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信案

    我家的电话号码很好记，选得很好。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总是在特定日子里有人打电话来骚扰，后来也习惯了。这一件小事，让我家与“十信案”稍微扯上了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十信案”为台湾史上最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即“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了不能做外汇外，已经有点儿类似银行的功能了。而十信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泰集团的蔡万春家族控制的。在1960年，蔡万春因需大量资金投资土地，想从十信调集资金，故在十信发起“一元开户”的方案，使得短短时间内台北十信存款就突破一亿元，成为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信用合作社。

    早期的台湾人，习惯把赚的钱通通藏在家里。改变这个观念的重大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八七水灾”，这次台风造成的水灾使得中部灾情惨重，到现在为止，都还算台湾史上最严重的水灾。这次水灾，使藏钱在家里的百姓损失惨重，因此有了将钱存在金融机构的观念。相较于银行的高高在上，加入手续简单的信用合作社就成为一般民众存钱的首选。

    到了20世纪80年代，蔡万春的儿子蔡辰州当选“立法委员”，并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大家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总要打通许多关节，所以其中的内幕可想而知了。但后来，当局开始发现十信有不正常放款及库存现金偏低的现象，经过多次警告，仍无改善。一直到后来，放款总额已经超过存款总额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崩溃。

    “十信案”的爆发，严重伤害了台湾投资人的信心，弊案金额超过一百亿元，数千存款户一生的积蓄也血本无归。这件事也导致一堆大小官员辞职或下台，牵扯到的人数达到两百多人，最高的已经涉及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蔡辰州本人被捕后，在判刑前夕也挂掉了。

    “十信案”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民党与财政金融间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蒋经国非常之震怒，在过去党政不分的时代，蒋经国下属的应该有三个秘书长：“总统府”，“中央党部”，“国安会”。本来蒋经国都很放心将事情交给他们做的，“十信案”以后，蒋经国开始变得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也因此越来越差。

    有人说，“陈文成案”、“江南案”让蒋经国看清了情治单位的摆烂以及流氓心态，那么，“十信案”让蒋经国看到的就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以及中层党工极度腐败的真相。

    蒋经国决定重振党风，革新体制，组成严家淦领导的十二人小组研议政治革新问题，这十二人小组的成员在“十信案”中涉案成分最少。而且蒋经国也借此机会安排李登辉和其他大佬们互动，在很多决策上，他会当面指示李登辉，以便于李在十二人会议上发挥影响力。而严家淦中风后，李登辉也就顺理成章出任召集人。

    李登辉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又更上了一层楼。

    至于我家的电话，当初是跟某位“十信案”的重要关系人买来的，而这个家伙在“十信案”后就被暗杀了。所以每年一到他被干掉那几天，总是有骚扰电话打来，一直到好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离“解严”就只剩几年了，一切都已蓄势待发，就等冲破的那一刻。党外人士也开始越来越有组织，虽然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物大部分都还在牢里，但年轻一代的人已经纷纷投入这波浪潮之中。而蒋经国在晚年也已看得很清楚，蒋家接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未来国民党的政权不可能重返大陆，所以必须为国民党在台长久执政埋下基础。打根基的步骤有二，其一为改造党的体制，其二为拔擢台籍精英以及国民党青壮的第三代，以本土化与反对分子对抗。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青壮一代都陆续在这几年出头了。

    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陈水扁和谢长廷，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后，同时都当选了台北市议员，并且都是在同一选区。往后十几年，从市议员一直到“立法委员”，他们两人都一直在号称全台第一战区的台北市第一选区竞选，每次两人也都高票当选。也许第一选区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两位“巨星”，所以才特别令人瞩目。

    我家刚好就是在第一选区，旁边有间小学的操场及广场，常常都是候选人发表政见的地方。从小，我就见识到这两人十几年来亦敌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说也奇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很少办政见发表会，看到的都是党外候选人，而党外候选人的场子永远都比国民党的热闹，也许是国民党人都已经习惯那种笃定当选的情况了，所以不太积极。常常都是晚饭吃饱后，全家扶老携幼，到政见会场去听演讲，吃着民主香肠，逛逛小书摊。大人们都在前面听，小朋友就在后面玩起来了，那种感觉反而让人不觉得有什么政治气氛，像是种家常便饭后的娱乐活动一样。

    虽然陈水扁当选了市议员，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到了1985年，陈水扁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故乡代表党外人士竞选台南县县长，但是落选。他老婆吴淑珍在后来陪同谢票行程中，遭到车祸，并导致终身残废，到现在，这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一直都说不清。但也因为这一件事，陈水扁得到不少人的同情。

