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土壤上所产生的国家的一大特征便是割据。中华民族忍受割据之痛苦太久太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曾有效地控制和防止了封建的割据分裂现象在中国大地的复活。然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劣根病，并不是一下能铲除得了的。当稍有一点湿润的气候时，那种潜藏在民族肌体里的据他物为己有的欲念就会迅速膨胀起来，并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洪猛兽。
我以为，全民性的抢矿窃宝风中所表露的多种民族心理，不仅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潮的泛滥，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割据潜在意识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复苏。
没有“独吾天下为王”的割据意识，抢矿窃宝风就不可能达到一种“无法无天”的疯狂程度。当我们巡视一下众多矿山发生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件时，结论便将十分清楚。
非法变合法——香花岭锡矿解体记
在湘南大地，躺着一座宝山——湖南香花岭锡矿山，曾以锡的矿量之富、产量之高、质量之优而饮誉全球。
—它的锡产品，销路畅通国内外，取得同类矿产中为数不多的免检信誉；
—它的锡矿标本，陈列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博物馆。
—它出产的香花岭石，世上独一无二，堪称“东方绝宝”。
从新中国的工业机器正常运转之日起，香花岭锡矿便以其丰富的矿源底子，雄居全国有数的几个国营大矿山之列。它虽在地方，却直属中央、省委领导。虽只有几公顷面积，却是一个固若金汤的独立王国，四周的高墙、铁网，象征着社会主义国库不可侵犯。在50年代至70年代，这里的一个普通矿工可以同公社书记平起平坐，一个矿长远比县长气派。那时矿山附近的农民兄弟们，即使被“老大哥”硬拉硬请到矿上呆一会，也会觉得受惊不已，激动三天。
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吃皇粮者高一等。但是，进入80年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契机便是农民们对土地所有的重新认识。承包土地，包产到户，几千年来渴望土地使用自主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们拍手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哎，听说香花岭上的一块石头就能换一只母鸡的钱，我们去挖几筐怎么样？”一天，农闲在山坡上放牧的临武县农民刘某对一同上山的邻居李某说。
“怎么，你想挖社会主义墙脚？当心高墙把你的脊背骨压扁了！”李某大眼瞪小眼地回答他一起长大的伙伴。
“得啦，什么墙脚不墙脚，我爷爷的爷爷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凭什么让这些吃官粮的人占据我们的宝山？”刘某虽比李某大几岁，但因为家境穷，连小学三年级都没上完就辍学了，如今早已够个扫盲对象了。他望着高墙和铁网里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个个都穿得好，吃得饱，打心眼里恨之入骨。刘某指着那一片片虽然属于矿区却从来没有人管理的荒山坡，说：“反正荒着也是荒着，走，咱们试试能不能挖到那种宝贝疙瘩！”
李某被他连拉带拖地上到了矿山边缘的一处荒地上。俩人藏在草丛里，提心吊胆地操起铁铲，像蚂蚁啃骨头似地半天才挖出几块石头疙瘩来。怕被矿上的人看到，他俩一直等到太阳落下后才把石头装进筐，悄悄下了山。
“快起来！快起来！”第二天，习惯睡懒觉的李某还未从被窝里醒过来，刘某就来到了他的家，并且从口袋里取出三张“大团结”在李某面前晃动着，然后诡秘地说：“告诉你，今天一早，我将昨天从山上背回来的那几块石头往矿里的矿品收购站一背，卖了这个价！”
“几块石疙瘩就卖了这么多呀！”李某多少有点怀疑。第二天，他也把自己扔在墙角的几块石头背到城里一卖，果真不假。收购站的人还特意问他：“这么好的锡精矿石哪儿捡的？”
李某自然没有公开这个秘密。他比刘某多喝几年墨水，多少知道点处世的哲学。如今事情已证实，那山上的石头可以变钱，而且是变成大钱时，他的那颗“正统”的心开始颤抖了。这一夜，他怎么也唾不着。
第二天一早，刘某还没有醒，李某倒迫不及待地上刘某家催他上山“挖石头”去。乡里乡亲的，消息哪包得住？刘某、李某上山采石发财的事，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香花岭四周的百姓全都知道了。这里又正逢农闲，便有成百上千人来到香花岭矿山的四周边缘地带挖矿采石。那时，农民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而且不少人是凑热闹来的。直到几天后，大伙挖出的石头都换成了能买鱼肉能给老婆孩子买新衣的票子时，才真的动心了。
“让他们去挖吧，不就是边角的一点点零星矿石嘛！”有人向锡矿山当时的领导反映情况时，矿长颇不以为然。心想：农民嘛，就是想占点小便宜，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当时，不仅是堂堂专区级矿长，就是普通矿工也对此不屑一顾。一位工程师下班见几个浑身汗水淋淋的农民，连半块矿石都没采到，垂头丧气地躺在草丛里抽闷烟，便走过去给这几个人指点道：“找锡矿可不能像抬牛粪似地满坡跑，这得要学老鼠的样，会钻洞才行！”
对，老鼠挖洞！即使是智力最低下者，一经醒悟，便会变得百倍地聪明。于是，锡矿山的四周开始了空前的“挖洞”大战。
地穴深处没有铁网，没有界标，有的是越来越厚的锡矿石。
乡亲们完全忘记了前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营“王国”。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张飞舞的“大团结”。没有谁比金钱更能勾起贫穷者的渴求心理。那些边角的零星的矿石不再是他们所能满足的了。他们开始抬起腿，迈进铁网之内。他们终于伸手去摸“老大哥”的后背了……
同和乡某村这年17户上山挖矿致富了；
坳上乡某村这年48人上山挖矿，人人都成了万元户，最多一人年收入高达5万元；
黄沙坪乡这年组织了3个采矿队，为集体创50万元收入；
香花乡某村17户致富户，被乡政府挂上了大红花；
华塘镇有48户万元户，被树为“标兵”、“榜样”。
奖励、表彰、宣传……如同给飞轮擦润滑油，“采矿致富”——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第二年春播刚刚结束，临武、郴县、宜章、桂阳等地农民，丢掉锄头，换上铁锹，扛起铺盖，不约而同地潮水般地拥向香花岭矿区，而且比潮水来得更凶猛和迅速。
还在议论穿喇叭裤怎样好看，听邓丽君歌曲怎样人迷的锡矿山上的工人“老大哥”们，这才开始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喂，你们为什么到矿区来挖矿？”“这里是国营矿山，擅自挖矿是违法的！快走吧！”“老大哥”们认为一两句话就能把“农民兄弟”哄走了。但在事实面前，他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威信已大不如从前了。“农民兄弟”们根本不搭理他们，照样凿自己的洞，挖自己的矿。
一份份《呼吁采取措施刹住农民进入国营矿区采矿的报告》，送到了省政府、冶金部、国务院。上级很快有了回复：必须制止，违者重罚。
公安局、派出所如秋风扫落叶似地将近千名个体采矿者赶出了国营矿区。但集体的则保留着。照顾关系，得留给地方一些利益——锡矿山第一次作出了让步。
好，你让我进。国营和集体，同属国家所有，我们采矿不犯法。上！某县天南公社成为香花岭上第一个“吃螃蟹”的和敢于同国营矿山挑战的先锋。一夜间，他们成立了10个采矿队，凿了10条隧道，并且个个采矿队都是清一色的“基干民兵连”，条条隧道都像一把尖刀伸向国营富矿区。
锡矿山吃紧了。专员级的矿长亲自下山请公社书记、主任“咪西咪西”。
“哎呀，我的大矿长，咱们几个土包子能啃得动你们的骨头吗？放心好了，放心好了！”
口径统一，友善而又毫不含糊。
话不投机，矿长甩袖离席。回到办公室，一个电话打到郴州地委、临武县委。
天南公社这下吃亏匪浅。地区冶金局、临武县委和香花岭锡矿达成的协议是让他们撤出矿山，并保证“今后不得重新在600米标高以下开矿”。高压之下，公社被迫与矿山签订“天南公社北山坑道移交书”，损失惨重。天南公社的干部们回去后为此骂了一大娘。不行，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凭什么他们花了国家的钱吃鱼吃肉，我们就守着金山挨饿呢？
1980年6月，天南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出“秘密决定”——重上香花岭！
当晚，就有一支“飞虎队”突击上山，揭开被封的窿口。第二天，后备军频频进山，并打下一口斜井，行将凿穿大矿301号地探天井。锡矿山矿长们大惊——一旦天井通风混乱，将造成不可设想的后果，当即被迫停产。受到生命威胁的“老大哥”终于忍无可忍地拿起铁杆与木棒，“农民兄弟”也早有准备，一声铜锣响，近千名手持锄头与木棍的大伯、大嫂们拥上山头……
双方怒目而视，一触即发。幸亏省、地工作组及时赶到现场，才避免了一场流血械斗。
7月，郴州行政公署以行署名义召开调查座谈会，并以行署（1980）121号文给省政府打了吁请解决香花岭矿山纠纷的报告。10月24日，孙国治省长亲自主持会议，有刘夫生、曹文举两位副省长和20多名省委、厅、局负责人及郴州行署专员参加，专门研究锡矿山问题。不知哪一部门贯彻不力，社办矿数量反而从10个增加到33个，采矿人数多达2，000余人！孙国治省长听后大发雷霆——换谁都一样啊！
1982年8月5日，省政府又一次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决定由副省长周政带头，组织省政府办公厅、省人大、经委、公安厅、检察院、煤炭厅、地矿局、冶金厅、乡镇企业局、郴州行署等组成联合调查组，一下就是40多天。如此威势，农民们哪见过？乖乖地卷起铺盖下了山，锡矿山的工人老大哥着实欢呼了一阵。
