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里，杨度忙于应付东京留学生界的各种集会，报告回国联络湖南绅商以及游说张之洞的过程，常常博得青年学子们的阵阵掌声。杨度很得意，因此而对宪政的研究投入更大的热情。他日以继夜地研读西方著名学者有关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鸡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赫肯黎的《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的等等。他将西人的论述与中国的现状加以比较分析，废寝忘食地潜心思考摸索，试图为自己的国家选择一个最佳的国体政体，制定一套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律令。他常常感到十分疲倦十分困顿，但一旦想起自己是在做萧何、陈平、俾斯麦、伊藤博文的事业时，便会立即精神振奋。偶尔他也会记起静竹送他的那截拜砖，想起妙严公主的故事，情绪更会受到鼓舞。

    慢慢地，一张较为清晰的蓝图出现在他的脑际。他认为时处今日，救中国的惟一办法，在于创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而创建这个责任政府的关键，又在于建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建立责任内阁的基础是国内应有成熟的政党，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那样，只是中国目前尚无此等政党。山堂会党虽然很多，但统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团体，没有系统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缜密的组织纪律。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虽然略具政党雏形，但起义没有发动，在政治上毫无影响，也不具备执政的条件。然而时不我待，不能等有了完全合格的政党再来谈责任内阁。为此，杨度很费了一些思索。后来，他设想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即先建不党内阁，也就是说内阁中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皆为官吏而非政党中人。此阶段可称之为幼稚立宪国之政府。进而再实行半党内阁，即内阁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由政党和官僚杂组而成。此阶段可称之为过渡立宪国之政府。再进而实行政党内阁，即由议会中获多数票之政党组成内阁，总理大臣为该党党魁，各部大臣均为该党成员。此阶段才是完全的立宪政府，即真正的责任内阁。

    这张蓝图施工的第一步是促使朝廷速开国会。出席国会的代表应该真正具有人民性，具有人民性的国会才能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才能制约责任内阁，有受制约的责任内阁才可能把国家领导好。

    杨度如此反反复复地推敲论证后，觉得自己的这一套政党内阁制是救中国的最佳方案。

    他把这套方案告诉梁启超。梁启超赞赏他的方案设想精致，步伐稳妥，不过与中国的实情并不完全吻合。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从整体来说尚处在未开化之中，因愚昧而衍生的奴隶性意识很强，他们盼望的是在圣明的天子，即王道的统治下生活，并没有要自己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这是中国与泰西各国最大的不同，而与日本最大的相似之处。但日本的国民教育远比中国为高，所以日本也可以实行君主立宪。对于中国而言，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因此，救中国最好的方案是开明专制。

    不过，梁启超还是认为杨度的思想与他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愿意和杨度共同组织一个政党，推杨度为党魁。不料，梁的这个设想遭到其师康有为的坚决反对。他大骂杨度的君宪方案实质上是架空了皇上，最后会堕落到无父无君禽兽不如的地步。又说光绪帝是圣明君主，只要光绪帝一复辟，便可立行变法，可立予国民议政之权，可立予国民自由民主。他声称自己深受皇恩圣眷，此生惟有竭尽全力为光绪帝复辟而斗争，此外概不他想。康有为最后斥责梁启超与杨度组党是背叛他的行为，拥护杨度为党魁尤不能容忍。

    梁启超虽对其师的霸道很是不满，且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已越来越大，但还是不想与师门公开决裂，于是只得作罢。杨度也不想与这个顽固不化的保皇头子搅在一起，他计划自己办一张报纸，通过这张报纸来网罗同志，组成一个既不同于康梁保皇派，又不同于孙黄革命派的新党。

    这天下午，他又在为此思虑的时候，屋外传来一句欢快的声音：“皙子先生，你看谁来了？”

    随着声音进来的是千惠子，他身边走着一个中年男子。那人一脸微笑，主动走上前去，用洪亮的广东官话爽朗地说：“皙子先生，你不认识我吧！”

