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水有关的，不管是传说还是现实，都充满着造化的无常和变幻莫测。也许世界上没有哪一片水域，像洞庭一样，在自然和人力的双重合力下，被改变如此之大。洞庭湖，一片难究其源也难预知所往的水域，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

    《汉书·禹贡》，中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记载了11处较大湖泊，却没有洞庭湖的名字；《周礼·职方》，战国时代的地理著作，对洞庭湖也无记载；汉代辞书《尔雅》，载有“十薮”，无洞庭湖名；《汉书·地理志》，不见洞庭湖的记载；《水经》，详记全国的江河水道，惟独没有洞庭湖……

    从史载中追溯洞庭湖的源起，连历史学家们都纠缠不清。民间的传说是：神仙洞府，龙王居住的地方。美丽的神话故事“柳毅传书”，用书生柳毅和龙女的爱情，诠释了一个奇幻美妙的俗世梦想。而洞庭湖，就是这个俗世梦想用来寄托和挥洒想象的载体。

    有一种说法是，最早的洞庭湖，只是环绕美丽君山岛的一片小小水域，君山古称“洞庭山”，湖因山而得名。公元初至西晋前期，如今的洞庭湖区一带呈现出河网切割的平原状貌，这个当时约260平方公里的小湖泊，与江河的关系不像后来那样错综复杂。

    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片环绕“洞庭山”的与爱情和浪漫传说有关的水域，蔓延成了一个巨大的存在？它的源起和发育成长，众说纷纭，至今无统一的说法。也许，一切都因为这个名字，充满着太多神秘奇幻的色彩。最早记叙“洞庭”这个地名的，是先秦古籍：“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上古尧帝的两个美丽女儿，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居住在洞庭山上，她们经常到江渊里游玩，从澧水和沅水吹来的清风，交会在幽清的湘水渊潭上，这里正是九条江水汇合的中间。她俩出入时都有旋风急雨相伴随。洞庭山中还住着很多奇怪的神仙，形貌像人而身上绕着蛇，……这座山上还有许多的怪鸟。所记载的，会否还有另外的地名比得过“洞庭”的诡谲瑰丽，何况还有爱情和民间传说？洞庭，不应仅仅是一座小山和一片小水域的地名，没有理由不让它浩大，不让它蔓延，不让它神秘莫测。

    在搀杂着传说的真假莫辨的历史叙述里，那片小小的水域慢慢变大了。诗人们才不管那么多，描写洞庭湖的著名诗句，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将洞庭湖称作曾经烟波浩渺却日益湮灭的云梦泽，以讹传讹的叙述早于诗人孟浩然，且一直沿袭至今。

    其实洞庭湖并非云梦泽，要说清这个话题，最好交给历史地理学家们去阐释。在云梦泽浩大的年代，娥皇、女英游玩的那片水域，那些著名的江河还没有与洞庭山下的那一泓水泊相交汇，现在的洞庭湖还只是一片平野和沼泽。长江、湘江、资水、沅水、澧水，还无从流淌到洞庭山下的深水潭里。在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制“鄂君启节”里，一段记述舟节西南水路的铭文这样记载：“自鄂【今湖北鄂城】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舟节铭文里所述的水流交汇，都没有涉及到洞庭湖。

    然而洞庭湖注定要壮阔起来。在长江以北的云梦泽渐渐被泥沙淤积萎缩的同时，荆江【长江自湖北省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段的别称】内陆三角洲也在不断扩展。东晋、南朝之际，随着荆江水位不断抬升，江水开始倒灌入洞庭湖，“江不犯湖”的局面被改写。人类的垦殖加剧了洞庭湖的变化，荆江江陵河段北岸金堤的修筑，汹涌咆哮的长江水，向荆江南岸奔流倾泻，洪水穿越沉降中的华容隆起的最大沉降地带，进入塌陷下沉中的洞庭沼泽平原，一个烟波浩瀚的巨泽开始形成。到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这片河网切割的平原景观已经改变，湘、资、沅、澧，“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洞庭湖逐渐扩大，到唐宋时期，又进一步向西扩展。唐代诗僧可朋的《赋洞庭》中，描绘洞庭湖的壮阔，有“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之句。诗人伫立在洞庭湖边，凝神远望那片巨大的水域，顿时感到视觉疲劳。这应该不是一种审美的疲劳，因其浩大，因其壮阔，使远望的人感觉到自我的渺小。

    而在宋人范仲淹的描述里，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抒写的是一种豪迈激情和忧乐情怀。千古雄文《岳阳楼记》里的洞庭湖，和被浪漫的唐朝诗人们极尽渲染的洞庭湖，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吟咏和述叨，撩拨着人们对这片壮阔水域的丰富想象力，但，它却不是如今的洞庭湖。

    在卫星地图上，深蓝色的洞庭湖，像一个巨大的问号，上面弯曲部分是东洞庭湖，问号倾斜向下延展，南洞庭湖是狭长的蓝色，而西洞庭湖已不复湖型，只有小小的目平湖支撑着问号的那个点缀。

    问号微微地倾斜着，顶端右上方的那个缺口，牵扯出一条带状的浅蓝色轨迹，那个缺口，叫城陵矶，那道浅蓝色轨迹，叫长江。

    二百年的江湖路

    2007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岳阳市档案局利用馆藏的洞庭湖档案史料编纂的《洞庭湖200档案》一书，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洞庭湖近200年【1803—2003年】来湖洲变迁、江湖治理、风景名胜、物产资源、生态环境、风俗民情、血吸虫治理、艺文、民间文学等八个方面的概貌及历史人文情状。

    200年历史所呈现的，是一个在唐诗宋文里浩淼无际的大泽，怎样被人类改变的命运以及与长江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

    其实，追溯这种复杂关系，历史还得向前梳理。唐诗和范【仲淹】文里的洞庭湖，更多带有诗人和散文家的浪漫想象，不过，依托这种想象的，是文学家们眼睛里所看到的美好景致，那确乎是洞庭湖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江北的云梦泽渐渐演变成江汉大平原，荆江河槽的雏形开始出现，“九穴十三口”向南北分泄荆江洪水，北面的江汉平原，密如蛛网的小湖群，接纳着江北穴口的来水，南面的洞庭湖，在扩展变化中无尽演绎着绮丽多姿的风景。洞庭湖继“南连青草”之后，又“西吞赤沙”，横亘“七八百里”【《巴陵志》】。

    美景却不能维系得太久，在“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流的同时，荆江洪水挟带的大量泥沙又逐渐淤塞了它们，自然给人力找到了借口，人们开始在河道淤积的情况下大举堵口筑垸。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荆江北岸的郝穴堵口，随着“九穴十三口”中北岸的穴口均被堵塞，北岸荆江大堤的加固成型，洪水被约束于荆江河槽不再向江汉平原分流，荆江水位在不断抬升，洪水向南分流加大，洞庭湖湖面随之扩大。到清道光五年【1825年】，洞庭湖面积达到6300平方公里，这是洞庭湖面积最为浩大的全盛时期。

    经历三代人编纂，迄今唯一一部记录洞庭湖的志书——《洞庭湖志》，就成书于这个全盛时期。《洞庭湖志》载：“其地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龙阳【今湖南汉寿县】、沅江，南带益阳而环湘阴，凡四府一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当时的志书修撰者、道光年间的兵部侍郎陶澍和来自洞庭湖边华容县的举人万年淳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历经三代人修撰，历时七十多年成书，于道光五年【1825年】孟冬之际刊刻的志书，却无法预知洞庭湖今后的改变。

    这个变化，仅仅过了27年。

    在洪灾史的记录中，1852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大洪水的年份。这一年是清咸丰三年，史载：龙阳、巴陵、安乡大水成灾。石首藕池口溃决，冲荡藕池街，未复。

