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杰克逊台北演唱会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事情的发生，对台湾来说都是第一次。1993年，有一件让台湾社会及无处发泄的青春为之疯狂的大事，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台北演唱会。作为国际流行乐界的超级巨星，他要来台办演唱会的消息也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公布了，所以前一年时，他那长达11分钟的MV：Black and e便在台湾引起一阵轰动。那一年，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秀也在台湾流行到最高点，从综艺节目到小朋友的游戏，大家都在学月球漫步及倾斜45度（不过根本学不来）。

    从迈克尔·杰克逊刚下飞机的那一刻，他就无时无刻不被媒体及歌迷紧盯，载着他的车子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歌迷骑着摩托车疯狂追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个歌迷带着一条小狗，追着迈克尔的车子，追上后拍打着车窗，要将小狗送给他，没想到迈克尔真的开窗把小狗给收下了。此外，当时他所住的晶华酒店，楼下时时刻刻都有大批歌迷守着，每当迈克尔出现在窗前挥手，总会引发歌迷们仪式性的尖叫及哭泣。

    迈克尔在台的生活花絮也是媒体所关注的。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要求洗澡都用矿泉水，这引起了许多非议。当然，那时候该牌矿泉水也热卖了一时。而在1993年的台北市，市区里仍然混杂着一些老旧眷村小区，当时晶华酒店背后就是一个旧眷村。说是眷村，其实那里已经是个贫民区了，当时拆或不拆一直悬而未决。所以，当迈克尔住进五星级的晶华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时，社会上就有一种声音出现：非要把那片棚户区拆掉不可，不然以后国外重要人士来访，住在这里看到台北破旧的一面，那真是丢脸。这个地区等到几年后陈水扁当台北市长时才开始拆除，变成了一个都市公园。

    演唱会当晚涌入了4万观众，到现在一直都是台湾演唱会人次最多的。虽然门票一张5000元，在当时已经算超高价，但大家就算用抢也要买到。早在开唱前48小时，就已经有人在露宿排队了。

    我们同学几个，不管是前几个月就开始打工挣钱还是死缠烂打地跟家里要钱，都好不容易抢到了票。所以这48个小时，我们也排班轮流在那边排队，因为毕竟摇滚区那么大，大家都想最先冲到前面一点的位置。

    虽然连夜排队累得要死，但到进场这一刻，大家都好像又活了过来。在舞台正前方的摇滚区非常拥挤，天气又热，那么多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是非常可怕的，几乎要让人窒息，真是又hIGh又痛苦。

    等到演唱会正式开始，迈克尔那爆炸性的出场后就在舞台中央定格了3分钟不动。现场尖叫与哭声不断，每个人都用尽全身力量宣泄般大吼大叫。这个时刻，他的确是流行音乐之神，如同在接受现场数万信徒宗教狂热式的顶礼膜拜。观众也在这种狂热的迷幻兴奋中得到了无比的释放。不过，也有人光是在这3分钟间就已经晕倒被送出去了，搞得整场演唱会都没看到。

    整场演唱会，时而震撼人心，时而又让人感到温馨，这种交错的感觉都加深了迈克尔神秘又危险的感觉。观众是如此的狂热，导致现场温度越来越高，因此水柱也不停地洒向观众。我以前以为演唱会上喷水柱只是一种效果，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在降温上是真的有很大作用。可真实情况是，观众被喷到后不但没有降温，反而更亢奋。

    现场是如此的闷热，所以也不断有人晕倒——说是晕倒，其实人已经挤到你连倒下去的地方都没有，就像一具软绵绵的肉体被人夹立着而已。工作人员也挤不进来把他们送出去，那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只好三人一组，踩在一个又一个观众的肩膀上慢慢走进去。到了晕倒者旁边时，因为他是被挤着，所以工作人员只能如同“拔萝卜”一样，蹲下去慢慢把那个人给“拔”出来，然后再一起踩在观众肩膀上把他给抬出去。

    当晚，不管是台上的表演还是台下观众的种种反应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对台湾人来说，不管是迈克尔的演唱会还是他的排场，都让人见了世面。

