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成功岭

    1998年的暑假，我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参加转学考，考进了东吴大学。与原本读的文化大学相比，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好处是不用再倒车。另一件事比较值得一提，就是我去了成功岭。

    成功岭是一个地名，是台中附近的一个小山丘。但严格说起来，我去参加的是“成功岭大专集训”。原来成功岭这个地方是个军事基地，台湾男生每个都要服兵役。在过去，只要是大学毕业生，都是义务役少尉预备军官，随着时代演进，大学生越来越多，后来变成硕士生，再后来变成博士生才是预官，到现在则是大专以上毕业后考取的，才能预官任用。唯一不变的是，大学男生都要在暑假到成功岭接受一个月的军事教育，才有考预官的资格。过去是强制参加，为期两个月，后来则变成自由参加，一个月。当然，若你参加了，不考预官或没考上，在成功岭的一个月也可以抵扣后来兵役的一个月。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报名了，于是我也跟着报了名。那一年，是成功岭大专集训举办的最后一年。往年每次大专集训都是会上新闻的，而这一年暑假是最后一次开办，当然是特别受到瞩目。

    那一天早上就在车站集合，与梯次不同校的同学到集合点，点名之后就上了专列直奔成功岭。车到成功岭站，还没停稳就看到站台上每隔一个节厢站着一名穿着迷彩服的士官，一下车就听到有点儿破音的扩音喇叭高分贝地传来那首熟悉的《成功岭之歌》，一群一群的大专男生就盲目地跟着这些迷彩服离开，去坐接驳车了。

    到成功岭一下车，就看到许多牌子，上面都写着“跟我来”。每个牌子后人数一满，那一群人就走了，原本在车上认识的很多人也分到各班队去了。之后就是剪头发、体检、领服装等，一切都很赶，再加上班长在旁边大吼着催促，一向娇生惯养的大专宝宝们都吓得胆战心惊，尤其我们这一，几乎都是“不知民间疾苦”的台北市人，所以许多事一开始都是哇哇叫。

    开训的头几天行程很仓促，学员们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好像头发被剃光之后连智商都变低了，反正，班长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完全都不用去想。头几天，主要就是教军人礼仪、仪态等，就是大陆所说的军姿。接下来，就做些射击预习、枪支分解、打靶、刺枪术的教习、手榴弹的投掷等。那一个月每天都是烈日当头，正是夏天最炎热的时候，简直苦不堪言。

    此外就是每个礼拜四的莒光日，全台湾的部队都在这一天统一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着电视上的“精神教学”。难得有一天是在室内上课，全连在这天都集中在“中山室”（文康室的统称）里，看着节目里的美女主持人、宣导短片、军事新闻还有弱智短剧。大家看得津津有味，不过班长、排长们都已经睡着了。

    军歌教唱也是重点项目。比较重要的如《陆军军歌》、《英雄好汉在一班》、《黄埔军魂》等歌，还会有各连间的军歌比赛。但是在成功岭这个地方有独一无二、只有这里才会唱到的《成功岭之歌》，只要每个来成功岭参加大专集训的学员都要会唱。

    在中后期，学员会全副武装地到战斗教练场进行班战斗练习。战斗教练场其实就是在野外，但有许多模拟如战壕、围墙、草丛小丘等地形，班长在这里会教些地形与地物的利用。在这之前学员都要先背一些战斗教练的准则口诀，等实际上场时，一边跑到该地形旁，一边复诵战斗要领。

    但是，大专男生还是很调皮的，在这种场地都会恶搞，比如会学电影里的美国大兵乱叫：“西贡！西贡！”然后作开枪姿势，最后假装中弹了，还躺在地上虚弱地说：“我……我……我……好想回阿拉巴马啊……”可见，是前两年的影响太深。

    不过班长也是义务役，总不可能都那么精实，所以有时各班带开后，遇到些混日子的班长，就把班兵们带到比较隐秘之处，索性也不上课了，大家就开始聊天打屁起来。到这个时候才知道，这小小的偷懒原来是那么幸福。