    这个未复的溃口，到八年之后的1860年，长江全流域发生大水时，终于酿成大溃。水利界和历史地理学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藕池口江堤先是在小水年的咸丰二年溃口，但当时因民力拮据未修，到咸丰十年【1860】，长江发生大水，在原溃口之下遂冲成大河。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查勘藕池的奏疏中说：“藕池为荆江南岸大堤，当日因江心沙洲太多，逼江溜直趋南岸，藕池正当西南顶弯之处，咸丰二年遂致冲成巨口，分引大溜。”

    小水年间形成的“巨口”，终致分引荆江“大溜”。在史志专家何培金先生看来，张之洞的说辞未免有点轻描淡写。民间的说法却不同，把这一改变洞庭湖命运的大事，追究于荆江北岸驻防官员的一次颟顸之举。

    南县乡绅段毓云写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填塞荆江四口论》中记载：“查藕池口，在最近八十余年以来，沧桑变迁，不可思议。据年高八秩之老者云：‘当年清咸丰发乱【太平天国运动】未靖之际，……秋水泛涨，黄谷未割，不料荆州满人驻防将军为保护湖北大堤起见，逞其以邻为壑之心理，用大炮轰溃南岸江堤，开放藕池口。湘绅抗议无效，于是长江之水滔天滚下入于洞庭，滨湖各县遂成泽国一般，父老民众所生息之田园、草山，骤被陆沉于不觉。’”

    不管是满族驻防官员的颟顸之举，还是张之洞事隔四十年之后查勘时一次轻描淡写的奏疏，藕池口毕竟是溃决了。18年之后的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全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这是长江自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荆江南岸的松滋口溃决，加上原有太平、调弦两口，到1873年，四口分流入洞庭湖的局面开始形成。

    维系了300多年相对稳定的江湖平衡关系被打破，洪水挟裹大量泥沙涌入洞庭湖，湖洲每年以6万亩的惊人速度迅速增长。1896年，水面减少到5400平方公里；1949年，水面为4350平方公里；1977年，卫星照片上的洞庭湖枯水面积仅645平方公里。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已经成了一个冬陆夏水的季节性湖泊，湖泊面积2740平方公里，容积174亿立方米，小于江西鄱阳湖，从中国五大湖之首退居为第二大淡水湖泊。

    四口入湖之后，挟带的泥沙量到底有多少？在不同的统计年代，有不同的数据。1951—1998年实测含沙量资料统计，荆江四口与湘、资、沅、澧四水的多年平均入湖泥沙量为17302万吨，其中四口入湖泥沙量为13961万吨，四水入湖泥沙量仅为3341万吨，而洞庭湖从城陵矶排出的的泥沙多年平均量仅为4464万吨。

    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可以得出，每年淤积在洞庭湖内的泥沙量就达到12838万吨。

    有专家测算，洞庭湖每年平均淤积厚度达3.49厘米。由于湖区沉积量远远超过湖盆构造下沉量，四口分流后的100余年来，洞庭湖正在经历着一个自然淤封消亡的过程。

    随着泥沙的大量淤积，江湖关系随之变得险恶起来。

    藕池、松滋溃决初期，分洪了长江的一大半洪水，长江把大量泥沙注入洞庭湖的同时，这反而使下荆江【自藕池口至城陵矶为下荆江，枝城至藕池口为上荆江】河道因流量急剧减少而迅速淤塞、萎缩、弯曲。洞庭湖逐渐被泥沙淤积，下荆江也变得更加蜿蜒起来了。

    一切，都显得不是那么顺畅。复杂又险恶的江湖关系仅于此就可见一斑。

    在《洞庭湖200年档案》里，详细收集了缘于这种复杂的江湖关系而形成的各家各派在治理洞庭湖问题上的争锋和辩论。

    能够回到过去吗？回到“九穴十三口”江水南北分流的年代，回到李太白诗句中“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的美景里，回到范仲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里。在文学家的眼中，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江和湖，以各自最适意的方式流淌，激发着人们挥洒无羁的想象力……

    然而这一切，仅是凭空的臆想。

    在水利专家们的眼里，江湖的复杂局面已然形成了定局，长江赖穴口分流，洞庭调蓄，水患较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湖面日狭，容量日减，滨湖和荆南水患加剧的现实，清代以来，各家各派纷纷拿出治理方略。

    是废田还湖还是塞口还江？是舍南救北还是南北兼顾？是以蓄为主还是以泄为主蓄泄兼筹？争论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湖南巡抚陈宏谋以围垦日多，湖面日狭，溃裂日甚，危害愈大，奏请永禁滨湖新筑堤围，对有碍水流堤垸勒令刨毁，西洞庭湖区于乾隆二十八至三十三年，废弃吐珠、马家、斛斗、盘陀、蒿子、善卷等障垸。废田还湖举措，深得清帝弘历嘉许。道光年间的高邮知州魏沅，在《湖广水利论》中，也认为“不出水之碍，而免水之溃，必不能也，欲导水性，必掘水障”。

    塞口还江之说，清末已有人论及。民国时湖南省议员彭懋园在《对于水利之我见》中驳斥了废田还湖之说，“洞庭湖水灾来源，不在湖田之围垦，而在于泥沙之倾积，无荆江四口，即无大量泥沙，无大量泥沙，即无湖田”，“故与其废田还湖，不如塞口还江。”

    细究这两种说法，令人深思的是，在陈宏谋的年代，四口南泄的局面远未形成，要到事隔100余年后的1873年，四口分流才成定局。塞口还江与废田还湖，这两个争锋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分属不同年代的观点交锋，就如“关公战秦琼”一般，搅乱了历史的阵脚。乾隆年间的湖南巡抚陈宏谋的“永禁滨湖新筑堤围”的举措，究竟对后世产生多大的影响，无从知晓。当100余年后，藕池、松滋相继溃决，四口分流成了定势，长江携带的泥沙使洞庭湖中的新洲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时，那些被新洲刺激得血脉贲张疯狂围垦圈地的地方豪强们，早已把“废田还湖”丢到了九霄云外。江、湖、田，三者之间的矛盾演绎得越来越激烈，江淤塞了湖，湖诞生了洲，洲衍生了田，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人类那双觊觎的眼睛。

    而地域和利益之争，更加让江湖关系变得复杂化。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因江湖关系带来的南北利益之争就已露端倪。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乾道四年【1168年】，荆江大水，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使人掘虎渡堤”以刹水势。乘夜色派人开挖虎渡堤，使洪水汹涌向南以保全荆州城，这不像一次光明磊落的举动。方滋的这一举动，始开“舍南救北”的先河。

    明嘉靖年间的1542年，北岸最后一个分泄江流的郝穴被堵塞。

    明万历初年，开浚虎渡河，西南洞庭水患增多。

    咸丰二年【1852年】，藕池马林工江堤决口。段毓云《南县乡土笔记》载：“荆州驻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在洪水高涨不退之际，拟向藕池方面开口消泄，以杀水势，南岸不肯掘口，驻防将军用大炮对准南岸轰击，抢险人群纷纷逃命，南岸遂决。”

    从南宋的方滋偷偷摸摸派人开挖虎渡堤，到清代那位鲁莽的满族将军下令炮轰南岸堤防，舍南救北、以邻为壑，一种狭隘的治水思想主导了明清两代皇朝。

    民国的李震一在《洞庭湖环行记》一书中写道：“明末清初，江北有为保障荆江北岸而筑的北江堤，江南也有保障荆江南岸而筑的南江堤。从保证荆北的安全出发，明清两代王朝，将自荆至沔绵延六百余里的北江堤叫做‘皇堤’，由朝廷出钱修筑，派员管理。对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南江堤，则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

    利益，一旦与皇家搭上关系，便强势得无所顾忌。

    在水利专家们看来，舍南救北，实质上是舍了南，也救不了北，损人而不利己。荆江四口泥沙倾积洞庭湖中，年深月久，湖床逐渐淤高，荆北地势相对低下。民国时期的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师章锡缓在《荆江河堤之险状与整理补救之议》一文中说：“江南之水分泄愈多，亦即江南地面愈见淤高。最近南岸平地之高度有较北岸平地高出二丈以上者，深恐洞庭湖底亦将较高于江陵监利两县之平地。年复一年，洞庭湖底，增高不已，荆河之水必有不能流入洞庭之一日，四口亦有闭塞之一日。彼时荆河之水，无从分泄，势必择其地势低洼之处而灌注之，北岸之堤，势必自然溃决，而返其原来穴口原状之一日，且详加推测，其患或不止此。”