    从他来台湾前到离开台湾后，台湾的舆论界、教育界、文化界、流行乐界爆发了一阵阵的大论战，或者说是大混战更恰当，三个多月后才平息。

    现在想想，全世界应该只有迈克尔·杰克逊穿黑裤白袜而不会被时尚界嘲笑。过了三年，他的“历史之旅”全球巡回演唱会，再度来台演唱，把什么航天飞机、战车都开上了舞台，依然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欧美流行乐界的天王天后们相继来台湾演出。我至少看了惠特妮·休斯顿及玛丽亚·凯莉的演唱会，这些都是那几年令人难忘的回忆。但到了现在，迈克尔永远和我们告别了，惠特妮吸毒废了，花蝴蝶凯莉也过气了，等了十几年，台湾还是没等到麦当娜的演唱会，这实在是个遗憾……

    “新党”成立

    1993年，国民党党内的政争到此告一段落，李登辉终于掌握了大权，政局也随之稳定了下来。原来在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人士，后来成立了党内的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联线”，与主流派的次级团体“集思会”相对抗。到了1993年，新国民党联线人士终于出走国民党，另组“新党”。

    新党在成立之初，形象是非常正面、良好、清新的，其组成人士皆为一时硕彦，并以小市民的代言人自居。若撇开政治立场来说，新党在当时的确是受到许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的欢迎。

    自从党禁解除后，台湾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党纷纷成立，但大多是泡沫。新党的成立并得到支持，有其时代因素。一方面，当时民众看到国民党金权政治泛滥，腐败成风，严重败坏了形象。另一方面，民进党的政治立场常常又过于激进，不利于政局稳定。因此，新党的形象正符合民众的要求，很快成为台湾第三大党。

    台湾民众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是黑金政治最严重的时期。所谓黑金政治，即政治与黑道及金钱间有纠葛不清的关系，这些情况在地方上尤其显得严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李登辉纵容的结果，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国民党从创党之初就有这种现象。不管是早期哥老会还是洪门、青帮，一直都跟党政军有所瓜葛；或是后来为了选举，各党都结合地方角头黑道势力，这种现象是一直都有的。这些本来不能提，只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较开放，媒体也较自由了，民众原先看不到的事突然间都被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因此使人印象深刻。

    话说回来，新党成立后，算是政治立场不同的非主流派从国民党内正式切割出去了。而国民党现在要面对的，是日渐强大的民进党。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即有种“四大族群”的论述，即台湾组成人口里有闽南人、客家人、少数民族及1949年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台而来的外省人。而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台湾所谓的“本土化运动”是独尊闽南族群的，这造成其他族群的不满，但同时也激发了客家人和少数民族的自觉，如少数民族在1993年也掀起了正名运动。本来在身份证上，少数民族都被迫要用汉名登记的，此后他们也能用族名登记。因此面对民进党争夺本土论述的主导，国民党也在思考转型。

    “四大族群”的说法很快就被台湾社会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的省籍矛盾正在消融中，但取而代之的，与当局认同为主轴的对立反而越来越严重。当初新党的形象除了“都市中产阶级”外，还给人有“大中国主义”、“中国党”的印象。在台湾，传统上，以浊水溪为界，以北支持国民党，以南支持党外、民进党，在这个情况下，新党几次欲南下跨过浊水溪，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台湾进入多元社会后百花齐放，对政治认同的论述可自由发表。但不幸的是，不同的政治认同，其主张常常是对立的，而这些主张又回过头去渲染省籍问题，导致省籍对立在后面几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到选举时，就被当做工具拿出来利用。

    尹清枫命案：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政治悬案

    尹清枫命案是那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悬案。本来只是死了一个上校而已，看上去没有多复杂，但这件事就如投石入水般，涟漪不断地扩大再扩大。突然间大家才惊觉，事情原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海军曾编制巨额预算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当时任海军武获室执行长的尹清枫，就是这些计划的执行人。在稍早之前，传出台、法双方有人拿巨额回扣的小道消息，不久，身为最直接知情者的尹清枫突然失踪，之后就在东北部海域发现了他的尸体。

