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开凿灵渠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当时的秦王朝主要覆盖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其版图尚未包括岭南，即珠江流域地区。
岭南，即五岭之南。五岭，也称南岭，之所以称为南岭，是与北岭【即秦岭】相对而言。秦岭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五岭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秦岭分界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五岭分界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由此可见，五岭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
自西而东，五岭由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大山组成，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越城岭和萌渚岭是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都庞岭和骑田岭是由湘入粤的交通要道，大庾岭是由赣入粤的交通要道。长期以来，作为天然屏障，五岭山脉阻碍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远不及中原地区，被北人称为“蛮夷之地”。
这片广袤的“蛮夷之地”，气候炎热，湿润，原始森林无边无际，江河湖海奔流不息，大象、犀牛、野猪、虎、豹、熊、鹿及各种鱼类出没于森林与河海之中。柳江人、麒麟山人、甑皮岩人等史前人类生活在这里。在秦始皇将岭南纳入中国版图之前，岭南这片土地的主人主要有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百越支系。
虽然远古的岭南炎热潮湿、林木苍郁、瘴海连天、祸患不测，但却出产有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等让中原人士艳羡不已的珍品。因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50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这段记载于汉刘安《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的文字，讲述了秦始皇时代一段意义重大的史实，这就是灵渠的开凿与岭南的纳入中国版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50万大军在尉屠睢的率领下分5路向岭南进攻。“塞镡城之岭”的一军面对的是广西桂林北部的越城岭，越城岭南面是百越的西瓯部落，属于现在的广西；“守九嶷之塞”面对的是广西贺州东北的萌渚岭，萌渚岭南面也是百越的西瓯部落，属于现在的广西；“处番禺之郡”面对的是湖南郴州南面的骑田岭，骑田岭南面是百越的南越部落，属于现在的广东；“守南野之界”面对的是江西西南角大余县南面的大庾岭，大庾岭的南面也是百越的南越部落，属于现在的广东；“结余干之水”面对的是江西上饶南面的武彝山，这个区域是百越的闽越部落，属于现在的江西与福建。
五路大军中，进展最顺利的是“结余干之水”的一军，迅速取得胜利，在福建境内设置了闽中郡。与南越部落接触的“处番禺之郡”和“守南野之界”两军也比较顺利，进入了广东。然而，西面“塞镡城之岭”和“守九嶷之塞”的两路大军却遇到了西瓯部落顽强的抵抗。战争持续了3年，仍没有结果。
西面两路秦军不能取胜的原因：一是因为越城岭地势较高，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导致秦军粮草供应不上；二是因为西瓯部落所在地区丛林密布，江河横流，地形复杂，北方人难以适应；三是因为这两路秦军面对的是顽强的西瓯部落。秦朝以前，北人多次入侵西瓯之境，但都未能成功。舜帝南巡，死于苍梧，有传说是死于战事。西瓯部落人民强悍，对外来入侵者抵抗顽强，并且熟悉本土地形，所以面对技术先进、武器精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秦朝大军，仍然能取得暂时的胜利，使秦始皇的威力不能顺利覆盖岭南。
当时的秦朝十万大军，沿着湘江逆流而上进入广西北部的兴安县，占据了中原与西瓯部落往来的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位于湖南与广西之间的狭长平原，夹在越城岭与海洋山之间，是中原通向岭南的咽喉要道。进入湘桂走廊的秦朝十万大军，由于到处遭遇西瓯部落的狙击，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只好驻守险要地区，修建城堡，派兵驻屯，以防西瓯人的进袭。这就是著名的秦城。秦城建在兴安大、小溶江之间，周长大约20公里。宋代张孝祥为秦城写有诗歌：
堑山堙谷北防胡，南筑坚城更远图。
桂海冰天尘不动，那知垄上两耕夫。
秦城北20里有严关，在严关乡仙桥村的狮子山与凤凰山之间，“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地势极其险要。周去非认为秦城“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而严关天险则“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
秦军驻守秦城，凭借严关天险，与西瓯部落攻守胶着，战事持续三年而无进展。为了解决粮草供应问题，解除秦军后顾之忧，完成岭南统一大业，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监御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
二、开凿灵渠的技术条件和地理条件
秦始皇下令凿渠通粮道，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以先人的工程经验以及可靠的科学技术为保障的。
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构成了中国的七大水系，当时已经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水系纳入秦朝版图。其中，公元前486年，吴国的邗沟就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公元前482年和公元前361年，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菏水与鸿沟也相继开通。这些人工运河使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成为一个内河水运网，船只可以在三大水系间自由穿梭。与此同时，它们也为后来的人工运河的修建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和工程经验。