    章锡缓的担忧不无道理。已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广润先生对江汉平原进行调查后发现，由于长期构造沉降缺乏泥沙淤积，江汉平原地势显著低于洞庭湖平原，两者差值为2.38米。随着时间推移，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的洪水致灾能量均将不断增大，且江汉平原要快于洞庭湖平原，未来，江汉平原的洪灾威胁将日益严峻。

    大江大湖之间，不管是在南还是在北，都一样存在江湖洪水威胁的隐忧。

    在洞庭湖不断被淤积的同时，奔涌的长江水怎样才能安全地渡过江南江北这片美丽丰饶的平原？

    洞庭湖接纳荆江四口和湘、资、沅、澧四水，自岳阳城陵矶汇入长江，容纳四水、吞吐长江、调蓄长江洪水的作用只此一湖，是继续维持抑或发挥洞庭湖的调蓄作用，在日趋缩小的容量下死死撑住它对长江洪水的调蓄量，还是在充分考量洞庭湖调蓄能力变化的同时减轻荆江泄洪的负担，以有效保障江湖安澜？

    历史选择了第二种。

    江湖两利、蓄泄兼顾的治水策略成为治理和调处江湖关系的主流观点。

    从明清，到民国，纠缠不清的江湖关系和因治理江湖而派生的各种观点冲撞交锋，比之如江和湖的复杂过犹不及。江和湖，那蜿蜒流淌在富庶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上浩大的水域，就如一碗谁也端不平的水，随便在哪里倾洒几滴，都会掀起万顷波澜。

    拥有足够的气度才能端平这碗水。

    1952年3月18日，《长江日报》这样写道：“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在毛主席的伟大决心和英明领导下，紧接着根治淮河之后，中南军政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下又发布了荆江分洪的决定。”

    这是一个新时代发出的最有气度的宣言。

    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对调处复杂的江湖关系发出过这样的豪言壮语。

    1952年3月31日新华社北京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中，详述了实施荆江分洪工程的理由：“长江中游荆江段由于河道狭窄淤垫，下流弯曲，不能承泄大量洪水，且堤身高出地面十数公尺，每当汛期，洪峰逼临，险工迭出，时有溃决的危险。如一旦溃决，不仅江汉广大平原遭受淹没，并将影响长江通航，且在短期内难以堵口善后。不决，则以长江水位抬高，由四口【松滋、太平、藕池、调弦】注入洞庭湖的水量势必增多，滨湖多数堤垸必遭溃决。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

    “蓄泄兼顾，以泄为主”，“湘鄂并重，江湖两利”，荆江分洪工程的可贵和伟大之处在于此，延续了100多年复杂的江湖利益纠葛在这个举世闻名的工程面前，终于打上了一个逗号。

    新生的政权拥有足够的激情和澎湃的勇气，号令一出，全国响应。来自武汉、长沙、衡阳、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山海关等地的几万名产业工人，来自湖北、湖南两省的16万男女民工，加上10万解放军官兵，共30万人，如集团军作战一般，投入这个浩大的工程之中。1952年4月5日开工，75天之后的6月20日，荆江大堤加固和进洪闸、节制闸及南线围堤工程宣告完成，在荆江南岸，荆江右堤以西，四口之中的太平口和藕池口之间，一个袋形的面积达921.34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命名为荆江分洪区。

    在那个火热的改天换地的年代，30万人用挥洒的血汗和激情坚信，复杂的江湖关系从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2年6月20日，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发布《荆江分洪全部工程胜利完工公报》，语气豪迈地说道：“标志着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的荆江分洪工程，业已在本月二十日竣工了，其中荆堤加固工程系六月十四日竣工，太平口进洪闸工程系十八日竣工，黄山头节制闸及南线围堤工程系二十日竣工。从此，荆江两岸千百万人民永久摆脱了历史的灾难，开始自己的新时代，他们已拥有一座像长城似的五十四孔的进洪水闸，坐落在分洪区的北端，长达一公里余【一千零五十四米】，将吞吐着从长江三峡奔放出来的洪水，并拥有一座同样雄伟的三十二孔的节制水闸，坐落在分洪区南端，长达三百三十六米，调节和拦蓄住巨量的洪流；分洪区围堤从四面八方构成了一座天然的蓄水库，蓄纳洪水量为五六十亿立方米，将可以用来消除水患、发展水利灌溉之需。反动统治时代的荆江大堤，人民曾称之为‘煤灰砖渣豆腐皮’，现在一变而为长达一百三十余公里的铜墙铁壁。”

    自然却并不给人一个如此乐观的期许。

    1954年很快就来到了。

    这是一个被雨水浸泡的年份，进入汛期以来，广袤的两湖平原一带，便笼罩在一片阴雨之中，而在遥远的长江上游，接连不断的暴雨，使川江的多次洪峰，迅速跨过三峡和宜昌，如万壑惊雷一般，奔涌向长江中游，在到达古城荆州和沙市的时候，洪水迅速填满了弯曲的河道。与此同时，洞庭湖水系也在迅猛暴涨之中。

    与洪水的激烈交锋被定格在了这年7月。新生政权最为忧虑的是，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大堤一旦溃决，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和沿江两湖7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将旦夕不保。

    荆堤不能溃。可是巨量洪水必须要找到出路。

    什么是巨量洪水？荆江分洪工程的指挥者看来，这个数据是“五六十亿立方米”，五六十亿立方米的水，可以使五六十亿平方米的面积，覆盖1米深的水。荆江分洪区的面积是921.34平方公里，按设计要求，这个工程分洪时的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

    据后来的数据统计，这一年长江的超额洪水量【包括中下游的自然溃口分洪】是1000多亿立方米。

    荆江分洪工程必须启用。

    从7月22日凌晨2时20分，到7月27日13时10分，新建成两年之久的荆江分洪工程第一次启用。五天时间里，进入分洪区的洪水总量达23.5亿立方米，加上分洪区内本身蓄积的渍水，这次分洪区总蓄水量约为33亿立方米。

    不够，显然不够！就在荆江分洪的同时，遥远的长江上游金沙江和岷江再次暴涨，并与嘉陵江、乌江的洪水遭遇，洪峰沿途迭加，到29日，沙市水位再度上升，荆堤又临险境。荆江必须再次分洪，被关闭不到两天的太平口进洪闸再次开启，第二次分洪后，蓄积在分洪区内的洪水已达47.2亿立方米。

    还是不够！长江上游的雨势并没有降下来，洪水漫溢荆江大堤的危险仍在加剧。8月1日，进洪闸第三次开启。分洪区库容早已不堪重负，难以继续蓄洪，高层决定，开启南闸，并下令扒开虎东堤和虎西堤，使分洪区超额洪水进入洞庭湖与虎西备蓄区，与此同时，黄天湖排水闸也开始泄洪，分洪区宛若一条巨大的河道，进洪与吐洪在同时进行。

    此时荆江南岸的洞庭湖区，连绵不断的雨幕笼罩住三湘大地，入汛后的水位一直上升且无回落迹象，长江全流域的罕见大水又使下游水位抬升，洪水无法通过城陵矶下泄入江。7月底，沅、资、澧三水同时出现高洪峰，湖面越来越大，水位不断上升。8月上旬，民间说法里最惊恐的“南水”和“北水”碰头的景象在洞庭湖出现了。惊心骇目的洪灾史记录下了洞庭湖1954水灾景象：城陵矶水位34.55米，溃垸356个，溃口881处，溃灾面积385万亩，涝灾面积204万亩，受灾人口160万人，成千上万的垸民被洪水和瘟疫夺去了生命。

