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祖国大陆的治水与台湾的治水密不可分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钦欢先生总策划，程贤章先生与何建民先生主编的，皇皇两巨册，包括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和东南卷等七大卷，计200余万字，是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后，我国第一部用文学表现形式所创作的治水巨著；无论就主题、内容与编写组稿的难度与高度，应该都是中国文学史的突破与创举；特别是它包括了尚未回归祖国大家庭的台湾在内，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视野。这点，我相信不必我再赘言。

    我以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作家身份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写作工程，深感荣幸。

    我是在程贤章先生“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之后，也“接招”了他共襄盛举的邀请。时间是在2009年11月中旬，地点是在江西宜春市温汤镇明月山下安源楼的国际华人作家写作营，传话人是一起参加活动的初次见面的来自广东的诗人杨克。我很高兴程先生并没有把我忘记！

    我记得，在此之前，我仅仅见过程贤章先生两次。第一次是在全国作家会议期间的人民大会堂门口，互相交换了名片。当时，我对程先生完全陌生，只知道他是来自客家原乡的作家。后来，我读到了程先生的作品，也曾经利用到深圳访友的机会给程先生打电话联络，却一直联系不上。一直要到2008年吧，我组织了一个台湾的客家农业交流团在广东梅州客家原乡参访时才在梅江江畔的一栋公寓第二次见到了久违的程先生。那晚，我向程先生请教了祖国大陆客家文学的发展概况，受益良多。

    杨克的传话之后，我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可苦于不知具体情况而迟迟没有动笔。其后，我又组织了一个台湾的客家农业交流团到闽西、赣南与粤东的客家原乡参访；在梅州停留的那个晚上，吃过饭，喝了酒后，实在无法登门拜访程先生；程先生于是亲临我下榻的酒店，让已经醺醺然的我理解他“接招”杨钦欢先生策划的的想法，以及他的编辑构想；我也当场承诺：写大陆同胞最有兴趣的日月潭，回台湾以后就开笔。

    回台之后，我随即搜集各种与日月潭相关的材料，阅读之后，我决定放弃这个题目；因为它离“治水”的主题较远，而且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台湾期间的水力发电设施。我只好继续阅读台湾史料，寻找符合编辑主旨的题材。我的身份与立场决定了我选材的两点考虑：

    首先，它必须是台湾治水史的典型事实；

    其次，也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它必须与祖国大陆有密切的联系。

    因为，近百年来台湾人祖国情怀的发展与异变的历史现实，是我之所以坚持它必须与祖国大陆有密切联系的理由。

    台湾人祖国情怀的发展与异变

    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廷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因为台湾的割让，于是就有了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台湾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本只有漳、泉或闽、粤地方意识的台湾人，同时产生了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发展。

    当年，割台之议甫定，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立即愤然而起，会同任职朝中的台湾进士，联名上书，表示强烈抗议：

    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势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敌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这里的所谓的“隐痛”就是台湾人弃儿意识（孤儿意识）的感情根源！

    5月25日，丘逢甲等士绅及官员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改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之旗为国徽，并发表抗日宣言：

    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查全台前后山二千余里，生灵千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从这段宣言可以看到，这时候，台湾精英主观的“自主”意识依然压过“无天可吁，无人肯援”的客观处境，还没有发展到悲怨的弃儿意识（孤儿意识）。

    5月30日，日军开始进军台湾。6月4日，唐景崧奉清廷之命率军内调，台湾民主国在日军登陆前瓦解。官绅阶级纷纷内渡逃跑。抗日不成的丘逢甲黯然离台，返回广东镇平（今梅县蕉岭）祖籍，写下许多慷慨激烈、悲凉沉痛的咏台诗作；其中一首《离台诗》写道：

    第二年，他又感慨地写道：

    然而，台湾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贫困农民，纷纷加入义军，英勇阻击登陆的日军；一直到1915年，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才告结束。尽管每一次的武装行动都在日寇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但是，它却用血的事实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骗性，提高了民众抗日的民族自觉。