    1986年，陈水扁担任社长的《蓬莱岛》杂志社因报道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冯沪祥论文抄袭他人著作，而被判刑一年。这件事有很明显的政治力介入，为“蓬莱岛案”。同一年，吴淑珍代夫出征当选“立法委员”。后来陈水扁出狱担任她的助理，可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陈水扁在出主意的，所以那时陈水扁有个绰号叫“影子立委”。

    谢长廷的从政历程跟陈水扁差不多，不过那几年他都在台北市担任市议员。跟陈水扁大刀阔斧的形象不同，谢长廷一直都给人细腻的形象，就是那种会把法案及弊案慢慢地、细细地一点一点切开，再慢慢地一点一点推翻的那种个性，一直就是给人细心又机智的形象。所以那几年总有人说，陈水扁是把关刀，揭弊时一刀让人毙命；谢长廷是把沙西米刀，可以慢慢解剖敌人。

    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辈、同期，又在同一个选区出身的，要叫谁服谁，都不会服气，但在后来为了大局，也常常会有自我牺牲的情况出现。

    至于那时候刚开始崛起的国民党新生代人物，大部分都是循“党国体制”下的官僚升迁管道在进行，也就是可能在当局部门里担任过职务后，又在党里担任一些职务，但大部分都是政务及党主席同时担任的。

    如马英九，他在留学回台后，因为家世清白，又是“忠党爱国”世家，因此被推选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当时小马哥可真是年轻帅气啊！每次蒋经国接见外宾，就见到马英九坐在中间翻译，新闻一放出来，不知道当时让多少女人为之注目。这几年间，马英九也担任国民党内的第三副秘书长。国民党设有好几个副秘书长，各有不同的职务，而马英九担任的这个第三副秘书长，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大陆的。接下来，他也通过了进入官僚系统的甲等特考，正式开始官员的生涯。

    宋楚瑜的经历也是差不多，但他比马英九早了一个梯队。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国外留学回来时，蒋经国还在担任“行政院长”。他也是经过推荐担任蒋的英文秘书，后来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政治红人的。后来他担任新闻局局长，尤其在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时，他在记者会上宣布当局立场的“正气凛然”之貌，一夕之间吸引了不少了女性Fans。到了1984年，他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副秘书长，当时算是小马哥的老板。

    他们两位在二十几年前都非常帅气，又在党内有非常光明的前途，谁都知道他们以后的仕途是一片大好。

    至于连战，他的经历也跟上述两位差不多。但当时他实在太过低调，大家也没什么拿来好说的了，只知道国民党内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而已。

    在这里，我无意把现在所有在台面上的人物拿出来点评一番。不过，这二十年来党里派系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合纵连横、亦敌亦友实在太过精彩，可说是直追，只不过武器从刀剑变成言语及宣传策略，攻略从土地变成人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些资料，我在这里说的只不过是我所看到的侧面，一家之言而已。

    第四台

    早期台湾无线电视台只有三台而已，三台编排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早上，开始晨间的新闻节目。后来有一段时间为了鼓励小朋友早起，早上起床时间也放些卡通影片。

    到了中午，会有些小型综艺节目和新闻。一般说来，中午新闻都是闽南语的，待播完后，电视节目就停止了，到了下午四点才又开始播。下午四点后可能就是些主妇节目或卡通影片（因为小朋友都下课了）；晚上七点则是新闻节目；新闻后是连续剧，从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段”，八点播出的连续剧则称为“八点档”；十点后则播一些音乐节目，比起现在，算是很早就收播了。

    前面说过，三台分属于党（中视）、政（台视）、军（华视），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某些特殊时刻也会进行联播。在我们那个年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双十节”三台主播十几个人坐成好几排，轮流播报新闻的盛况。当然，在早期只有三台，并且新闻只有早、中、晚各报一次的时代下，新闻中所呈现的台湾都是一幅国泰民安、公平正义的美丽画卷。

    但三台节目大同小异，又大多陈腔滥调，民众看了也无聊。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有些商人开始自行在大街小巷间拉有线电视线，播放一些不具版权的录像带节目，这样，频道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当时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警察不定期都要来拆线一次。民众称这些节目为“第四台”，其实就是有线电视节目。

    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邻近国家（尤其日本）的卫星节目，还有一些电影的录像带、股市信息、等，甚至还有色情节目，反正影像品质普遍都不怎么好。后来有一段时间，第四台为了顺应民意，还会放一些候选人的政见发表、“立法院”的开会过程、街头运动实况等。