    据后来的数字统计，荆江三次分洪，共计调蓄洪水量约130亿立方米，共减少入湖洪水量54亿立方米。如果没有荆江分洪区，四口入湖的水量还会加大，损失也更加严重。另一个数据，7月30日观测的资料表明，由于洞庭湖承纳四口水量，使长江洪水流量削减了百分之三十九点七，洞庭湖用超出自身能力的容量为分洪尽了力。

    1954的惊恐记忆，成为洞庭湖上空的一个梦魇，时光流逝，记忆永远不会消逝。伴随这个年份而生的，是江湖治理史上的一组组数据，是防洪方案中的一次次精密计算，是长江流量、沙市和城陵矶水位、荆江分洪量、人数和经济损失估计等等一系列由数字组成的一个个指标高地。以后的江湖治理和防汛布局，都按照这些指标高地来设计。

    1954年，注定是洞庭湖治理史上的一个分野。洪灾之后，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于当年冬天在滨湖全线铺开，这是继1952年整修南洞庭湖之后的一次更为浩大的工程。当年10月18日下发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复洞庭湖堤垸工程的决定》，这样说道：“今冬明春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的方针是：重点整修，医治创伤，清除隐患，险堤加固，有计划地并流堵口，合修大圈，争取农业丰收。”洞庭湖区七八十万民工抚平特大洪灾带来的伤痕，去医治被洪水侵袭后的家园创伤，他们从滨湖各县区调动起来，在洪水袭扰后一片狼藉的湖洲滩头，展开与自然不屈不挠的较量。一些零散的垸落按照地理位置被合并圈围起来，修整一新的堤防变得更高大也更加坚固了。

    1954年特大洪水留给湖区人的记忆，不仅仅是灾难，还有灾难过后的抗争和激情。延续着这种激情，历史迅速推进到了1958年，一首歌谣这样唱道：“插秧插到水中央，种田种到高山上。”在军事建制的围垦管理模式下，环绕洞庭湖的一大批农场应运而生。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敢叫高山低头河流改道的年代，在当时农场围垦的赛诗会上，一个农垦职工豪迈放言：“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江湖洲土快献宝，送我百万棉粮！”

    这样的年代，江湖不可能是威胁、是隐忧，再凶险的江湖矛盾，在伟大的人力面前可以忽略不计。1956年6月，一位伟人接连三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在一首著名的词中挥洒着这样的梦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梦想，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梦想：我们将来还要在长江三峡一带建立巨型水坝【“西江石壁”】蓄水发电，水坝上游原来高峡间狭窄汹涌的江面将变为平静的大湖，到那时，巫山的雨水也都得流入这个“平湖”里来，巫山上的神女当然会健在如故，她看到这种意外的景象，该惊叹世界真是大变样了。

    世界确实大变样了！伟人的梦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付诸实施，1994年12月，世界第一大水电工程——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动工，这个建设周期达17年的工程，到2009年全部完工。按照工程设计，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1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也就是说，荆江河段在不分洪的条件下，三峡大坝可达到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有专家测算，三峡工程全部建成后，可替代荆江95亿至220亿立方分蓄洪任务，一举使分蓄洪量削减五分之二，这无异于古代的云梦大泽和全盛时期的洞庭湖，形象地理解，就是把古云梦泽和八百里洞庭搬到了三峡大坝。

    江湖是否从此安全无虞？我们有了人力和现代科技构造的宏大水库，是否就可以永保江湖安澜？这只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把江湖安澜、河清海晏的梦想寄托在一个气势恢宏的工程上面，显然是错误的。300多年前的清康熙皇帝，在回答镇守古北口的将领向朝廷“请行修筑”塌坍的长城时，这样说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虽然这是大清皇帝过于自傲的说法，但可启发后人的是，伟大如长城者，也不是抵御外侮的唯一保障，守国之策略，是“修德安民”之类的“系统工程”。

    历史得感谢一个年份，1998年。这个年份的洪水和1954年的洪水状貌一致，追溯20世纪更远的年代，还有1931年的洪水与此类同，都称为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荆江和洞庭湖，1954年那场特大洪水所诞生的一系列数据指标被改写，一个个新的指标高地正在形成——8月8日，沙市水位达到44.95米，超过1954年分洪水位0.28米，8月20日，城陵矶最高水位达35.94米，比1954年水位数据上升了1.39米，是城陵矶1886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南北水碰头的可怕场面又在洞庭湖区出现了。最终，荆江在没有分洪的情况下保住了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而洞庭湖，在经历近三个月艰苦卓绝地与洪水不懈抗争后，以溃垸142个【其中万亩以上堤垸7个】的代价，赢得了抗洪的胜利。

    洪灾过后，一组矛盾的数据引人关注：从洪水量级来看，1998年的洪水小于1954年，而中下游水位却普遍高于1954年；从超额洪水分流量来看，1998年比1954年减少了300多亿立方米，调动的防汛资源却大大高于1954年时的相对标准。而在水利和水文专家们那里，还有更加复杂也更加精细的数据分析。

    可以想到的是，这些简单抑或复杂的数据，直接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江湖的治理方略，魂系大工程，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够的。也许这一组记录洞庭湖洪灾史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公元276至1524年，大洪灾平均间隔80年；1525至1851年，大洪灾平均间隔20年；1852至1948年，大洪灾平均间隔5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每5年一次大水；20世纪80年代，每3到4年一次大水；90年代除1990、1997年外，其余年份都有不同程度水灾。史志专家用结论式的语言作出这样的归纳：频率加快，强度加大，范围加宽，时间加长，损失加重。这所有的“加”累计起来，比不过人类面对自然时无止境的利益攫取和欲望叠加。

    历史得感谢1998年，这个年份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还有比这精神更可贵的是：面对大自然，我们终于开始学习谦卑。也许这种谦卑态度得益于1998年这个年份因那场大汛产生的那些矛盾交织的数据，也许更缘于一种新的理念和愿景。高度精炼的32个字浓缩了一种新的江湖治理方略：“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千百年来与水争地、围湖造田一改为给水让路、退田还湖，无休止的与水拼争一改为以退为进并最终实现人水的和谐相处。这是中国历史上自唐宋以来的1400多年里，第一次从围湖造田自觉主动地转变为大规模地退田还湖。从1998年至今，洞庭湖区搬迁的垸内移民达55.8万人，这是洞庭湖区自明代中叶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2004年的数据统计，洞庭湖区实施人耕双退垸有84个，退人不退耕的单退垸55个，共扩大行洪面积554平方公里。最新的数据统计是，洞庭湖面积已扩大779平方公里，增加调蓄洪水容积34.8亿立方米，洞庭湖面积自20世纪以来首次出现恢复性增长。

    200年的江湖路，走得太艰难。

    2009年10月的一天，城陵矶，三江口。

    这是被古人称为“江会”的地方，三江，古指荆江、湘江和沅江，如今沅江尾闾踪迹难寻，在东洞庭湖和南洞庭湖之间，一片浩大的围垦平原，早已隔断了水路，而湘江的交汇河道，具体在哪里？谁也说不清。一个地名，只知道它的源起，却无法辨析它的状貌了。“三江到海风涛水，万水浮空岛屿轻”，三江口壮观的景象，留在了古人的诗句里，如今比水更壮观的，是散乱行驶在水中的巨大的运砂船和沿岸正在修筑中的气势宏伟的新港区。

    但是洞庭水和长江水交汇的场景，在这里仍然依稀可辨。一个当地人说，以前是长江水浑，洞庭水清，这几年清浊却发生了改变，洞庭水比长江水要浑浊些了，他猜测这可能与那个遥远的三峡大坝有关。在专家们看来，江湖关系的变化，不仅仅是这种水流交汇清浊关系的变化，还有其他更多更深层次的变化，三峡大坝启用后，三口分洪【1958年调弦口堵塞】的作用降低，荆江进入洞庭湖的水量比以往减少了，虽然洞庭湖行洪面积和调蓄容积扩大了，但是水面却变小了。江湖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远还没有建立起来。