秦国同样也有丰富的水利工程经验。公元前256年，秦国李冰修建了四川都江堰；公元前246年，水利工程师郑国为秦国修建了陕西郑国渠。这两大著名的水利工程，前者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后者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有各诸侯国和秦国自身的水利工程经验和技术保障，秦始皇下令凿渠通粮道，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有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称的广西兴安，流行一句民谚：“兴安高万丈，河水两边流。”这个民谚概括了兴安自然地理的两大特点：一是海拔高。兴安有猫儿山和海洋山两座大山，其中，猫儿山是越城岭主峰，位于兴安西北部，海拔2142米，为华南最高峰；海洋山主峰盘皇殿，位于兴安东南部，海拔1748米，形成了兴安东西两边高，中间低的地形特点。这地势较低的中间，即著名的湘桂走廊，海拔大约在180—500米之间。二是江河分属两大水系。发源于兴安西北部猫儿山的漓江从北向南流，属于珠江水系；发源于兴安南部海洋山的湘江从南向北流，属于长江水系。由于兴安东西高中间低的地形特点，湘桂走廊上面有许多湘江与漓江的支流，彼此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但彼此独立，互不沟通，称得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缪钟灵、宗凤书、蒋亚萍《桂林水文岩溶及旅游资源研究》一书说得更为明白：漓江与湘江之间本来隔着越城岭、海洋山这样的高山大岭，但恰恰在兴安县城附近，漓江和湘江的分水岭降低为一条接近南北向的被称为越城峤的土岭。这个薄弱环节被秦代的水利专家发现了，他们选择这个地方劈山开岭开凿渠道，将湘江之水引入漓江，以最少的工程量换来了跨流域引水的最佳效果。
因为特殊的地理形势，兴安境内拥有北去的湘江与南流的漓江两大互不沟通的水系，湘江在兴安东部，漓江在兴安西部。湘江源于东南，往东北方向流去，其上游称海洋河，由白石河、海洋河、西波江三条河流汇集而成，三河汇合后称海洋河，流至今天的灵渠铧嘴附近称为湘江。漓江源出西北，向西南方向流去，其源头为猫儿山八角田，这是一片接近猫儿山顶，海拔2000米左右的高山沼泽，那里森林密集，储水量大，有高山天然绿色水库之称。漓江上游分为数段，一道主流自上而下称乌龟江、集义河、六洞河、大溶江。湘江和漓江两江的主流相隔甚远。但在靠近灵渠附近有一条始安水，它往南流与清水河汇合成灵河，灵河继续向西流，就与大溶江汇合。因此，作为漓江的一条支流，始安水与湘江已经相当接近，最近处仅1.6公里。
当年秦始皇下令凿渠通粮道，就是要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建一条运河，使湘江和漓江沟通，保证北方南下的军用物资能够借助河运畅通无阻，顺利结束其统一岭南的宏图。
负责凿渠沟通湘江与漓江的是当时秦军主管军饷运送的史禄。
据明朝欧大任《史禄传》，史禄原籍越人，因为做了上门女婿而到了秦国都城咸阳，成为秦国官员。秦始皇发兵攻打岭南，大概因为史禄来自百越地区，熟悉当地情况，任命他做了运送军饷的军官。当战争旷日持久无所进展之时，由于史禄既熟悉岭南地形，又因为长期定居咸阳，对咸阳附近郑国渠的修建情况也比较了解，有水利工程的经验，因此，他成为凿渠沟通湘江、漓江的最佳人选。
经过勘测，漓江的支流始安水与湘江相距只有1.6公里。湘江南来北去，水量充沛；始安水北来南往，河窄水浅。如果在两河距离最近处开凿一条1.6公里的运河，当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
但是，湘江与始安水两河距离最近的两个端点，湘江的水位比始安水的水位低了6米。对于史禄而言，让湘江在1.6公里的距离内提高6米水位流入始安水，工程难度显然非常大。
史禄只好逆湘江上行，到达今天的铧嘴处，进入了湘江的上游海洋河。这里，海洋河的水位已经略高出始安河的水位，而它与始安水的距离也才大约4公里。也就是说，选择这个地方做分水地点，两条河流的最近距离延长了2.3公里，也就是运河长度增加了2.3公里。通过延长2.3公里的平面距离，抵销6米的垂直距离，对于史禄而言，这当然是优选的分水地点。
分水地点确定之后，史禄开始了在后世看来堪称伟大的凿渠工程。
三、灵渠的工程系统
灵渠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分水、引水、泄水、通航等子工程。其中，拦河坝起分水的作用，南渠道起引水入漓江的作用，北渠道起保证湘江与漓江通航的作用，泄水天平起分洪泄水的作用，陡门起通航的作用。各个子工程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保证了灵渠的正常通航和安全运行。
<h4>1.分水工程——铧嘴和大小天平</h4>
确定分水地址之后，史禄首先要做的是分水的工作。
他需要修建一个拦河大坝，将海洋河的水分流。这个拦河大坝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渠首工程，它由铧嘴和大小天平组成。
铧嘴是大小天平的辅助建筑物，是一座导流长堤，形为铧犁状。周去非说的“于上流砂碛中叠石作铧觜，锐其前，逆分湘水为两”，桂林水利专家伍镇基解释为“使上游来水在铧嘴处抛射出两股反向抛物线水流，组合成牛轭形的流态，分流入左右两旁之河”。其综合效果为，“变中流为旁流，化集中为分散；降低过坝的单宽流量，提高坝身的安全度”。
宋代范成大对铧嘴进行过高度评价：“铧嘴，在兴安县五里所，秦史禄所作也，迎海阳水，垒石为坛，前锐如铧，冲水分南北，下为湘漓二江，功用奇伟。余交代李德远尝修之。”他专门为铧嘴作诗一首：
据唐兆民先生的《灵渠述略》和《兴安县志》，大天平坝顶长344米，宽12.9—25.2米，砌石体最大高度2.24米。小天平坝顶长130米，宽24.3米，砌石体最大高度2.24米。大小天平均为面流式拦河堰。大天平为拦河坝右部，小天平为拦河坝左部。大小天平衔接成人字形，夹角108°。小天平左端为南陡，即引水入南渠的进水口；大天平右端为北陡，即引水入北渠的进水口。据勘测，大小天平坝高4米多，基础用2米多长的松木打桩，再于松桩间横铺一层松木，在松木上砌石。其河床以下部分高2米多，河床以上部分高1.7米。坝体外部为浆砌条石及鱼麟石护面，接水的一面，砌成阶梯。坝顶平铺巨石，宽约6米，镶拼紧密，两石相接处凿有锲形石槽，然后熔铸生铁浆灌入，使它成为紧铆两石的铁栓子。后段倾斜面宽约11米，则用长块片石直竖，鳞次排插，名为鱼鳞石，厚度0.7—1.3米。鱼麟石下伏的沙卵石，上部为人工混黏土的砂卵石坝体，下部为原生沉积砂卵石。条石及鱼麟石之间的胶结物，一部分为沙黏土及石灰，已风化松散；另一部分是掺有桐油的乳白及粉红色之胶结物，结构致密，抗风化力强，特别坚硬。这样，整个堤坝就显得根基稳固，不易被洪流摧毁了。
通常的拦河坝应该呈现“一”字形，但灵渠的拦河坝别出心裁，呈现的是“人”字形状。它由铧嘴和大小天平组成，铧嘴居上。如同高昂的头颅；大小天平居下，如同呈72°角的双臂。今天，如果你登上兴安灵渠边上的南陡村中的观景台，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躺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惟妙惟肖的“人”字大坝。
原来的海洋河流到这个“人”字大坝的时候开始叫做湘江，原来的湘江沿其故道一路向北，它与漓江的支流始安水平行而流向相反，完全没有汇合的意思。史禄修建的“人”字大坝就像一个人的两条粗大的手臂，呈锐角度张开，在“人”字的接口处将海阳河水分成两股。一股占七分，朝北偏东方向流去，经北渠流了数公里后汇入湘江。另一股占三分，朝北偏西方向流去，经南渠流了数公里与始安水汇合。这一汇合，促成了湘江与漓江的汇合，进而，促成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汇合。
在以“万”和“平方公里”为计量单位的地球上，数百米的拦河坝就像沧海一粟一样完全不值一提。然而，沟通湘江和漓江的这个数百米的“人”字大坝，却创造了一个地球上的地理奇迹，它使发源于一个小小的兴安县的一条小河，分别通向两个大海。据说，世界上这种一水流两海的奇观只有两处，一处在俄罗斯，一条河通向两个海：黑海与里海，它是自然决定的。另一条就是兴安的海洋河，它分别通向东海和南海【湘江通往长江进入东海，漓江汇入珠江进入南海】，却是人工造成的。明代鲁铎的诗歌《分水塘》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一奇观：
一道原泉却两支，左为湘水右为漓；
谁知万里分流去，到海还应有会时。