    其实办这个大专集训，这些教育班长们也是有苦难言，因为不能像一般兵一样要求，又生怕大专宝宝们出了什么差错，一不小心又上了报，所以一切都保护得很好。比如说啦，规定你每天一定要喝多少水，有没有固定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天天都问有没有正常大小便之类的琐事。刚去的头几天因为太匆忙了，居然有好几名学员一个礼拜没大便，攒了一肚子的大便。班长听了大惊，马上送他们到医务所去。上级长官也很重视大专集训。有次在野外战斗教练时，突然有长官来视察，副连长见状大惊，马上冲过来随便点了三个人：“你、你、你，去大便。”全连当场雷死。

    在成功岭时，学员也要站夜哨。因为是让你体验军事生活，所以也不可能让你拿真枪，就拿支木枪，连部左右各一个人，两小时一班哨。因为这整个营区是依山而建，每个连的建筑都是东西向，东侧是靠山坡面，总是传说成功岭的东侧特别“阴”，班长也会绘声绘影地跟你说，晚上要上厕所千万不要到东侧的厕所去，否则，出了什么事自己负责。“自己负责”这四个字，还会阴森森地说。所以，每当我半夜站东侧厕所旁的哨时，我总是想探头进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总是希望看到什么一样。结果看来看去也没发生什么。后来真正去当兵后，才知道每个部队总有这些传说，还不就是班长吓新兵，怕新兵晚上乱跑而已。倒是站西侧哨，可以看到远处整个台中市的夜景。

    成功岭大专集训的最高潮，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课目——“震撼教育”。即学员们全副武装，拎着枪，以匍匐前进的姿势穿过长约25米的铁丝网，穿越时头顶上有机枪扫射，旁边空地也有火药爆破，是一门模拟战场情境的课程。在真正要穿越时，班长会在前面领爬，学员跟在后面，一拨一拨前进。而轮到我时，我一趴下开始爬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晓得了，只是死命抓着枪往前爬，太紧张了，好像连爆破声机枪声都没听到，只记得爬我前面的那个人放了一个屁，我差点儿熏死而不是战死在里面，而爆破后的沙也撒得我满嘴都是。其实我爬到15公尺处就已经快挂掉爬不动了，但铁丝网太低，屁股又无法翘起跪着爬，再一想到会挡到后面的，所以还是用尽吃奶的力量爬出去，弄得全身都是沙。

    爬出铁丝网后，有块十几公尺的空地，大家就大喊“杀……”往前冲。冲到最后是个小丘，卧倒，开始跟着班长喊“劝降”口号。不过大家都已经累得跟狗一样，只能弱弱地喊着。

    “震撼教育”的结束也等于成功岭大专集训告一个段落，剩下来的几天，就是出出公差、参加结训典礼而已，很轻松。

    结训典礼全程是托枪姿势的展现，即手肘成90度捧着枪托，枪靠在肩膀上，有别于开训时枪放在地上持枪，表示学员都训练过，有臂力了。尽管如此，托了约7斤重的步枪近一个小时还是会让人虚脱。那时候怎么知道，过了几年后当兵在仪仗队，托那把重13斤的礼枪两小时都没事。参加大专集训，因为一切都按新兵身份办理，因此，结训时每人也拿到了五千多块的二兵薪水。

    大专集训结束了，学员们又在《成功岭之歌》的音乐中被班长送到车站坐专列回台北。我又遇到当初来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人，当时他被发到别的连去了。他抱怨说：为什么你们那一连看起来比较轻松喔？我只能开玩笑地跟他说：谁叫你当初跟错牌子排错地方。列车开回台北时已经是晚上了，等车过了淡水河铁桥，学员们看到当时台北最高的新光大楼时，已经是暴动状态。而火车进入地下，在台北车站出现的那一刻，整列车几乎疯狂，大家夸张地开始拍窗；等到下了火车，居然还有人做亲吻土地状，真是弱智。

    几十年来，有一百多万名大专生在这边参加过大专集训，在当兵之前让你体验一下部队生活。成功岭可说是许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大专男生的共同回忆。前阵子在上海的某天凌晨，我跟以前的一位同学喝了点儿小酒，一边沿着延安路走一边聊天，想唱歌，一时想不起要唱些什么，结果，我们最后大声唱起了《成功岭之歌》。说也奇怪，都过去十年了，歌词还是记得那么清楚。

    台湾的“大学三学分”