    洞庭湖，这个“长江之肾”，会以另一种方式衰竭吗？

    洲和堤：被湮灭的血泪记忆

    “借问蓬莱水，谁逢清浅年？伤心云梦泽，岁岁作桑田。”我想试着问一问那蓬莱的水，除了长生不老的神仙麻姑之外，又有谁见到过陆沉陆升和沧海桑田的变迁？我担心这洞庭湖的命运，会不会像那消亡的云梦泽一般，慢慢地由浩大的水域变成陆上的桑田。这是唐朝诗人李群玉《洞庭干》里的诗句，这个个性旷逸的湖南澧县举人，毫不留恋长安官场的沉浮，别官回乡，泛舟洞庭，却对那片浩茫水域的沉浮，产生了悲观的联想。

    沧海桑田，这只是一个神话里描述的虚幻故事，出自东晋葛洪《神仙传》。故事中那个叫麻姑的美貌仙女，在一次神仙聚会的时候，自称亲眼见到过东海三次变成了桑田，她看见蓬莱的水，也有可能干涸变成陵陆。神话里的故事，陆沉陆升的传说，诗人李群玉泛舟洞庭时的悲观联想，在后世居然真正变成了现实，诗人言中了洞庭湖的命运，与消失的云梦大泽一般。

    往昔的田墓庐舍，曾几何时，变成了一片泽国；曾经烟波浩淼的水域，如今早已是屋宇楼台，田畴秩秩。一两百年间，洞庭湖地貌的改变，宛若神话一般。这一切，缘于洲，缘于堤，缘于人类的垦殖。湖洲是围垦的前提，有了洲，才会有垦殖，为了保护垦殖成果，堤垸便形成了。洞庭湖那些大大小小的堤垸，宛如人类戳在大地上的醒目图章，记载着洲土变迁的故事。

    其实，沧海桑田一般的洲土变迁，只是近代才出现。清道光年间刊刻的《洞庭湖志》，卷四之“税课八”中记载，环湖一带，只有巴陵、华容、龙阳三县有纳“芦课”的洲土面积2030顷零87亩17分，所征的银量数目仅仅1250多两而已。那个年代，洞庭湖洲土的财富价值还没体现出来，朝廷征纳的赋税科目里，仅仅是基于芦苇生长而产生的微薄利益。

    一望无际的洞庭湖洲，和与湖洲伴生的人类大规模垦殖活动，以及源于垦殖而产生的利益纠葛，只是到荆江四口分流入湖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在藕池口挟带的大量泥沙中，一座叫南县的县城诞生了。这是洞庭湖中成陆最晚的地方，咸丰二年【1852年】藕池溃口后，从洞庭湖大泽心腹地带淤出了大片绿洲，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南洲厅建立，仅仅过了40余年。

    其实这片新洲还有更遥远的历史遗迹，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专家曾经在南县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有19处之多，年代在距今7000年前。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洞庭湖形成之前，南县的地貌并不像如今这样平坦，在局部可能有小山、岳岗。陆沉陆升的痕迹，记录在南县绵延千万年的历史跨度里。

    咸丰二年的那次江湖变故，藕池口带来的泥沙，使荆江以南的华容、巴陵【岳阳】、安乡、龙阳【汉寿】、武陵、沅江等地的湖面大片淤塞，形成了长宽五六十公里的淤洲，淤洲上，芦柳丛生，禽鸟飞翔。陡然生出来的这一片荒洲，是上天的馈赐吗？人们没有理由不做那样的联想。

    远近湖民纷至围垦，沿湖豪绅竞相争占，况且这新垦的洲土不需纳赋税，恐怖的械斗命案接连不断。光绪年间，湖南巡抚召集藩、臬两司会议，决定由岳常澧道在龙阳、华容两县交界处乌嘴设“龙华司”，办理洲土围垦、征收赋税、抑制械斗诸事宜。光绪十年，设立“南洲垦务局”，署湖南巡抚派兵驻扎南洲，防止垦民争斗。

    然而县际之交这片新淤出来的肥沃土地，牵连的矛盾越来越多，令岳常澧道和各县的官员们寝食难安。他们向湖广总督张之洞禀陈，这个叫南洲的地方，必须划疆设治，最好设“丞倅”【佐贰之官，指副职】一职来协调管理。六个县争占涉讼的新增淤地，被逐一划入了南洲。藩、臬两司开始拟设成立“南洲厅”的计划。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南洲直隶厅抚民府”在乌嘴成立。1913年，南洲直隶厅改名为南县。

    与其说南县县治的成立离不开湖洲变迁，不如说离不开人类向自然攫取时的利益贪求，最早成立的“龙华司”，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抑制垦民之间的争占械斗，而“抚民府”这个新机构的名称，更是不言自明。考察洞庭湖的垦殖史，沾染着血泪斑斑的痕迹。

    湖洲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宜于耕作，既可收田、土之利，又可得芦、渔之益。财富的沃土，一个新的垦殖地。官与民竞相争夺。其实早在南洲直隶厅成立前的光绪八年【1882年】，湖南布政使司就发出告示，“此洲【南洲】本属官地，一切应由官经理，不能听任豪强恃众争占。以后如有愿备籽种开垦者，亦许报官垦辟，给照营业，永远不许再凑股份，擅自垦种。宽其既往，严禁将来，以杜争端而免后衅。”因垦殖而引发的纠纷似可抑制了，但觊觎利益的官府机器本着“裕库入、辟税源”的堂皇理由，滥发证照，乐此不疲。从清末到民初，文献记载的名目繁多的证照就有15种。

    开垦洲土的证照，成为湖区的祸患之源，滥围滥垦，掠夺经营，洲土纠纷，连年不休。到了民国年间，证照已经成为社会流弊，这一时期，国家多事，江湖失治，官府贿赂成风，豪强趁火打劫。凭借证照，已围垦的，可以按亩征收田赋，新增的淤洲，可以围堤垦殖。拥有证照的，大多是军阀政客、富商巨贾、土豪劣绅、流氓恶棍。证照到手，便竞相围垦，招佃垦荒，滨湖一带农民迫于生计，纷纷移民湖乡承佃垦荒。洞庭滨湖一带，俨然成了冒险家的天堂。官垸和私垸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洞庭滨湖蔓延开来。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出版的《明日之土地》一书中，描述天祜垸【今大通湖】的文章“罪恶的渊薮、勇敢的械斗场——如谜一般的天祜垸”，记述当时的情景：“……追求财富的人们便趋之若鹜。而他们为了取得占有者资格，便利用证照来做护身符。据说天祜垸正式由政府发给的真照不过八万亩，而人们伪造的假照则在十倍以上，而其他利用飞照、罩照、重照而企图争取洲土者，不一而足。”证照一旦到手，“豪绅们……便又以派枪登洲，勒令耕种的农夫写佃约或者换佃，然后每年按时去收租，是一笔非常庞大，几千或几万元的收入。他们只要有照有枪，便可以毫无忌惮地去剥削劳苦的农夫，他们为了要控制这一个大的空间、控制这一群无知而可怜的愚农，以及防止外来强有力者的再侵占，于是上面勾结官府，下面利用会党，一切罪恶在假借‘发展农业’、‘增加生产’、‘安置难民’等等漂亮而堂皇的幌子下，掩蔽起来。”

    在《沅江文史资料》第一辑里，更是记载了这样一个惨绝人寰的洲土争夺故事。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一个叫陈熙珊的来自滨湖湘阴的帮会首领，带领一伙会众来到洞庭湖南大膳附近的湖洲上，先是看管柴山，充当棚头，后邀场放赌，强占草洲，搜刮钱财。陈凭借自己的团防武装，在该地居住的30多年里，共掠夺垸田6000余亩、洲土2万余亩，还有3个近10万亩的大渔场，成为当时滨湖湘阴县内“田霸一方、土霸一方、湖霸一方”的“洲土大王”。