铧嘴，昂首“人”字大坝双臂上的“头颅”，确实秉赋人脑的智慧，具有安全防卫的意识、精确计算的能力和领导指挥的才干。安全防卫意识体现为分洪，减轻洪水对大小天平的冲击力，可以护堤；精确计算能力体现为分水，将海阳河的水七分返回湘江，三分补给漓江，沟通湘、漓；领导指挥才干体现为导航，它将顺流急下的海阳河劈成两半后，在其两侧形成了静水区，南来北往的船只，循着静水区航行，相当安全。一个铧嘴，具有如此精妙的意识、能力和才干，不得不令人联想到人脑的智慧。
由于这个“人”字大坝的双臂与通常的拦河大坝形状、功能都不尽相同，它因此获得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天平。其中，北偏东的手臂称大天平，北偏西的手臂称小天平。为什么叫天平？专家们认为，一般的水坝只有一个功能，即拦水。可是，灵渠的“人”字大坝有四个功能：一是拦水，将海洋河的水拦截，使之离开湘江故道；二是分水，原来一条海洋河的水被分成了两股，占水量三分之二的一股经北渠入湘江，占水量三分之一的一股经南渠进漓江，所谓三七分水；三是泄水，大小天平坝身全部为溢流段，在洪水季节，一旦河水暴涨，海阳河水将越过小天平进入湘江故道，使进渠水位不超过渠身容许的高程，确保渠道安全；四是减弱河流对拦河坝的冲击力，拦河坝改“一”字形为“人”字形，等于改变了拦水坝面对流水的方向，避免了堤坝与海洋河的水流方向正面相对，而以侧面迎接海洋河的水流，减弱了水流施加于堤坝的冲力。由于这“人”字大坝不仅起拦河作用，且有分水、泄水的平衡自然水资源的功能，故称天平。
分水之后，第二个关键的工程是南渠。
南渠的作用是通过渠道将湘江之水引导与始安水汇合。它分为三段。第一段从铧嘴到始安水，这是一条完全人工开凿的渠道，长4.1公里，渠水完全来自海洋河；第二段是渠道与始安水连接处到始安水与清水河交汇处，由于始安水河窄水浅，需要拓宽挖深，属于天然河道与人工凿渠的结合，长6.25公里，渠水除原海洋河分流的河水外，汇入了始安水的河水；第三段是从始安水与清水河交汇后的灵河到灵河与大溶江汇合处，此段为天然河道加部分人工整治，长22.8公里，渠水又汇入了清水河等数条河流的河水。三段全长大约33公里。
南渠的三段中，第一段难度最大。一方面，它是完全人工开凿的渠道，没有天然河道可以利用，开凿的工程量巨大。第二方面，这段渠道为引水工程的第一段，它要直接接受尚未渠化的来自海洋河的河水的冲击，同时，它与湘江故道仅隔10—20米，很容易造成水急堤溃的局面，工程进行的时候，曾三次通水测试，前两次均告失败，传说中两位将军因此被斩，第三次终于成功，这是因为第三位将军将渠道移至飞来石以西，依傍城台岭土山，并加宽右岸的堤台，才得以成功。但传说中的第三位将军也以自杀的方式告慰前两位将军的在天之灵。第三方面，南渠在靠近始安水大约一公里处，有一座越城峤，也叫太史庙山，即湘江与始安水的分水岭，引水渠需要挖开这座山，将海洋河的水引入始安水，这个劈山开岭的工程，也很不容易。
在南渠的第一段的南渠北岸，如今还可以看到一块孤立的岩石，这就是灵渠著名一景飞来石。它凸出堤上，略成方形，上平如砥，高约4米、周约20米，上有四季桂一株，有石级可以攀登至顶。因为它孤石凸起，旁无凭附，故有飞来石之称。明代梁梦雷在飞来石上刻有“砥柱石”三字，它表明飞来石是作为“砥柱石”保留下来的。当时依石筑堤，有所托附，堤岸才能牢固而不容易崩溃。此石因此成为堤之“砥柱”而被工匠们保留下来。
清代王国梁写有《飞来石》一诗：
此石飞从何处来，参天拔地势崔嵬。
一峰永镇东西界，二水中分南北开。
自向灵渠为砥柱，可知阳海有奇才。
至今风雨潇潇夜，犹欲高骞列上台。
据郑连第《灵渠工程史述略》：“从南陡至大湾陡共三公里，是分水岭前一段，大致是左岸沿分水岭脚下开凿的渠道，右岸修筑拦水堤防叫做秦堤，水流在山脚堤防之间。从南陡到兴安县城区前，渠道与湘江故道平行，相距很近，最近处只以秦堤相隔。例如飞来石处，灵渠与湘江故道在岭脚下形成高程不同的两层水道，夹堤而行，堤左为灵渠，堤右为湘江故道，堤的两坡高差很大，堤工十分险要，作用至关重要。此处灵渠渠道明显为人工开凿岭脚而成，飞来石似为凿渠后右岸残留岩体，现在渠底尚可看到明显的突出岩石。这段的开凿，打开了湘江入漓的大门，是全渠十分关键的一段。”
显然，飞来石并非“飞来”，而是秦代工匠开山凿石修渠留下的山脚岩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当年这里有着怎样坚硬的地质地貌，又似乎表明，当年的灵渠开凿者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和辛劳。
1943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战之时，田汉曾为飞来石亭写过一联：“先民巨凿留残石，战士高歌起怒涛。”
南渠的开通，终于将长江水系海洋河的水引入了珠江水系始安水的河道，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来自长江水系的航船终于能够通过南渠进入珠江水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大水系终于被这条长达4.1公里的南渠“铧嘴——始安水”渠段沟通。
南渠的配套工程是秦堤。秦堤指的是从南陡口沿南渠渠道向北至兴安城区漓滨街口长约两公里的东岸渠堤。秦堤大约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南陡口起至飞来石，堤岸顶面较宽，多在5—10米之间，高出水面1米左右。第二段从飞来石至泄水天平，堤岸临近湘江故道处，石堤高悬水际，危如累卵，而且渗漏极多，最易崩溃，过去称此处为“险工”。第三段从泄水天平至漓滨街口，堤顶一般宽约3米，底宽约7米，高约2.5米，回归安全地带。
秦堤夹在灵渠和湘江故道之间，堤上种有许多桃树、柳树，桃花鲜艳，柳枝缠绵，在秦堤上顺渠水流向行走，堤的左边是灵渠，堤的右边是湘江故道，灵渠是一渠清流，湘江故道则浪花腾跃。沿途还有飞来石、泄水天平、秦堤碑刻等自然与人文景观，足以令游人触景生景，思接千古，历来被辟为“秦堤风景区”。
<h4>3.防洪工程——泄水天平和水函</h4>
泄水天平指的是从南陡口顺流而下0.9公里处南渠东岸修建的宣泄洪水的溢流坝。泄水天平总长42米，宽17.6米，全部用大块石灰岩石砌成，其结构与大小天平完全相同。堤顶宽约6米，堤外倾斜部分的鱼鳞石宽约10米。堤顶较渠岸略低，当灵渠水位超过泄水天平堤顶高程，水越过溢流坝泄入湘江故道。据郑连第《灵渠工程史述略》，泄水天平的泄水量可以高于灵渠本身的流量，用来宣泄洪水季节大小天平来不及宣泄的余水和南陡到此区间左岸山坡的集水，从而保证渠水不至于溢出灵渠毁坏秦堤。泄水天平坝顶有石礅，石礅上架有石板，形成了一座简易的石板桥，洪水季节，行人仍可沿石礅上的石板走过泄水天平往来于大小天平与兴安之间。
泄水天平可以说是大小天平之后保护灵渠安全的第二道防护工程，它避免了灵渠在洪水季节洪水泛滥的可能。
与泄水天平相呼应的配套工程还有四处：
第一个泄水是建在南渠六口岩村附近的黄龙堤，第二个是建在北渠水泊村旁的回龙堤，第三个是建在南渠东岸兴安城区漓滨街的马石桥陡，第四个建在北渠观音阁旁。后面这四个虽然没有命名为泄水天平，但它们确实起的是泄水排洪的作用，其中，后面两个还兼有桥梁与蓄水行船的作用。
水函，又叫田函，或称渠眼，也就是在渠堤上用石料砌成的分水兼排水涵洞，一种具有消纳洪流和分水灌溉作用的设施。丰水季节，它的功能是分泄洪流，确保堤坝安全；枯水季节，它可以放水灌溉沿岸农田。
陡门，亦称斗门，是在渠道上用于壅高水位，蓄水通航，具有船闸作用的建筑物。之所以要建陡门，是为了解决渠道水浅、水急的问题。由于有了陡门，灵渠才能浮舟过岭，如上文周去非所说“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据《兴安县志》，宋代时灵渠上的陡门达36座，南渠32座，北渠4座。陡门的结构为：两岸导墙采用浆砌条石，两边墩台高1.5—2米，形态有半圆、半椭圆、圆角方形、梯形、蚌壳形、月牙形、扇形等，以半圆形居多。陡门的过水宽度5.5—5.9米，以便通航。陡门建筑的地点都选择渠道浅狭、水流湍急的地方。设陡距离近的约60米，远的2公里。