    总地说来，这个阶段的武装抗日基本上是汉民族传统的中国意识的坚持与抵抗。

    以小说（原名《胡志明》）奠定作家地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1900—1976）在晚年的回忆录《无花果》里写道：

    “当时的抗日战争，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既没有横的联系，也没有纵的系统。更不是受人宣传，煽动而蜂起的。台湾人在无意识中，认为台湾是自己的祖先所开拓的，我们做子孙的，有保护它的义务。……保护自己的村庄是自己的义务，这种观念，不知何时，在无意识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这种精神，一旦有了外敌，自然就要显露出来。因此，听到有日军来临，便涌起抗日的感情，产生抗日的思想，变成抗日的行动，自动地驰赴抗日战线参加抗战。……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烈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绝不是清朝。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

    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

    “中国内乱方殷，十年之内无法帮助台人。”

    这样的历史接触说明：祖国的同胞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它也并非无心收复台湾，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实。

    其后，在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青年学生首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仿照《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1925年，留学北京的台湾学生主张把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依靠祖国以收复台湾，认为参加祖国的建国工作，才是救援台湾之道……因此除了学文的以外，也有转而学武的。

    1926年，台湾青年张我军（1902—1955，台湾新文学奠基人）在北京拜访鲁迅时向他抱怨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鲁迅听了，“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1927年，鲁迅在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成员张秀哲（张月澄，1905—？）翻译的《劳动问题》写序时提到了这件事，同时强调他因此而非常肯定台湾青年的祖国情怀，他认为“正在受苦中的台湾青年，却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以上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在在说明了海峡两岸知识分子血脉相连的真挚深情。

    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籍中共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1939年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别题为《台湾社会运动史》的内部机密数据载明，从1913至1936年，台湾人民反日运动的两大思想特质是中华民族意识与反帝社会主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展开全面抗战。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也纳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人民看到了光复的希望；许多爱国的台湾青年决心洗雪旧耻，光复家园，将宝岛解放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于是纷纷冒着生命危险，间关万里，潜回大陆，寻找重庆或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据说，先后归返大陆，参加祖国抗日行列，与大陆同胞并肩作战的台湾爱国志士高达5万多人。

    例如：

    文学运动家张深切（1904—1965）在1961年12月出版的回忆录《里程碑》写道：

    “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

    抗日青年雷灿南（1924—1945）的日记写道：

    “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台北二中毕业后再读高商，然后整理家业，作为在台的最后一名日本人，领导本岛民族，大力展开活动。”

    1940年4月10日，盐分地带文学家吴新荣（1907—1967）的写道：

    “最后希望埋骨于大陆，为达成此理想，该有实际行动。”

    1945年，放弃还差半年就毕业的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学位，回国参加抗战，最终成为八路军女战士的台湾女青年杨美华说：

    “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政策的推动，阴霾笼罩着台湾，苦难浸泡着台湾；日本侵略者不仅在政治上残酷统治，更在文化上进行奴役，强力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他们不准台湾人拜祖先，读汉书；强迫台湾人穿日本和服，说日本语言，改中国姓氏，取日本名字；力图把台湾人民变成日本的忠臣良民，从精神文化上断了中华民族的根。但是，侵略者的所谓“皇民化运动”引发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始终香火不改，坚持祭祀祖先，学习汉语，对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改姓名运动坚持抵制。在他们心中祖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始终未泯。台湾的文学青年也写下了他们对祖国的呼唤。

    例如，巫永福（1913—2008）的诗《祖国》写道：

    文学家叶荣锺（1900—1978）在1977年出版的《小屋大车集》写道：

    “我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毋宁说是由日人歧视（当时叫做差别待遇）与欺凌压迫激发出来的。他们的歧视使台人明白所谓一视同仁的同化主义，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他们的欺凌压迫，使我们对祖国发生强烈的向心力，正像小孩子被人欺负时会自然而然地哭叫母亲一样。