    民国初年，一块新淤的湖洲让陈熙珊燃起财富的梦想。陈于民国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三次用贿赂的办法，买通当时的湖南省财政、建设两厅要员，领得管取湖洲一万三千余亩的产业执照，先后招募民工2万多人，主修民垸。然而这个叫官塘洲的新淤洲滩，同时也吸引了另一豪强、益阳人龚墨西的目光。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时局混乱，龚墨西找到在军界任要职的族人援助。强势军方与地方豪强为了争夺洞庭湖洲土的交锋就此拉开惨烈一幕。

    史料记载，争夺的另一方——龚氏族人龚墨西就此介入，并充分调动了军方和政府资源，由当时的沅江警察局长出面，以益阳思齐中学校产的名义，将128张空白民业田照，填上官塘洲洲名，并在官塘洲上建立场部局屋，屯垦招佃。军队也被调动了，以演习的名义，进驻官塘洲。在多次械斗中，强势的军方占了上风，抗战后，龚墨西借军方要人之名，正式开办农场，设立场警，试图谋下整个淤洲。

    “洲土大王”陈熙珊不甘罢休，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陈组织数十人的武装，趁夜间对官塘洲实施突然袭击，捣毁场部，夺取场警枪支，烧毁办公处所一栋，房屋12间，芦柴130万捆，总值【折戽谷】1.9万石。龚墨西不甘示弱，退守黄茅洲修整，借助警局的枪弹支援，率领数百人持机枪、步枪共三十余枝，在农历春节清晨，冲入官塘洲，双方激战两个小时。正月初八至十四日，龚墨西的这支武装队伍，又在官塘洲和南丰垸一带，袭扰陈熙珊的队伍，枪伤多人，陈氏奋力死战后，龚氏才告退。3月12日，龚氏又组织数百名兵丁反扑，激烈的决战中，打死打伤佃民土夫40多名，烧毁房屋数十栋。冲突逐渐升级，陈氏急电湘阴县团防大队派一百余人赶来支援，双方激战两昼夜，战事才暂时消歇。

    龚墨西到益阳后，通过休整补充，又在4月16日组织60余枝步枪、4挺机枪，以便衣队方式，分散潜入官塘洲，和陈熙珊的团防武装展开激战。

    从1937至1946年，这一场争夺湖洲的战役，比八年抗战还要漫长，滨湖两县牵涉其中，军、警、民接踵介入，真枪实弹的械斗达10余次，双方杀死兵丁和无辜百姓64人，打伤100多人，烧毁民房647栋，芦苇200多万捆，数万亩蚕豆和油菜籽未曾收割，双方局屋场部、仓库，全被焚毁，总计损失折戽谷2.7万石，双方佃户和邻近百姓日夜惶恐，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生死械斗之后是争讼，湖南省府六次发电敦令益阳专区取消非法成立的思齐中学农垦处及场部和场警武装，惩办龚墨西等人，结果不过是一纸空文。随后省府主席又下达六条紧急命令，仍不了了之。此后，陈、龚两人最后诉讼至南京政府，岌岌可危的南京政府自顾不暇，当然是置若罔闻。

    关于龚墨西这个人的记载，后来叙述不详。而“洲土大王”陈熙珊，湘阴县志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9月上旬，驻县城人民解放军横渡洞庭湖，出奇制胜，一举歼灭了大恶霸陈熙珊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陈熙珊畏罪潜逃，伪装成老和尚，藏匿在一座古庙里，后被抓获，押回南大膳枪决。

    如今那个叫官塘的湖洲，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修大圈和“大跃进”时期的堵口并垸，再经历八九十年代的两期洞庭湖区治理，也许早已湮灭成洞庭湖区那些浩大堤垸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可能划属为大通湖大圈，也可能划入到共双茶垸内，可能成了一个村落或村组的地名，更可能没有了具体的地名。那场延续九年之久惨绝人寰的洲土争夺战，那场以垸民的血泪和巨大灾难为代价的豪强之争，仅存在史料的斑驳记载里，如过往云烟，连地名都佚失无踪。

    洞庭湖的新洲，在孕育出肥田沃土和令人惊羡的财富奇迹的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人类的贪婪。官塘洲的历史翻过去一页，与财富有关的惨烈争夺故事似乎也被翻过去了，新的一页历史被翻开，只是，仍然离不开人类面对自然时气势汹汹褫夺一切的欲望。

    与一个浩大工程有关的死亡数据，至今仍难查询。这个工程叫汨罗江尾闾围垦工程，被围垦的大垸叫屈原垸，如今这个位于东洞庭湖和南洞庭湖接壤处的地方，叫做屈原管理区，早先是一个围垦面积达30多万亩的大型国营农场。

    汨罗江，继湘、资、沅、澧之后，汇入洞庭湖的一条水量较少的河流【另有一条新墙河】。与湘、资、沅、澧不同的是，汨罗江是一条著名的河流，它的著名，离不开一个伟大诗人的名字：屈原。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这样描绘这个敏感、自恋又憔悴的诗人：“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一个怀瑾握瑜、洁身自爱的理想主义者，不见容于世而遭国王放逐，他在江滨泽畔徘徊，终于不能忍受家国沦丧的耻辱，在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日，强悍的秦国军队攻陷楚国郢都时，怀沙自沉于汨罗江。那是一条如此美丽的江，直到1958年围垦之前，还有12条分岔的支流流入湘江和洞庭湖，春夏之际，洞庭浩大，湖水茫茫，秋冬之交，江汇涓流，芦葭苍苍。诗人把这里作为他人生最后的驿站，神秘的楚地因汨罗江这个名字而倍添骚韵诗情。

    1958年冬天，汨罗江尾闾围垦工程在2000多年前的诗人行吟游历、写下不朽诗篇的江滨泽畔铺开战场，说它是战场，当初的围垦民歌犹如战歌一般威武雄壮：“号角齐鸣战鼓催，围垦雄师摆擂台。今朝夏禹来治水，管叫龙王当听差。……‘凤凰’矗立千万年，身肥体胖跨江边。今朝要它翻身转，汨罗江上伴堤眠。……磊石山上摆战场，钢钎铁锤是刀枪。巨炮轰隆震天响，火花四射满山岗。山神上天忙启奏，玉帝吓得无主张。昔日人人都服我，如今个个要我降。”凤凰和磊石，都是山的名字，千万年来，汨罗江就是绕着洞庭湖岸这些低矮的山丘，以一种最贴切的方式，与湘水和湖水交汇。但这一切，从1958年那个冬天开始，到1960年春汛来临之前，被改变了模样：传说中轩辕黄帝张乐洞庭之野、因凤凰和鸣而得名的凤凰山，被称为肥胖的“凤凰”拦腰截断；磊石山，这个位于洞庭青草【青草湖】之间的湖中地标，被屈原感叹“石磊磊兮葛蔓蔓”【屈原《九歌·山鬼》】，在《水经注》、《一统志》和《洞庭湖志》等诸多志、记中详细记载的著名石山，变成了拦蓄洞庭水的屏障，山上祭祀洞庭湖神的庙宇，早已坍塌湮灭杳无踪迹；而汨罗江，被人力扭转改变了流向，一条新的航道从凤凰山中穿凿而出，直流入湖。

    《屈原农场志》收录了85个死亡名单，这是两个冬春之交，3.5万民工参加围垦工程时的死亡人数。令人疑惑的是，场志里的这份名录，题为“1958—1960年汨罗江尾闾围垦部分因公死亡人员名录”，其他的“部分”有多少，语焉不详，也无任何注释。据参加围垦的老人说，天寒地冻，加之又累、饿、病，有的人撑不下去，往工棚里一躺就没有起来；有的人开山凿石时，因事故而死亡；还有的民工，甚至死在赶往工地的路途中。围垦大军中，有一支被监视参加劳动的队伍，这些人当时统称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这支队伍中到底“因公”死了多少人，没有任何记载。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饥馑的年代，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范围内出现严重的饥荒和物资短缺。令人无法想象的是，汨罗江尾闾围垦工程，到底经过了怎样艰苦卓绝的人力消耗和巨大牺牲，完成了近30万亩湖洲的围垦任务？而从1958年开始那场席卷洞庭湖的围垦高潮中，不仅仅只产生了一个屈原农场，钱粮湖、君山、黄盖湖、茶盘洲……这些地名各异的农场纷纷从洞庭湖中冒了出来，严格的军事建制的围垦管理模式，其中又湮灭多少不堪回首的血泪故事？