    升上大学二年级，我就转到东吴大学去读书，还是哲学系。大二一开学，就看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会戴着棒球帽。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男生都去了成功岭，被剃光的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所以戴着帽子遮丑。

    台湾大学里过去有一种说法是，大学必修三学分：课业，社团，爱情。结果，我第一项搞得一塌糊涂。倒也不是说没好好念，只是自己的专业不是很用心，反而一天到晚跑去旁听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之类的外系课程，要不就是整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索性课也不去上了。台湾的大学里面，几乎都有所谓的“二一”制度，即每个学期有二分之一个学分未达60分，就会被退学，所以我除了某些学科特别突出外，有时候也有这种二一危机，幸好每次都化险为夷。

    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那样混日子，有些同学是很有目标的，立志以后要读研究生，几乎都是从二年级或三年级暑假就开始去补习班上相关的课程了。这些研究生考试科目的补习班课程，只要你想得出来的科目，几乎都有开课。比如，有些同学立志未来要到国外读书，也会开始到专门的补习班上一些如GRE、tOFEL的课程。总之，大学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有正常人也一定会有怪人，当然，这些分界也常常不是那么清楚。

    那阵子正流行两岸间学术交流团活动，各类教授或学生团体来来往往于两岸间。据说许多教授或同学到了大陆后，对大陆大学生总是清早起来在校园内读英文的举动大为震撼，回到台湾后当做异闻开始大肆宣传，通常都是在寒暑假后刚开学时，听得大家直感到惭愧，立志发奋了好几天。

    再来说说社团吧！社团在台湾的大学里算是相当兴盛。主要还是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学术性，服务性，宗教性，兴趣爱好性等。学术性的定义很简单，比如说国学研究社、英日文社、天文社之类的，以研究为主，但通常又不会太严肃。服务性社团如儿童课辅社、法律服务社等，都是一些比较有爱心的同学在参加，几乎以女生居多，但同时也吸引着一些别有用心的男同学加入。宗教性社团通常是比较神秘的，可能都是外面的教会或者各种宗教团体在校内成立的社团，通常这类社团都负有传教的使命，但大部分同学对这些社团的成员也常敬而远之，因为一聊一定是没完没了。东吴大学跟基督教稍有渊源，后者校内还有一间教堂，所以基督教社团在这里面还算吃得开。兴趣爱好性社团，几乎都是一堆各个领域的怪人撑起的，常见的有电影社、登山社、武术社、动漫社等，不过这类社团几乎也都流于联谊性质。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不知所云的社团，比如说什么“看海社”，就是结伴去看海。“大冒险社”，嗯……这群人脸皮又厚又爱玩。当然也有些地下社团平常不曝光，但登记有案，如“彩虹社”，就是同志社团，采取邀请制等。

    一般大学里的社团几乎都有一百个以上，只要找得到一定人数联署申请，学校几乎都会通过。通过后每学期都会拨经费下来供社团运作，也会给一个社团办公的区域，因此会看到许多同学中午吃饭都是跑到社团办公室去吃的，其实就是边吃边聊天，还有电视、电玩可以用。但常常也不乏社团招不到人而倒社的例子，这个时候对社长也有些惩罚啦！

    我参加的社团也很另类，是个过去常在搞“运动”的社团，里面的人学的不是社会学就是经济学，一天到晚在那边研究“左派思潮”，说话三句不离哈伯马斯或葛兰西、马库色等。反正我参加这个社团也不是真的那么爱这些东西，只是觉得好玩又热血而已。当然，作为当时快过气的左派学运社团，去参加几次街头运动是必要的，因此，除了在学校搞些串联之外，我也跟着去参加了好几次如劳工秋斗、反对高学费等街头运动，只是跟以前的学运比起来喔，简直就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只能说，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不知道该反对些什么，导致愤青们很失落。

    后来，这个曾经辉煌过的传奇性社团就倒了。

    至于所谓的爱情学分，上大学交男女朋友那是一定的。班上干部也会提供很多机会给大家认识异性朋友，比如跟其他系办联谊，通常是理工科男生多的班跟文科女生多的班合办。要不然就是跟别的班一起抽学伴，即抽一个异性的别系同学做朋友，以及类似的活动。但通常，无知的大一女孩都是被看起来成熟的学长给追走。留下同班的男生遗憾不已，然后过了一年自己升级后，再恶性循环一次。