    说话的同时，一双手也伸了过来。杨度忙迎上前去，将来人的双手紧紧握住，专注地看着他。

    这个人个头不高，身材匀称，脸孔方方的，五官端正，尤其是一双微微下凹的眼睛十分明亮而有光辉，给人以坦荡诚恳且睿智洞达的印象。上嘴唇上留着宽宽的八字胡须，头上蓄着西式短分发。他身着深蓝色条纹西服，系一条洒满小花朵的咖啡色领带。脚上穿一双擦得一尘不染的西式黑皮鞋。

    杨度觉得此人既有一种不同凡响的高雅气质，又有平易随和的常人性格，只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连声说：“久仰，久仰。”又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

    “皙子先生，我来告诉你吧！”千惠子含笑介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呀！”

    “哎呀，你就是中山先生！”杨度连忙站起，重新伸出两只手来，将孙中山的手紧紧握住。“你的大名真正是如雷贯耳，我仰望多时了，失敬失敬！”

    孙中山笑着说：“我慕名来拜访你，两次不遇，今天是第三次，终于见到你了！”

    “真是对不起得很，我回国去了三个月。”杨度在孙中山的对面坐下。“先生是个传奇人物，我多次想去拜见你，只是你行踪不定，找都找不到。”

    “皙子先生，你这次回国去敦促张之洞出面争回粤汉铁路的主权，办了一件大事，祝贺你。”

    “哪里，哪里！”杨度谦虚了一番，“舆论的压力，爱国绅商的资助，才是粤汉铁路得以收回自办的主要原因。”

    孙中山说：“这话固然不错，但你个人的功劳也不可没。”

    “中山先生，”杨度笑了，“不瞒你说，如果不是今天亲眼见到你，我真的不会相信你有如此文雅英俊。”

    “是吗？”孙中山大笑起来。“满清朝廷把我和尤列、陈少白、杨鹤龄合称四大寇，悬十万银子要我的头。老百姓都以为我是强盗，有的报纸还把我画成黑脸红眼睛炭盆口，说我专睡老虎洞吃人肉。”

    杨度也笑起来说：“这画我没看到，我想像中的你是五大三粗膀阔腰圆，能徒手打得赢十多个人的大汉。”

    “哈哈哈！”孙中山笑得甚是开心。

    千惠子在一旁见他们初次见面便如此亲密无间，仿佛老友重逢一般，心里也很高兴，说：“看来你们有谈不完的话，过会儿好好谈。昨天横滨来了几件上等男式和服，我给皙子先生买了一套。”

    千惠子说着，从随身携带的精致羊皮包里取出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和服来。这和服用铁灰色的英国细毛料做成，做工十分考究，气派华贵。杨度和孙中山都觉得很好。千惠子得到夸奖，很高兴，说：“穿上吧，穿在身上会更好看！”

    说着，将衣服抖开，亲手披在杨度的身上。杨度将两只手插进袖子，挺了挺腰，果然十分合身。

    孙中山仔细端详：“皙子先生穿上这身和服，显得更潇洒了。”

    千惠子站在杨度的前面，上下扯了扯：“这就更像一个儒雅的日本学者了。”

    杨度听了这话，顿时有点不悦。“一个儒雅的日本学者”，绝不是他的人生目标。想到这里，他对千惠子说：“好，就这样吧，我脱下来了！”

    边说边把衣服脱下来交给千惠子。千惠子见杨度穿上这身饱含着她的爱心的和服，居然连穿衣镜边都不去下便脱了下来，心里有点怏怏的。她接过衣服，对孙中山说：“你们谈吧，我去帮奶奶准备晚饭。”

    “千惠子小姐，那就辛苦你了！”孙中山一点客套都没有，这正投杨度的脾性。

    “中山先生，听说你很小的时候便接受了西方人的文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杨度，近年来在西人的著作中获益甚多，当年走出石塘铺赴归德镇时那种乡村局窄、世界宽阔的感受，仿佛又一次来到。为此，他对孙中山的这种经历十分羡慕。