据灵渠研究专家唐兆民的《灵渠述略》：船过陡门时，除春涨期间外，一般都要塞陡、开陡。这种任务，至清雍正以后，每座陡门都设置陡夫或陡军一至两人，由陡目督同执行。塞陡，每年由官府拨款购买，主要的有陡杠【包括面杠、底杠和小陡杠】、挽钩各一条，马脚、水拼、陡簟各一二十件。关陡时，先把小陡杠的下端穿入陡门右堤下面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右堤上面的凹口中；再以底杠的一端搁在左堤下的鱼嘴上，另一端架在小陡杠的下端；接着再以面杠的一端架在左堤的凹口中，另一端交叉地架在小陡杠的上端，并搁在右堤上。再次把由三条木棒连成的马脚的下端张开，并列地搭架在陡杠上，并把宽约0.5米、长约1.7米、用竹片编成狭长形的水拼横架在马脚上面，最后把宽约1米、长约2米的陡簟铺贴在水拼上面，塞陡的手续就算完成，而且还要把距离相近的上下两陡都同样塞好。这样，河水已不能大量下泄，渐渐地蓄积起来，使上下两陡间的水位增高，等到蓄水可供船行时，船即移近陡门，陡夫便把小陡杠露出陡堤凹口外的上截，用力向外一敲，杠子立即脱出凹口，面杠和底杠因而也失去固着力，加上陡簟受水力冲压，便连同陡簟、马脚、水拼等一齐往下崩溃，陡门开了，船便趁着积水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不致搁浅而过了一座陡门。这种方法一直运用到灵渠不再通船时为止。由于渠道中设置了这种陡门蓄水，故灵渠又称为陡河。
有了大小天平，湘江与漓江得以沟通；有了南渠，漓江的航船可以直抵海阳河。但是，如果没有北渠，漓江与湘江还不能通航，因为，大小天平作为堤坝阻断了海洋河的流水。这时候的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可以说是水通而船未通。因此，如果要保证漓江与湘江通航，就必须开凿北渠。
海洋河的水一部分由南陡门进入南渠最后汇入漓江，另一部分越过大小天平直接进入湘江故道。北渠的开凿则使进入湘江故道的水进入了北渠。从北陡起到重新回到湘江故道止，整个北渠全长3.35公里。这个3.35公里的北渠，包括了两个大S形和几处曲折弯道，使本来只需要不到2公里的渠道延长至3.35公里。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小天平堤坝抬高了湘江的水位，如果北渠沿直线开凿，渠道虽短，但渠床比降大，水流湍急，航船逆水而行困难，顺水而行危险；同时，河床比降大，日久天长，河流的下切作用导致河床不断加深，造成河床比降不断加大，恶性循环，最终会使海洋河的河水按水往低处流的原则，全部涌向北渠，导致铧嘴的分水功能减弱，最终甚至消失。因此，北渠的开凿者延长北渠长度，通过增加长度降低河床比降，从而避免了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
堰坝是建筑在渠道里的一种拦河蓄水、引流入沟灌田，或激水推动筒车的设施，与陡门的作用大致相同，只是后者不负有引流灌溉的使命而已。
据唐兆民先生的《灵渠述略》，灵渠上的堰坝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石块砌成的半圆形堰坝，与石砌陡门相似，只是塞陡用的是陡杠、陆簟等工具，而塞堰则用七块长约5米、宽约0.3米的扁平方木作为闸板开关，关堰时把渠水堵住，提高水位，以便用龙骨水车提取渠水灌田。另一种建在河面较宽的渠道中，用大木做成长方形框架，横置渠中，两边都用长木桩密排深钉，框架里则堆砌鹅卵巨石，砌成高约1米、宽约3—4米的斜面滚水堤坝。堰坝的用途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堵水入沟，直接灌溉稻田的；第二种则是负责激水转动筒车的任务，通过筒车引水灌溉。
据《兴安县志》，1990年，灵渠的灌溉面积达40328亩。
灵渠系统工程的全部完成，也就意味着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实现了安全顺利的通航。
2200多年前秦始皇50万大军的粮草，就是从长江进入湘江，从湘江逆水进入兴安灵渠的北渠，沿大天平绕过铧嘴这一“人”字头，沿小天平顺水南渠，然后一路顺水进入漓江、西江、珠江，最后统一岭南。广西、广东、福建广袤的土地，从此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五彩缤纷的百越文化，成为兼收并蓄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于是，这个“人”字大坝犹如一个象征，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一个重要载体，成为人类“巧夺天工”的一个重要证据，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理念的一个最形象生动的图解，它深深地嵌入大地，就像人的智慧、灵性深深地嵌入自然。
其实，如果将视野放大，不仅灵渠大小天平构成了一个惟妙惟肖的“人”字，而且整个湘江和漓江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在源头海洋河这一“头脑”的支配下，其粗壮的右臂【湘江】左膀【漓江】分别向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延伸。只是在灵渠未开凿之前，这个“人”的左肩臂有一段缺口，仿佛维纳斯的断臂。灵渠的开通，使这个断臂得以缝合。灵渠就以其四两拨千斤的力量，使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两大水系融为一体。它以“人之形”沟通了南北河流，更以“人之神”开启了南北文明的交流和创造。
四、开凿和修缮灵渠的人物
灵渠开凿至今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关于它的开凿有不少民间传说，正史文献则确认灵渠开凿由史禄所为。其后历代，灵渠都遇到了修缮问题。对此，文献也有详细记载。灵渠南陡下游二三百米的南渠北岸立有四贤祠，祠中设有对灵渠有过贡献的秦监御史禄、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管观察史李渤、桂州刺史鱼孟威的半身塑像。此祠初为元代建设，之后历代或修葺，或重建。下面，对传说中的三将军和历史上对灵渠有过重要贡献的四贤作一介绍，从中也可以看出灵渠的修缮史。
兴安民间世代相传一个三将军开凿灵渠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第一位张将军率领兵士日夜劳作，终于在限定时间里完工，可是，通水时渠道却塌了。秦始皇怒而把将军在渠岸当众斩首。第二位刘将军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完成了工程，但在通水时再遇塌陷，又被秦始皇斩首于渠边。第三位李将军吸取前两位将军的经验教训，圆满完成了任务，秦始皇因此赐他荣华富贵。可是，这位将军并没有领秦始皇的情，而是跪倒在前两位将军的殉难处拔剑自刎了。
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有一个实物为佐证，那就是粟家桥灵渠南岸的三将军墓。三将军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在兴安千百年的历史上，却留下了代代相传的口碑。
三将军的故事似乎是在暗示我们，灵渠的开凿，有过极其壮烈而动人的故事。
文献中关于史禄开凿灵渠最早的记录来自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也有关于史禄开凿灵渠的记录：“使尉屠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最早详细记录了史禄开凿灵渠的地理情况，并高度评价了灵渠修建的技术之妙：“灵渠在桂州兴安县。湘水北下湖南。又融江，牂牁下流也，南下广西。二水远不相谋。史禄于沙磕中垒石作铧嘴，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斗门三十六。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