    尹清枫命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尹清枫费尽心机先录好的自清录音带被奇怪地消了磁；其他一些证明文件也失窃；案发当日，他的寝室有被人翻动的迹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发到现在，已经有近十个涉案关系人或调查人员，不分台湾或法国，均死于非命，这更让这案件扑朔迷离，疑团越滚越大。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曾经宣示重办这起悬案，就算“不惜动摇国本”也要查到底，结果他八年当完，“国本”都摇得差不多了还是没办成。可笑的是，当初陈水扁在当“立法委员”时口口声声说他手上有关键性的录音带，但后来他当“总统”，别人再问起这件事时，他居然改口说“录音带在搬家的时候搞丢了”。我看，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说的吧？但的确，这件案子牵涉太广，横跨海内外，就连法国高层也涉入，怎么会那么容易办呢？好几次媒体都以“拨云见日”之类的要题表示办案进度，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就连侦办检察官都被明升暗降丢去闲差，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背后黑幕之大。

    有人说，查清政治性悬案的方法就是查出最高受益者是谁。我想，尹清枫命案这种永远查不清的事，台面上最大的受益者应该就是“来来豆浆店”。这个尹清枫最后出现的地点，经过新闻报道之后，声名大噪，生意一直火爆到现在。每次经过这家店，大家总是忍不住注目一下。

    尹清枫命案不愧是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最大悬案，光是把那些离奇死亡的涉案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整理出来，可能就堪比侦探小说了。

    初中四班

    初中毕业后，要参加高中联考，相当于大陆的中考。不过对大多数B段班同学来说，只是去“陪考”，当炮灰而已。对初中毕业生来说，整个7月可都是考季。考完公立高中联招后，再来就是五年制专科学校联招，之后还有高职高工联招、独立学校招生、私立高中联招等，整个7月可真是挺折腾的。

    以公立高中来说，当初可分为“北联”（台北市公立高中联招）及除了台北市外的“省联”（台湾省公立高中联招），是在同一天举行的。一般来说，台北市的学生会参加北联，除台北县、市外的都参加省联。但是台北市的建初中学及北一女中算是全台最好的高中了，因此北联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优秀考生报考。

    考试共两天。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许多考生由全家老小陪同，带着桌椅书报等东西出现在考场一起陪考。考生在这个时候简直就是饭来张口，旁边必定还有人帮他扇风。每节考试出来后简直就是众生相，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对于补习班来说，联考时也是宣传的好机会。每节一考完，联招会公布考题，补习班马上就组织补教名师们解题，抢在第一时间印出来到考场散发，每一家补习班都在比速度，竞争很激烈。

    公立高中联招后，紧接着而来的是五专联招。五专已经可算是“大专”了。在台湾的“大专”，指的是“大学及专科学校”，跟大陆的“大专”概念是不同的。当时台湾的五专反而比较像大陆的中专。许多同学因为想“提早感受大学生活”，所以会选择五专就读。能考上好的五专，其实在高中联考时也不会考得太差。

    再来就是高职高工联招及私立高中联招。大多数学生不会去考虑是不是真的适合读这些职业学校，大家一路考下来，也就跟着考就对了。而私立高中联招通常是学生及家长的最后考虑，因为私立高中学费贵，学生素质及教学品质常常又不怎么样，所以排在最后考，也算是捡别人剩下的。

    此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明星高中会单独招生，这些学校当然是以升学为导向。因此，以管理严格、师资优秀为号召，也吸引了许多学生去考。不过，大多数去考的学生都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反正多个机会。所以，在当时的整个七月，就可以看到一群考试部队，从甲处考到乙处，再从乙处考到丙处，看来看去都是那些熟面孔，累倒了考生，也累死了家长。

    成绩烂如我者，没考上也是可预料的事。本来可以随便混所私立高中来读，但大概那时候看了太多的日本漫画如《魁！男塾》那类的，总觉得私立高中像大乱斗般可怕，所以也放弃了。再加上当时重考班的招生人员到家里对我父母洗脑一番，讲得我父母龙心大悦，遂帮我报了高中重考班。重考班另有一个戏称为初中四班，就如同大陆的复读班一样，只不过是在补习班里面。