    “日人千方百计，想把台人同化，其实真正同化，变成十足的日本人，他们也未必一定欢喜。他们只是要台人忘却祖国，而做比他们所谓‘母国人’次一等的殖民就是了。

    “他们政府的政策和个人行为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他们的歧视和欺侮，无异给台人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幼苗，灌输最有效的化学肥料一样，使他滋长茁壮而至于不可动摇。不过像我这样在日本据台以后出生的人，对于祖国只有漠然的观念，因为它是手摸不到、脚踏不着的存在，没有切实的感觉。所以我们的内心深处常有一种期待，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触到祖国的实体。”

    吴浊流在《无花果》中也指出：

    “眼不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正如离开了父母的孤儿思慕并不认识的父母一样，那父母是怎样的父母，是不去计较的。只是以怀恋的心情爱慕着，而自以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过温暖的生活。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这种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过外族的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是无法了解的吧。”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发表《开罗宣言》，根据历史的事实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宣言》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条款，宣布“无条件投降”。

    叶荣锺通过题为《八月十五日》的诗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气氛：

    10月10日，日据时期作家王白渊（1902—1965）在《台湾新报》发表了一首题为《光复》的诗写道：

    10月17日，第一批国军终于在台湾同胞“等待复等待”中从基隆登陆。

    吴新荣为此写了诗《祖国军来了》：

    吴浊流的回忆录也写道：

    “全岛六百万的同胞都斋戒沐浴，诚心诚意去迎接。……范将军、谢将军、唢呐、南管、北管，十多年来隐藏起来的中国色彩的东西接二连三地出笼了。至于那五十年间的皇民运动，仅只一天就被吹走了。”

    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从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国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这样，台湾人民坚持了50年奋勇抗战，付出了65万人的生命代价，终于让宝岛台湾重新归回祖国母亲的怀抱，正式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的历史。这一天便被定为台湾光复节。

    台湾人民虽然迎接了盼望已久的复归祖国，但祖国却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乱中。法理上的祖国复归，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国民复归，更不曾导致经济解放；一切日据时代的官民营、日籍独占产业，悉数被接收政府全数点收，归国家独占经营，而不是交给本地的爱国工商业去发展。由于当时来台接收的各级官僚大部分是无知愚蠢、恣意贪污的腐化官僚，终于造成了台湾政治、经济的混乱与恶化。

    因此，吴浊流有感而发地写下了《光复时》这样的诗：

    于是，台湾人民光复解放的狂喜却因为接收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幻灭，迅速转成不满和怨愤。后来，台湾民间竟然流传着所谓“狗去猪来”的说法；所谓“狗”指的是日本人，而所谓“猪”指的就是那些从大陆来的、贪污腐败的接收官员。（李登辉上台以后这样的历史情绪又在政客的播弄下变为一般“外省人”的蔑称：“中国猪”。）

    1946年7月，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在祖国大陆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1947年2月27日晚上，对国民党接收政权已经彻底失望的台湾人民，在台北市延平路缉烟警察的一声枪响之后，点燃了反贪腐的起义烽火。这时，对台湾人来说，祖国不见了。

    诚如臧克家的诗《表现》所云：

    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

    祖国，祖国啊，独裁者强迫我们，

    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

    “二·二八”事变的爆发和镇压，付出了整整一代台湾人对中国和民族事务的挫伤、抑忿、幻灭、噤默与离心，以及无以数计民众的死伤，和死伤者家属内心长期的怨悱……这些昂贵的代价长期伤害了光复后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

    事变后，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大多对“白色祖国”绝望，他们一度陷于思想无出路的苦闷当中；开始苦苦地思索着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在一时的“祖国否定”中，有识之士如叶荣锺还是谆谆告诫说：