    一张旧照片，记录了当初汨罗江新航道通航时的情景，会台搭建在新筑的大堤上，四周人山人海，旗帜飘扬。照片标记为“湘阴县汨罗江尾闾围垦工程民兵师第一团通航典礼”，拍摄日期，1959年元月7日。

    照片的左下角，人山人海的会场之外，一抹细流从狭窄的新开航道向前流淌，细小得像旧照片上的一道折痕——那是被改道后的汨罗江，那是一个伟大诗人以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汨罗江，那是一条缤纷着艾草、汀兰、蘼芜、白芷等美丽植物，与一个叫做端午的农耕节日相伴相随的汨罗江，那是一条让人类敬畏了千万年的江……

    山入平野、江入荒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被带走的，还有什么？

    与水相伴的生存

    有没有一种最惬意最舒展的方式，去亲近这片水域？那不是在“霜落洞庭干”的冬天，更不是在1954或者1998年江湖“南北水”碰头令人惊恐的夏汛时节。是在记载的年代吗？娥皇和女英在长江渊潭里游玩嬉戏的时候，衣袂拂过那浅浅水泊里的浪花，她们无法想象那抹浅水湾，很多年后孕育成浩荡的大湖；是在屈原被顷襄王“怒而迁之”，在江滨泽畔忧伤徘徊的故楚年间吗？诗人心烦意乱乘着骏马离开郢都、又乘上竹筏顺着湖水兀自漂流，可惜他既没备置好辔缰，又没有准备桨楫【“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汜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九章·惜往日》】辔骋意乱后孕育成一片浩荡的大泽时候，衣袂拂过那浅浅水泊里的浪花；是在李杜的唐朝吗？和屈原一样悲伤的杜甫遥想北方戎马关山阻隔，倚靠着岳阳楼的轩窗涕泪双流【“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而年岁比他略长尽享盛唐气象的诗人李白，却常常被这里的风光惹得醉意绵绵【“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游洞庭》】；是在范仲淹时代的北宋吗？他的老朋友滕子京被贬巴陵后，重修岳阳楼，他用一篇千古雄文《岳阳楼记》，写尽了洞庭气象、江湖迢遥、天下忧乐，据说他从未到过岳阳楼，也没有在洞庭湖上泛舟的经历……诗文里的泱泱洞庭，总是离不开忧乐，离不开离愁，离不开借景抒怀时候的愤懑、感伤和自我激励，忧君爱国，悯乱伤时，讴歌赞美，感怀励志……《洞庭湖志》里称湖为“巨浸”，在编修者看来，历朝历代关于洞庭湖的诗文也如这片浩荡水域一般，“莫不波谲云诡，与巨浸争奇”【《洞庭湖志》卷之九】。

    如果你心中没有忧伤，脸上没有愁容，没有诗人或政治家们宦海浮沉时内心的抑郁难平，没有面对洞庭波涌水天一色时的惊惧惶恐而是心存谦卑和敬仰，你可以尝试出一趟远门，你最好在湘、资、沅、澧的下游河口一带，乘坐帆船，扯起风篷，敬了湖神，祈愿顺风顺水，一路航行无恙。

    你不是被朝廷贬谪发配到南方瘴疠地带的一名官员，也不是想借烟波浩渺的洞庭胜景一泄心中万丈豪情的浪漫诗人，你更不是一个武侠小说里衣食无忧、浪迹江湖、行踪不定、义薄云天的豪侠大勇，不是流亡草寇，不是神仙术士，不是游方僧人，不是猎奇者，不是觊觎者，不是“洲土大王”，不是生命卑贱的堤工和民夫，不是被血吸虫卵侵袭了肝脾而步履蹒跚大肚如鼓的垦民……你只是一个远行者，为了生计，要穿越一个叫洞庭的大湖，从家乡老樟树下的那个河口码头出发，去到一条更远也更宽阔的叫做长江的河流，甚至可以抵达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茫茫大海，当然你的盘缠有限，加之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供养，不足以支撑你可以去看海。

    这遥远的水上路程从哪里开始呢？就从那个叫益阳的地方开始吧，从资水进入洞庭湖，去九省通衢的武汉，那里有个叫汉口的大镇，是滨湖人一辈子梦想的地方。

    “益阳开船望浏公，清水潭下走顺风。沙头羊角抬头看，茅角先生八字灵。白马头上捉虱子，姑嫂二人拜关公。船到芦林往前看，芦林底下白花滩。白花滩上走不远，青竹营田磊石山。鹿角城陵矶下水，鸭栏茅铺石头滩。嘉鱼簰洲金口驿，黄鹤楼中吹玉笛。”

    这不是唐朝的诗宋代的文，是船歌，你伴着船歌一路和鸣，便到了汉口，这一趟行程就算结束了。你的小商人身份这时才显露出来，你也许是把洞庭湖产的稻米、柑橘或者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土产，贩卖到汉口镇那鳞次栉比热闹非凡的巷道里。忙完一切，清点盘缠，你登上黄鹤楼，叫伙计送上一壶绿茶，喝上几口，然后小心打开随身的包裹，掏出一支竹笛，悠然自得地吹响。

    这是很多年前洞庭湖水路通畅时候，滨湖一带的商贾或远行客们最惬意的出行方式。不管是从常德、桃源出发，还是从益阳资水河道启程，或者是从遥远的湘江上游随水漂流驶往汉口，水路，是必要的选择。这首船歌，一路记载着从益阳出发，经过洞庭湖、湘江和长江沿途的地名和滩名。驾船者和远行客，对每个地名和滩名都了如指掌，与水相伴的生存，使他们敬畏湖神，尊重习俗，懂得节制。

    想重复遥远年代的水路行程，来一次惬意的沿湖航行，在如今，恐怕只是个幻想了。这是一个再也没有船歌和船谚的年代，一个老码头和轮船客栈消失的年代，一个水运物流规划中只分析货运吨位和赢利评估而河道却在逐渐枯竭的年代，一个采砂船只遍布河道和湖面的年代，一个想方设法从古诗文里挖掘风景又试图制造出消失了的风景的年代，一个用高大的堤防与水隔离的年代，一个濒湖临江却担忧喝水的年代，一个在偌大的湖区找不到一座吊脚楼的年代，一个没有水神只有水利的年代，一个离不开水却又忧虑水、一点也不顾惜水的年代……

    与水相伴的生存，早已被改变。

    华容，一个被称作“枕江滨湖”的地方，弯曲的下荆江流经华容的东北角，东南濒临东洞庭湖西岸，藕池河和华容河贯穿全境，垸内水网密布，沟渠交错。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与江湖水有着不解之缘的地方，但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里却严重缺少生活水源。“春天喝泥水，夏天喝药水，秋天喝苦咸水，冬天没有水。”华容县城的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这一切，都缘于那条在岁月变迁里无所适从的河流，那条穿越县城叫做华容河的河流。

    华容河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沱江。很久以前，沱江与长江【下荆江】还没有如今这么复杂的扭结。一种说法是，公元280年，西晋驻襄阳大将军杜预出于军事目的，将长江掘了个口，修了一条叫调弦的运河，与沱江连在了一起，沱江从此通过调弦口与长江有了联系。那个长江掘开的河口，就是后来被称为“荆江四口”之一的调弦口。一千多年来，调弦河【湖北石首境内】和沱江【湖南华容境内】，就如同“调弦”这个名字一般，在江湖之间或调弦促柱、或断断续续。在民间传说中，先秦时期楚国的大夫俞伯牙就是在这里抚琴调弦时，遇到了知音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源于此地，只是后来调弦河与沱江的关系，并非知音那般默契。