    在小学课文里学习“蒋公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都是在80年代初纷纷进入小学的。小学共分低、中、高三个年级，又各有两个年级。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觉得五六年级好大呀，心中充满了敬畏感以及期待感。但现在来看，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六年级，还不都是死小孩！

    台湾小学教育的课程，以传统又官方的说法，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因此，当时的课程设计，一学年分上、下两学期，除了主科——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生活与伦理以外，还有体育、唱游、美劳、书法、珠算等课程，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时代性的“保密防谍”教材。

    我想大陆的朋友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年代台湾小朋友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过去当局也一直将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在教材里灌输给我们，所以就简单说一下吧！这些观念主要是在国语、社会、生活伦理以及保密防谍课程里出现。

    在国语课本里，每一课都有些小文章，下面会有几个生字让大家练习。可能那一代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蒋介石看小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了：

    蒋公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

    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游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

    （以上源自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

    一般死小孩看到鱼，大概就只会想抓来玩或吃掉吧。当年，老师们都喜欢拿这个故事来鼓励小朋友要努力向上。听到激动处，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经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是很典型的关于蒋介石的小故事。而政治教育也体现在儿歌里，以前有首大家都会唱的儿歌叫《哥哥爸爸真伟大》，是这样写的：

    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

    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首儿歌还有后面三段，一段比一段激昂，一段比一段杀红了眼。到了最后一段已经是：

    革命军人真伟大，四海把名夸，

    拼命去杀敌，牺牲为国家，

    杀吧杀吧革命军呀，我也要把奸匪杀，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很儿童不宜吧！可能当时的教育工作者都还有点儿默契，觉得这最后一段儿童太难理解，索性不教了。

    抗日歌曲的歌词也是课本里面的内容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旗正飘飘》。而且，这一定是老师指定要背并默写的课文之一，到现在我都还会背。“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

    我上到五六年级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开放，这些课程也慢慢地消失了。

    至于生活与伦理，按照出版纲要，即介绍给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时，课本总是强调蒋介石如何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教导小朋友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蒋介石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使命。不知道听过多少老师陶醉地说，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所以蒋介石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中山先生之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道统，尤有甚者，一激动把蒋经国也给加进去了。

    而保防教育，光是看名称就知道是什么内容，就一本小书，里面有许多的小故事，不外乎受不了美色诱惑、食物诱惑或金钱诱惑就出卖了机密和情报等。小朋友哪懂得那么多大人的世界啊！只有每次在保密防谍的演讲比赛上，最后总是要加一句“小心匪谍（音拉长），就在你身边（加重语气）”，然后再重复一次。

    社会课主要就是介绍简单的社群及社会观念，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形态。到高一点儿的年级，就开始上些简略的历史及地理课程，以及台湾发展、社会现状的介绍，里面一切有关台湾社会的内容都是那么和谐美好、欣欣向荣。

    小学的一天

    我以前读小学时，早上七点半前要到校。不过可能是住得离学校太近，过于松懈，所以还是几乎天天迟到。一迟到，校门口就会有许多纠察队在登记班级名字，并报告老师，有时候还会罚站，再统一带回教室。

    早上到学校后就开始早自习，然后会分派打扫任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扫地区域。另外学校外围环境也要出去打扫，只不过常常会顺便出去买零食。

    早上时间会有校内广播节目，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录制的，每天会有不同主题。有时候居然还会有“访问台北市长”这种节目出现，不过这个“市长”也是小学生自己充当，所以也常常出现许多小学生一厢情愿的问题及答案。

    八点左右要升旗，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几乎是天天要到操场升旗，不过到了六年级后，就不是天天升旗了。到操场前，各班都会先在教室前面走廊排好队，然后音乐声响起，就一班班地慢慢走下楼，向操场方向前进。当时的台湾小学，以我在的都市区小学来说，一班几乎都是五十几个人，一学年约有十二三个班。所以学校操场比起大陆的小学，都大很多，足够容纳学校近四千个人聚集。

    各班都走到定点后，台上的司仪就会统一喊整队口令，待整完队后就开始升旗。这时，乐队又开始演奏音乐，四个小朋友各拿着旗子的一角高高举起进场，走到升旗台上。升旗都会先唱歌，待唱完后，旗帜才会随着歌声缓缓升起。

    升完旗就由校长、各室主任等人轮流上台讲话，不过基本上小朋友不太会听，都在下面偷偷聊天。朝会完后全校就会来一段“国民健康操”，台上总是有几个同学在带领做动作，小学时有被选上去做过一次，真是超丢脸的。每周一天是周会，就会请外面的讲员或表演团体来校。周会比较讲究，还要先读“国父遗嘱”及敬三鞠躬礼。不过周会时不用上课，坐在操场上就好了，台上讲得口沫横飞，下面聊得也不亦乐乎。