    终于，通过对内战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与新的历史、社会理论的探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社会阶级立场，转而拥护“红色祖国”，肯定中国大陆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同时迅速投入了以全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台湾左翼思想和组织，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广泛而紧密地展开反帝、反内战、反腐败运动。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然而，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却逃到台湾，建立流亡政权——台北国府。在大陆内战中全面溃败的蒋介石政权，针对正在全岛各地蓬勃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各条战线上的爱国人士，积极开展了一场秘密而广泛的政治大逮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8日，美国基于本身反共战略利益的考虑，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渡海。历史因而随着世界两极对立结构的形成而改变了它的轨道。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6月29日，吴新荣的写道：

    “深恐台湾将来的命运，对祖国有严重的影响，我们永久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中国人的台湾了，为此主张我愿意牺牲我一生。”

    然而，重新获得美国有条件（不准“反攻大陆”）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却在美国的庇护与默许下展开彻底的清共、肃共行动；于是，一整个世代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仆倒于马场町刑场。其他幸存者只能通过在押房里唱着《安息歌》给赴义者送行，并且把未能完成的理想延续下去：

    蒋介石政权随后通过对内高压统治，在台湾维持了长期偏安的局面，使得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之中。

    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从1949年开始，美国就策谋使台湾与中国分断，阻止大陆对台湾的流亡潮，扶植亲美、反共的所谓“台湾自主分子”；或由美国直接占领台湾；或经国府同意以联合国名义占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并且在这些条件下，由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使得台湾与大陆在短暂五年的复合之后，再度和祖国分断，民族再度分裂。美帝为了确保它在西太平洋反苏反共前哨线的台湾，当然想尽各种威胁、利诱的方法，以防止台湾与大陆的统一。1951年，它在两岸中国均未获邀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合约》，采取刻意模糊的态度处理台湾主权归属问题，制造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1952年，在美日威胁之下，台北国府接受了以这样一个帝国主义条款为基础的《中日合约》。1954年，台北国府与美国签订所谓的“中美协防条约”。台湾从此成为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的一枚棋子，至此，台湾与大陆国土与民族的分断，也因为美国霸权的干涉而固定化与长久化。随着日据以来反帝、反资、追求国家统一的台湾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进步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运动）、理想主义与良知正义被彻底肃清，从而造成以台湾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在严厉的反共政策的控制下，台湾人历来的祖国意识被刻意淡化了，真正的祖国像也因此逐渐被扭曲终于失落了。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封断以来的两岸经贸关系自此重新以间接贸易的形式逐步展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也使得两岸统一问题日形突出。

    自1985年下半年以后，在国际局势日渐缓和，岛内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空前高涨的背景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的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包括“调整大陆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海峡两岸关系也由紧张对峙转趋缓和松动。也就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晚年的蒋经国在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封断了近四十年的两岸人民重新得以单向往来。

    据统计，1979年，两岸的间接贸易额不及0.8亿美元；到了1990年却增加到40.43亿美元，增长了超过50倍。从1990年起，祖国大陆已经开始成为台湾最大出超来源地区。两岸的经贸发展，使得台湾不少中小企业得以渡过由于台币升值和美国保护主义冲击而引起的企业倒闭危机。这也具体说明：撇开政治歧见，合作发展两岸经济，是台湾经济的出路，台湾的经济前途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如此，政治上何尝不是如此呢！

    然而，现实的政客却丝毫没有体念天下苍生的仁者胸怀！

    针对“日本殖民有功论”的批判

    十几年来，我们不幸地看到，恰恰是那段饱含民族分裂悲剧的历史所形成的所谓“台湾人的悲情”（孤儿意识），竟然在岛内少数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客、文人刻意播弄下，成为“去中国化”的错误的“台湾意识”的感情基础。

