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本土里，会不会产生像村上春树、伍迪艾伦，或者是王家卫那样的作者。可能目前是不会的。即便出现，他们也是被一种绝对力量的传统的价值观所排挤的吧。似乎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从来是受老一代们批判或是鄙夷的。

    “城市”这个词汇在传统和历史的眼晴，充满了异化的物质主义、冷漠的消费主义之类的贬义。似乎“城市”的对立面是“人文”。不管“人文”的含义是什么，新人类们拥抱城市，迷恋城市。那么，三个城市里的男人，三个在后工业都市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男人，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村上春树是恋物的。有时，我觉得音乐在村上的小说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神，其实是一种扎实的物质。而伍迪艾伦，无论是拍摄陷入窘境的纽约知识分子，还是聚焦被曼哈顿高楼生活摧毁的都市个人，那些个体总是无历史的，无原由的，主人公的焦虑自他出世之日存在，他的困惑永远缠绕在他的私人生活里。伍迪艾伦所关注的个体，是抛弃了逻辑和背景的个体。而王家卫呢，喃喃自语，对自我的感受恋恋不舍，城市生活对王家卫电影中的人来说，是一个恍惚的印象，一瓶刻着过期日期的凤梨罐头，一次下雨的麦当劳门口的邂逅，没有历史，没有背景，没有结局。正如玻璃的碎片，反映着尘世生活的倒影，你却无法将它缝补弥合。

    如果城市如人们所说是破碎的、晦暗的、烂碎的、自我的，我们仍然将它拥抱。因为我知道，浪漫主义乡间原野的现实正离我们远去。绿色的乡间原野正被口号化、时效化、功利化。历史很重要，原野很重要，正因为历史像一张巨大的网，无处不在地将我们笼罩，我们才需要逃离历史，让我们拥有更多可能的平面吧。但这种逃离是绝望的，我们的生命，仍然被纵深化，我们成为历史博物馆里的一页年鉴。

    也许我们所成长的中国80年代文化是一个恨不得撇弃所有传统之气的文化时期。在快餐店里有汉堡包我们就不选择肉包油条，有可乐我们就不要豆浆，你可以批评说这好或不好，营养结构优或良，但对于我们这批没有什么苦难或饥饿记忆的年青人来说，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从小所沉浸的日本漫画或是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稍后的偶像剧，都影响了我们理解的历史。没看过保尔柯察金也被偶像化了吗？

    如果一个学生不关心自我内心，他是无罪的；可如果一个学生不关心历史，对于老师或家长来说就是一个失败；如果他还不关心时政，他就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那么，既无历史感又无责任感的人，就是该下地狱的人吧。这种自责深刻地笼罩着一种写作，或一种学术。上大学时我们遇上村上的小说，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不下地狱的借口。年届50的村上春树对媒介宣称，他几乎从来不看现当代日本文学作品，也不读历史书，认为没什么看头。他推崇的作家史蒂芬金就是完全没什么历史感，完全靠想像力编造故事的人。

    村上春树是1949年出生的人，要说回忆，他已经是有50年回忆资本主义历史的人，可是他在他的小说里仅仅是凝滞青春，他把青春无限放大了，同时他把物质生活中的青春绝对化标本化了。正如他的经典段落：“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后街同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女孩子擦肩而过四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少男为喝折价早咖啡沿原宿后街向西向东走，少女为买快信邮票沿同一条街由东向西去，两人恰在路中间失之交臂。失却的记忆之微光刹那间照亮两颗心。两人胸口陡然悸颤，并且得知：她对于我是百分之一百的女孩。他对于我是百分之一百的男孩子。”

    在电影学院看王家卫的电影，看到《重庆森林》时，猛然惊呼：这不是村上春树的电影小说吗？王家卫听到这话可能暗自笑笑不作回应，但是村上春树对于物态的细微质感的迷恋，对于时间的物理般精确记录，对于无所依托的都市生活的温情抚摩，都是在香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堕落天使》和《春光乍泄》里完全可以呼吸得到的。同样，正是在那样一种都市生活里，在建立在个体知识分子道德立场的自由中，才会有伍迪艾伦的DEStRUCtIVE hARRY《毁灭哈利》和ANNE hALL《安妮霍尔》那个有着生活挫败感的知识分子气质的，那个在都市中以爱情和记忆来饮鸩止渴的男人，那个以距离感和游离状态来维持个体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男人，他也许长着一副伍迪艾伦的矮小身材，或者戴着一付王家卫的墨镜，要么是在村上经营的爵士酒吧里正在餐巾纸上写字的那个男人。

    我想，在东京的某个爵士乐酒吧，或者在香港的旺角区高楼下，亦或是曼哈顿彩票飞翔的街头，这三个男人村上春树，王家卫，伍迪艾伦，趁各自还未衰老之前，有理由握一次手，彼此取得城市冰凉生活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