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经过命运的淬火，都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有的是焚毁，有的是夹生，张佩纶属于哪一种？和张之洞谈话时，张佩纶流露出了生不如死之叹，看来，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皆不能安慰一个负荷太重的灵魂，他在黑暗中的挣扎，越发使自己伤痕累累。
张爱玲的家人，一说起爷爷，态度就会变得暧昧。
父亲和客人们高谈阔论时，偶尔会提起“我家老太爷”，但是当少年张爱玲站在他跟前，细细打听，他没来由地就有了几分悻悻然：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
张爱玲于是去翻她父亲新近出钱翻印的一套册子，小书页，暗蓝布套，薄薄的一本本诗文信札奏折，“充满了我不知道的典故，看了半天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当然没那么容易看懂，一个文官曲折的一生。
姑姑也不愿意讲，她不喜欢爷爷，她两岁那年爷爷去世，她跟他不熟，但她嫌他老，嫌他不漂亮，嫌他配不上年轻美丽的奶奶。很煞风景地对张爱玲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再朝深里问，姑姑又不愿意说了，理由是跟小孩子说这个，不民主。“问这些干什么？”姑姑说，“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她声音一低，“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张爱玲因此对爷爷奶奶那些事一团糨糊，难免数典忘祖，比如她说她爷爷出身于只比三家村多四家的七家坨—实际上是河北丰润“齐家坨”，又说李鸿章也被他弹劾过，致使“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事实是，张佩纶搏击满朝，唯独不参李鸿章。张爱玲固然全说错，但是她说起家事时，一改惯常的冷峻犀利，倒如孩童饶舌，煞是可爱。
追究自己的家事，是否会使一个人变小变得童稚？仿佛躺在层层叠叠的记忆里，看祖辈们的身影依次飘过，貌似无关，却血肉相连，他们的基因种在自己的性情中，今生，便自有来历。晚年的张爱玲，在美国，深居简出，不履尘世，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回望她的亲人们，关于她那传奇的祖父母，她如是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1.光辉岁月
1943年，二十二岁的张爱玲发表了包括在内的一系列力作，瞬时红遍了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是二十三岁，考中辛未科二甲进士，进入“国家高级公务员”行列，看起来不如张爱玲华丽喧嚣，但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这是一切成为可能的前提。就说张佩纶的老丈人，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晚年说起自己二十四岁就中了进士，仍然觉得是个光荣的起点。
“出名要趁早”，这是张爱玲的名言。早早成名，确实能够事半功倍，谁不愿意看到传奇呢？即使怀着一点儿忌妒也好，还是会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当二十三岁的年轻进士张佩纶，朝着朝堂丹墀缓缓走去，属于他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第二年，张佩纶进入翰林院，四年后，因表现出色，被擢为侍讲学士，可以单独上书，他把这份话语权用得很足，九年言官生涯共上书127件，其中三分之一说的都是得罪人的话。
很多年之后，人家跟张爱玲说，张佩纶诗文都好，八股也好，怕她不信，又补了一句：八股也有好的。张爱玲说，这些我都信。口气里很有些敷衍的意思，再好的八股，跟她都是两套话语，她对此的兴趣，可能还赶不上对麻油店门口贴的宣传告示的兴趣。
但是，对官场中人来说，那套话语并不是那么呆板，真正的高手，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玩出精彩的花样。张佩纶显然是这样一个高手，语言在他笔下，可以放大为千军万马，横扫天下，又可以缩小为一把精致的小李飞刀，很优美地，直抵要害。这样形容，好像有点装那啥之嫌，让我转化成大白话吧，那就是：张佩纶，他是一个很会骂人的人。
做言官的那几年，真是张佩纶的光辉岁月，他年纪轻轻，声名鹊起，清流领袖李鸿藻，“浊流”大佬李鸿章，均对他青眼有加，他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市场，试举一个小细节，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成了时人的流行装扮，整个一闪闪发光的优质偶像。
多少年后，傅雷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里，冷峻得不近情理地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少奇迹，只是大多没有好下场。张爱玲是否被他说中很难说，但张佩纶，似乎正中这个咒语。