    “我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时候，已经十三岁，不算很小了，但比起许多中国人来说还是算早的。这要感谢我的家乡和我的家庭。”孙中山的语气变慢了点，他陷入了对儿时生活的回忆。“我的家乡在广东香山翠亨村，靠海边不远，渡过海去，那边就是澳门。翠亨村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许多在广州、澳门发了财的富翁们见这里很好，又离城近，都在村子边建别墅。所以翠亨村虽小，但与外界联系不少，住在翠亨村的人并不孤陋寡闻。我的乡亲们有不少到外国谋生的，比较多的是去美国和南洋。到美国是去挖金矿，有赚了很多钱回来的。我的两个叔父都在年轻的时候就去美国挖金矿了，但他们一去之后就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一个死在途中，是掉到海里淹死的。另一个死在矿井里，是给石头砸死的。两个叔母于是在家守了一世的寡。有一个叔母很聪明，她从不出村子，却晓得外边许多有趣的事。她没有生过孩子，因此对我很好，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她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她说，有一个在美国挖金矿发了大财的人常常讲他游历海外的事。海外也有山有水，同我们翠亨村差不多，只是那里有许多金子。又有一种土著老百姓，头发是火红火红的，他管他们叫红人。红人专抢别人的金子，还杀人。有一次，他和另外三个伙伴带着几块小金子路过一个偏僻的地方。他听说这里的红人很强暴，便对三个伙伴说，我们把金子分成两部分，小部分放在口袋里准备送给他们，大部分放在头发里，他们搜不到。但那三个伙伴不听，把所有金块都放进头发里。果然，有几个红人来了，拿着明晃晃的大刀。他走在最前面，红人搜他的口袋，发现有金子，大笑，将金子收去，把他放了。另外三个人，因为搜不到金子，红人很气愤，就把他们杀了。我那时年纪虽小，听了叔母讲的这个故事，也觉得这个挖金矿的人很聪明，心里得到了启发。”

    杨度专注地看着孙中山，默默地听着。孙中山儿时的这个故事是很富于哲理性的。世上许多人就因为不能参透取舍之间的关系，往往因小失大。他想，如果让那个挖金矿的人当政的话，有可能会是一个很聪明的政治家。

    “因为有了两个叔父死在国外的教训，我父亲便不出国。他在年轻时只在澳门住过两三年，在那里学做裁缝。”孙中山继续说，“澳门是个花花世界，葡萄牙人把它建成一个寻欢作乐的地方，许多人都称它为天堂。葡萄牙人在那里建了一幢又一幢红墙绿瓦的房子，空地铺上草皮，在阳光照耀下，澳门就像一片绿叶，红绿房子就像嵌在叶子上的发光的宝石，碧蓝碧蓝的海水就成了叶子的边缘。澳门岛上有大规模的妓院、赌场、烟馆，弦乐笙歌，通宵达旦。有人对我母亲说，你的丈夫到了澳门，会被那里的金钱享乐迷住，不会回翠亨村了。母亲也有点担心。但不到三年，父亲把手艺学好就回来了。人们都奇怪，他却处之淡然，说澳门虽繁华，但翠亨村的幽静更吸引人，何况这个家庭也不能不管。我父亲对家乡的爱恋和对家庭的责任心，赢得了村里人对他的尊敬。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父亲很看重这点。他说一个人若没有得到村里的尊敬，就是得了一座金山，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我的父亲也过世多年了。”

    孙中山说到这里，语调很低沉，充满着对父亲的怀念之情。这种情绪探深地打动了早年丧父的杨度。他觉得自己似乎从未在别人面前提起过父亲，特别是在初次见面的生人面前，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绪。是父亲在自己的印象中淡漠，还是自己缺乏纯孝的天性？