然而，好景不长。周政副省长他们走了没几个月，“冬眠”了一阵的农民“致富大军”又纷纷重新进入阵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哄抢活动。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两个事实：一是省长们不可能长期呆在这里，二是既然上面已经开始重视了，再不抓紧挖就晚了。于是“回马枪”比以前打得十倍地激烈。当那些“小萝卜头”（下层干部）再来管他们时，他们根本不予理睬。郴县副县长周儒平上山向采矿者宣传省委关于禁止在香花岭锡矿山乱采乱挖的决定时，竟被打得头破血流。
“谁敢再来啰嗦，下场一样！”采矿者气焰十分嚣张。
至此，民采与国营矿山进入相持阶段。大批集体和个体采矿者已经明目张胆地占领属于国营矿山的矿区。虽然双方有时发生冲突，但国营矿仍处优势地位。
1984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却发生了急剧变化，香花岭三大矿区的61平方公里面积上，已经全被来自附近的农民插足。临武县的19个乡镇、5个农林场绝大部分都在香花岭锡矿区内办了有色矿，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县办矿。这就使锡矿山的抢矿风暴一下子升了级别，并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1984年至1985年，香花岭矿山之一的香花岭矿区已有民采人员3，000余人，在矿山标高480米以上的部位，有30多个坑道是村、乡、县办矿占领着；在矿山标高385米以下的位置，也被麦市等乡镇小矿拦腰截断，国营大矿被制在385—480米标高之间，形成一个上有小矿盖顶，中有大矿采矿，下又有小矿掏底的立体采矿局面。富矿区罗卜冲地段，在不到1平方公里内总共有600多个窿口，上千农民挤在那儿争抢矿石。
“奶奶的，咱们也不是吃干饭的！走，讲理去！”国营矿工中那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实在咽不了这股窝囊气，跑到农民的矿井想论三分理。可是，未等他们开口，对方却已拔刀相向，“哗”地一下将几名青年职工打得伤的伤，倒的倒，一名青工不仅嘴被撕破，双腿也被打成残废。这一来，国营矿山6，000多名职工义愤填膺，集体罢工抗议。
几个乡县的农民采矿队见势不妙，赶紧从山上撤下。但是，国营矿山这次并没有占什么便宜，他们发现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矿井损失约13万元，而更惨的是6，000多人的生活用水及全矿生产用水的水源被四周的农民切断，全矿不得不停产4天，而且还得每天用4辆消防车到几十里外的地方运水，以供几千人生活所用。
国营矿山真正尝到了“得罪不起”的滋味了！
无奈，他们违心地作出了最痛心的一次让步：将南吉岭、瘌子岭、铁砂坪、甘溪大桥北等地段划给县办、乡办小矿。至此，其划出的范围共计38平方公里，等于该矿自己的生产区的1.7倍！最令人痛心的是将世界上惟一的宝石——1957年，地质部矿物原料研究所孟宪民等人发现的香花石——产地瘌子岭也被弄得百孔千疮了。香花石仅储存于几十平方米面积之中。而在60年代初，地矿部、冶金部、公安部及湖南省政府早已明文规定，将此列为国家一级保护范围。
“整个国营矿的老窝都给他们掘走了，还管啥国宝不国宝的！”职工们这样说。
该满足了吧！可再听听农民们怎么说的：“矿山本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说是他们让我们呢？”
你认为你的软弱和让步可以换取他们的同情或宽容吗？你以为你的真诚和忍痛割爱可以赢得他们的感激与敬重吗？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农民兄弟们振振有辞：土地属于我们！矿山当然也属于我们！——谁说他们没有文化，不懂理论？当他们一旦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一切都将是固执的，不容分辩，毫不含糊。更何况，摆在他们面前的路非常清楚：占领矿山就等于致富，就等于有了老婆与子孙满堂，就等于五谷丰登，洋房小楼。而失去了矿山，就等于重新回到那脸朝地、背朝天，一年挣不了几块臭汗钱的贫困世界。
傻瓜才愿意过苦日子！
“固若金汤”的香花岭矿真正开始了解体！神圣不可侵犯的国营矿山的神话破灭了！
自1984年底开始，香花岭锡矿山完全失去了国营生产的独立形式。农民的采矿队伍也不再是单一的乡办、县办矿了，他们大部分都是以有钱有权有势的“矿主”作承包。这些“矿主”有的是原来的大队支书、村长，或者是与区县某某头头有直接亲属关系的角色。这些人虽然连个行政24级干部都不是，但堂堂一个锡矿山矿长在他们而前说话时只能称“汇报汇报”。你以为你15级干部了不起吗？他只要叫上十来个人就把你搅得喊娘都来不及。
先说说用水吧。锡矿山上用的水，必经农民的地盘。你今天要是稍对我不客气，瞧着，明天我就让你兜着走。大暑天，我断你3天水，看你脖子还硬不硬？香花岭上万名职工家属生活起居在孤山上，别说断几天水，就是一个做饭时间，没有了水，看你愁不愁？住在香花岭矿区的职工，家家都有一个大水缸，就是为应付“水荒”。矿区原来有个游泳池。小伙子、姑娘们把它当作夏天矿上惟一能去的地方。可是，如今断水了。几个胆大的“疯丫头”穿着游泳衣走出围墙和铁门，跑到山底下的小溪河里媒水。好痛快呀！雪白的大腿、丰满的胸脯、“咯咯咯”的笑声……山上山下的上千名正在凿山挖矿的男人们，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朝小溪河这边聚过来。有人干脆将衣裤一脱，光溜溜地往小溪河里跳。姑娘们吓得差一点连宿舍都回不了！
再说用电。矿山用的电源是从几百里外的发电厂通过来的高压线，而各矿区的作业点与生产线上几乎没有哪处能离得开电。工人下坑道要照明，要有通风设施，要有机动运输线，有时一分钟的断电，都可能造成一场吓人的伤亡事故。这一天，一队采民在塘官铺工区将坑挖到国营坑道的主平窿去了。工人们一见情况不妙，马上组织力量强行将民采坑道堵住。这下可惹火了“太上皇”。几个农民拿来一包炸药，也不打一个招呼，“轰隆”一声巨响，国营主平窿顿时变成了一个塌倒的鸡窝。好在那一天工人提前下班，没有在坑道底下，可是也没有全部逃过这场厄运，人们发现两名值班工人像黑炭似地倒在了电线旁边一一农民们炸断了一根6，000伏的高压线……
“啥事干不出来？只要你不让我挖矿，我就让你不得安宁！”采民们的斗争哲学非常清楚而明了。
有一天，几个采民看中了国营坑道的一个富矿点。他们开始派人给坑道下的工人送去1，000元钱，好让他们明目张胆地进坑道挖锡精矿。工人们不愿做违良心的事，不但把钱退了回去，而且每天不分日夜地派人把守坑口。采民们看对方不吃软的，就下决心用强攻来夺取坑道。第二天，他们见工人都下坑后，就抱来大捆干柴，又在柴上倒上药剂、辣椒、柴油等，划着火柴，用有毒的烟来熏在井下作业的工人。他们一边在井口使劲拉着风箱，一边学着“地道战”中敌人军官的腔调朝洞内大声喊着：“快出来吧！再不出来，就让你们统统死在里头！哈哈哈……”工人们被迫从井下撤出，刚一撤，这些采民就“呼啦”一下占领了坑道。等你想再反过来找他们茬时，情况可就不是这个样了。1987年门月，工人夏德庆因为实在看不惯这种野蛮行为，白天与几位采民发生了一些争吵。傍晚他到工区电影院看电影，行至大门口时，突然从黑暗中窜出几条大汉，向夏德庆又是拳打脚踢，又是棍舞刀捅。夏德庆连哼一声的时间都没来得及，就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下好了，谁见了采民的不法行为还敢说三道四吗！
“他们是拿工资吃皇粮的，你稍给点颜色看看，他们就甩手不管你了！”一位霸占了6条国营坑道的“矿主”得意地对我说。他讲得一点不错。一些工人们的心理是：你管得了吗？矿山反正是国家的，爱偷爱抢由他们去！老子一个月工资奖金不少就行了。
面对这些贪得无厌的抢矿窃宝者，除非你手中有千军万马，否则就别想直着嗓门说话。部级劳动模范、原香花岭矿矿长陈自强过去就是在省里部里开会，当着那么多大领导的面讲话，也从没放低嗓门。可面对疯狂的采民潮，陈矿长只得雇保镖护身。每逢他家里招待客人时，他总要让矿里的公安干警在房周围认认真真检查几遍，就差没用探雷器。这听起来像是笑话，可在香花岭这是太平常的事了。采民们用来报复矿山职工和干部的手段之一，就是在你居住的地方悄悄放上一包炸药，然后像炸碉堡似地叫你血肉横飞，死而有声！
陈自强矿长现已调到长沙市府。他说，再不出香花岭，我和全家人的性命就会说不准哪天被炸飞在了荒山岭上……
说什么残忍，说什么野蛮，采民们坐在窿口的石头上，一边掂着大叠大叠的钞票，一边会非常认真地朝你这么说：“这叫山地游击战！哈哈哈！百战而百胜！”
我真的感到不寒而栗了。
香花岭矿成了全国乱采滥挖名声最大的矿山之一。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及部长们没有一个不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事，也几乎都作过一次又一次的“批示”。至于湖南省政府为香花岭而召开的“省长办公会议”从1985年至今的十个年头里，平均每年不下一两次。郴州行署不止下过几次狠心，撤消了郴县和临武县两名县领导职务。但这儿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好转。相反，情况越来越糟。下面是我们在香花岭矿摄取的几个场面——
荷叶冲工区：一条宽不足4米、长约300米的狭窄地段，像蜂窝似地云集着2，000余名采民，共开有窿口13个，建设工棚203个，安装碎矿设备113台，筑洗砂槽346个。采矿者几乎是头顶头，屁股顶屁股。仅此一条沟，自1984年以来，共损失锡矿石30余万吨。如今他们已是第三次“掘地三尺”了。
香花铺工区：这里是全矿创收的拳头。但如今拳头已被割开，绝不会少于3，000的采民每天占据着这块宝地，就连离矿山主提升竖井20米处，也有人竖着一块“XXX矿”的招牌在此，名正言顺地掘井开矿。而五六个“游击队员”则不分昼夜地守在国营坑道的运输线上，一旦瞅见运矿的机车驶过，就一拥而上，将机车上的矿偷光。这差使省事，故尽管职工们一再采取措施，但收效甚微。为此，他们不得不时而开工时而停工……
安源工区：全矿重灾区。1987年5月22日和24日两天之内，20名采民因掘穿窿顶造成大面积矿井漏水而死亡。死亡名单中，男女老少齐全，最小的为一名15岁少女。至此，该工区从未有机会再振雄风。出事当年仅为排水和清理窿路用去6个月时间，经济损失约50万，也就是说这期间有价值50万元的矿石被人抢走偷跑。
不久前，国营矿长办公室在给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企业的领导人一半以上的精力用于对付乱采滥挖的事上。职工埋怨，上级埋怨，可我们也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国营矿山居然成了这个样？想不通为什么共产党的天下居然有这么多人在为非作歹？想不通国家的法为什么在这里不起作用？