就在他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若我们肯很负责地替他看一下牌，就会发现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天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在明清两代有许多人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都会慎用这一招，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路线，一时得意之后，留下风险多多。
官场上枝蔓纵横，牵一发而动全身，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即使那些与张佩纶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凛利，也未必就有好感。
官场规则，倾轧皆在暗处，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会像张佩纶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佩纶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从他日后倒霉时的孤立无援看，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有些喝彩，甚至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同龢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给别人以口实，翁同龢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根据我对翁同龢有限的了解，实在难以相信他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那折子写得他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不如干脆做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过程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至于这场拼杀能不能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任老爸落在敌人手里，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不在意，只要结果是正数，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帽。
对于目的主义者来说，过程中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要当成过去式，“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张佩纶是一个过程主义者吗？有人不这么认为，清代官场小说里，这样描述以张佩纶为原型的庄仑樵：他寒窗苦读，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被授了翰林侍讲学士。然而清代的京官，薪水不高，若非身居要津，却也寒酸可怜，这位庄翰林就穷得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他心中郁闷，心想“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那（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卖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还有最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夹着—股愤气，写了奏折。次日消息见报，轰动满京城。
“谁知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
照这说法，张佩纶的激烈、锋利，不怕把天下人全得罪光的那股狠劲，不过是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不但有目的，这目的还不怎么上得了台面。能把宏大光明的表象捅一个窟窿，窥见里面那点子见不得光的东西，向来是我爱干的事，但是，我看了又看，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毫无负担地幸灾乐祸，因为，我不能相信，张佩纶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走上这么一条决绝之路的。
他毕竟不是雪窗萤火的穷书生，一头撞进官场上来，他爹做过俺们安徽的按察使，虽然在他七岁那年就已去世，但是有这样一份家底，他对官场上的规矩，不会那么不明白。
问题是，明白之后，又怎样？有的人是顺水推舟，为我所用，你看同样是官宦子弟出身的吴三桂和袁世凯，运作起来那叫一个轻车熟路啊，但还有一种人，明白之后，仍执迷不悟，在独木桥上孑然而行，越走越远，那就是张佩纶这样的人。
