。说起这件事，徐继波感慨万千。

    “第一次到上海崇明来考察的连我共6人，几天下来，大家心里还是拿不准到底来不来，我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我在家里是老大，兄弟姐妹5个，还有年迈的父母和一位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叔叔。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赞成我外迁。正在我犹豫不决时，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上海的来信，打开一看是位退休老职工孙国良老人写的，他说他从《解放日报》上看到我与其他几位三峡库区来的人到他们上海考察外迁工作的消息，老人捧出火一样的心希望我为了国家利益和孩子的未来，到他们那儿落户，他说所有的上海人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移民。我接信后十分感动，心里也就暗暗下定迁移上海的决心。但当我正式向父母提出来后，父母强烈反对，母亲三次晕倒后卧床不起。父亲则连续几天不吃不喝，以示反对。这样一天又一天，弄得我这个有孝子名声的儿子左右为难，心急如焚，又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我又一次接到了孙国良老人的来信。那真诚而热情洋溢的信不仅令我感动，而且在我向自己的父母读过后，两位老人也备受感动，父母抹过一把泪后对我说：‘去吧，上海人这么好，我们就放心了！’我就这样第一个踏上了上海这块新家园的土地。”

    徐继波与上海老人孙国良的《一江移民情》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播出后，使徐继波一下成了“三峡移民”中的名人了，连外国记者都采访报道过他家的事。

    “老实说，刚到这儿的几个月，虽然住的房子很好，可心里总有一种难舍的故乡情怀。我知道这儿什么都不缺，所以从老家搬迁时惟一带了一棵黄桷树苗到新家。在我们三峡那儿黄桷树遍地都是，可以说是我故乡的一种象征和代表。我把它带到新家，希望它生根成长，算作是对故土的一种思恋与寄托。但崇明这儿离海近，特别是冬季温度较低。那棵黄桷树苗种在家门前，过一个冬天叶枯枝断。开春后，看到万物泛绿，桃花盛开时，我的黄桷树还不见一点儿生还之气，那一刻我的心仿佛也跟着小树苗一起要死了……我真的流过泪，因为那时我除了种好承包地外，全家人就没有其他的活干了。

    “上海的生活消费比我们山里高，孩子虽然上学前两年是可以免交学杂费的，可我想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我真的要像小黄桷树那样发不出芽呀？正在我痛苦和迷惘时，管移民工作的干部和好心的邻居纷纷前来帮助我。他们一起与我分析小黄桷树干枯的原因，教我在寒冷的天气来临时，用稻草裹紧小树，再待天暖和时解开。果然我的小黄桷树又发芽长绿了！我好高兴！因为这小黄桷树代表着我的心，象征着我这个三峡移民能否在新家安居乐业。那阵子好事不断，我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私企老板顾平先生打来的。前些日子我在他厂里干过杂活，这回他说要招正式工让我去。顾老板的工厂干的是机床技术工种，可我啥都不会呀！顾老板说，我看中你徐继波有两点：一你是三峡移民，有为国家和集体的牺牲精神；二你是共产党员，让人放心。当天他就派我到浙江学技术，而且在学习期间包了我的全部费用，还每天发16元工资。两个月学习回来，我就正式当上了一名车工。现在这个厂就像我的家一样，我打心眼里感到温暖……”徐继波在车间接受我采访时非常动情地说了这番话。

    我相信这是一位移民发自内心的话。

    在徐继波的新家，我看到了门前那棵已经长得有一人高的黄桷树青枝交错，碧叶婆娑；徐继波的两个孩子一个上了重点中学，当了三好学生；一个念小学五年级，是少先队大队委员，老师说大队委员是经过竞争上来的。看来徐继波的孩子已经完全融入了同伴之中。我见到徐继波的妻子时，她正从工厂下班回来，那红润的脸色让我感到这个家庭的幸福与温馨、安康与稳定。

    从徐继波那儿走出不久，我在排排楼宇和溪河之间，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葱绿的柑橘林。而这样的柑橘林在三峡库区到处可见，但在崇明这样的苏沪地区并不多见，尤其是长江入海口的东瀛之地。

    “那是移民家种的。”当地老乡告诉我。

    这让我在意外中增添了几分好奇。细一问，知是现为三星镇庙星村移民张青林家的果园。

    郁郁葱葱，树高枝壮，好一派兴旺景象！

    “明年我准备种上8亩柑橘，承包土地的转让手续已经办好了，只等来年开春。”张青林是位五十来岁的重庆云阳籍移民，他说话的口气告诉我，新家园的致富之路已经在他的脚下开始起程了。

    那一天，张青林拉着我的手一定让见见他全家的“恩人”——附近村的一位“新舅妈”。

    “新舅妈”名叫陈兰芳，是南桥村人，离张青林的家有十几里的路程。张青林一家认陈兰芳“新舅妈”，有一段佳话：

    2001年8月，张青林一家和一批重庆云阳的移民来到崇明落户。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这让一向勤劳的张青林感到无所适从。出外打工吧，语言不通；在家呆着吧，往后的日子咋过？最让张青林受不了的是原来拿手的种地活计，在崇明这儿也使不上劲了，种啥啥不活——原来上海这儿的庄稼和蔬菜与重庆那儿不一样。