    “我的大哥比我大十五岁。在他成年之后，他不满于翠亨村这块小天地，坚决要到外面去闯荡。我的父母拗不过，只得同意。大哥和几个人一起离开家乡，去了夏威夷岛的檀香山。一年后，家里收到大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在檀香山一切很顺利，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他在家乡学会的耕作技术发挥了作用，经营的农作物比当地土著人要强得多。父母为大哥站稳了脚跟而欢喜。我那时一直在村里上私塾，读一切中国小孩子都应该读的四书五经。十三岁那年，大哥忽然从檀香山回来了。全家人都把他当英雄迎接。我们家三人出国，死了两个，只有大哥活着回来，并且成为富有者。他的富有不仅在金钱，还在办事的经验。他给大家讲檀香山，讲那黄金似的奇妙的沙滩，色似靛青的海水，海边澎湃的大浪，永流不绝似的泉水，凸入温暖海水中的紫山。我听得入迷了，一定要跟大哥去檀香山。但父母不同意，直到第二年父母才同意我和十多个同村人一起去。我记得那时坐的船叫格兰诺号。初次出国，一切都很新鲜。到了檀香山，大哥问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答复使大哥奇怪。我说印象最深的是船上那根大铁梁。洋人能造出这样大的铁梁来，又焊接得这样好，使它承受了整个船的重量，洋人的技术了不起。”

    一说到这里，孙中山笑了起来。杨度觉得中山的表述富有诗意，语言极有魅力。

    “到了檀香山后，大哥把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学校。这就是我接受西方教育的开始。”

    孙中山停下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这一席话，引起了杨度巨大的感慨。杨度天性好接交，喜朋友，豪爽的性格是他获得众多朋友喜爱和信赖的主要原因。他对朋友胸无沟壑，开诚布公，自己也常常以此为荣，自认为是磊落大丈夫。然而今天在这位名震海内外的大革命家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距此美誉还很远。要说磊落大丈夫，这位才真正称得上。你看，初次见面，素昧平生，自己一句平平常常的话，就引起了他这样长的一段回答，而且说得是如此坦率，如此生动，如此真切，如此一往情深。此人的心胸是何等的光风霁月，性情又是何等的坦诚恳挚！

    “中山先生，你真是幸运得很，年纪轻轻就受到西方教育的开化。我在十六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闭塞落后的湖南乡下。十六岁之后，伯父把我和妹妹接到他的任所河南归德镇，才算是开了眼界。但伯父给我的教育始终是中国旧式的经史子集，直到二十七八岁第一次到日本之前，对天下大势仍然是懵懂不知的。”

    “皙子先生，论西学你可能不如我，但中学的根柢，你却比我深厚得多。你的《湖南少年歌》，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这样的诗句多么气概，只怕是辛稼轩、陈同甫之辈生在今日，也不一定能超过啊！”

    “中山先生，你过奖了。”杨度笑起来。他心里很畅快，将他的诗与辛弃疾、陈亮的诗词相比较，别的朋友都没有这样提过。而他自己最喜欢的正是辛、陈等人慷慨激昂的风格，也有意学习他们，孙中山能一眼看出，足见其古诗词素养甚好。

    “中山先生，你的那篇《上李傅相书》，洋洋万言，议论风发，就像得到贾谊、苏东坡真传似的，尤其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几句，将会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

    “皙子，我跟你说吧，当年去天津见李鸿章，上书只是幌子，目的并不在此。”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杨度将身子伸过去问。

    “你们谈得好大的兴致啊！”孙中山正要回答，千惠子笑吟吟地进来了，手里端着两个碟子。“吃饭啦！”

    孙中山掏出怀表看了一下：“都六点钟了，一点都不觉得饿！”

    “就在这里吃？”杨度问千惠子。

    千惠子答道：“我特地为中山先生做了几个中国菜，也不知像不像。奶奶吃不惯中国味，爷爷陪她在餐厅吃饭，我们就在这里吃吧！”

    “好，就在这里吃！”孙中山站起来张罗着，一边说，“光看这颜色，就知道一定好吃，想不到你这样的富家小姐还会下厨做饭菜哩！”

