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

    春山如黛，垂柳画桥。白云出岫，倦鸟还巢。采一束不知名的野花，扎一个紫藤的秋千架；看几只燕子筑巢，或和几只蚂蚁对话。这样美好的时光，仿佛留在那个叫童年的记忆里。悠长，不复与见。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时光。无论幸与不幸，但欢乐总是比苦闷多。因为任凭世事飞沙走石，那颗童心始终光洁如镜，纯真美好。少年就开始做雨打芭蕉的梦，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后那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像是江南的梅雨季节，怎么也看不到晴天。再往后的岁月，日影如飞，说老就老了。

    惊世才女张爱玲，亦同我们一样，有过一段简约如画的童年。也许她的童年并非尽如人意，但对于一个小小女孩，她所能铭记的，依旧是那些值得留恋的趣事。人的一生，最美好、最洁净、最单纯的回忆，莫过于童年旧事了。张爱玲后来在她的作品《私语》里，有过对童年那段日子，比较细致入微的描写。

    张爱玲两岁那年，张廷重因为和二哥张志潜的关系不和睦，举家从上海搬迁到天津。张志潜是张廷重同父异母的二哥（大哥早夭），为张佩纶与原配夫人朱芷芗所生，比张廷重大十七岁。天津的那座洋房在英租界里，房子是当年爷爷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亦算是豪华宽敞。而张廷重来到这里，无人干涉，更是有恃无恐地纵情享乐，自在逍遥。

    那时候的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叫张煐。这个名字确实有些生僻，至于谁取的已不得而知，世人所知道的都是那个叫做张爱玲的民国才女。在天津的生活，对小张煐和她弟弟张子静来说，是明亮而静美的。她曾说过，天津的家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让她喜欢。想来，她那时年纪尚小，所看到的只是浮华的表象，而历史所带给那个家族的衰落阴影，她还不能体会得到。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时对天津那段生活，有过饱含感情的回忆：“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是的，何等风光。倘若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安于现状，守着殷实的祖业，也算是一种幸福。但许多人始终念念不忘祖上的鼎盛光辉，还做着不可逆转的前朝旧梦。他们的心在激流里飘荡，永远都无法平静。

    当然，这些沉重的历史，在小张煐的童年记忆里都不存在。她只记得院内有一个秋千架，她的快乐时光以及童年的梦，在秋千架上放飞。她记得后院养了鸡，夏日的中午她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裙，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沉浸在迷幻的世界里，朦胧有趣。唱几首童贞婉转的歌谣，欢快无比。

    天井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上面练习写大字。他瘦小清秀，讲给小张煐听。或许是因为她自小就对文字敏感的缘故，小张煐没来由地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的名字叫“毛物”。而毛物的妻子，被她称为“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藏了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

    领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小张煐的叫“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也因此，张爱玲在小的时候就想到要男女平等，想到要锐意图强，凡事务必胜过弟弟张子静。后来张子静在回忆录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弟弟张子静从小体弱多病，却实在长得秀美可爱。小张煐任性好强，有着奇异的自尊心，对弟弟不甚喜欢。但她毕竟是个未谙世事的孩子，况且她在天津除了弟弟，只怕没有几个玩伴。所以他们姐弟之间的情意一直不算深厚，但也不至于疏离。

    张爱玲在《私语》里还写道：“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这里的她，指的是张爱玲的母亲。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似乎一直都不是很重要。家里没有母亲，也不感到任何的缺陷。

    张爱玲的这篇《私语》，描写了许多她在天津的童年趣事。读完之后，勾起了许多人对童年时光的美好记忆。与鲁迅的，还有林海音的有着相似的趣味，都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春水渐涨，燕子来时的青葱岁月。童年是锁在抽屉里，那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光阴过去越久，越值得怀想、回味。

    小张煐四岁不到的时候，家里给她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从此悠长的诵读成了她年幼时又一段美好的记忆。从雾霭迷蒙的晨晓，到烟霞云敛的黄昏。窗外稀疏的星光，挂在梧桐树上，清辉洒地。几只倦鸟返巢，江岸垂钓的老翁，也踏着山径归来。始终相信，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深处，有一方外人所窥见不到的天地。那时候的她就已经悟得到自然万物，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美丽。

    在小张煐的记忆中，还有一位苍凉的老人。这个老人是她的堂伯父张人骏，有时佣人会带她去请安。她对他的印象，以及当时的场景，到成年后依旧历历在目。她记得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椅上，此外似乎没有什么家具陈设。她唤一声：“二大爷。”这位老人每次都问：“你认了多少字了？”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而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那种不知所以的苍凉，像一幅画，就这样镂刻在张爱玲脑中。当时的她，并不懂得这个老人为何总听那句诗落泪。那场弥漫在民国时代的前朝遗风，在许多人心上，划过了无以复加的伤痕。但一个对人世恍惚的小女孩，还无法从中辨别出其间的无奈与悲凉。她的世界，似那片琉璃月色，干净，纯粹。

    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因为姑姑张茂渊要出国留学，母亲趁此机会借口要陪同小姑出洋，给自己改了一个文艺新潮的名字，黄逸梵。她就这样不顾一切，抛夫离子，远走高飞去了英国。此后关山万里，沧海无垠，再重逢，不知是何年哪月。她是个敢于求索的女子，哪怕前途渺茫，一无所获，也强过在这个腐朽的家里屈辱一生。

    不是她心狠，是这个残缺零落的家，实在找不到容身之处，更别说安放心情。黄逸梵是一只民国青鸟，不甘愿囚禁在这座潮湿发霉的老宅，她渴望水波潋滟的盛日。所以她割舍亲情，将自己放逐天涯，去追求自己内心的花好月圆。

    没有值与不值，没有对与不对。因为人生的方向，从来就没有标准。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是穷途末路还是一马平川，都要无悔。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的确，这位新潮的母亲，坚强得甚至有些冷漠。她的一生似流云来去自由，飘逸中带着迷幻，冷傲里藏有温情。在张爱玲生命中许多场宴会里，她总是缺席，却又无处不在。

    张爱玲从来没有责怪过她的母亲，以她的心性和情怀，比任何人都要深刻地理解母亲的选择。既然没有力气去爱陌生的别人，那么就爱珍贵的自己。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