    小学大概的课程前面有讲过了，另外就是体育、美劳、唱游等课。台湾的小学生，在体育课时最喜欢玩的大概就是躲避球，玩法简单来说就是外圈的人拿球砸内圈的人，被砸到的就只好出场到外圈去。这样，外圈的人越来越多，内圈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容易成为目标。后来几年，日本以躲避球为主的卡通《斗球儿弹平》大流行，我就看到一堆小孩子，玩躲避球时，当球一丢出去，总要喊些什么力量球（或焰之球、龙卷旋风球、闪电球……）之类的，球上也被画一些火焰之类的，然后学一些卡通里华丽的投球动作（虽然说那样在力学上根本使不上力），结果乱投还打到自己人，真是笨蛋小学生。除了躲避球外，体育课比较特别的还有教扯铃，但是我只会让它转动而已，每次看到其他同学做出一堆超华丽的动作，都会很羡慕。动作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蚂蚁上树、巴黎铁塔什么的，并且每次都会看到有人在比赛抛高。但是有一次自己试着抛高，掉下来打到了头，很痛，就再也不敢玩了。

    美劳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教些简单的素描、水彩、剪纸、雕刻等东西，大部分是一边玩一边做的。唱游就是音乐课，低年级时老师会把风琴搬进教室里，一边弹琴，小朋友们一边在教室里唱唱跳跳的。唱游课可能是当时最喜欢的课了。到了中年级后，有音乐教室。在台湾，小学几乎都会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节课后，口水都会从直笛口流出。恶劣的死小孩们，还会拿笛子里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乐课里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蒋公纪念歌”及“国父纪念歌”，不管唱到第几册，前面一定有这些歌。

    上课时间，若不是级任导师（班主任）的课，他们八成是在办公室里的，可能批改作业簿或写家庭联络簿。说起这家庭联络簿，就是老师跟家长联络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联络簿一发回来，总是忐忑不安地打开，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今天在学校干的坏事，如果不是什么好事情，回家后还要再战战兢兢给妈妈看，这下，简直就是两个对付我一个了。

    到了十二点，吃午饭，每一班都有蒸饭设备，早上拿进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热腾腾的便当了。不过像之前也说过，麦当劳这类的快餐业者也开始抢攻小学的外送市场，所以，每当中午麦当劳送餐的“大哥哥”出现在小学门口时，总是成为被包围的对象，中午吃麦当劳的同学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此外，也有许多外送的便当可以订购。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自己带便当蒸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蒸过的饭菜，总是会吃剩饭，所以后来老师就派了三四个同学陪我一起吃，盯着我把便当吃完。

    下午上课后，三点再扫一次地，四点就可以放学了。放学都有“路队”，就是以家的位置作为一组，区分你在哪个路队，算是一起走比较安全。高年级一点儿的小朋友每班轮流担任交通队，要负责交通安全指挥，带个黄色塑胶盔及反光背心，别上一个“交通队”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学回家时在学校旁的路口，按着红绿灯，拿着长长的交通杆阻止汽车通过。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就有迟到习惯的我，一参加这个交通队居然一次都不迟到了。

    放学后，回家的回家，上才艺班的去上才艺班，也有不少人流连在电动游戏间。那时候有个流行的名词叫“钥匙儿”，即回家后，父母上班还没回来，只好自己带钥匙打开家门。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也开始有社团了。不过小学时很单纯，大部分就是图书社、手工艺社、环保社等比较正常的社团。有个大陆朋友比较陌生的台湾学生社团叫“童子军”，是个国际性组织，跟军队一样有各种层级跟技能，还有专属的制服，但是现在比较偏向服务性组织及社团。在小学时一些同学都参加了，没参加的小朋友喜欢酸葡萄地说那是有钱人家小孩的游戏，其实童子军的配备一堆，还真的要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得起。

    台湾的小学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活动，叫“自治市市长选举”，简单地说，就是小学是个自治市，要选出一个市长来。这是三年级以上限定的活动，就跟一般竞选一样，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于是好几年都听到“要建议学校盖活动中心……”终于，这个政见在我小学毕业15年后实现了。然后在竞选期间，由推出候选人的各班自己画海报到其他班去宣传，勇敢一点儿的也会“深入敌营”，这时就要老师出面来维持秩序了。当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样，总是会有些绘声绘色的传闻存在，什么请吃糖果、请喝可乐啦，但总体说起来，小朋友还是比较单纯。虽然选出来的“自治市市长”也是象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这种活动里，也学会了什么是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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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