周去非《岭外代答》对史禄开凿灵渠的工程技术有更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并高度评价了史禄本人：“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广西。其间地势最高者，静江府之兴安县也。昔始皇帝南戍五岭，史禄于湘源上流漓水一派凿渠，逾兴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运饷。盖北水南流，北舟逾岭，可以为难矣。禄之凿渠也，于上流砂碛中叠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水为两，依山筑堤为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陆，遂凿渠绕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漓者，言离湘之一派而来也。曰湘曰漓，往往行人于此销魂。自铧嘴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许，有泄水滩。苟无此滩，则春水怒生，势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滩杀水猛势，故堤不坏，而渠得以溜湘余水缓达于融，可以为巧矣。渠水铙迤兴安县，民田赖之。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内置斗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唯始皇，禄亦人杰矣，因名曰灵渠。”
明代欧大任的《百粤先贤志》中专门有《史禄传》，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史禄的来历和凿渠后去向有所交代：“史禄，其先越人，赘婿咸阳。禄仕秦，以史监郡，时始皇帝伐百越，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遣禄转饷，凿渠而通粮道。禄乃自阳山道取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融江为牂牁下流，南入于海，转饷为劳。乃量为矶以激水，于沙磕中垒石作铧，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陡门三十有六。舟入一陡，则闸一陡，使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通舟楫，又利灌田，号为灵渠。于是杀西瓯君译吁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夜攻杀睢。秦乃发适戍以备之。禄留揭岭，长子孙，揭阳令定，其后也。”
清代梁奇通《创建秦监郡史公祠记》将史禄开凿灵渠提高到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的境界进行了高度评价：“监郡史公禄凿城台山，激湘水西流与漓江合，又穿太史庙山，引流与融江会。于是湘漓合而南北通，融江之名隐矣。厥后马伏波、李给谏、鱼防御、李提点，或导淤疏塞，或筑铧建堤，或高陡易石，或测水盈缩而立天平。历代以来，修治不一，岂无才智之士，类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公固人杰也哉。且水流下，性也。激东流而转之西行，引漓江涓涓之泉，合湘融浩浩荡荡之势，通舟航而沃阡陌，千百年沧桑犹或变更，独灵渠至今利济无穷，水固莫灵于此渠也！溯监郡之智力卓越千古，直可缵大禹之绪而成补天之功矣。”
上述文字确认了如下事实：第一，灵渠为史禄所开凿；第二，灵渠的选址、拦河、引水、通航等系统工程皆由史禄所为，后世修渠之士悉遵其成规；第三，史禄凿渠成功地解决了秦军转饷问题，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水利专家郑连第先生著有《灵渠工程史述略》一书，从水利工程专业的角度，认为史禄开凿灵渠至少做了如下工作并具备相应的技术保障：
第一，修建拦断湘江的大坝，即后来的大小天平。因为湘江分水处低于连接渠道另一端的始安水入口，不筑坝拦水，就不可能引水入渠，也就无法沟通二江。灵渠是我国最早的有坝取水工程之一，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
第二，打开了飞来石附近的岩埂阻隔。湘江水位被拦河坝壅高，欲引向漓江，飞来石附近的岩埂像大屏风一样地挡住引水口门，必须打开才能通渠。这一段为石灰岩，有些部分岩石还比较坚硬，现在的飞来石应为开凿后右岸的残留部分，渠底依然可见突起的岩石，滔滔渠水已流淌了两千年，至今这些岩石仍旧棱角突出。在遥远的古代，工具简陋，没有炸药等现代器材，完成这一工程是十分不易的。
第三，开凿城台岭及始安岭的山脚成渠，筑秦堤2公里至今大湾陡处，形成渠道。这段开山工程虽不如开飞来石和下面所列开太史庙山那样艰巨，工程量那样集中，但战线很长，左面是山，右面还要修堤，在技术上要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秦堤绵亘3公里，是渠水的依托，如有溃漏，将导致全工程的败亡。特别是南陡至粟家桥一段，堤较高，所受外力大且复杂，稳定性和牢固性都要保证。
第四，打开分水岭太史庙山。这是全渠工程量最集中的一处，起自大湾陡，至始安水口。其中，大湾陡至祖湾陡以下为开山，祖湾陡下到始安水口为平地掘沟，开山部分约长400米，开挖深度有15米以上，断面呈V字形，石质虽不如飞来石处的坚硬，但工程量相当可观，在两千多年前，这样的工程就是十分宏伟了。
第五，浚深漓江上源的有关河道。灵渠自始安水口以下就是漓江水系的天然河道了。开渠之前，这些河道可以季节性或终年通水，但距离通航标准还有差距。从现状看，入渠前的始安水是一条宽不及一米，流量微小的河道，欲使之通航，浚深扩宽的工程量很大。到清水河口后天然流量虽增大许多，但局部整修还是需要的。在这项工程中，以霞云陡上下最难，至今渠底石凸凹不平，岩石完整坚硬，当年的扩挖是何等艰巨，据历史记载，这段渠道的整治一直在进行着。
第六，开挖北渠。有上述五项工程，南渠基本就绪，但没有与之相辅相成的北渠，不但不能通航，也不能通水。北渠虽没有南渠那样多的建筑物和土石方工程量，但渠线的选择却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灵渠开通时，北渠不一定有后来那样面貌，但没有与南渠相适应的形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七，有相应的测量技术。灵渠蜿蜒30余公里，导江开山，使渠道能够通流并达到通船要求，没有相应的较高的测量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同时代的都江堰、郑国渠和关中漕渠这些著名的大型工程的出现，都证明这一点。可惜没有留下具体资料。前几年，在大小天平的交点挖出带榫口的石柱一件，柱底面有磨脐形的构造与石制基座相连，可以转动。基石是一块加工过的岩石，人工箭头形尖角大致指向北方。据有关人士研究，这个石柱可能是水准测量支架，上面有缺口可放水准仪器。下面的穿透榫口为转动时穿杠杆所用，其具体功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秦代开渠上述工程与相应的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由它所体现的工程技术水平，反映了秦代的科学水平。
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最早记载了马援修灵渠的事情。文中写道：“全义县，漓湘二水分流处，相传曰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水急曲折四斥，用遏其节，节斗门以驻其势。”
马援，字文渊，东汉“光武中兴”时期的著名将领。马援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应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老当益壮、马革裹尸这两个成语都是他创造的。他又是一个极有眼光的人，第一次见刘秀，就很敬佩，说：“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马援深娴韬略，很得光武帝刘秀的重用。