“非如此不可！”这是贝多芬某个乐章的主题，也可以概括张佩纶那绝不妥协的个性。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佩纶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非如此不可！”这是他的进行曲。
史学家中，亦有人认为，张佩纶是一种大狡猾，是想把那份“忠直”打造成一面特别结实的金字招牌，一旦成了，就像武林高手练就某项独门绝技一般，再也没有谁能将他撼动。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靠名声混官混饭，在明清两朝也甚是流行。张佩纶是清流中人，还是中坚力量，“社会良心”的名声出去了。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正义；反之，援助他们，则是表现正义的最佳方式。一个道德人士纵然一时落魄，一旦改朝换代，新主人为显示对于道德的重视，也会将被贬之人重新启用，眼下受苦便可视为一份收益长久的投资；二来就是在当时，也会有民间的道德爱好者给予赞助，比如当时有位因骂慈禧而扬名的安维峻，这边刚被革职发配，那边资助者就纷至沓来，其中竟有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
因此，做清流，未必就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2.李鸿章喜欢什么样的人
既有清流，就有“浊流”，虽然清流自认为二者的分野在于道德多寡，但浊流也许认为，干实事就没法把自己摘干净，在他们眼中，清流似乎更会撇清。
李鸿章对于那些年轻的言官颇不以为然，曾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他这段话与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吉尔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负责的，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时绝不会如此。
把两人的说法汇总一下，可以这样总结，那些激进少年，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公共事务”，既不理性又不负责，而这种态度的本质，是为有利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藉此以出露头角”。
李鸿章对那些指手画脚的人的反感，由此可见。但是，他喜欢张佩纶。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说法有很多种，有人认为李鸿章也存了点儿利用之心，试图通过他，架立起与清流之间的桥梁；也有人说是李鸿章念旧情，当年在安徽打太平军时，他跟张佩纶老爸张印塘共过事；也有的说，他就是爱才，张佩纶的才华打动了他。
这些原因可能都有，但在当时，符合以上条件的，未必找不出第二个，可是，还有谁，让李鸿章有这么一份不加掩饰的厚爱与激赏呢？
当年张佩纶母亲去世，循例丁忧，李鸿章特地写信给他安排差事，后来张为庶母迁葬，李鸿章一出手就赞助纹银千两，里，二十两银子够一个庄户人家过一年，算算这些银子，够过小半生了。李鸿章不但在经济上帮助他，还在精神上关心他，两人书信来往不断，实在是热络得紧。
李鸿章对张佩纶不错，张佩纶作为清流，好像也不拒绝和这位浊流大佬搅和一下。据说他搏击满朝，唯独对李鸿章手下留情，后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觉得这个张佩纶，也没有那么简单。
但我还是觉得很简单，他们超越各自门派，互相欣赏不可以吗？
他俩的个性差别很大，张佩纶是个过程主义者，李鸿章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因为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那些俨然的大道理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每一个字句的意义，都是垃圾。
看张佩纶和李鸿章交往始末，会发现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佩纶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应该为老江湖李鸿章所欣赏。
李鸿章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国藩问及思路，他得意扬扬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国藩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虽然我一时替他想不出来，但在咱们的文化中，能把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说得冠冕堂皇的语码还少吗？不要忘了，人家李鸿章也是“少年科第”啊！
我想，李鸿章长期以来，坚持这么放肆地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那种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唰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唰地抽出来。