    想想初中三年，我真的是不怎么学好，虽然家里用尽心力栽培，到处去补习，但我只会整天沉迷在模型和动漫里（老实说，联考前一天我还在偷组模型）。结果有一天，我娘真的怒了，拿起从大陆买回来的木剑（当时爸爸刚去大陆几次，很喜欢买这些奇奇怪怪的纪念品），对着那些模型就砍了过去。然后又把我收集已久的各式漫画、画册、VhS影带通通带到空地去烧。啊！我的整套《银河英雄传说》啊！她还逼着我看着莱茵哈特俊美的脸庞逐渐焦黑扭曲。所谓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我的青春就随着这些冉冉上升的白烟而逝去了。

    离题了，反正我就这样进了重考班，就是在一栋没有窗户的大楼里。重考班干部一律都是公务员似的打扮，个个扑克脸。集中在这里的学生基本上是考场失利者，已对重考班恐怖的疯狂体罚有心理准备。在开班之初，最高班主任还上台安抚大家“嗯……我们这里是以鼓励代替处罚……”刚稍松一口气，当天回家就看到班导师拿着一整袋规格统一的木棒放在柜子里，看得心惊肉跳而自知不妙。后来才知道，那就是“鼓励棒”。

    在重考班的日子是天昏地暗的，基本上是早上进去后就出不来。唯一能见外面的地方是墙上方抽风机的小孔，所以也特别珍惜当值日生到楼下搬便当的机会。教室里也没有时钟，以至于到后来我都能用飞机飞过来辨别当时的时间。一天中，唯一能出来的时间是中午午休后，全班整队慢跑到班本部前，听最高班主任的训示，然后再统一地大喊一些口号——因为就在马路的人行道上，所以感觉还蛮丢脸的——然后再一起带队回教室外的小巷做体操。

    每天早上，到班里第一件事就是考试，考两三科，考完后就开始上课。上课老师就是所谓的“补教名师”，这些老师都很善于插科打诨，并在笑话中让同学们记住考试重点。比起初中里的老师，其实这些补教名师更有自己的个性，也更喜欢发表自己的政治言论。反正只要教得好、受学生喜欢，也没有人管得着。但同学们更在意的是上课时笑一笑，能暂时忘记被处罚的压力。

    上午的课上完后，吃饭午睡。午睡后出去放风回来，头皮就准备绷紧了，只见班导师一一念名字来领考卷，然后差几分就该打几下。被打的同学很自觉地把手撑在桌上，班导师充满杀气地挥起木棒，不，是鼓励棒，然后拉弓，将满满的鼓励从屁股下方几寸的大腿肉上注入全身。只见被打的同学脸上一阵阵的扭曲，尤其是老师在下手的那一瞬间，表情忽然变得非常狰狞，让后面的同学觉得更加恐惧。惩罚好不容易挨完，还要谢谢老师，强装没事如关公刮骨疗伤的样子走回座位，继续跟旁边的同学谈笑风生，但是一坐下时就会感受到那种痛得销魂蚀骨的感觉了。班导师打人时用力之猛，一班六七十个学生打下来，一天总要耗损几根棒子，挨打的同学常常都被打到手掌及屁股都淤青变黑。到后来，同学们也喜欢在屁股后面打击区塞些卫生纸或纸板，或者先涂些酒精或绿油精，据说就不会那么痛了。说也奇怪，大家还是不懂得努力一点读书，避免被打，反而研究起被打时怎么不痛。但后来我才晓得，一起研究这些事情是增加革命情感的好方法，体罚已经不是单纯的体罚，已经变成一种社交了。不过后来导师也会很体贴地劝告大家，别在被打的位置上贴东西垫东西之类的，因为我们天天都要挨打，要是被打得皮肉伤又贴这些东西会不通风，导致溃烂。听到这里，同学们内心忍不住要呐喊：“原来老师您也是用心良苦啊！”

    下午也是上课，晚上也是统一叫便当来吃。晚上都是自习，到晚上九点放学，放学之前还会来个精神训话，反正每次老师上台讲的都差不多：“你们这些联考失败者，是废物，是不会念书的垃圾！不读书未来只有捡破烂的份儿……”