“香花岭搞成这个样，我们心疼呀！想想办法吧，能不能有个‘孙悟空’来救一救！”那白纸黑字上，印着滴滴泪渍。
得寸进尺——钨族三角洲的陷落
在金属家族里，有位看起来并不十分漂亮的“黑肤小伙子”，却很受人类厚爱。19世纪中叶，当有人发明了电灯后，这个“黑肤小伙子”一下走俏，成了人们获得光明的不可缺少的伙伴。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一次、二次大战中以及大战后的今天，它简直成了仅次于黄金的“宝贝疙瘩”，被用来制作枪炮、火器、穿甲弹。卫星……它具有3，410℃的熔点。灯丝之所以用它，就是因为它有比黄金高3倍的耐熔力。
符号为的钨，由于它拥有很高的军用与民用价值，故它在国际市场很受青睐。中国是钨业大国，年钨产量占世界的2/3以上，在国际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50年代起，钨就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在所有出口金属产品中，钨遥遥领先。据说，中国最早的钨矿开采，始于一位专做军火生意的英国商人。他到我国的江西、广东、湖南转了一圈，回去给伊丽莎白女王写了一份报告，声称“如果将南非的金与中国的钨相比较，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的钨，这里有个相当于我们大不列颠那么大的钨族三角洲”！
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有两个富饶的产粮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却不一定知道还有这么一个钨族三角洲。但你要是问问历届的政府总理，也许他们会毫不含糊地告诉你：如果说长江、珠江三角洲是两颗明珠的话，那么钨族三角洲则是一颗更诱人的夜明珠！
钨族三角洲使中国人骄傲，使政府首脑们在国际舞台上说话更硬气！
中国在国际钨业市场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曾使多少西方世界的商人们为之眼热！然而，进入80年代，这种局面却发生了急剧变化，钨砂价格一跌再跌，70年代每吨钨砂在70美元以上，1983年降为65美元，1986年降为62美元，到1989年1月9日公布的国际市价，每吨钨砂仅为59.50美元。由于钨价下跌，中国每年丧失2，000万以上的外汇收入。地球上并没有哪个地方新发现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钨矿呀！对如此变化的形势，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特意派出了个钨产品国际市场考察团。因为根据国际市场的预测，中国目前计划生产的钨矿量是处于非饱和状态，这时是价格最稳定并能获得最好效益的时期。可是现在的形势却并非如此，国内计划的钨产量是逐年下降，而国际市场价格却同时在下滑。这种非正常的状态连最著名的市场预测家也感到困惑。
中国钨矿市场调查专家是抱着要挖出一个“孙猴子”的决心，前往钨产品最集中的国际交易市场的。原以为一定有哪个新发现大钨矿的国家代表远远躲在一边，不料情况并非如此。西方商人们见中国官员到来，蜂拥而至地围上来，笑嘻嘻地伸出大拇指：“谢谢，中国人够朋友！”
这是怎么回事？
嗯？难道你们不明白？“老外”感到惊诧：是你们把上等的钨砂大量投入市场，价格一再优惠，使我们大获其利呀！
怪了，中国钨砂出口的国家计划近年丝毫没有增加呀！考察组的中国官员大惑不解。经过“挖地三尺”的调查，原来，除国家正道出口外，通过香港、台湾等非法途径出口的大陆钨砂居然近年间成倍流入海外市场，难怪钨价一跌再跌，让西方人大赚便宜。而造成中国这个钨业大国陷入困境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自己！
中国官员吃了一肚子窝囊气！回国后给冶金部和中央领导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到实地查实，想法杜绝此类事！”中央领导批示道。
调查组原计划用一个星期时间完成此行，没想下去就回不来了！北京方面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个电文下去，第三天就接到调查组负责人回电，上面写了这么一行字：“钨族三角洲陷落，十万火急！调查组请求延长日期。”
其实关于“钨族三角洲”所出现的事，上面不是一点不知道，而是闻而不见，总难比亲眼所见所闻为实。
写到此处，我们该给中国的钨族三角洲揭秘了。
钨族三角洲指的是湖南、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处约13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那块地方。这里群山起伏，叠嶂嵯峨，在“农业学大寨”那阵子，它一直被视为“穷山僻壤”。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原来这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世界1/5的钨矿储量就埋在这里。至1985年，这里的国营大型钨矿就有15座，其中不乏开采了七八十年历史的老矿，也有80年代新建的新矿。
这里本来是个安宁的世界，别称“南国小昆仑”，意思说很少有人问津此地。但打人们懂得“一块石头换两只母鸡”之日起，这“南国小昆仑”就一下沸腾了起来。当地人这样描述道：“1980年成群结队下广州深圳，1985年车水马龙上瑶岗仙汝城。”
瑶岗仙、汝城是钨族三角洲其中两个矿。
瑶岗仙位于湘南，虽然用不着七八小时就能到广州，但前几年忙于同港澳做生意的广东人似乎把它遗忘得一干二净。也许是生意做绝了，突然有一天，一群据说是刚从巴黎回来的港商给这边的几位专玩走私货的“广东仔”提出一张货单，那货单上只有一个字：！
走私的“广东仔”瞪大了眼睛：“怎么，你们要佐罗！”
“佐罗？哈哈哈！对，佐罗！它在巴黎国际硬货市场上与家喻户晓的佐罗一样吃香！每个月你们给提供力吨！”港商挺着大肚子，举着高脚白兰地酒杯，在空中划了个十字。
“广东仔”后来才明白：就是钨矿石。“哪儿去采这玩艺？”对羊城的大街小巷倒着背的他们却并不知道出在何处。
“湖南的瑶岗仙！还有广东、江西的山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呀！”说来也怪，中国的许多事总是外人先知道。
几个“广东仔”走一趟瑶岗仙，满载而归，首次出货就是40吨，折合人民币50万元，而他们到山里进货时只花了13万！轻轻一转手，37万元到了腰包里。“广东仔”赚红了眼，回家抽起一张席子，又奔瑶岗仙而来。
这时候的瑶岗仙上还没有多少采民。但周围的农民目光敏锐，见几个外地人来了一趟，第二次一出手就租了三间民房，安营扎寨，就知道他们在山上弄到的“石头”有大油水！瑶岗仙一带的几个乡都派出了人南下。这些人回来就拍大腿：“发啦！发啦！瑶岗仙要大发啦广原来他们不仅了解到钨砂矿是海外市场的走俏货，而且直接与几个港商搭上了头，价值远高于“二道贩子”。乡干部们从口袋里掏出小电子计算器，用不着费脑筋，上面的数字全告诉了他们：假如……就可以……他妈的，土改那回也没有这回来劲呢！
“上，这山本来就不是他们国营矿的！”农民们的理论几乎一样，就是有时加点时代气息：“没有小家，哪来大家；没有瑶岗仙，哪有国营！”
谈判桌上，国营矿山的负责人拿出1986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逐条逐句地给乡干部、村干部念。
“好了好了，咱土改那回上的扫盲班，你不用再给我扫了。”农民的首席代表是老乡长，参加革命的时间比矿长早15年。他把水烟管往桌上一捆，没说半句多余话：“道理再多，文件再大，我都见过听过，现在只有一句话：你们让不让出一块地给我们乡？”
“嘿嘿。老乡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咱们边吃边谈，请！请请！”文件搬开了，上来的是烤小猪，烧桂鱼，还有海参，对虾，锅巴肉……
“先别忙乎！我一个人饱了，全乡23，000人咋办？”老乡长把菜盆酒杯推到一边去，还是一句话：“痛快些，行还是不行？”
矿山的几位头头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给吧，这等于是将自己的脖子往法律的绳子上套；不给吧，老乡长的脾气可不是好慧的。那年“农业学大寨”，瑶岗仙要造梯田，乡里劳力不够，老乡长拿着40年代签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证”跑来找矿党委书记，说道：“天下所有的党员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大家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眼下本乡响应毛主席号召，学大寨，劳力不够，特来搬贵矿300名虎将，请矿上大力支持。”
“这怎么行！我们矿上的任务还重着呢，得保任务呀！”绕来绕去，矿党委书记还是两个字：“不行！”
老乡长二话没说，回过头叫来公社武装部长，下了一道“命令”。当天晚上，国营矿山上一片漆黑，所有电源全部被人切断。
支援不支援？不支援，行——等着点蜡烛吧！所有倒下的电线杆上，都有一个班的民兵守着。无奈，矿党委书记老老实实带着工人下山帮助老乡长义务造梯田，不过这时的人数可不是300人，得再加一倍！
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应以主动为上策，法规暂且放在一边。
国营矿忍痛割下一只“耳朵”。味道不错，第一年的全乡采矿收入，改建了一座乡政府楼，两个中学校舍，另修建大桥一座。
既然已咬下了一只耳朵，留下另一只有何用？瑶岭乡又轻而易得一只“耳朵”。
“耳朵”吃完，食欲大增。总不能长期这样，光有口福而不胖呀！这下老乡长来了个先斩后奏，派出5个基本采矿队，咬住国营矿山的“后臀肉”——今年指标是80万，乡干部的一级工资，乡所在镇两条街道的修缮，一个自来水站，一个邮电所，可全指望着山上这份钱哪！想想这些，他能松这口肉吗？
无奈，国营矿恳求县、市出面解围。老乡长心里暗笑：咱乡是县、市致富的模范乡，听说现在正往省里报呢！
放手吧，你少一块地耽误不了一年的生产任务。咱可不一样，这年不创收，明年就得遭人臭骂娘！
OK，谢谢你放行！年底，老乡长带领300人组成的一个庞大鼓乐队，声势非同一般地来到矿长办公室，亲亲热热说了一番赞扬的话，最后敬上锦旗一面，上头写着两行字：工农亲如一家，同庆我富你荣。矿长的笑比哭更难看。