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时人荣禄就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伪君子”翁同龢要略好一点儿。同是实在人，张佩纶的真实是严肃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佩纶的真实，是缜密思索的结果，李鸿章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二位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是不是张式的真实，加上李式的真实，成就了张爱玲的真实？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张爱玲，当时答不上来，她的思想不能算最深刻，文笔固然好，但我有时也嫌她堆砌累赘，后来才想到，我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实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一点儿也不装，不跟别人装，也不跟自己装，她是那样孜孜于逼近自己的内心。
扯远了，还说李鸿章和张佩纶，有了诚意的前提，对方身上呈现出来的闪光点，就变得真切可感了。张佩纶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纯粹，那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鸿章，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鸿章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了，可是，理想主义时代，就像一个擦肩而过的情人，不管是不是适合自己，想起来总有一些惆怅与苦涩。
而张佩纶的智商，也让他能看到李鸿章的过人之处，1879年，他和张之洞煮酒论英雄，推陶澍为道光以来的最优质偶像，大伙儿都在学习他，但都只能学到局部，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虽然张佩纶觉得李鸿章办事不够公道，但能学到几十年来最为优秀的人物之“大”，仍可算高度评价，张佩纶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狂人。在清流浊流两方面，张佩纶如鱼得水，看上去前途大好，直到，有一天，慈禧突降懿旨，张佩纶和另外两位清流系老兄，被派往各地办理海疆事务，张佩纶分到的地盘是福建。
出发前，他特地去天津拜访了李鸿章，李鸿章一眼看出，清朝水师羸弱，法军虎视眈眈，又有各方面掣肘，而张佩纶固然有才，一支利笔却当不得千军万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隐藏已久的军事天才。
李鸿章认定，这次将张佩纶派往福建，是上面嫌他话多，但“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磨练英雄”四字，应该不是指望张佩纶打赢这场仗。他从来没有设想过这场战争能赢，在一切结束之后，李鸿章说，所谓“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他心中的“磨练”二字，应该就是“浮湛”之道，在复杂的境遇中，如何虚与委蛇，自我保全。
张佩纶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打算到那儿先了解一下情况，奏明朝廷，如果能被很快召回，那当然非常好，如果不召，就“设辞乞病”。他想得很周全，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日后他的孙女张爱玲的一句名言：人，是做不了自己的主的。
一到福建，张佩纶的想法全变了，不但没有装病开小差，反倒驻进了战争最前沿—马尾船政局，殚精竭虑，细细谋划。难道，亲临前线之后，他发现了生机所在，掌握了制胜秘诀，从而变得信心满满？应该不是，直到最后，我们也没看出他掏出什么秘密武器，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他给侄子张人骏写信，满纸的苍凉喟叹，对于打赢这场战争没有一点儿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之事？还是因为，“非如此不可！”当张佩纶来到福建海疆，发现他的同僚皆是窝囊软弱靠不住之辈，他就丢掉了预先准备的那所有退路，假如他退，谁来顶上？明知道顶上就会身败名裂死得很难看，但是，没有办法，他只能这样选择。
我并不是一定要把张佩纶和张爱玲牵扯在一起，但是，谁让张佩纶这个不曾谋面的小孙女太擅长观察人性呢？不但善于观察别人，还善于观察自己，她去菜市场，看见少年骑着自行车，两手脱把，从人群中急速穿过，看似非常危险，但张爱玲分明地感觉到少年心中刺激的快乐，她感慨，人生的快乐，常常就在那一撒手之间吧！
一撒手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管不顾，随心所欲，任他凶险多多，只要快意江湖。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那场恋情，正是一场“大撒把”，她闭上眼睛，在呼啸的风声中，品味内心尖锐的喜悦。
张佩纶的一撒手，没有那么快乐，却是一种比快乐更为高级的情怀，他背离了好心好意却琐屑庸俗的理性，站在信仰的巅峰，细致入微地，感受那样一种既悲壮又绝望的情怀。