马援修灵渠与史禄修灵渠动机相同，都是出于军事动机，为军事行动提供交通方便。公元40年，交趾徵侧与徵贰姐妹起兵叛汉，占领了岭南65座城市，徵侧自立为王。公元41年，汉光武帝刘秀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趾。灵渠是马援进入岭南的必经之路。诸多文献记载马援在用兵交趾期间修缮了灵渠。除上面《桂林风土记》引文外，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也有关于马援修灵渠的记述：“汉命马援征徵侧而继疏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李渤传》对马援修灵渠也有记述：“世言秦命史禄伐粤，凿为渠。马援讨徵侧，复治以通馈。”元代黄裳的《灵济庙记》更是开宗明义将马援尊为修灵渠的四贤之一：“兴安灵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汉伏波将军马援继疏之。唐观察使李渤始为铧堤以固渠，作陡门以蓄水。而防御史鱼孟威复增修之。”
上述文献，确认了马援修缮灵渠的功绩。其中，莫休符认为灵渠的陡门为马援所建。
2008年，桂林水利专家伍镇基出版《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首次提出北渠为马援所建。他根据灵渠铧嘴附近存在的“秦史禄障川处”，证明史禄没有修建北渠。因为“秦史禄障川处”位于分水村前，伍镇基因此结论：“既然此处‘障川’，必然就没有北渠的引水口，此两者是不能并存的。从而可证，史禄没有修北渠。”伍镇基又根据文献中关于史禄“通槽运”与马援“通馈运”的记载，辨析了“通槽运”与“通馈运”两者的不同。所谓“通槽运”是指水路转运，即以水运为主加入短距离陆运，形成水陆驳运。“通馈运”则是全程水运。具体到灵渠，“通槽运”指的是运货船只从湘江抵达兴安，卸货通过一段陆地转运，运至灵渠的南渠，再将货物送到船上，进入漓江水运。而“通馈运”则是指从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经过北渠，绕过铧嘴，直接进入南渠，顺着南渠直接进入漓江，中间不经过任何陆地转运。而文献称史禄“通槽运”，马援“通馈运”，恰好说明史禄未修北渠，而是马援“开川浚济”，修建了北渠，实现了湘江与漓江“通馈运”的结果。
上引莫休符文字认为马援创建了节陡门，伍镇基认同了这一看法，并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虽然战国时期已经有“水门”出现，但只是做灌溉用，并不适用于通航。马援修建北渠后，创造出为过往船只蓄水、排水而设的搭拼式节陡门。节陡门由陡杠、马脚、竹簟搭拼而成。全部搭接点是触接，关门壅水时受水压力紧接，排水降压，接点由紧变松，最后一锤敲开小斗杠，整个“节陡门”全散，是为陡门全开。伍镇基先生指出：“这样的搭拼式节陡门，开关方便，省时省力，维修简易，更换不难，所以从创造出来一直运用到灵渠航运的终止。历时达1900年的陡闸门模式，世界上只有灵渠才有如此宝贵的古闸门文化。”
<h4>4.李渤“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其直注”</h4>
唐代鱼孟威的《桂州重修灵渠记》专门描写了灵渠年久失修、通航困难的情况。文章写道：“年代寝远，陡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潺潺然不绝如带。以至舳舻经过，皆同奡荡，虽篙工楫师，骈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为焉。惟仰索挽肩排，以图寸进。或王命急宣，军储速赴，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因使樵苏不暇采，农圃不暇耕，靡间昼夜，必遭罹捕。鲜不吁天胥怨，冒险遁去矣。是则古因斯渠以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识者莫不痛之。”
公元825年，时任桂管观察史的李渤面对灵渠“渠道崩坏、舟楫不通”的情形，主持维修灵渠。据鱼孟威的记载，李渤修灵渠“铧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其直注，且使溯沿不复稽涩。”明确了铧嘴以及南渠斗门为李渤所修建。
李渤，字浚之，唐穆宗时期，任职考功员外郎，史书称他“不苟合于世”、“守节者尚之”。因为他为人刚直，不同流合污，被贬到广西做地方官。
根据郑连第先生和伍镇基先生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李渤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第一，将拦河坝做成了人字形，并在其顶点修建了铧嘴，如此才可以平顺地分水，这就是所谓“铧其堤以扼旁流”；第二，修建了南陡门和北陡门，使海洋河三七分派分别进入南渠和北渠；第三，在南渠修建了一批陡门。伍镇基先生具体说明：“在陡渠段以陡门截流，壅水成级状的渠段，代替陡坡浅水直流直注的原渠道流态，以利船舶上下航行。用陡门闸驻水流，创造阶级形的深厚水体，淹没该陡渠段的陡斜浅薄的水体，使浅水变为深水，满足过往船只吃水深的要求。同时，使陡斜的水面转变为阶级状水面，把急流变为缓流。”李渤修建灵渠的结果是“使溯沿不复稽涩”，使灵渠上的船只得以轻松、顺利地通航。
诚如郑连第先生所说，李渤时的灵渠重修在规划设计上是一次革命。不过，李渤虽然有非常巧妙的规划设计，但却没有完善的施工质量加以配合。鱼孟威在文章中指出：“当时主役吏不能协公心，尚或杂束筱为堰，间散木为门，不历多年，又闻湮圮，于今亦三纪余焉。桂人复苦，已恨终无可奈何矣。况近岁以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又积倍于李公前时，转使桂人肤革羸腊，指足胼胝，且逃且死，无所怨诉。”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868年，桂州刺史、桂管观察史鱼孟威又主持了一次灵渠大修。
在规划设计理念上，鱼孟威经过周密调研，认为李渤的规划设计思路非常科学，所谓“李公真谓有新规善养民也”。
鱼孟威在规划设计上继承了李渤的思想，但在施工用料上，汲取了李渤的教训，纠正了李渤的失误。自公元868年9月兴工，至公元869年10月告毕。鱼孟威的修渠工程持续了一年时间。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其铧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40里，切禁其杂束筱也，其陡门悉用坚木排竖，增至18重，切禁其间散材也。浚决碛砾，控引汪洋，防厄既定，渠遂沟通。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由是科徭顿息，来往无滞，不使复有胥怨者。”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鱼孟威一是整修了铧堤和秦堤，工程完全采用巨石，保证了堤坝的坚固性；二是加固了陡门，增设陡门至18座，选用的都是坚硬完整的木料；三是疏浚河道、渠道。经过这番修整，灵渠终于可以通航百斛大舸，湘江与漓江之间的往来不再阻滞。
鱼孟威不仅在灵渠整修工程上精益求益，而且在灵渠的命名上也颇有心得。长久以来，人们对灵渠无以名之，只称史禄凿渠，或将灵渠称为离水或漓水，直到鱼孟威，才正式出现灵渠之名。他在主持了公元868年的灵渠大修之后，得到皇帝嘉奖，他著文刻碑《桂州重修灵渠记》，记录重修灵渠的原因、经过以及用工用料用时等情况。文章标题直称灵渠，文章开门见山“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文末还提出了“人称万物之灵”的观点。一篇千字文，三次出现“灵”字，足可见作者对“灵”的推崇，对灵渠命名的大有深意焉。
四贤祠又名灵济庙，是座庭院式的建筑，专为奉祀史禄、马援、李渤、鱼孟威四位修建灵渠的贤人而修建。乾隆《兴安县志》称于公元1355年由元朝地方官乜儿吉尼修建，但元代人黄裳则称当年乜儿吉尼建祠时，已经有四贤旧祠，但由于年代已久，“庙貌窳陋，不称神栖”。于是“撤敝为新，易卑以崇”。至于为什么要立祠奉祀史禄四贤，黄裳也有很好的说法：“兴安灵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汉伏波将军马援继疏之，唐观察使李渤始为铧堤以固渠，作陡门以蓄水，而防御使鱼孟威复增修之。更四贤之勤，历秦汉暨唐，而后其制大备，以迄于今，公私蒙其利。……切惟岭南之民，好祥瑞，侈祠宇，其俗固矣。惟兹四贤，其生也，于灵渠之兴能合智以创物；其没也，于灵渠之坏能攘患以庇民，是在祭法所当祀者，岂与他祀比哉？”