瑶岗仙钨矿是在“和平友好的演变”中失去国营矿山的独尊地位的。相比之下，它比汝城钨矿却要少很多麻烦。
汝城，这个湖南最靠东南角的小县，除本省人，大概没多少人知道它。不过，在采民方面，它可是大名鼎鼎。
汝城虽小，但钨矿开采的历史却不短。早在1916年，几位荷兰人与英国人，雇了当地几十名村民，手挖肩背，开始了挖矿纪元。1949年，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重工部派军代表王学凤、张春本，从旧政府手中接管此矿。当时的矿区范围东到龙虎洞，西起走马坪，南到杉木洞，北上大偏山，共110平方公里面积。解放后，国家对此矿进行扩建，成为我国重点钨矿基地之一，上交国家利税超过2，240万元，是个创汇功臣。不过，这位“老功臣”近年再设立过新功。据观察家们认为，“老功臣”也许再也没有可能立新功了，它能保持不“死”就算万幸了！
命运如此悲哀？一点不假。
汝城矿面积并不大，但上山非法开采钨矿砂的乡镇和个体采民却并不少。目前在矿区持有“合法”开采许可证的乡镇钨矿有力多个，采民近3，000人。
瑶岗仙的老乡长虽然打了国营钨矿的主意，但毕竟是“光明正大”和“以理制人”。汝城人则不然，他们一上来就采取了强硬的得寸进尺行动，抢——炸——夺！这是他们的三套进攻手段。
当采民进入国营矿区后，他们非常聪明地发现自己的手工开采方式太原始太落后。他们瞅着国营矿山用大机器开采就眼红。那铁挖手和钻机多厉害，轻轻的一抓就是一二吨矿砂！为什么他们能用我们就不能用？半夜里，一队蒙面人悄悄港入国营坑道，一条裤衩“呼”地蒙住在坑口值班的工人，后面的人一拥而上，凡能扛能搬的采矿机器，稀里哗啦全被“转移”到自己的防区。第二天，从县农机厂请来几位师傅一安装，马达一响，工效提高20倍！采民们乐得在窿子里跳“迪斯科”！
这是一群从北边来的采民，该占的都给当地人占了，总不能眼瞅着别人发财自己挨饿呀！几个运气不好的后生脸朝天背朝地躺在草地上直发愣。突然，他们的脸上、身上不知被谁撒下许多黑石灰子。嗯，他妈的，谁还有心思跟老子开玩笑！抬头一看，原来是矿井的索道矿斗从他们上面经过。“喂，有了！”一位机灵者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拍着脑门直叫。他把自己的主意跟大伙儿一说，哥儿们抱成一团，高兴得在地上直打滚。这一夜，索道上的矿斗没停过一次运转，而进入矿砂堆料场的却没几个装货的，国营矿上的人谁也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直到第四天，巡道工到矿保卫处报告说，索道中段的山头上发现三具死尸，现场验证，是一只矿斗掉落所致。护矿队马上敏感到事出有因，半夜里，他们沿索道巡视一遍，发现有三个山头上有人用木棍和铁棒在翻矿斗。死者是他们的同伙，但没有人替他们收尸。“没空！再说人死了，就是那么回事！”在这一点上，他们可真算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据矿山保卫处介绍，类似这样偷矿而被砸死、摔死者，每年均有。密度最高的是两个月中死了13人。至今，在汝城钨矿区因偷矿而被抛尸井下的仍有29具……
后来有人觉得偷偷摸摸干，说不定还要丢小命，于是干脆来明的。国营矿职工在关键部位和富矿块区寸土不让，采民则发誓要“寸土必争”！
矿区早被非法占领，国营坑道与民采矿相隔的仅一层薄薄的“面纱”，采民们这时也不愿让它留下。有着制造火药传统的山民奋然拿起土制的火药为武器，对凡阻碍他们开采和抢夺富矿地带的国营设施进行爆炸。国营矿投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坑道、井口设备以及下九牛二虎之力建起的防范措施，被采民们的几包炸药炸得全面崩溃，一片瘫痪。以这个矿的大蒲坑口为例，全坑11个中段，有7个中段的主要运输巷道被炸毁、堵死，232个采场所剩无几，损失矿石量35万多吨，金属量924吨，等于800万元。
一位死里逃生的工人这样描述采民野蛮炸毁国营坑口的情景：“……那天，我们正在井下采矿，一队约三十来人的当地农民强行霸占了我们的坑口，他们对正在生产作业的我们说：‘老大哥们，你们在这儿干了几年了，现在该轮到我们干了！’说着就将我们一个个强行拉出坑道。这时候，有人就在坑口的富矿部位放上几包自制的炸药，点燃后，只听一声巨响，他们打的坑道与我们作业的坑道的隔墙就被炸穿了。硝烟尚未退却，约百号采民就跑步钻进我们的采场，见钨矿就刨。我们几个工人实在看不惯，对他们说：“你们只管采砂，可把我们的设备全部毁了，少说也得三个月才能恢复生产，这样太缺德了！”他们用脚踢踢被毁的电机和通风等设备，若无其事地笑嘻嘻说：“要的就是这个样，不然你们采光了我们采什么？至于设备嘛，你们再向上面打个报告，有了钱再装，没钱呆在家里更好。反正照发工资。”回来的路上，我们路过一个采场时，一群采民突然高呼道：“鬼子来啦！快放！快放呀——！”我们还没有看清是啥事，只听几声巨响，雨点般的大小石块向我们身上没头没脑地倾泻而来。原来，这些人以为我们是前来制止他们非法挖矿的护矿队员，于是就用爆炸的手段不让我们靠近他们。直到天黑，这些人才停止了放炸药，我们才有路可通过。今天的命勉强捡回，还不知明天如何呢……”
“炸药战”使汝城国营钨矿全面陷入瘫痪，它不仅造成了大批坑口安全设施和井下机械设备的埋没与破坏，需要大量财力和时间清理修复，而且许多即使尚未直接被炸被毁的工段，由于配套的其它工段被炸，一场山洪下来，致使全矿受害，淹井、埋坑事故屡发不尽。国营矿惟一能做的是不停地自救自护。由于这种自救自护总处在被动地位，故根本不起半点作用。你想“主动出击”？那情况就更糟。有一次，某坑口党支部书记和保卫科长，高举着“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和人民心连心”的旗子，到民采矿上劝说他们别为了几万的小利炸掉几百万元的国营设施。“一边呆着去吧！”还没说上两句话，对方就把两位共产党员推进了一个又黑又潮的深山洞，一关就是七个多小时，连口水都没给喝。这是对“官方”的态度，至于对矿上的一般职工和那些专找他们茬的护矿队员，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轻则一顿毒打，重则扔到山沟喂野狗，你以为一张状子往法院一送，就可以收拾他们了？“笑话，我们这儿是山高皇帝远，老子坐山为王！”他们这样告诉你。这山上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即让采矿就好，阻挠采矿就罚。说到做到，决不手软。
汝城的命运是整个钨族三角洲的一个缩影，除瑶岗仙外，江西的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画眉拗、小龙、高坪、漂塘、下垄、浒坑，湖南的川口、湘东及广东的石头嶂等大型钨矿，被得寸进尺的采民们吞食和吞没国营矿区的情况，基本相似，其中赣南的大吉山、西华山、画眉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岿美山一座钨矿山上麇集的采民就有9，200余人。这座矿山在遭受三四年的乱采滥挖之后，寿命已缩短11年。
钨族三角洲上发生的国营矿山与民办矿山间的阴盛阳衰，必然导致我国钨业出口创汇的倒流和滑坡。由于国营矿山已无力遏制民办矿的迅猛发展和蔓延，钨族三角洲一带的钨砂经营市场也呈现一片混乱。县政府工业部门和乡政府的村办的个体的收购站比比皆是，而且都紧挨着国营矿区。采民们就像上街卖蔬菜一样容易卖掉非法所采钨矿。走私者乘机大发横财。湖南桂瑶某精选厂两名工人自1985年以来，单从济坑区小钨矿走私钨砂就达600多吨，宁乡县农民任某仅因走私偷税漏税就达32万元！据钨族三角洲十几个重点矿区不完全统计，仅1987年通过这类非法收购流失的钨砂就达12，000多吨，占这儿钨砂年产量的1/3多。如此巨量的非计划性生产的钨砂流入国际市场，不造成混乱才怪。以1987年这一年为例，农民在“三角洲”通过非法采矿所获得的总收入约5，400万元，而国家仅此一年在国际市场上钨出口创汇减少3，000万美元，加之由于这一年供大于求的冲击，造成1988、1989年钨价的猛跌，实际损失近1亿美元。这年农民采矿者掠夺式的采矿，使所有钨矿寿命缩短两年，折合损失4.5亿元。此外，这一年农民采矿者给国营矿山造成的毁坏坑口和矿山其他设备费折合3，000万元。3项损失相加，为7.8亿千万人民币之巨。
农民采矿者所获的实际收入是国家所造成损失的负12倍！
地球都为之倾斜，钨族三角洲能不因此而陷落吗？
里应外合——铜录山“孔雀东南飞”
1981年意大利艺术家在修复著名画家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天》时，奇怪地发现画上的颜色虽经历了500余年的沧桑，可仍然翠绿如茵。经化验，方知画家当时所用的颜料乃是孔雀石粉。被称之为“天下一宝”的孔雀石不但可以用来作丹青高手的妙颜绝料，还可用来冶炼制械和做高级饰物。据中国的《中药大辞典》记载。孔雀石还有“明目，去翳利窍”之药用。
大地奉献于人类的宝藏太多，孔雀石为其中之一。
中国的孔雀石出产于长江南岸的湖北大冶县境内的铜录山。据科学测定，这座拥有2，500多年开采历史的古矿山，其山腹之中埋藏着含铜量达50％以上的孔雀石。据大冶县志上记载：自秦汉至南宋，历代皇帝都在此掘井取宝，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也曾在此冶炼制械。1966年，国家耗费巨资在此正式建立了铜录山孔雀石矿，直属冶金部领导。虽然“文革”期间不让人们发展生产力，作为矿山，这里却度过了安稳的10余年时间。
1979年，农村政策开放以后，吃了几十年人民公社饭的铜录山农民第一次感到可以提着菜篮背着竹筐过得“活泛些”。不过，这儿山高路不通，想同广东人那样靠做生意或搞什么“官倒”之类的可不行。但山里人自有山里人的办法。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铜录山的百姓想到了身后的孔雀石。起初，人们只是到矿山排上场和公路旁的地方捡点零碎矿石而已，孔雀石也不过是少数悠闲人士拿来作桌上的观赏物。后来，不知是哪位灵通人士传出，铜录山上的孔雀石是稀世之宝，连外国人都愿出高价。于是乎，农民们像黑夜里突然看到了颗划破长空的星星，赶忙修好铁铲子、三轮车，往山上跑。
铜录山那么大，到哪儿去采孔雀石？毫无开采知识的农民们不可能上采矿“扫盲班”，于是一双双眼睛盯住了国营矿的露采车间。这个露天车间如同一口巨大的铁锅镶嵌在蓝天之下，由于长期采掘，已经低于海平面80米。站在山巅望“锅底”，但见四壁怪石群峋，峭崖直上直下，令人头晕目眩。“铁锅”很快就被刮得精光。有人将从这里挖取的孔雀石卖给外面来的走私者，每斤价格高达20元，而且价格仍在扶摇直上。一斤石头有多大，还不是女人的拳头那么大？捡那么点点东西，就能顶一个月的拾粪钱，不干才是傻瓜呢！可是，孔雀石不是一般的普通石头，它长在铜录山上，并不是睁眼就能看到的。从“锅底”走出后，农民们开始了思索，既然面上找不到了，何不挖洞试试！