    据史料称，调弦河与沱江，在唐宋之前是蜜月的关系，调弦口既分泄了长江洪水，又为华容提供了航运灌溉的便利。只是后来从南宋时起，这个荆江著名的穴口就时塞时疏，或为下游的垦殖而塞，或为江水的分泄而疏，又或为泥沙淤积而壅塞。明隆庆至清咸丰年间，调弦河和沱江，又重新恢复了唐宋时的蜜月关系，江流安澜，两岸百姓也无水患之虞。但随着江湖关系的改变，华容河最终变得面目全非，这种变化，离不开两个关节点：一是1852年藕池决口，华容河故道为藕池河所夺，被迫东流改道为现状；二是1958年之后，由于调弦口堵口建闸，调弦河与华容河，成了一段与长江隔绝的河道。华容河，这条被称为华容县的“母亲河”，由于河道淤塞，水流不畅，缺少水源补给，河水污染严重，钉螺孳生，血吸虫病蔓延，如今已经成为一条“生锈”的病河。

    关于堵口建闸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调弦口对长江洪水的分流作用微不足道，但洪水却威胁石首、华容两县安全；另一说是为了在华容河下游围筑钱粮湖农场，必须确保垦殖利益。不管哪种说法，对华容县城居民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早已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地下水缺乏，混浊的河水是县城人的主要水源。一份调查报告说，华容县71万人，其中“142833人饮水不安全，466293人饮用严重污染的含氟、含铁、含锰等不合格水，或严重缺水”。在华容河流入的东洞庭湖，由于河流干涸和生态恶化，湿地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破坏。2003年以来，东洞庭湖的水位在下降，越冬的候鸟也一年比一年少了。

    华容，这个与水相伴的“鱼米之乡”，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喝水的问题。

    当河流变成了负累，当渔镇变成了死港，当水乡变成了陵陆，与水相伴的生存究竟会怎样改变？

    让我们回到现在，尝试来一次并不矫情的航行。选择从哪里出发要好？从西洞庭的沅江目平湖出发，绕经赤山岛，从茅草街，到草尾，一路迤逦而行，穿越曲折的赤磊洪道【草尾河】，望见磊石山的时候，东洞庭湖很快就要到了。穿过这片洞庭湖仅剩的最大的水域，可以看见君山岛，那个被叫做飘尾的洲，是不是离君山岛更近了？为什么叫飘尾，老人们说，在湖上远远地望去，这些洲子像一群动物的尾巴在水上飘浮，一路向下游的君山方向游走，也许过不了多少年，飘尾就会和君山连在一起了，“白银盘里一青螺”的君山美景会否从此不再？娥皇女英、柳毅和龙女的爱情传说是否不再流传？当然岳阳楼还在，范仲淹到没到过岳阳楼，无关紧要，他留下一篇文章就够了，有了这篇文章，可以支撑一个城市，不仅仅是旅游。很快就到了城陵矶，三峡大坝蓄水后，它那标志性的水位数据，会不会被打破？当然不是形成新的指标高地，人们担心的是，水位会不会比历史同期更低，在高低之间，我们如何来掌握新的平衡？肯定会有一大批的记者、专家、学者、官员来分析城陵矶的水位数据，分析由此带来的江湖治理、生态环境、经济指标等等一系列的影响。还没到黄鹤楼，这次行程肯定会变成一场激烈的争执，除了沿途巨大的挖砂和运砂船影响航道外，没有遇到急流险滩，也不需要拜祭湖神，我们哪一个都振振有辞，谁也不谦卑。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争论，引经据典，文采华丽，跃跃欲试都想把对方的观点击溃，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谁都心怀郁郁。这次航程确实不矫情，如果乘坐快艇，几个小时就够了，没有月色和夜色，也不见云蒸霞蔚。两岸的湖洲上，遍布着造纸用的杨树林，由于洲滩裸露，杨树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挤占着野生植物的空间，就像这湖里的挖砂船越来越多一样，利益是一架开动的机器，它气势汹汹驶向洞庭湖，比我们乘坐的快艇要快，比我们漫长的争执和讨论更有效率。

    这注定不是一次惬意和舒展的航行，我们坐在船舱里，喝着矿泉水，漫无目的地争论不休，却试图去亲近被船舷拉长的那道水花，和水花里漫延开来的那片狭长水域。我们不是被发配的古代官吏，不是浪漫诗人，不是侠士勇者，不是可恶的逐利之徒，也可能不是猎奇者，不是简陋码头上皮肤黝黑的搬运工人和无鱼可捕时的散漫渔民……我们只是，面对美景时有着小小的感动，面对伤害时有着稍稍的不忍，面对变化时，有着淡淡的无奈。

    我们无法预料的是，一次穿越洞庭湖的航程，没有想象中的美景，只有狭窄的河道，散乱的砂堆，泛黄的湖水，干涸的河床，还有像被风蚀过一样树叶稀疏的杨树林，那明显是虫害的痕迹，就连那些在湖洲上本应成为风景的苇荡，由于干涸得太久，了无一点生气。

    这是2009年10月的国庆长假，一次最切近的洞庭湖景观。10月4日是中秋，忽然想起安徽人氏张孝祥，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中秋前夕，他写下一首词《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这位宋高宗第一名进士，曾任荆南兼湖北安抚使，他任广西桂林知府的第二年遭馋言落职，罢官北归途经洞庭湖，写下了这首《念奴娇·过洞庭》。词中那种寂寥的天地，辽阔的洞庭，“素月分辉，银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早已物是人非了。

    我们眼里忽然有了迷茫和伤感，脸上有了愁容，心中添了悒郁。船泊浅滩，越过堤防，我们回到现实中，行走在喧嚣的街道上，恍若隔世之感。这片曾经的洲土，如今早已成繁华集镇，却很少有人知晓，它其实还一直被称做蓄洪垦殖垸。谁也不会去探询，这个陪伴他们成长的地方，多少年前，曾是洞庭湖水漫溢的湖洲，沧海桑田的变迁，在很多人看来，像洪荒远古一样迢遥久远。

    生在湖区，又有谁能够摆脱与水相伴的生存？

    不管是洪汛还是枯竭，与水相伴的生存，都已成为我们的恐惧，我们将去往哪里？又有哪里，能承载我们日益衰败的灵魂？

    2009年10月16日，新华社长沙电：“16日7时，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跌破22米，远低于近几年同期水位。历史罕见低水位造成渔民歇业、航运受阻等系列连锁反应。记者从岳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受洞庭湖区降水较少，湘、资、沅、澧四水来水减少，长江三峡拦坝蓄水等共同影响，洞庭湖水位一直低于往年同期。10月6日，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跌破23米后一路走低，到目前为止，远低于往年同期的23米至24米的水位区间。罕见低水位对洞庭湖渔民生活造成影响。近年一直在东洞庭湖七里山地段从事捕鱼作业的渔民杨祖祥告诉记者，洞庭湖现在很难捕得到鱼，每天出湖，只能捕一些小鱼小虾，连成本也挣不回。国庆前夕，大部分渔民只能歇在家中，靠平时积蓄度日。洞庭湖枯水也给当地航运带来影响。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副局长杨德华介绍，枯水造成河道变窄，湖面下尾堆、暗礁突出，河床不规则，船舶搁浅、触碰事故频繁发生。杨德华介绍，低水位也造成洞庭湖区货流不畅。目前从洞庭湖进入湘江流域的货船，只有500吨以下的才能通过。”【《洞庭湖枯水，渔民歇业航运受阻》记者黄新华】

    洞庭湖，一个蓝色的问号，一个沉重的问号。

    【易渡：原名易送君，湖南岳阳屈原行政区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