五、灵渠的意义
灵渠的开凿，出于秦始皇统一岭南的需要；灵渠的开凿成功，也确实使秦始皇统一岭南的大业得以完成。正因此，灵渠被染上了非常浓厚的秦始皇的色彩，长久以来，它被称为秦凿渠，而灵渠与湘江故道之间的堤坝，则被称为秦堤；有关灵渠的传说，往往与秦始皇有关。
中国进入现代以来，民族国家意识日臻自觉。人们开始将秦始皇修长城和凿灵渠相提并论。
1943年，黎达睿为灵渠题写一联：
这可能是最早将长城与灵渠相提并论的文字。自此以后，人们一旦提到灵渠，总不免联想到长城。
1963年，郭沫若游览灵渠之后，专门为灵渠写了诗词各一首。在诗歌序言中他评价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
新世纪，学者杨炳也以极具浪漫情调的诗歌写到灵渠的一个重要工程：“铧尖不比长城短，不到铧尖莫写诗。”
一位从事旅游管理工作的作者覃妮娜为了写一篇关于灵渠的文章，在图书馆查阅了许多关于灵渠与长城的史料，她惊讶地发现：“这两项工程是如此地“相近”——它们都称得上是始皇帝的“得意作品”，经历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时代，而且，从某种角度说，灵渠的丰功伟绩连长城都难以望其项背。它们的建造目的截然相反：长城的竖立是为了阻隔北方民族的南下掠夺，阻碍他们靠拢中原的脚步——显然这个目标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而灵渠在开凿之初，即是一柄拓疆的利剑，依靠它，始皇帝把自己的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
<h4>2.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中国水运全盘皆活</h4>
从交通上说，灵渠最直接的作用是沟通漓江和湘江两条江，扩大而言，则是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这是最通常的说法。
但是，灵渠的交通意义还不仅于此。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江大河黄河、长江、淮河、珠江主要呈现东西走向，这些江河彼此独立，这种状况就导致了中国内河航运不能形成一个天然沟通的体系，从而催生了中国古老的运河文明。
早在公元前486年，就有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公元前482年和361年，又先后有菏水和鸿沟沟通了黄河与淮河。也就是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长江、黄河、淮河这三大水系已经沟通，四大河流就差珠江还孤立在岭南。
因此，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的不仅是长江与珠江水系，更是完善了中国内陆四大河流水系，使运河这种人工河流成为中国重要的文明形态之一。
唐代武则天时代，距离灵渠不到100公里的桂林临桂又开凿了一条运河，即相思埭运河，又称桂柳运河。相思埭运河连结了漓江支流良丰江和柳江支流洛清江，它不仅使广西内河系统变得畅通便捷，而且使广西与贵州的水上交通变得畅通便捷。由于有了相思埭运河，灵渠除了沟通中原与岭南之外，又起到了沟通中原与云贵的重要枢纽。
因此，姚汉源先生在为郑连第《灵渠工程史述略》所写的小序中认为：“灵渠是秦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219年】用兵统一岭南，使监郡御史禄开凿渠道，运输军饷。后此，历代屡次增修，工程逐渐完善，两千多年来常为沟通长江和珠江水运的枢纽，由它贯穿，可以通航两流域的多数省份；还可以由江通淮、黄、海各水系。正如围棋的眼一样，它可以使大半个中国的水运，全盘皆活，意义不限于南方一个地区越五岭、通三江的交通。”
更进一步，灵渠开通不仅完美了中国内陆航运系统，而且将中国内河航运系统延伸到了南海，通过南海进入了东南亚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吴传钧先生《海上丝绸之路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列举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其中认为：灵渠不仅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而且也为中原地区通达岭南乃至北部湾沿海地区开辟了一条动脉，于是大大促进了岭南西部地区、特别是以合浦为中心的入海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发。
1911年5月，一位名叫拉丕克的法国船长在中国做了一次水上旅行，之后，他写了一篇《兴安运河记》，讲述了他对灵渠的体验。他这样写道：
我离开兴安，正是五月天的一个早晨，天气很好的时候，走过一带很平坦的路径，令我回想到一个湖边的长堤。跟着运河岸步行，经流过一片狭长的平原里，两岸竹木丛生，点缀风景。在右首，忽然见到一片水塘，清澈新鲜，对于我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似乎走到一个干了的大湖沼的中间，这个大湖沼，就是这运河所经过的大盆地，而这条运河就变成一条由东北到西南的轴心。
湘江与漓江的水，在某一时期也许互相灌注，我们很难考证它们是否同源。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证明西江与长江两条主要河流交通的存在。这已经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体；对于法国人这事体尤为重要，因为黑旗军打安南【今越南】的时候，似乎是经过这条运河运湖南米来接济的。
从运动的观点来看，一个好水上运动的人，可以用一个特制的小汽艇，从安南东京区的东部出发，经龙州由水道航行到北京。
跟着这条路线走，我们还可以运载九江的瓷器到广州去，如果从上海走海道的话，旅途上自然不需要这么久的日程。但是，在运河上行走的很有经验的船帮告诉我说，许久以来，运河的运输，还没找着别条路来代替。
毫无疑问，灵渠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内河系统的重要一环，因为它的存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有了一条相当便捷的水上通道。
灵渠，作为2200多年前的人类治水工程的杰作，其所包含的科学智慧确实令人惊叹。
首先，在选址问题上，在没有测绘仪器的时代，当年的灵渠修建者怎么能找到漓江与湘江两个水系的最短距离？又如何隔着山岭重叠、森林密布的地理形势找到海洋河与始安水距离最短、高差最小的连接点？至今，人们还无法解释，当年的灵渠修建者是通过什么方法获得这么精确、这么巧妙的测量结果的。
第二，铧嘴与大小天平人字坝的设计，铧嘴与大小天平的长度、宽度、坡度、夹角、落差比都有严格的比例和科学的规定，其所达到的精确的分流效果和缓冲功能，同样令当代科学家觉得难以思议。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40多个国家的水利专家前往灵渠考察时，无不感慨。据说，西方国家几百年前才学会修建“人”字型大坝，而灵渠两千多前就创造了典范。正因此，学者杨柄才指出“这个铧尖是这个水利工程的设计思想的险峰”。