    千惠子说：“你不要小看了我，日本饭菜我样样都做得好，只是中国菜不会烧，今天试一试。”

    杨度说：“我们吃现成的，再不好吃也不敢说你手艺不好。”

    “对，对。”孙中山附和着。

    一会儿，菜都端上了，千惠子还替各人倒上一杯葡萄酒。孙中山吃了一口菜，连声说：“味道好，味道好！”又转过脸望着千惠子笑着说，“真不错，今后可以嫁到中国去了。”

    说得千惠子脸羞得红红的，心中却很甜蜜。整整一个下午，杨度和孙中山谈得十分融拾投机，害得千惠子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呆在厨房里，只能和奶奶说闲话。现在，她可以趁着吃饭的空隙和心爱的人说几句了。

    “皙子先生，你上个星期教我几首乐府歌辞，我都会背了。”

    “都会背了？”杨度说，“那好，背一首给中山先生听听，看背得对不对。”

    “你挑一首吧！”千惠子放下筷子。

    杨度想了一下说：“你背背《长歌行》吧！”

    千惠子凝神思考。孙中山也将手中的杯子放下，认真地听。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混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背得好，一个字都不错！”千惠子的背诵刚一结束，中山便轻轻地击掌称赞。“这是古乐府中最好的一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两句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我敬你一杯！”

    说着举起杯子来。

    “谢谢！”千惠子也举起杯子，浅浅地抿了一口，对着杨度说，“皙子先生，你说这些乐府歌辞，都是流传于巷陌之间的民歌。既是民歌，就一定可以唱。这首《长歌行》的词写得再好不过了，如果你能再教我唱，那就更好了。”

    中山说：“乐府歌辞靠古书记载，流传下来不少，但曲谱没有记上，皙子如何教你唱？”

    杨度说：“中山先生说得对，乐府曲谱大部分失传了，《长歌行》究竟怎么唱法，也无人知道了。不过，我的老师湘绮先生的如夫人早年是个歌女，也会弹古琴，她曾经演唱过古乐府中另一首《上邪》，说是从古时传下来的。她还教会了湘绮师，但湘绮师不相信《上邪》当年就是那样唱的。”

    “皙子先生，你的老师教给你了吗？”千惠子追问。

    “湘绮师仰慕孔夫子的教学方法。孔夫子教弟子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传，因而当年洙泗之间书声琅琅，弦歌不绝。湘绮师也这样教我们，他会唱不少古曲。诵书释义之暇，就教我们唱古曲。有一次他教我们唱《上邪》，就是依如夫人莫姬所传。他唱得很动人，我们都喜欢听，也学会了。”

    千惠子高兴地说：“那就请你唱一遍吧！”

    “好！”杨度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说，“今日与中山先生初次会晤，谈笑甚欢，正如前人所说的，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与先生真正是相见恨晚，一来应千惠子小姐之请，二来为中山先生助酒兴，我杨度权且做一回李龟年，唱一首古乐歌《上邪》，博二位一笑。”

    杨度清清喉嗓，先轻哼了两句，接着便高声唱了起来：

    歌声苍凉沉郁，高亢激越，声浪直冲屋宇，简直有一股穿云裂帛之势。千惠子听得发呆了，她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动人心魄的歌曲。杨度就这么唱一遍，她仿佛已经全记住了。

    孙中山聚精会神地听完后，说：“皙子先生多才多艺，把一首古乐歌唱得这样声情并茂，真是绝了！”

    他将酒杯端在嘴边，未及饮又感叹：“我们华夏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这首古乐歌算是一个代表，直到今天，它仍可当之无愧地与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音乐一相比！”

    吃完饭后，杨度对千惠子说：“对不起，我今晚还有许多话要跟中山先生倾谈，关于古乐府的功课，下个星期再补吧！”

    千惠子笑着说：“你们谈吧，我这次是专为陪孙先生来的，功课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