一位工程兵出身的退伍军人郭某第一个向地球挑战。他娴熟的开山技术令村里的小伙子们敬佩不已，而更敬佩的是他居然真的挖到了孔雀石！
这位姓郭的开拓者一下成为采民中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把头。但是他的寿命与他的“光辉业绩”成反比。当他第二次组织“钻山肚”的战斗时，大山腹中一声闷响，郭把头和另外三名同伙从此再也没有钻出地面。
经过采矿现场的人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里前仆后继的精神绝不亚于战场。1个人埋在地下，会有10个人继续行动。这是为什么？只为一个：挖出孔雀石，卖钱！钱，使人的生命一下显得不那么宝贵了。至1989年上半年，美丽的孔雀石下躺倒了70条生命。
“我家有4个儿子，死了1个还有3个呢！怕啥？”一位靠挖孔雀石发了大财的老汉，当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对笔者说。
在中国这个贫穷的国家，人们对金钱与富有的追求，仅仅用疯狂两字来形容时常显得不足。当听到这位老汉面对孔雀石的诱惑，而慷慨舍去人性，我想，即使是著名的金钱专家魏斯曼博士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先生都会感到震惊！
自然的富有在人类贪婪心的笼罩下，显得苍白无力，铜录山很快陷入了采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巍然高大的山峦经不住上下通力的袭击，不几时，国营矿的生产与安全受到了全面的摧残与窒息，工人不能正常上班，生产月月下降，事故频频发生。
赶走采民，恢复矿山正常秩序，这是国营矿的惟一生路。面对“死亡”的威胁，素有“温和派”之称的矿领导不得不握紧了拳头。他们专程来到县公安局，与局长达成协议，矿山告急时，公安局立即出动。
开始一段，这一招还算管用，漫山的民采人员一见公安局的警车出现，就像失了魂的散兵到处逃窜，国营矿山得到了很大的欣慰。但时隔不久，他们发现，见惯了猫的老鼠并不胆怯，采民们一见公安局的警车回城，就马上从草丛里、山沟边走出来，照干不误，就像躲一场雷雨似的。
公安局的警车不能昼夜守在矿山，怎么办？“成立一支护矿队，专司其职！”公安局与国营矿商量结果，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1980年，铜录山建立了第一支“武装”，由刚刚招募到的40多名待业青年组成的护矿队出现在矿山上。这些小年轻，个个血气方刚，手持警棍和木棍（因为没有备齐），排着整齐的队伍，出没在山前山后，很像那么回事。采矿者不摸底，一个护矿队员路过，就赶忙收拾家伙往家里跑，而且一跑就是几天不回来。护矿队不像公安局，他们每天24小时在矿山上转来转去。
护矿队成了采矿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尤其是眼瞅着那些带着大捆人民币到村里来收购孔雀石的外地人灰心丧气地离开铜录山时，更是对护矿队恨得咬牙切齿！
“不除掉护矿队就没有发财的机会！”
“是啊，可怎么除呢？他们是专门对付我们的呀！”
在生意上混过几年，又因行贿而受过处理的王某，坐在一旁猛抽着烟。突然，他把半截烟蒂往鞋底上一摁，说：“除护矿队不难，不过，大伙得出点血，凑上1，000块钱，这事包在我身上。”
“大哥，只要你能把那帮小子赶跑，别说1，000块，就是1万，我们也情愿！”几名采矿者纷纷掏口袋。
王某带着1，000块钱，没有去找护矿队，而是去找“铁哥”梁某。
“梁哥，如今矿上成立了护矿队，把咱兄弟们的财路全给堵住了。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护矿队不影响我们发财！”
“什么办法？”这几天，梁某也正在为这件事伤脑筋呢。
“俗话说，打雁要打领头雁。我们要除护矿队，就得从队长徐北汪这个人身上做文章。”王某拿出1，000元交给梁某说：“这事你去合适，我臭名在外，人家会疑心的！”
梁某领得此计后，把六尺大汉徐北江拉到一家小酒馆。这里，早已准备好一席丰盛酒菜。徐北汪自知当上这护矿队长，那是瞎子撞进了钱眼——碰巧。过去，他是一位干力气活的普通工人，谁拿他当回事？如今见梁某这般盛情相待，早已飘飘然了。梁某趁机又塞上几条“阿诗玛”，徐北汪乐不可言。
“徐队长，如今你是有权有势的大贵人哪！护矿时，可得给咱兄弟行个方便罗！”梁某开始探起虚实。
“唔？啊，好说好说，咱头回当领导，有权不用，不是过期作废吗？哈哈哈！”徐北江嘴里咬着一只山鸡腿，三分酒气三分牛气道：“铜录山有我在，你们就甭怕，到时候，一有情况，我就通知你们！”
梁某等人做梦也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顺手，随即又给徐北江送上钱物。护矿队长从此实际上成了护采员队长。一个关键人物的灵魂锈蚀，使得整座铜录山矿又陷入一片灾难之中。没几天工夫，40名刚招来的护矿队员纷纷不辞而别。
采民们在一片狂欢中加剧了采凿孔雀石的行动。这时的他们，开始懂得要想长期生存，就必须抱成一团，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来自矿山的有组织的“武装”。农民们已不再是几年前的散兵游勇了，他们或以自然村或以家族为单位，或自我结盟，结成了一个个只有他们内部才知道的严密组织，什么生产组、后勤组、运输组、情报组等。这些组织非常严密而且各负其责，分工严明。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轻则罚款，重则从铜录山上驱逐出去。组与组之间，小矿与小矿之间，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铜录山矿地处大冶县城西侧5公里，交通方便，盗挖孔雀石的农民以前经常被突然从警车上跑下的公安人员逮住收审或重罚入狱。为了对付这事，采矿者们有组织地凑钱，给负责情报的人员配备一辆辆崭新的摩托车。情报人员骑着摩托车，在仅5公里长的公路上，设下了3个接力站。公安局刑警队门口的警车一动，他们就驾着飞驰的摩托车往山上报告“警情”。后来，公安局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一项强硬措施，不得在县城通往矿山的公路上驾驶摩托车。
采民们为此还真的惊慌了一阵。可事不过夜，他们又乐哈哈地笑了起来。第二天，情报人员不再骑摩托车了，只是每人身上携带了一个又小又方便的对讲机。他们手拿着这小巧玲珑的洋玩艺，说：“应该给发明人送一吨孔雀石以示奖励。”采民们有了对讲机，可谓鸟枪换炮了，不但用不着疯一般地开着摩托车往山上跑了，而且还能给夜间提供“信息”与“情报”带来极大方便。现代科学技术为野蛮者提供了文明工具，这些文明工具反过来又刺激和加剧了野蛮者的疯狂行为。正如托马斯所说的，先进的东西有时没有更好。因为一旦被落后者用去为落后服务，事情就更糟。铜录山上发生的事难道不是这样？
公安部门为此伤透了脑筋。堂堂国家公安局却被采民们牵着鼻子走，这滋味谁受得了！然而，更为可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采民们一个又一个“高招”竟是出自公安局内部某些人的“点子”。原来采民们搞垮国营矿第一支武装后，在对方没有采取新招之际，进攻的目标就放在了公安局身上。公安局毕竟不是好对付的。于是，采民中的几位“高智者”就设计了一套又一套瓦解公安队伍的方案。自然又是以钱开道。那些佩戴国徽领章的公安干警，站在大街上一个个威武得可以，可一回家就不那么神气了。要彩电没彩电，要冰箱没冰箱——靠几个死工资过日子，自然一副可怜相。面对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邻居不冷不热的嘲讽，小孩回来后的愁眉苦脸，信仰再坚定的人心也会颤一下，何况有的本来就是追求富有与虚荣的不坚定者。采民们瞄准的就是这些人，而这样的目标一打就能一个准！哈哈，公安局还不是我们的！采矿者乐得一边偷偷笑出声。
1987年的一个夏夜，县公安局接到矿山“告急”电话，立即派出刑警队前往。半途，发现夜幕笼罩的矿山上突然腾起一串红色火球。非年非节，放这玩艺干啥？警车上的小伙子们感到纳闷。当他们到达矿山不远时，火球顿时从四面冲天而起，如同节日焰火，煞是一片奇妙的景象。后来，据一位被捕的窃矿者供认：燃放彩球简是他们夜间报警的一种手段。放彩球多少视公安人员来的人数而定，以便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此计不是诸葛亮所献，乃是你们公安局内的人！
据说局长为此气出了病来！
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失灵后，国营矿山无奈又咬牙组织第二支护矿队。矿上领导发誓：不把这几千名野蛮偷挖孔雀石的采民赶下山，誓不为官。为此，矿上从工人中挑选了100名身强力壮的勇士，这些人个个都是复员军人或公安干警出身，并精心挑选了1名有十几年党龄的中层干部任队长。那阵势确比第一支护矿队强10倍！哪知第二任护矿队长虽然资格颇老，精明强干，但他们与第一任队长害同样的一种病——“贫困症”。那位“行贿专家”梁某三下五除二，没几天就把他拉下了水。
此后，又组建过第三支护矿队……
三次建立护矿队，三次败北于采民之手——国营矿山的领导当时并不了解是自己内部阵营里有鼹鼠。作为国家大型有色金属矿山之一，上级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无疑是铁板上钉钉子——硬碰硬的事。可是，成百上千的哄抢者给矿山所造成的压力，如今已经发展到远远超过年计划任务给矿山带来的压力。
从1983年开始，铜录山已如雷雨前的天空，早被民采风的层层乌云笼罩着。本来就产量锐减的国营矿山，这时又日益遇见开采出来的孔雀石常常“半路失踪”的现象，矿领导的头上为此又增添了几缕银丝，却始终不得其解。这一年春天，一位矿领导来到与铜录山相距千里的深圳开会。纯属巧合，这位矿领导与当地公安局长在茶座上聊起天来。东道主问他，铜录山的孔雀石到底有多少储量？你们国营矿山是否也搞承包了，也有权直接议价外售？这位矿领导表示国营矿山是直接为完成国家任务安排生产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查获三五起来自你们铜录山的孔雀石贩私车辆。”公安局长说。“那是当地农民干的。”局长摇摇头。“恰恰相反，人、车都是你们矿山的！”
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这位矿领导回矿一查，果真发现矿上几名跑广州、深圳的驾驶员，在偷偷做这类“生意”。后来发现，做这类“生意”的不仅仅是司机，还有坑道工、科室人员，甚至中、上层干部……