第三，S形渠道的设计和陡门的运用，通过延长距离降低水位落差，减缓水流冲击，包含了流体力学的原理。世界大坝委员会的专家盛赞“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专家们认为，灵渠陡门是历史上最早的船闸，是现代电动闸门的鼻祖。现存最完整的灵渠南陡因此有“天下第一陡”之称号。因为陡门的存在，灵渠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跨越山岭的运河。在国外，最早的船闸直到1375年才在欧洲的荷兰出现，这时距离灵渠开凿的时代已经超过了1500年。
第四，在堤坝坝基的加固问题上，灵渠的修建者根据“水泡千年松”的原理，用松木在大坝下面打成排桩，使它能够牢牢抓住下面松软的鹅卵石层，形成了牢固的坝基。灵渠的修建者似乎深谙结构力学的原理，拦水坝迎水面用的全部是几吨重的大青石。巨石的连接处有一个凹口以铁栓子连成一体，建构了非同寻常的稳定性。灵渠背水坡采用鱼鳞石和松木桩固定，每当水流带着碎石、泥沙越过前边的方块大青石，顺坡而下，抵达层层鱼鳞石，就冲进石缝之中，年复一年，鱼鳞石变得浑然一体，坚不可摧。灵渠的拦水坝并非我们通常所见的垂直的墙体，而是一个17米宽的斜坡，溢出的水沿着斜坡翻滚而下，称滚水坝，从而改变了流水垂直冲下的局面。顺斜坡流淌的水与垂直冲下相比，冲击力减弱了80%。
第五，在南渠施工问题上，灵渠的修建者要在坚硬的岩石地貌上开凿运河，难度显然比在平原地区高出无数倍；但是，灵渠的修建者开山凿石，穿越南岭，硬是开凿出了这样举世无双的运河，在没有炸药的时代，灵渠开创了劈山开岭引水入河的治水工程的先河。
正是因为以上各种古老中国的思想智慧，最终使灵渠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世界最古老的船闸、最古老的运河、运行时间最久仍完好无损的拦河大坝。
的确，灵渠以30多公里小小的身体，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创造了一条河流【海洋河】的水流入两个水系【长江与珠江】，注入两个大海【东海、南海】的奇迹，这在世界水利史上，迄今为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的确，灵渠是小，但它小巧玲珑；灵渠是巧，而是巧夺天工。灵渠之灵，是灵巧之灵，是灵活之灵，是灵验之灵。
这正应了范成大的评价：“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上的大多数古代文明遗产到了现代通常就丧失了其造福人类的功能，只剩下象征资本而失去了实用价值。然而，灵渠却能历久弥新，一专多能，实用价值仍然有力地彰显，在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持续地发挥其综合效用。
一是灵渠的军事效用。灵渠在2200多年前为秦始皇统一岭南立下了赫赫功勋，直接导致了岭南三郡的设立，有力地加速了中国的古代文明进程；此后，在汉代马援平定交趾、唐代平定桂西南、清代康熙削平三藩等军事历史中，灵渠在中国历史上多次为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灵渠的交通效用。在漫长的岁月里，灵渠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航运的关键水道，承担着南北人才、物质、文化交流的重任。因为有了灵渠，南来北往的人才和物质才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历史上许多杰出官员，就是沿着这条古老的渠道，从中原来到岭南，将中原的文明传播到岭南大地；岭南的莘莘学子和文武之才，也常常沿着这条古老的水渠，从岭南北上中原，用自己的灵气、悟性、智慧、品德和勇气，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南中国甚至东南亚、南亚的珍珠、象牙、四时鲜果、名贵树木以及山珍海味通过灵渠进入中原地区，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中原的农产品、日常生活用品也通过灵渠进入岭南、西南甚至东南亚、南亚。同样，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国文化与东南亚、南亚文化，也循着灵渠这一脉清流得以交流、沟通，乃至融合、创新。由于灵渠千百年来都是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因此也造就了灵渠两岸的城市商业文明。航运时代，一年四季，灵渠商贾云集，舟楫相连。两面店铺，临渠而建，渠中航行，不用下船，即可购物。清代苏宗经有诗描绘了当年灵渠的商业盛况：
三是灵渠的农业效用。灵渠引来的海洋河水，不仅灌溉了数万亩兴安农田，而且在长期的岁月中，还开垦了大量的农田，起到了垦荒屯田的作用。如今，灵渠流域，稻田一望无际，是广西重要的稻米产区，其稻米，产高质优，为几十万兴安人带来富庶。这种效果的获得，无疑来自灵渠两千多年的滋润。与此同时，在水灾频仍的中国，作为四条河流发源地的兴安，千百年来从未受过水患之苦，堪称奇迹，而这奇迹的造就，完全依赖于灵渠的存在，它巧妙的分水、泄水功能，有力地维护了兴安农业旱涝时期水资源的均衡，使兴安水利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四是灵渠的饮用水效用。灵渠水源来自海洋河，水质好，长期以来成为兴安人民的饮用水，既方便又健康。
五是灵渠的旅游效用。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1941年，湘桂铁路通车。从此以后，灵渠的航运功能逐渐淡出。然而，由于灵渠既有视觉效果极佳的自然美，又有内涵深刻丰富的人文美，它早已成为兼容自然与人文双美的旅游胜地。清代才子袁枚为我们描绘了兴安灵渠的自然景观：
船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当代历史学家翦伯赞则盛赞了灵渠的人文内涵：
一统中原迈禹汤，雄才今日识始皇。
帆樯北持湖湘粟，楼橹南通岭海航。
死去三君真典范，飞来一石太荒唐。
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许多人都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但多数人或许不知，桂林旅游，南有阳朔，北有兴安。漓江发源于兴安，阳朔的美丽，根源在兴安。桂林人喜欢用这样一个比喻形容桂林的山水人文：漓江是一幅美丽的水墨山水画，灵渠是一本厚重的历史文化书；阳朔是桂林的客厅，兴安是桂林的书房。
的确，灵渠两岸，桃花灿烂；铧嘴天平，芳草萋萋；沿途名胜，赏心悦目。四贤祠、飞来石、三将军墓、状元桥、万里桥、全义古城、严关、秦城，种种文化古迹，丰富着古老运河的文化内涵。
最后，我们引用两位专家关于灵渠的评语以结束这篇文章。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邹宝山先生认为：“灵渠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精品工程，它的成功至今仍有许多的启迪意义。首先，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只有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才能事半功倍。灵渠的开凿就体现了这样的科学理念，从而获得了‘逆水而来顺水去，卸帆终是挂帆时’的漕运效果。其次，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要有‘度’，才能和谐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灵渠也是一个适度的典范。”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教授郑连第先生认为：像灵渠这样的工程量不大，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贡献卓著的水利工程，我们很难找出另外一个。而且，她与桂林山水一脉相承，充满甲天下的余韵。无论是‘三七分水’的渠首枢纽，还是巧激六十里的渠道，皆朴实无华，融于自然，宛若天成。”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