    “连地都不会种，老子真给三峡移民丢尽了脸！”张青林望着地里长不盛的蔬菜，对天长叹，无地自容。

    “别急别急。你看，这儿的地是沙质地，不像你们重庆那儿的红土地，地质变了，耕作的方法也不一样……”一日，一位50多岁的老阿嫂走到张青林的田头，手把手地教他和家人如何锄地植苗。

    看着蔬菜苗儿一天天郁郁葱葱地长开了，张青林的脸上绽出了笑容。

    “陈师傅，我想今年秋天也像你家一样种上一批蔬菜，过冬时兴许也能卖上个好价钱，你看行不行？”一日，张青林来到陈兰芳家的蔬菜地，当他看到这位远近闻名的“蔬菜大王”家的菜地一片郁郁葱葱时，情不自禁地向这位老阿嫂来讨教。

    “行啊，只要你有这份心，我就帮你帮到底！”陈兰芳是位爽快人，一口答应了张青林的请求。

    从那时起，陈兰芳就成了几户三峡移民的“新舅妈”。上海一带有句俗话，叫做千人面万条心，最放心的是老娘舅和老舅妈。意思是说，天下人中最让人信得过的是自己的舅舅与舅妈。这不，从小孤儿出身深受共产党之恩的陈兰芳，打开始帮助移民种地育苗之后，便真的成了三峡移民们的贴心老舅妈。张青林他们几户移民也由起初叫的“陈师傅”，改成后来的“陈大姐”，叫着叫着，就叫成了“新舅妈”。称陈兰芳为“新舅妈”，是因为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客，大大气气，同旧上海的老舅妈不一样。

    为了能让移民们种上秋后可以上市的蔬菜与其他经济作物，陈兰芳与自己的老伴先为张青林他们筹划搭建蔬菜大棚，从买塑料薄膜到搭棚育苗，陈兰芳来了个一手“包活”。等大棚蔬菜成行成块地长起来后，她又寻思为张青林他们进行茬口种植搭配。有十几年种植经验的陈兰芳，为了能让移民们早日掌握浙沪一带的农作物种植特点，不惜减少自家的蔬菜种植面积，天天来回奔波在张青林等几位移民家的蔬菜地和果园里，进行手把手的传帮带。晴天雨天，黑夜白昼，打攀上移民“亲家”后，陈兰芳几乎从没有断过一天上张青林等几位移民的庄稼地。

    2002年初，劳累过度的陈兰芳连续高烧4天，住在医院打吊针。可就在这4天里，她帮扶的一户移民家的200株西红柿苗因为没有及时揭棚而烧死了。陈兰芳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家中珍藏的6公斤日本毛豆种送到这户移民家，帮助他改种了毛豆……

    几个月后，移民的大棚菜和果园里的果子都到了收获的时节。陈兰芳笑呵呵过来说：你们还说不好本地话，上街卖菜卖果子肯定没人理会。不过放心好了，有我这个新舅妈呢！从今朝开始，我们得早起。由我先到镇上摆摊，你们随后就到，吆喝买卖的事由我来，你们只管在一旁收钱就是。

    行，听新舅妈的！张青林等移民驾着满载丰收喜悦的运输车，兴高采烈地跟着陈兰芳上街赶集。

    “快来买三峡移民种的新鲜菜哟！又好又便宜哟！”

    “三峡移民种的果子又甜又脆又营养哟！快来买哟……”

    那些日子里，崇明各个镇上经常听到陈兰芳那清脆响亮的吆喝声，在她的身边是几位满脸堆笑，手中握着大把钞票的操着四川话的新居民。

    “哈哈，才来一年半载呀！我的口袋就已经有些鼓了！这日子才叫红火哩！”

    “哈哈，移民小康，我们真的赶上了！”

    移民们数着从未见过的那么多钞票，眼角滚动着感激的热泪……

    遍布11个省市的三峡移民，正在演绎着同样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我的采访行程需要暂告一段落。

    当我再次返回三峡库区，将在广东、上海和江苏等地落户的移民情况转告给重庆与湖北两地的有关部门时，他们同时又充满欢欣地给我提供一组数据：至2002年9月初止，三峡库区外迁移民14万人，移民们对当地安置的满意率为98％，而在上海、江苏、广东、江西和山东等省市的满意率为100％。无论是98％，还是100％，我知道这样的满意率在世界移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我又从三峡库区回到北京时，国务院“关于三峡移民”的新闻发布会正好召开，三峡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郭树言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了另一个惊人的喜讯：至2002年9月初，长江三峡二期移民共计64万人的搬迁顺利结束。除14万外迁移民外，库区就地安置的50余万人不仅圆满完成搬迁任务，而且已经基本实现了生活稳定，并逐步走上致富之路。隶属于政府统计部门的专业调查队伍重庆市农村调查队在实施三峡移民工程10周年之际，公布了一项跟踪多年的调查结果：搬迁后的三峡移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移民家庭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农民。郭树言说，据对100户农村移民家庭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达1890元人民币，比重庆市普通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近300元人民币……

    到过三峡库区的人都理解这一变化中包含了多少艰辛，多少奋斗，多少步“跨越”！

    啊，三峡移民——伟大的三峡工程中最关键的难题，考验了我们的党，考验了我们的人民，面对难题，我们交出了优秀的答卷！世纪之交的三峡移民壮举，是人民的行动，是伟大民族的国家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