    1987年，岛内台独派政治团体借着纪念“二·二八”四十周年的名义公开展开了台独历史解释权的斗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以台湾本省籍人士身份首次执掌台湾党政大权。台湾政局从此进入一段长达十二年的“李登辉时代”。基于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现实需要，李登辉继续推行蒋经国的“革新”路线和政策并加以调整和突破。面对党内、朝野和两岸互相纠结的三大矛盾，他首先通过党内斗争使得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非蒋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年轻化”；同时，通过与在野党合作推动的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回归宪法等“宪政体制改革”，使台湾政权向“实体化”方向演变；最后，确立以“一国两府”的构思，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政策基点，刻意谋求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它的作法是：一方面继续缓和两岸关系、逐步松动“三不政策”；一方面却加强政治渗透，“以通促变”，并大力推行“弹性务实外交”，逐步推动与中国渐行渐远的分离政策，争取以美、日为主的国际势力支持，达到法理上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的目的。因此，1995年6月，他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康乃尔大学发表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逼使北京不得不对台发动威慑性军演；1996年，他又提出所谓“戒急用忍”的大陆政策。1999年7月，他更进一步发表所谓“两国论”。这样，原本平稳进展的两岸关系不但大为倒退，海峡两岸甚至濒临战争边缘。

    2000年3月，向来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从上台时的“四不一没有”发展到下台前的“公投入联”。台湾的政局一直处在极不稳定的内战边缘时期。

    与此同时，部分不肖的皇民学者大肆宣传着所谓“日本殖民有功论”；他们瞎说日本帝国主义据台时期采用“糖饴与鞭”的两手策略的殖民长官后藤新平（1857—1929）是“台湾现代化之父”，等等。日本右派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据以批判日本自省史观为“自虐史观”。李登辉密友何既明医师甚至告诉小林：“如果要接受中国殖民的话，还不如当奴隶快活些！”这里，台湾人的“弃儿”意识竟而在近亲憎恨的情结作祟下恶性发展为奴才意识了。

    因此，关于台湾的治水历史，他们刻意强调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据台时期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和南洋的基地而不得不整建的灌溉水圳；对于有清以来为台湾的水利建设打下现代化基础的民族水圳却视而不见。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弥补本土资源的匮乏，确保军事侵略扩张的需求，对台湾岛上丰富的资源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疯狂掠夺；他们修筑铁路和公路，如同抽血一样地榨取着岛上的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五十年间共掠夺了台湾总产量55%以上的稻米和90%以上的蔗糖，以及超过千万立方米的木材；贪得无厌，罄竹难书，何来“殖民有功”可言！

    在台湾历史被严重扭曲的当下，我于是决定选择被誉为“台湾水利鼻祖”的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凤山知县曹谨（1789—1849）开凿“曹公圳”的历史，作为的台湾一页；因为治水有功，一直到今天，河南人曹谨仍然被善良的台湾南部民众当作神来膜拜。

    这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两岸人民终究是一家人！两岸同胞传承着祖先的香火，浅浅的海峡隔不开世世代代的亲情。台湾的命运一直都和祖国大陆紧紧地连在一起。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因此，从两岸分隔长达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包括台湾的治水篇章在内的在此时此刻的出版就有了文学、史料价值之外的更为深刻的意义了。

    谨向杨程两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

    程贤章先生一再强调，的问世，源自于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先生的策划。据悉，杨钦欢是全国劳动模范，也是世界生产率科学院终身院士，他掌舵的梅雁水电集团坚持以治水为公司主业，为治水投入了巨大资金，名播两广以及深沪等地。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但是，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尚无一部较完整理想的治水史书，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书于是就成为杨钦欢先生的愿望了！

    如果说身处南北分裂时代的郦道元作《水经注》隐含着祖国能够统一的内心愿望，我相信，杨钦欢先生策划，程贤章先生与何建明先生主编的也隐含着同样的内心愿望；所以他们没有忘记台湾，并且坚持要把尚未真正回到祖国大家庭的台湾的治水史编进本书。

    我想，这恐怕是一个台湾作家所能感受到的的诸多贡献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吧！

    最后，谨向杨钦欢、程贤章两位客家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