    台湾的大学生几乎都会骑摩托车，而摩托车除了当交通工具外，通常还具有送货、交友等功能。所以同学们也常会办摩托车联谊活动，找一些女同学出来一起去郊外玩。这时就要抽钥匙啦！男同学把自己的车钥匙都丢在一个安全帽里让女同学来抽，来决定谁载谁。这个过程可真是残酷呀！要是自己的钥匙被漂亮的女生抽到，那简直整天都会心花怒放，骑着骑着都好像要飘起来一样，然后在骑车过程中还会故意踩几次刹车，让女生的胸部靠上来，或者故意开快一点儿，女生就抱得更紧。但如果遇到被恐龙抽到的情况，虽然大家表面不说，但也会忍住不笑地默默拍拍你肩膀“辛苦你了，龙骑士”，这简直就是折磨啊！有时比较恶劣的同学就会玩技术性的手段，骑了没多久就假装车子出毛病，反正就是想尽办法把她给甩下就是了。

    台湾的大学生情侣们，并不像大陆那样，有很多一毕业就各分东西。台湾其实就一个岛而已，再远距离的恋爱也还是在岛内，相隔其实不会太远。因此，大学生情侣的最大杀手就是“兵变”，即女方在男生入伍当兵时变心。这也难怪，情侣毕业后，男生马上去当兵，而女生进入职场，男生在部队里与世隔绝。女生在职场里，遇到的又都是工作了几年、“成熟又多金”的魅力男，自然不是原男朋友可比的，再加上男朋友无法时时照顾的寂寞，在“前辈”适当的关心下，很自然地就“兵变”了。所以当初康康那首《兵变》，不知道唱出了多少台湾男生的心声，许多人唱着唱着就哭了。

    结果，等这些男生退伍后进入职场，过了几年也成为魅力男后，又去泡那些寂寞的职场新鲜人，一代又一代，又是恶性循环。

    那几年，网络成为大学生的新玩意儿，网恋自然也成为交往的新形式。在我的同学及认识的人当中，产生了许多凄美而又愚蠢的爱情故事。1999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推出，不知让多少纯情男女流下“时代的眼泪”，更把网恋的流行推向第一次的高峰。不过，大部分的网恋通常是无疾而终，少部分修成正果的也常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毕竟，那时候网恋就好像更早以前的电话交友一样，是不正经的小孩才会做的事。

    台北市长的世纪之战：马英九击败陈水扁

    1998年末的台北市长选举，被认为是“世纪对决”。国民党及民进党中生代的超级精英马英九及陈水扁，终于正面交锋。双方可说是旗鼓相当，战情紧凑。陈水扁挟着四年市长任内高达七成的高支持率寻求连任，而马英九又以一贯清廉、形象佳，再加上泛国民党大团结特点，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马英九在1997年白晓燕案后就因表示对政局失望，请辞“政务委员”的工作，回到大学里教书。当时面对陈水扁的势在必得，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可是一点儿信心都没有，几个被点名的人都认为是去当炮灰的。唯一有实力的宋楚瑜，那时候却因冻省问题已经与国民党中央闹翻了，摆明就是不出来参选。而马英九，也好几次表明绝对不会参选，国民党简直就是陷入了窘境。

    但是，除了马英九，谁还有能力跟陈水扁一搏呢？虽然马英九已经表明态度，但大家都知道，他最后一定会参选的。果然，他在最后一刻决定接受征召，参选台北市长，并且，宣布竞选那一天，支持率马上超越陈水扁。国民党可说是起死回生，士气突然大涨。

    而当时的陈水扁可说是声望如日中天，在市政上的政绩做得有目共睹，领导能力又强，很快成为民进党内掌握资源最多的人。1997年县、市长的选举，他以个人名义成立的助选团为各县、市民进党候选人助选，所到之处皆引起轰动，全台掀起一阵陈水扁热潮，也让民进党的县、市长席位首次超越国民党。