那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张爱玲说，很多年后，中国海军，在英语里都是一个笑话，张佩纶本人，则是一个本土的笑话，传说战败的那一刻，他是顶着铜脸盆逃跑的，一边逃一边还不忘大啃手中的猪蹄。还有人编造桥段，说激战时，他却躲到破庙里享清闲去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又是李鸿章施以援手。其实在张佩纶跟法国人打仗时，还曾想向李鸿章借兵来着，被李一口拒绝，他看准这是徒劳无益，对于这个迂腐的张公子，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啊，怎么就有这样单纯认真不懂得迂回之道的人呢？可是，换一个思路，在那样混浊狡黠的官场里，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张佩纶又是多么可爱，李鸿章在痛责之后，又发出这样的叹息：能毋痛心耶？
我一直觉得，与张佩纶打交道的李鸿章，其实也很可爱，他何尝看不出这个人和官场水土不服？事到如今，优质股眼睁睁变成了垃圾股，不值得投资下注，可是，李鸿章还是一次次不计得失地帮助他，在张佩纶获罪被贬，发配到张家口戍边期间，李鸿章甚至特别派自己很亲近的幕僚任宣化知府，“为戍客添谈助”。
不说李鸿章用心良苦，只说戍边的张佩纶，在宣化城中，又有什么话可以跟别人诉说？曾经，他的调子起得那么高，原来只为这一泻千里，他的小半生，不过是一个编织致密的玩笑，造化弄人，这也不能算残忍，只是，为什么这么晚才揭开谜底？
从这一点说，命运对张爱玲要宽厚得多，当年她也曾如乃祖一般心高气傲，一心占领制高点，在香港读书时，她用心琢磨每个老师的心理，门门成绩名列前茅，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还有机会被送到英国读书，然而，一场战争，就让个人所有的努力灰飞烟灭。当上进心遇到虚无感，就会变成深刻的反省，相比张佩纶张爱玲起码提前二十年窥破了生命的玄机，这算是幸或不幸呢？
3.就这样老去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收入她祖母的三张照片，一张是“如花似玉”的十八岁—“如花似玉”这个词，是张爱玲的用语，她锦心绣口，很少吐陈词滥调，实在是这个被人用滥了的词放在她祖母身上，前所未有地合适。照片上，李家大小姐亭亭然站在母亲身边，修长飘逸，眉目清婉，恰如一朵开放在晨风里的白莲花，而她眼角唇边的一抹笑意，“也许是在笑钻在黑布下的洋人摄影师”，少女的活泼忍不住地从大家闺秀的矜持下透出来，楚楚动人。
1888年，李鸿章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流放归来的张佩纶，张大她约二十岁，此前娶过两任妻室，皆已去世，留下两个男孩。条件如此悬殊的婚姻，放在今天，一定是重磅的社会新闻，在当时，也引起了好事者的惊呼，有人做了一副对联，说：老女嫁幼樵（张佩纶）无分老幼，西席变东床不是东西。这个对联是俏皮，但细想想不过是语言上的机巧，并没有抓住什么要害，说到底，该是时人嫉恨：你一个“劳改释放分子”，怎么就捡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
里影射说，李鸿章的老婆也不干，跟老公哭闹，还骂他是老糊涂来着，但是李小姐愿意，说是相信爹爹的眼光。
据张爱玲寻根，的作者曾朴跟李家很有些纠葛，不知这“小说家言”的背后，可有几分事实依据。我只是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觉得，当时的李菊耦，未必如她女儿张茂渊想象的那样“不愿意”。
李菊耦结婚时，已经二十二三—跟张爱玲遇到胡兰成的年纪差不多，旧时女子到这个岁数，如花已开到十分，而李菊耦却还待字闺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父亲太看重她，想要多留她几年。另一方面的天机，则由张爱玲在以她姨奶为原型的小说《创世纪》中道破：姊妹两个容貌虽好，外面人都知道他们家出名的疙瘩。戚宝彝（影射李鸿章）名高望重，做了亲戚，枉教人说高攀，子弟将来出道，反倒要避嫌疑，耽误了前程。万一说亲不成，那倒又不好了。因此上门做媒的并不甚多。
如果说，张爱玲是以她的旷世才华外加矜持冷清容易紧张的个性使得自己高处不胜寒，李菊耦则是因豪门背景变成了剩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她怎么着都会有点儿焦虑吧？现在，一个男人被指定给她，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就会去想他的好处。
如果是这样，那么，张佩纶不见得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他是一无所有没错—2000两银子的流放费用还是李鸿章替他付清的，但李菊耦这样的千金大小姐对于权势金钱是见惯了的，不见得如未经过者那么爱好。他的潦倒仕途，与曾经激扬并张扬的生涯参差对照，亦有一种动人之处，仿佛是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淬火，一旦归来，就如王者归来，蹚过命运湍急的河流，他知道，原来，我还可以这样，我并不害怕这样，人生的极限被拓宽，他遥望着那苍茫的边缘，心旷神怡，无忧也无惧。
我承认，这所谓的为李菊耦“设身处地”，很有可能是我自己的YY（意淫，此处指想象），也许是人生相对顺利，也许是视野过于有限，我对于那归来的流放者有着相当的好感，他的戍边生涯，在我的想象中，亦有一种沉潜的寂寞的诗意，一如我读过的诗：