此后，他从公安部门进一步了解到：每年通过深圳、广州等地流人海外和非法市场的国宝孔雀石约百吨有余！
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群采群抢，面对鱼网般的内部机制，矿山领导遥望南天，一声悲鸣：铜录山真是“孔雀东南飞”哟！
不是失意，恰有几分失意；不是伤感，恰又倍至伤感！
步步为营——乌金王国的崩溃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乌金王国。这顶黑色皇冠一直戴到20世纪70年代。然而，到了80年代，一向以“乌金王国”自豪的中国人开始唱起了惆怅的小夜曲。“中国煤炭生产日趋下降”，“到2000年我国煤炭资源将出现危机”之类的新闻，开始在新华社消息中出现。国家煤炭部公布的消息更令人不安：国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紧缺日趋严重。一些地区的一些厂矿因此而关闭。许多地区的许多城市因此而经常停电停水……
乌金王国难道真的消亡了？中国的煤炭储量和国营统配矿真的已至枯竭之状？
否。“中国的煤炭资源虽然因为社会的需求过大而显紧张，但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储煤与采煤国之一。”国家矿产部门的官员这样说。
那么，为什么煤炭生产出现似乎难以逆转的滑坡？
“这里有个数字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全国共有7.9万处乡镇小煤井进入国营煤矿区，其中约有4.4万个无证小煤井。”
我不得要领地摇摇头。于是，这位官员进一步解释道：“这就是说，大批民采小矿在国营矿山上与国家统配煤矿抢食吃。而这些小矿的食量与胃口则大大高于国营矿。你说，面对如此众多的强大对手，乌金王国最终能不发生崩溃？”
我终于明白了，当然又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煤，黑色的金子，进入工业革命后，它几乎成了推动人类历史的主动力，从瓦特发明蒸汽机至今，世界各国没有哪一天离开过它。它以自身特有的长处——不像其他矿产资源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提炼与加工，而成为工业生产的宠儿。
人类对于矿产的开发，莫过于对煤炭的开发。它简单、方便，即使是使用原始的石器或铁器，都能毫不费劲地获取。这对缺乏开采知识，没有机械设施的中国农民们，无疑是不可多得的方便。
1988年，全国属于非法采煤的产量达亿吨以上。这是官方提供的数字，而实际还不止此。那些紧挨着煤山，那些宅居就在煤层上的山民们，刨一铲就能担几筐乌金的，你能统计得了吗？全国有数的乡镇煤窑有7.9万处，而没数的那些采民又是多少呢？百万？千万？恐怕不会是夸张。中国1/3的人口在山区，而这1/3中又有1/3是垫着乌金睡觉的，你能算得出这是百万还是千万？
煤炭大国养育了众多的农民。那些“滴水贵如油”、“一亩地种不出二斗米”的地方多得很。不想致富发财，就求能有一锅做开水的燃料，人们也得在山上挖窑取煤呐！而且他们后来发现，这些黑色的石头还真是名副其实的乌金，挖一天，竟然能换上一月、半月的工钱，又何乐而不为？脚底下有的是这石头，只要手脚利索，谁都可以干。
七台河市的人几乎人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这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黑色的石头，使牡丹江荒芜的源头有了一座新城。黑色的石头，又使这座新城的人民有了幸福的昨天和今天。有关资料表明：这个称为勃利的煤田，是我国仅有的3个保护性开发矿区之一，其储量大，煤质优。据说，当年沙俄时代的老毛子们来中国感兴趣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漠河，产黄金；一个便是这勃利，产乌金。黄金虽然贵重，但乌金有时比黄金更有用。开着蒸汽火车来远东淘金的俄国人，不能带着连脖子都累弯了的黄金回莫斯科，却能带上乌金将蒸汽火车开回欧洲大陆。
既然煤有用，能换钱，七台河的百姓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这发财的优势。采煤不用像淘金者那样铤而走险，那样“千筛万簸不见黄”地辛苦。不知何人何时在矿山上挖上锹煤打了第一口井，于是，拍掉身上泥土的农民来了，停薪留职的工人来了，孤身一人或携家带口的盲流来了……转眼间，七台河像一块刚出锅的“红烧肉”，引来了无数食客。于是这块沉寂了几千年的土地一下喧嚣起来，开始是十几人，后来是几百人，几千人……人们手持铁铲、铁镐，肩背藤筐、木筐，棉衣往地上一扔，脚下就算是自己的领地。912个小煤矿没用多长时间多少费用，就沸沸扬扬地在此安营扎寨了。
当西方开始将大型电子计算机安装到煤炭开采业，实行全自动控制勘采之时，中国原始的“人背井”却在80年代中叶得到空前发展。站在进口，直统统地往下看，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甚至最基本的一根安全绳也没有），惟独一道仅占井围面积1/10宽的石梯，将重负在肩的挖煤者送上青天白日的井口一一这就是所谓“人背井”。它一般只能开采垂深50米、斜长百余米的浅部煤层。“深层开采留着给国营吧，我们要的是煤，实实在在的煤，能转手变成钱的煤！”这就是他们的采煤哲学。
就在几年前，七台河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即使是正式确定为黑龙江省的县级市后，属于市管的权力仍然非常有限。这里的煤矿管理就是这种情况。国家经委、计委、地矿部、煤炭部曾经有个78号文件，文件大意有三条：一、七台河煤田资源由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管理；二、黑龙江省各级政府有权加强对该煤田的矿管工作指导；三、煤田的监督管理则归地矿部门。此三条形似层层严把的关卡，实则使七台河煤田处在谁都可管、谁都不管之状况。这就使得善于钻营的采矿者有了足够周旋的余地。而明文有权管理的三巨头（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当地政府、地矿部门）则充分发挥其职权优势，无限度地行使开采审批权。上有大权，下有小权，小小七台河竟有21家单位在颁发采煤许可证。以至形成了几想上山采煤者均可通过关系获得一张“合法”开采证。一家外县的银行想在这儿建矿采煤，七台河当地的政府拒绝这个外来户，地矿部门也特意采取了措施，不让其进入宝地。这家银行惹急了，无偿给一家有权发放开采证的单位贷款300万元。转头又联合附近3个县在七台河矿区揭竿举旗，各霸一方，成为远近闻名的“四大金刚”。
密山棉纺厂这几年不景气，厂头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张开采许可证，全厂能背煤的20多名小伙子都被组织上山了。可是，第一夜，被窝还没热，来了一群“天兵天将”，将这些小伙子打得迷迷糊糊地抱头就往山下逃，连铺盖行李都顾不上带。
岗棒村这天来了位自称很有后台的新矿主，牛里牛气地说要与“四大金刚”抗争七台河。谁知这小子还没有在地井里呆上半天，就被熊熊燃烧的地火活活烤成了焦黑的肉饼。原来，对手不动声色地派人混进他的矿井里，点上一把火，就溜走了。七台河的煤差不多全是易燃的无烟煤和主焦煤。地火烧之至今，弄得地面夏不长草冬不覆雪。
“要过太平的发财日子，就先到咱庙上拜三拜！”山头的“金刚”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权势。
于是，七台河周围那些想在煤山上做“乌金梦”的人，都悟出一个道理：七台河虽然是无主之国，但要获得一块立足之地，必得先找一家实力单位作后台。于是乎，七台河在短短的时间里，刮起了一阵党政机关、工商、银行、税务、公安等等单位或出面或不出面的全社会性的“联合办煤矿”热。这一热，使得这块久处无政府状态的煤田王国，一下成了混杂一气的“诸侯大割据”。
新成立的七台河市委，上任后接到的上级第一个“责令”就是整治小煤矿。“责令”来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具体执行的市资源局却在3天之内收到6封恐吓信。信中说，谁有本事往山上走，他们就给他“爆葬”。啥叫爆葬？即用炸药或放在公文包内；或放在你的床底下、办公室内，将你炸死。资源局刘工程师在岗棒村的矿区上才露了一面，晚上，他所住的分矿办公室，竟有人以1分钟投16块砖的记录，残暴地袭击了他。
看谁还敢来管？！
“吓走了当官的，乐死了采煤的！”“矿主”们为此专门组织了“祝捷专题晚会”，在酒杯碰撞声中，他们宣布：“明天，我们将占领整个七台河的全部煤田！”
结果是，近几年内，这个北国煤城的两个主要矿区分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然，开采乌金的人们在获取大量甚至几辈子也用不完的钞票的同时，也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仅1988年间，这里共有120人死亡。在笔者采访时，这里又有一起被民政部列入当年的重大民事伤亡的事故。这次是22人死亡，事故原因为小矿井冒顶所致。
我们对此震惊不已。然而，七台河的煤与七台河的挖煤人，如果同山西的煤与山西的挖煤人相比，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山西是中国的煤都，其煤炭产量占全国煤产量的1/5多，一直是共和国的主要能源省份。然而，近年来，这里的非法采矿挖煤也是全国最严重的地方。据该省矿管部门统计，山西现在有小煤窑共7，300余个，年产煤达9，200多万吨，相当于全国煤产量的1/10或全国小民采矿井煤产量的1/3。透过这些数字，我们似乎不难想象乌金王国里的非同寻常的民采小矿与国营矿之间的激烈争夺！
山西七大矿务局之一的潞安矿务局，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矿区。
在解放40年间，潞安的每一寸土地都为共和国建设作出过非凡的贡献。从这里走出去的煤炭部部长王森浩，就是当年在潞安矿上开割煤机的采煤工。
潞安的今天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发现，山西人再不像过去那样谈起潞安就脸上放光了。“煤这个东西，当它不被用来燃烧时，它能染黑整个世界！”一位满脸沾着煤星儿的“黑大汉”瓮声瓮气地对我说道。
细细咀嚼，这话颇为意味深长。
不曾想过发财的农民们，当时上国营矿区挖一担煤，仅仅是为了能烧热自己家中的锅和炕。后来，是为外乡的亲戚朋友弄那么几担，再后来，是为外县外省的“朋友”弄几车。于是，他们丢掉手中的锄头，开始成为手工采煤工人。不久，潞安矿务局各矿区都燃起民采小煤窑的熊熊大火。当地人称这支采煤队是“一00部队”。