    反正，这一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双雄对决。其实，还有一个新党的王建瑄。这时王建瑄的角色就相当微妙了。因为陈、马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一样，虽然一般都认为陈水扁会当选，他所到之处的确人人为之疯狂，尤其是年轻族群。但实际上马英九一直领先陈水扁些微的票数，所以王建瑄能得到多少选票，就关系着这场选战谁能胜利。

    陈水扁在这场选战中简直将行销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次选战中，陈水扁除了本身的竞选总部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扁帽工厂”的另类竞选总部。那是一整栋充满了后现代气氛、像PUB一样的建筑，里面有咖啡吧、演讲厅、视听间等。而所谓“扁帽”，那是一顶墨绿色的毛线帽，本来只是筹备选举经费而做的义卖品，没想到这个玩意儿的推出却意外地造成全台的大抢购，成为当年的时尚流行商品，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戴着扁帽。于是，陈水扁方面索性将“扁帽工厂”作为一个创意性品牌，继续推出一些周边商品，如个性笔记本、鼠标垫、马克杯等，也造成一股收集及流行的热潮。一件由政治人物产生的附属产品，竟变成商场上供不应求的热卖商品，我看世界上也只有把选举当成全民运动的台湾会创造这样的奇迹。

    但这次选战，陈水扁却犯了一个错误：越到选战后面，越来越挑起省籍情结，又有民进党内人士说马英九是“新卖台集团”的一分子，结果，选战越打越悲情，反而不如四年前那充满了“快乐、希望”的气氛。虽然这次选战，省籍因素也没有全面发酵，但陈阵营的某些言论的确刺激着外省族群。

    反观马英九阵营，选战越到后面越欢乐，泛国民党阵营算是团结了起来。所以在他的场子里，不只可以看到国民党党旗，还会有新党党旗。

    马英九这场选战越打越欢乐，陈水扁则是越打越悲愤。这种情况在选前一夜两方的造势大会上特别明显。陈这边，不断地重复以往民进党一贯的台湾人悲情诉求。反观马这边，现场越来越hIGh。“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快来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呼！”镜头里的马英九这样热情地说，让当时很多支持陈水扁的年轻人也忍不住心动。

    结果隔天，马英九以6%的优势击败陈水扁。这次选战是国民党分裂后的首次大团结，但同时也造成了新党的泡沫化。陈水扁落选致词时也算够有风度的。过不久，陈水扁将市长交接给马英九。谁知道10年后他们两个又交接了一次。

    陈水扁拥有大批的年轻支持者，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投票权，只是跟着喊爽而已。但两年后的大选，他们都已经可以投票了，成为一股有力的票源。

    同时间的高雄市长选举，一样翻盘，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谢长廷，南下远征，击败了时任的市长吴敦义。到此，台湾北蓝南绿的局面基本上已经形成。

    “冻省”让宋楚瑜和李登辉结下梁子

    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省长选举及台湾地区“大选”，要是省长拿到的票比“大选”候选人的票还多怎么办？是不是代表省长更有统治的正当性？会不会引起所谓的“叶尔辛（叶利钦）效应”？还好后来1996的“大选”，李登辉总得票数还是比1994的省长宋楚瑜票数高。

    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后，一个台湾岛就有“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政府”。1998年，李登辉为了斗掉宋楚瑜，干脆把省给“冻结”起来了。这一“冻”，也“冻”掉了李登辉及宋楚瑜的关系，导致后来国民党的再次分裂。

    当1993年连战从省政府主席转任“行政院长”后，也许是感念宋楚瑜“护驾有功”，李登辉委任最后一任官派台湾省主席时就想到了宋楚瑜。宋楚瑜在省主席短短一年的任内也干得有声有色。1994年，挟着高民望，宋楚瑜以四百七十多万票，赢了民进党一百多万票，成功问鼎首任民选台湾省省长，政治生涯可谓达到顶峰。

    宋楚瑜在省长任内，不仅长袖善舞、八面玲珑、领导能力强，事事处理得妥妥当当，又深得蒋经国的真传，勤走民间，所以可说是具有高亲民度。而他的“省府团队”，风靡全台，在当时几乎成了“高效”、“亲民”、“清廉”的同义词。并且，宋楚瑜除了经营自己的省府团队外，更将自己的人脉系统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当初谁都不难看出他有更上一层楼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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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