流放者张佩纶，太适合扮演这样一个沧桑的萧然的身影了。
然而，在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我看到他唯一的一张照片，正是流放归来时所照，非但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清癯—我总有个偏见，清癯的人才能智慧—反而有点儿脑满肠肥之相，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张爱玲说，画中人眼梢略微下垂，一只脚往前伸，像就要站起来，眉宇间也透出三分焦躁……眼睛里有点儿轻藐的神气。也或者不过是看不起照相这洋玩意儿。
他的老友陈宝琛也对他容颜尽改而感到吃惊：梦中相见犹疑瘦，别后何时已有髭？他年轻时可能没有这么胖，也没有这两撇小胡子。当然，肥胖和小胡子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最多不过颠覆了我心中的行者形象而已，可是，除了外表，他的内心，也与往日迥然有异。
当初的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狂歌痛饮，意气风发，便是对他还算佩服的李鸿章，私下里亦可以肆意针砭，毕竟他俩一清一浊，并非全然的同道。现在，他官场中箭，落魄归来，投到李的门下，承他不弃，依旧对他高看一眼，还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内心张狂如他，如何能扮演一个驯服懂事乖巧周到的女婿？何况李家还有上下人等，不是所有人都有李鸿章的卓越眼光，李家的大少爷李经方就对这位妹夫十分看不上眼。寄居在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府之中，置身于那样的眉高眼低之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鸿章有时也会咨询他对于时政的看法，开始，张佩纶还愿意说说，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说法丝毫不能影响李鸿章，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截然相反。若是在意气风发的过去，这些分歧也许不算什么，他内心的强势使得他能够做到和而不同，而现在，不一样了，他受李鸿章天高地厚的恩，应该扮演好一个优秀的幕僚，提出的主意不被采用，自然有种挫败感，可能，还会感到某种耻辱。
他渐渐地沉默了，在李鸿章的府第里，刻意地将自己隐遁，甚至李鸿章的七十大寿，阖府上下张灯结彩，衮衮诸公络绎不绝，连皇上和太后都送来了匾额贺礼，真个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张佩纶却躲在房间里，和李菊耦下了一天的棋。谁会喜欢这样刻意反高潮的人？除了对他无比欣赏的李鸿章，李家的人很难喜欢这位“古怪女婿”。
最讨厌他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大舅子李经方。张佩纶貌似低调，俯首敛眉之间，却有一种让人很不爽的坚硬。他深刻地得罪李经方，是在甲午年间，当时中日双方各自屯兵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中方有将无帅，李经方跃跃欲试，而张佩纶以自身经验知道，李经方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一旦挂帅，十分凶险。他坚决地向李鸿章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事最后是被搅黄了，李经方的恼怒可想而知，以至于有他要“手刃”张佩纶的说法。此说真伪且不必细辨，估计李大少知道在老爹面前说道没用，索性辗转到皇上那儿放水，光绪帝于是降下旨意，说“革员”张佩纶发遣释放之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要李鸿章立即把他撵回老家去，不许逗留。
张佩纶已经在学着沉默了，但还是没忍住，“非如此不可！”这旋律是不是一直在他脑海中回荡，让他忘记自己的尴尬窘迫，艰难但又坚定地，发出声音？
李鸿章上折辩护无效，张佩纶只好离开，不过他没有回原籍，而是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京，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花遮柳掩的江南，适合栖息疲惫的灵魂，张佩纶自言：从此浪迹江湖。
是有很多文人，经历过这样的路途，从“热中”的朝臣，到淡定的隐士，比如诗人王维，亦有过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帅哥，才子，状元，高官，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应有尽有。然而，一场安史之乱，以及延伸出的变故，改变了他的走势，他决然地从喧嚣中转身，与山水草木耳鬓厮磨。
张佩纶似乎也想走这条路，他和李菊耦感情之好是公认的，日记里亦常有两人饮酒煮茶赌棋读画的记载，还合著武侠小说《紫绡记》及食谱一部，虽然在张爱玲眼中，那小说枯燥无味，食谱也乏善可陈，但旧时婚姻，能够如此和谐，已经难得。不过，我总觉得他是在刻意“秀恩爱”，不能够意气风发，那就走风雅闲适路线吧。可是，到底，他也没有因为这美满姻缘而变得快乐强大起来，阴郁的表情，几乎贯穿了整个晚年。