“一〇〇”，形象而又逼真，一条扁担两个筐，山西的煤窑就是这样开凿出来的。别小看这支部队，它的“地道战”、“坑道战”，不仅使得国营矿陷入了全面的“人民战争”状态，而且每时每刻处于兵临城下的气氛。
潞安矿最初只是感到边角与外围吃紧的疼痛。
某工区的18平方公里煤层，原计划作为“七五”计划的后备储量，是潞安有望与其他兄弟矿务局鼎立晋国的一个“拳头”。可是，这一年，当潞安矿务局领导正想带着这个“拳头”进京亮相时，“拳头”却已不复存在了。从西北角的李庄到东南角的徐水村，采民共打昙井17口，坑道11条，实挖面积超过了14平方公里！
当潞安矿的企业家们回首眺望身后的那只“拳头”时，惟一可能做到的是装出笑脸，毫不吝啬地将其奉献给农民兄弟们，也许这样还能听到一声“谢谢老大哥”的赞美。
没有了“拳头”，只得靠身子去顶着。潞安矿无奈来了个上下总动员：“深挖潜力、保质保量。”中心意思是要在现有主矿区上做文章，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七五”期间的年度生产指标。
顾不得长远考虑，只从眼前看，潞安主矿区的煤储量还是可以过几年宽心的日子。手心里的馒头，屁股底下的西瓜，总不会跑掉吧？石屹节矿的矿长对此是满怀乐观的。
“也该为大伙多办点实事了！”矿长躺在床上又在想着这个问题。前年，矿长有幸参加中国煤矿工人代表团出国访问，回矿向职工们作报告只说了半句话：“咱中国煤矿工人对得起国家”，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不同那些西方国家比，就与毗邻的俄罗斯比一比吧。顿巴斯像山西一样在国家煤炭业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俄罗斯40％的焦煤出自顿巴斯。可是这里的矿工是36行中收入最高、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一个青年矿工一个月挣的卢布，胜过部长和科学院士。在煤矿餐厅，一份冷盘、热汤、正菜、甜食和饮料齐全的午餐，只要用几个卢布！
而中国煤都的矿工，相比之下，生活清苦多了。
煤矿工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离不开煤，只有多采煤才能获得多一些的经济效益。他算了一笔账：今年多采100万吨，就可以给职工盖一栋宿舍楼！矿长违心地订出了一个高指标。职工们一片踊跃。多消几身汗，还不为自己！
可是，矿长和矿工们的美梦，全被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给震灭了。
“起火啦！快逃命呀——！”一阵高过一阵的呼救声，回荡在整个石这节矿田。当矿工们惊慌失措地从坑道内爬出来，当教师和学生们冲出教室，当正在休息的夜班工人们从梦中惊醒时，山坡上。操场上、居民区内的那些井口早已大火冲天，昔日冰凉的自来水此刻已成温度高达98度的沸水，火炕热得不能躺……
“煤井着火了！”煤田上最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就是俗称地火的灾魔！
地下煤层原来是个封闭的燃料场，当人们掘洞挖井和筑坑道后，使这封闭的燃料场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这时如果在开采中没注意掌握井下的湿度，煤炭就会出现自燃，一旦燃起，人类就很难制服。1962年5月，美国费城西北160公里处的桑塔利亚就发生过这样一场灾难，地面上烟雾腾腾，站在地面上的人们就像贴在烤锅上的油饼，不出几分钟，就能煎出骨髓来！联邦政府抽调大批钻机，试图直通煤层，打井灌水，以扑灭地火。可此计不但不灵，反而加大火势（因为水被烈火烤于后，分解为氧和氢）。地火给煤田造成毁灭性的事，绝非仅此一例。
这灾难干不该，万不该，落到困难中的潞安矿务局身上。
大火原因很快查清：是霍家沟农民的小煤窑越界打通了国营矿巷道，致使发生重大火灾……大火从1987年1月5日开始，日复一日地燃烧着，到底烧掉了多少煤炭资源？谁都无法计算，因为任何一个煤田靠人工开采是无法采尽的，而地火恰能将一片片连结的煤层烧绝。
石屹节矿的上千名矿工不但美梦变成了一枕黄粱。而且连老本全都赔了进去。一场大火，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813万元！没有房的矿工看来在近三五年间不会有指望了，而有房住的矿工则发现他们的墙壁出现了条条裂缝，也只好举家搬迁，成了“流浪汉”。
矿工们高举铁钎与杠棒，要与乡镇小矿的采民们拼命。风，刚刚放出来，霍家沟村调来十倍于矿工的父老乡亲来对阵。可怜的矿工们在富有与生命之间选择了后者。
“我们才不管那么多！烧了的是国营矿的，没烧的是留着给咱娶小老婆的！”采民们一步得势，便来了个步步为营，潞安矿区从此开始崩溃……
与此同时，山西境内的其他重点矿务局遭受了同样命运。以致一直被上面肯定的山西乡镇小煤窑问题也不得不由国务院出面重新评估。
——1988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对在建和生产的国营煤矿井田内的民采小井依法进行清理和整顿。
——5月26日，山西省乡镇矿整顿办成立并作出决定：立即封闭填实国营煤矿范围内的乱采滥挖的私开矿，越界超层开采的小煤窑要无条件地退出，并打好永久性密闭墙。
煤都吃紧，全国各地马上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乌金王国”的煤炭供需紧张已成定局！
拉锯扯锯——边界大械斗，矿山化乌有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边界上的举械大斗屡禁不绝，时有发生。为一块茂盛的森林，为一片肥沃的土地，为一顷碧绿的草原，处于边界上的双方往往便大起纷争。但是，所有这一切纷争，其规模，其惨烈，其影响，似乎都比不上今天人们为了一座矿山一处宝藏而展开的争夺。
矿山是最有吸引力的争夺对象。矿藏深埋于地下和山腹之中，哪儿没有界标，哪儿就被视为无国籍的南极——谁都可以去占有。在境蜒漫长的省界、县界、乡界，几乎一座矿山就是一个械斗场。那些村长、乡长、县长甚至专员、省长，平时可以在大会小会上大讲共产主义，可当他站在矿山之上时，他会突然变得惊人地“本位主义”。
我见过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县长，从他在土改时当基干民兵，到大跃进时当大队长，“文革”时当公社主任，直到1975年开始当副县长、县长以来，他没有摆脱过他家乡后面那座与邻省交界的矿山械斗的纠缠。三十多年来，大大小小的械斗，他亲身经历过几十次，他左边脸上的那块黑疤就是一次械斗中被人用铁钎捅的。如今，他还有三年多时间，就该从位上退下来了。作为执政的最后一段历程，他想了结最后的一桩心事：停止两省间的械斗吧！为此，他曾专程到省府找主管经济的副省长，提议是否可以主动放弃那片有争议的矿山。“不行！矿山是边民脱贫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副省长从未这样声严色厉地对待过这位老县长。尽管如此，老县长并没生气，他明白副省长早把开采那座矿山所得的收入列在了省年度财政之中。
矿山对堂堂一省之长都如此重要，那么对那些几乎整个财政都得依靠矿山的县、乡、村来说，更是命运之所系了。
矿山仍需流血，矿山催发着流血……
地处茶岭山区的XX省A、B、C、D县，连壤着另一省区的王、张、李、赵县。
A县与王县肩擦着肩，背贴着背。秦岭的一只“胳膊”将这两个县紧紧地连在一起。然而，也许是大山太高，也许是身处黄土高原不想多管门外事，一尊千米高的山峦，仿佛隔着两个世界。山这边的A县，只知到山后面的另一个省区，据说那里的人头上都带一只伊斯兰帽。山那边的王县，许多人就连乡政府在哪儿都不太清楚，更何况山外的另一个世界。
这一年，不知谁将一个重大“秘密”泄露给了山这边的A县和山那边的王县：山上有个大铜矿，一年能采几千吨，而且永远采不完。铜是什么？山这边山那边的人却没有一个不晓得。他们手里用的脸盆是铜的，火锅是铜的，马鞍是铜的，还有小伙子腰间的皮带扣，姑娘裙围的“小蝴蝶”……三岁的小孩都知道铜，没有它，高原将变得灰色；没有它，涮羊肉、烤奶酪将变得无味。铜，高原上的金子，贫困中的富有，它诱惑着山前山后的万千牧民与村庄……
A县，7名常委慎重决定：由工业局、农业局、乡镇企业局联合成立铜山开发总公司，主管经济的副书记亲自挂帅任总公司党委书记，各局长任副经理，银行贷款100万。
王县，7名副县长在香烟袅袅升腾的烟雾中一板定案：由县长亲自抓铜矿开发，力争年内1/3财政取自于铜山！
元旦第二天，“A县铜矿开发总公司”的牌子在秦岭“胳膊”上高高竖起，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整整三天未息。
春节前一天，王县县长在大年三十不守岁，率领上百名局长、乡长、村长、技术员、工程师，浩浩荡荡开向山峰。“从今天开始，我们王县的命运将与此山同沉浮！”县长的豪言壮语，激动得在场的人热泪盈眶。
向着同一座山，向着同一个目标，他们和他们紧赶着步子。
“这山是我们的！”
“这山是我们的！”
“看，这是土改时定的界线！！”
“瞧，马鸿逵时就这样划定的！”
“以历史为准！！”
“以现在为准！！”
“你们不讲理！找你们省长去说理！”
“你们才不讲理！把你们省委书记找来！”
“撤！”——“撤！”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满有把握，充满信心地带走队伍，回家各自取“尚方宝剑”。
“界线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重要的是解决你县当前的经济出路！”
“最主要的是要把你县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历史遗留的问题让它继续遗留吧！”
两边的上级不同的口气却是同一个内容：矿山是你们的，不抓，经济搞不上去，你们自己负责！
“军令”如山倒，不把几十年的穷县帽子摘下，上下难交待。县长和县委书记深感自己是被逼上梁山的。铜矿山是惟一的赌注了！
上！不上将永远落后。何况，不上即等于让别人发财自己挨饿！划不来！
这边公安民警开道，那边武装警察领路。
枪杆子对枪杆子，这不行！县长和县委书记毕竟脑瓜子里还有一根弦，双方都下了命令：“拿武器的人都撤！”
剩下的便是手持铁铲、木棒与马鞭的山民。
“冲啊！”“冲啊！”
顿时，山头上杀声震天，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结果是死了3人，各伤17人，一边的县长挨了两拳头，一边的县委书记眼镜被砸得稀烂。
从此，仇恨的种子在A、王县的干部与群众心目中深深地扎根生芽！
上告！上告！国务院民政部办公厅接到的边界械斗信件和加急电如同雪片飞来。