    初中四班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认为不断这样污辱你，还有考不完的试，才可以激励你奋发向上。以升学为主的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使很多人的皮肤都变得越来越白，身体也变差了许多。

    而荷尔蒙分泌旺盛的青春男女，长期处在相同的密闭空间面临共同的压力，免不了由革命情感发酵为特殊情感。虽然偷偷地眉目传情及小纸条是免不了的，但就如电影《Speed》里珊卓·布拉克说的：“压力下产生的爱情不会长久。”不过有段地下恋情还是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后来，女方离开了班上，据说临走前留给男生一封信：“我一定要考上北一女，所以，请你也一定要努力考上建中……”留给大家无限茶余饭后的八卦，也算不枉国四一年。后来那个女的有没有考上北一女是不知道啦，倒是男的后来还是没考上好的学校，被家里弄到外国去了。

    读重考班的压力很大，不仅仅是害怕被处罚，还有来自亲友们的眼光。尤其像我在的教会里，年纪比我稍大一点儿的，几乎都是优秀的建中北一女或前三志愿的学生，所以教会里也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考上一个好学校。不过自己程度到哪里自己最清楚，所以越到后面我越逃避去上课，常常借故生病，想尽办法就是不想去。此外，当初重考班所在的那条路上也是许多重考班的聚集地，在公车或路上也常会遇到其他重考班的学生，常常是彼此看不顺眼，但又有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同情。倒是导师们都很害怕学生跑到其他重考班去，所以重考班间互相攻击诋毁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到了来年又快联考时，老师也不体罚了——反正到这时候体罚也没用——反而在这时传授一些在考场上临场应变的技巧，还会讲一些顺风耳千里眼的笑话。此外，为了让吹了一整年冷气的学生适应七月的考场酷暑，这时候也逐渐关起冷气。你想想这六十几个人被关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是什么情况，简直就跟烤炉一样。但说也奇怪，这招还真的有用，等真正上考场时还真通体清凉。不过，我宁愿相信那是终于离开那个变态又惨绝人寰的环境而感到的放松清凉。

    重考班是当时台湾教育环境下一个很特殊的状况。记得以前有部电影叫《国四英雄传》，里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一群重考班学生，男生被带到北一女门口大喊：“我爱建中！我爱建中！”女生被带到建中门口大喊：“我爱北一！我爱北一！”小学时第一次看到这里只觉得好笑，但等到真的在那个环境里才发现，那种事是真的存在的。初中四班是台湾错误的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电影里描写的酸甜苦辣。

    淡江高中的一年

    我在重考班读了一年后，再次参加联考，成绩一样不理想。虽然五专的成绩还不错，但从大家的眼神中能察觉到，似乎都希望我读高中然后上大学。所以，我也顺着大家的意思选择去读高中了。靠着爸爸的一点儿小关系，进了长老会办的学校，也就是到淡江高中去读书。

    这所学校的教学成绩其实不怎么样，但是大概因为有些宗教的熏陶，而且又是百年老校，所以学校风气虽然自由，学生顽皮，但也不会有什么流氓气息。

    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就要到学校，开始在教会学校的一天。入校门时，那条长长的林荫走道，规定男生走一边，女生走一边，彼此不能谈话。教会学校还有些保守，规矩挺多，比如说，其他很多学校，女生的冬天制服有长裤，但是这所学校就认为，女生就应该有女生的样子，所以只能穿裙子。回到正题，这所学校的橄榄球队很有名，所以走在这条路上也可以看到球队队员在晨练“撞树”。

    早上到校后开始早自修。到八点后，一般学校是要升旗的，但这所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的缘故，因此是一天升旗，一天做晨间礼拜。当然学生们是比较喜欢做礼拜了，全校坐在大教堂里，唱唱诗歌，读读圣经，祷告一下，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补眠。尤其是唱诗歌时，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学生音乐素养特别好还是怎样，唱诗歌时很自然地都能听到两三个声部在合唱。