张爱玲说她祖父母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宅子原是一座侯府，按现在的话叫二手房。民国时候，刚搭上张爱玲的胡兰成感觉良好，也当自己是个“高干子弟”了，兴头十足地跑去怀旧，却见“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
这座宅子如今在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校院内，初夏时节我一路寻去，传说中的三座小楼还剩下一座，曰“小姐楼”，挂着“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连废池颓垣都已不见，四周皆是崭新锃亮的现代建筑。我去的时候不对，大门紧锁，从木格的窗子望进去，不过是一个个不算很宽敞的房间，也许是后来隔成的。
草草看罢，转身离去，一回头，隔着翠绿的浓荫，看那朱漆斑驳的云头儿与栏干，在匝地蝉声中一语不发，忽然有一种恍惚，想很多年前，张佩纶是否就站在那云头儿与栏干之间，望尽斜阳？而他的命运转折点正因为“海事”，旧居如今为“航海学校”征用，也像是命运的讽刺。
张佩纶到底不是王维，虽然都是从高处跌下，但王维自小喜好佛教，他的生活方式是有哲学思想支持的，经过了那些历练之后，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王维的淡泊是主动的选择。
张佩纶起头就在仕途上奔驰，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爬得高跌得重，他毫无设防地跌下来，不能像王维那样心如死水。他最初的抗拒与低调，未尝不是一种撒娇，只是，当撒娇无人理会，就可以换一个名称叫作自取其辱。
他后来变得那么冷，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害怕再次被内心的热情灼痛。来到南京的张佩纶几乎不与故旧联络，他的恩师李鸿藻就跟李鸿章抱怨，张佩纶都不给他来一封信。李鸿章笑笑，其实张佩纶对他这个“恩师”岳父，同样有所保留，李鸿章一度邀他出山，协助自己，张佩纶以需要避嫌推脱，实在躲不过，去了一趟，很快就找个理由溜掉了，我一点儿不认为他这是淡泊，而是，一个曾经那样恣肆纵放的人，怕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在别人的帐下听喝吧？他是鸿鹄，做不好燕雀。
张爱玲的晚年，同样选择了离群索居，那种心意如铁的坚硬，与乃祖如出一辙。难怪她说，遗传真是神秘飘忽。
1901年，李鸿章去世，对于张佩纶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欣赏他的人去了，而自己始终没能拿出什么来印证他的赏识。张佩纶越发纵酒，当是在月光如水寒蛩细吟的夜晚，那个胖胖的中年人慢慢地浮上一大白，纵横心事，如脚前枝杈的投影，欲说还休，不说也罢，斟酌处，便是一生。
1902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住在南京。二十多年前，他俩分别是清流的两只“牛角”，命运却推动着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如今一个是封疆大吏，声震四方，一个却宦海潦倒，成为笑柄。按照陈宝琛为张佩纶写的墓志铭里的说法，张之洞几次提出要见张佩纶，皆遭拒绝。但也另有一种说法，张之洞为了避嫌，并不愿意在正式场合与张佩纶来往，甚至托人带话，建议张佩纶搬到苏州去，张佩纶断然拒绝，大为不爽。
不管是怎样一种芥蒂，在那个旧历年的年底，得到了消弭的机会，张之洞终于来拜访张佩纶了。
以张之洞的精明世故，应该是一次非正式的见面吧，我一定要再次冒着矫情的风险，想象那官声显赫的两江总督，在已过去的大半年里，俗事缠身，心有顾忌，想起那近在咫尺的故人，总有五味杂陈之感。直到岁末，急景凋年，许多旧感情纷至沓来，如歌岁月里的细节，已经漫漶成一片，他突然很想见那个人，他激扬青春的见证，实践着他生命里另外一种可能。于是，他悄然脱下官袍，换上便服，轻装简行，走上那条寻访故人的路。
他们见面了。
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一重又一重的往事，还有彼此心中有数的恩怨芥蒂，四目相对的一刻，是否有泪盈睫？故人别来无恙乎？怎能无恙？时间的锣鼓兜头而下，充塞着四周的缝隙，“就谈身世，君（张佩纶）累郗不已”，张之洞这样回忆。这是一次残酷的见面，张之洞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张佩纶不如意的一生，仕途蹭蹬是其一，而且，他还是那样的不彻底，从“热中”，到颓唐，从清流，到淮戚，他说自己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我想，这倚著，指的应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体，而是他在湍急的命运中，只能随波逐流，逐渐丢失了自己。
不是所有人，经过命运的淬火，都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躯，有的是焚毁，有的是夹生，张佩纶属于哪一种？和张之洞谈话时，张佩纶流露出了生不如死之叹，看来，烟柳繁华温柔富贵皆不能安慰一个负荷太重的灵魂，他在黑暗中的挣扎，越发使自己伤痕累累。
和张之洞分别不久，张佩纶去世，死在大年初七，享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