“唉，太难了！太难了！平均一天中就有三四起这样的事。我们总共才那么几个工作人员，而且这些人下去不顶用。你想，县与县、省与省的边界之争，我们几个萝卜头官下去谁听你的？这种事，非副部长以上领导去才凑合能把双方找在一起。即使找来了，你又能怎么样？将矿山判给他？或者判给他？好，判给了你，这边的省长说：‘国务院下达我省的财政收入指标你得想办法让总理减少！’‘我们哪有这权？那好，既然这样就别多管闲事！呆着吧！’民政部办公厅的官员耸耸肩，这样说道。
清官难断家事。县长和县委书记觉得惟吾“七品官”管事，于是矿山上重新拉开了拉锯战。
这一拉锯战的结果，原预测可采13年的铜矿，现已接近“衰亡线”。A县因矿山所得的财政收入总数超过1亿，王县稍稍少于此数，但A县因械斗造成的损失总数是王县的3倍。
B县和张县，在两个县的百姓心中长期以来就没有外省、外县这个概念，横在他们之间的仅是一条枯竭的古河道，故而，百姓们习惯上的叫法也就是“河这边”、“河那边”而已。悠久的血缘使这河两岸的村村寨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这里的人们与其说跨河沟是出县、出省，倒不如说是走亲戚。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多少年来，他们遵循着这一纯朴的“和平外交政策”。动人的事儿很多，如1953年，地处B县的百姓遭受特大自然灾害，上万名无家可归的山民流落到张县。张县人二话没说，当晚县委就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县人民“腾出一床被子，省出一碗苞谷面”给受难的兄弟县灾民们。万名无家可归者就这样温温暖暖地、平平安安地在张县度过了3个月时间。后来，大约3，000人就干脆在张县落户了。“文革”大批斗那回，张县县长被造反派打成“苏修特务”，弄得妻离子散。眼看着张县县长过不了好时光，B县的百姓知道后，悄悄将他接过来，藏了起来，并且一藏就是4年。
人们说，在B县和张县之间，别说百姓们每年不知有多少回互相走来走去，就是县长与县长，每当逢年过节时，你请我宴也是常事，真可谓亲如手足。
如今，这两个“亲兄弟”居然成了西北边界闹得最凶的冤家。不为什么，只为地底下那么点煤。不过这煤对“河这边”和“河那边”都太重要了。据说，那个隐伏在河沟底下不足30米的煤层能使其中的某个县不出5年达到“小康”。这对贫困的B县和张县来说，无疑富有极大的诱惑力。
“损面子的事绝对做不得！”两个县同时召开的两个“秘密”会议上，几乎是同一个口径。“既然如此，干脆把河底下的煤让给对方得啦！”有人刚刚这样提出，就被断然否决：“不行！其他事好说，这事我们让不得。咱县（——另一方也说咱县）穷了几十年，也该过些富裕日子了！”“父母官”们的心此刻装的是整整一个县。解放三四十年了，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前几任曾为本县的脱贫付出了无数心血，然而都因为这穷山僻壤的缘故，终未能摘掉那顶贫困县的帽子，如今每年仍需国家给予百万以上的救济。为政者谁不想在自己的丰碑上刻金色的痕迹？再说，百姓们也确实够苦的了。干涸的河道，漫卷的黄沙，除了勉强能塞饱肚皮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煤矿，成了两县惟一有可能改变自己贫困命运之所在！县官们能不为之朝思暮想？
两县头头们各自瞒着对方筹划着“宏伟工程”，并都悄悄派力量向古河沟靠近。“要是谁泄露了县里的开煤计划，就罚谁1万元！”两个县的决定简直是像经过商量好似的，都是1万元！老百姓听了快要吓出毛病来，别说1万元，就是1，000元，许多户主也得卖了毡子又扒锅呀！上面之所以这样狠，道理明摆着：河两边的人太亲近了，说不定哪个没过门的女婿为了讨好河那边的“岳父大人”就把自己县开煤的事给漏了出去。
事情还真偏偏出在这上头。一位叫巴格辛的小伙子，这天在县上的挖煤队那儿晚了一个时辰下班，等他赶到河那边的张县女朋友家，已经是夜晚9点多了。“干啥去啦，咋又这么晚？”这个姑娘本来就一直怀疑B县的小伙子是否脚踩两只船，今儿个又见他这么晚才来，不由嘀咕起来。“要不是加班钻洞挖煤，我能晚来吗？不信？你上河那边调查！”小伙子的这话恰巧被隔壁的那位当乡党委书记的“未来岳父”听到了，便过来搭话地问道：“你们那边在挖煤？”“嗯，不不不！……”小伙子刚说出口就知道泄漏了秘密，想封嘴已经晚了。这事很快传到B县头头耳里。
“这些伪君子，说不定他们早干上了！可你瞅他们表面上装得多友善，背里呢，不知做了多少损人利己的事！”B县似乎第一次看清了张县的真面目。其实，当听说那条界河底下有煤后，他们比张县干得兴许还早那么几天。但由于不明对方底细，故如今根据“可靠情报”获悉张县在开煤矿，自然不免大惊，因为按B县人现在的心理推测，张县也许早把底下的乌金不知挖走了多少！
“全县动员，必须赶上和超过张县，以夺回过去的损失！”B县迅速作出对策，并且公开组织了省界附近的6个乡的1，000多名民工进入煤矿区开窑挖井。
对岸的张县一直是暗着在干的，事实上至今才挖出几车煤。眼下，见B县如此兴师动众，大有一日之内欲将煤层吞为己有的势头，当然是焦虑万分，县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一直到凌晨3点，最后决定，全县增加投资500万元作煤矿开采基金，同时从大同和包头煤矿高薪邀请两个专业机械掘井采煤队充实自己力量，以此作骨干，带动全县的其他6支半机械采煤队，在此基础上发展由2，000名群众组成的个体采煤队，地下地上立体开采，力争年采煤百万吨以上。
张县豁上了血本。县委“紧急会议”的第二天，有线广播便开始宣传。“采煤致富，爱国集资”的口号家喻户晓，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但百姓们把卖鸡蛋的钱一齐凑出来也没集满500万元，县委不得不号召县机关紧缩开支，并且硬性摊派了80万的企业捐资。煤矿牵着全县人的心，煤矿与全县的行行业业密不可分！
张县的这个行动，对前一年受灾的B县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冲击。元气未复之前，要像张县这么干，B县显然力不从心。河对岸那一阵阵隆隆作响的挖煤机械声，显然对B县人的心理上是不堪忍受的摧残。
一个风雨交加黑黢黢的夜晚，张县的采煤工地上，突然忽隐忽现着十几个黑影。黑影接近采煤掘井机之后，不知在磨蹭什么，不一会儿，便迅速离开现场。也许是几秒钟（也许是几分钟）之后，只听张县的挖煤工地上，突然几声巨响，那几台采煤掘井机和它一旁正在值班的几名工作人员一起被掀到了半空，然后又掉得粉碎……
不用侦破，张县人一看爆炸现场，便知道是“丧尽天良”的B县人干的好事。据有关方面估算，张县为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过200万，这里还不算5名死伤人员的抚恤安葬费。由于出了这起事，从大同和包头请来的两个专业掘井队提前撤回了本单位，张县的煤炭开采从此一下陷入瘫痪状态。当这一消息传到全县的百姓中后，成百上千的血性男儿和那被害得丧父失夫的妇女，高举起牧鞭与铁锹、羊铲，越过界河，见B县领地上的采煤工就打，见已经挖好和尚未挖好的煤井就砸……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B县死伤20余名，70％的煤井被破坏。张县人报了心头一仇，但也扔下了3具尸体。
大战之后，B、张两县为了根治对方，首先在本县的临界乡地进行“划清界限”的教育。一时间，那些在河对岸有三亲六故的村民们纷纷表态写血书，誓不以河界那边的人为亲为友。在这期间，至少有百对以上的热恋男女被无情地分开。具有悠久友善历史的界河第一次成了两岸百姓之间的深谷鸿沟，持枪的边界巡逻队、亮着探照灯的监哨所，开始出现在界河两岸，进出人员需要持各自县政府印发的“护照”，哪怕是走亲戚、放牧，一律得经过检查——界河，成了两个友邻县的“三八线”。
到此，双方似乎该收敛了吧？没有。这种地面上的敌对势态更加刺激了“地下战”。现在，人们开始把争夺的焦点放在煤井的坑道上。“越界挖煤”，先把别人碗里的饭抢过来，聪明的人聚到一块去了。但是，这种形似聪明，实则愚蠢的做法并没有给哪一方带来好处。冲到张县界内的B县人，为了快挖多采，因而不顾一切，见好煤层就“大口大口地吞”，见稍差些的煤层扔在一边，致使煤层回收率仅达20％，造成大量的浪费。与此同时，进人B县的张县人也采取取富去贫的采掘方法，不出两年，这座拥有中型储量的煤田便毁于一旦，花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B、张两县到头来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哼，咱们富不了，他们也别想富！”分别耗去500万和630万巨资的张县和B县的干部们喝着浓茶都对我这么说，那脸上散发着阿Q式的胜利光泽。
我为此而感到悲哀。
C县与李县、D县与赵县的情况亦大致相同。这两个地方均处在边界与煤田并存地带，争执与械斗的结果是煤炭资源几乎破坏殆尽，而且人们曾为之骄傲和垂涎的草地也变成了一片烧焦的废士。
据国家矿产管理部门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我国52，000多公里的省界上约有各种可开采的大中型矿达230多个，它们中有属于国家乃至世界一流储量的稀有金属矿和非金属矿。这些矿无论是早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生产矿，还是尚未列入国家开发计划之内的远景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的双边争矿抢矿风。由于边界矿处于特殊的地段，这类的群众性抢矿争矿比一般的民采风更为疯狂和野蛮，通常是有组织的大规模掠夺与破坏，同时伴随着血腥的大械斗。你的就是我的；你没有，我要有；我要没有，你也别想有！这似乎是所有边界矿山发生械斗的共同心理特征。
一位矿产资源权威专家介绍，全国处在省界县界地带的矿山大小共有3，000余座，这些矿山80％以上有纠纷和严重纠纷。边界矿山的破坏性是任何矿山所无法比拟的，国家每年约有10座中型以上的矿山因此而枯竭或消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两个亿。有人推算，再过20年，我国省界、县界处的矿山将有一半以上变成废矿。
这个警报不能不说是严峻的。
有人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该发生这类事情。走共同富裕的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和应有的品德，为什么还要发生抢矿争矿甚至械斗呢？
是啊，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