    其实每所学校的高中课程都差不多，到了二年级会分一类组或二类组。一类组就是大陆说的文科班，二类组就是理科班。有些比较重学业升学率的学校，则会从一年级就开始分班。这间学校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有几节“伦理课”，其实就是外国传教士来给同学上课。当时是一位上了年纪，看起来慈祥和蔼的女传教士来上课的，内容大概就是聊聊天，讲些简单的人生哲学。当然，同学们起来发言都是讲得天花乱坠的。但这女传教士就是有办法把同学们讲的导进正题，阐述一番道理给大家听，所以大家都还挺服她的。现在想想，这些传教士也挺伟大，年纪轻轻的来到台湾，也没结婚，一待就是几十年，算是一生都奉献给了台湾。

    台湾的高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课程，就是军训课。跟大陆的“军训”是在入学前一段时间不同，这个军训课是整整三年的常设性课程，大学也有军训课程。并且，上课者是教官，他们都是在军队里面真正挂衔的军官，转到学校里担任军训教官。有时候想想，他们在部队里至少都是少校营长以上的职务，来管我们这些学生真是委屈他们了。军训课的内容大部分是“国防”教育，不过上课也常流于聊天打嘴炮。当年来给我们这男生班上课的，是位充满制服诱惑的漂亮女中尉。所以，高中男生荷尔蒙过盛的气息，在军训课中无限意淫的嘴炮中得以解放，真不知道当初那位女教官怎么忍受得了。

    这所学校因为年代久远，校舍也是中西合璧，古色古香又优雅，于是，校园内的建筑里常常可以看到有歌星在拍MV。此外，这所学校也算是活动特别多的学校，很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会用各种名目来办活动。记得当初的社团有瑜伽社，还请了位正牌的印度瑜伽大师来上课，每次都看到他仙风道骨的身材，穿着白纱服飘来飘去的。但那时候瑜伽并不流行，所以很少有人去上这个怪人的课。此外，像圣诞节也有圣诞礼拜及晚会。到圣诞节那个礼拜，配合着教室布置的活动，简直都像在玩一样。当时，我们会把整个教室布置成一个类似大山洞的迷宫，放着音乐看着电视，都忘记是来上学的了。

    学校所在地是淡水，作为一个古朴的小镇，镇上民俗活动也是常有的，比如镇上办庙会或大拜拜流水席。所谓流水席，就是台湾民间一种请客吃饭的形式，开个几桌可能从中午吃到晚上，反正就是人跟流水一样随到随吃，吃饱就走，再换下一批人继续吃，菜也不断上，常常出现在婚丧喜庆或大拜拜时。这时学校就会放半天假，因为下午公交车开不进镇上，所以索性就先放学回家了。不过，当然班上同学抓住这个好机会是不可能直接回家的，都跑到海边去游泳，玩够了就去家在镇上而且开大拜拜流水席的同学家里吃饭。

    台湾的高中里面也常办军歌比赛。各班由教官组织，会选择几首军歌来唱，再加上行进间的一些队形变化及枪法动作，不过通常高中生都唱不到要领，只会一味地大声吼。但这所学校比较特别，没有军歌比赛，取而代之的是各班的圣诗比赛，那简直就是一片祥和啊！比赛的那几天，整个学校都在一片和谐之中。

    淡水的黄昏暮色是有名的。学校刚好位于淡水河出海口附近，每天放学要坐公交车回家，许多同学总是喜欢往前走一站，那样会有座位坐。但对我来说，就喜欢走在那条洒着夕阳余晖的马路上，远眺淡水暮色，听着阵阵潮水拍打的声音。那是我高中生涯最美好的回忆。

    约莫到高一下学期中期之后，因为对自己有点儿小自信而蠢蠢欲动，一方面准备学校的课程，一方面又开始准备再考一次高中，所以我就只在这所学校待了一年而已。

    后来对自己自信过度，还是考得不怎么样，不满意但能接受，学校也在家附近，就将就着去读了。同年，妹妹也上了高中，步上我的后尘去读了淡江高中的音乐班。那年音乐班是第一年成立，那一班20个人而已，周杰伦就在那班上。而前两年的《不能说的秘密》，就是在淡江高中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