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里过年
在我进部队不久后，就是12月31日了，这一天就如往常一样，整天都操课。尽管营舍房间的窗户就正对着台北101，但总是越看越郁闷。当天晚上，约好同梯次的弟兄，半夜12点整一起来看101大楼的灯光倒数，结果起床后才知道，原来没一个人醒来。
元旦的勤务对仪队来说是重要的勤务，因为三军仪队都要集合到“总统府”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所以凌晨3点就都醒来。于是，“菜鸟”们只好两点半就起床，准备好全队的早餐，等大部队出去后，继续睡到6点起床，才轮到我们吃早餐。
等大部队早上约8点回来后，会举行一年一次的祭旗仪式，就是把旗官房间里的各种旗帜通通搬到练习场，以鲜花素果供着，全队集合参拜。然后大部队就放假去了，留下菜鸟们用哀怨的眼神羡慕着。
再来就是农历新年了。菜鸟们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初二中午就收假，大吃大喝一顿后，看了两天的影片，第三天开始继续练枪法。每天晚上站哨，听到外面公园还在放爆竹，心情就跌到谷底。
第二年的元旦，隔天3点就要去“总统府”，但是半夜12点还是爬起来跑到顶楼上，跟大家看101的灯光倒数及烟火，因为变油条了。
说起台湾部队的春节假，大部分都是分三批放的。其实早在好几个礼拜前，对于春节时期该怎么分批放假，谁要留守，放几号到几号，表面上看起来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关系啊！留哪一批都可以。”但私底下已经暗潮汹涌，对于回家过年已经是志在必得的事。并且，这一年过完春节马上又有情人节，所以放哪一批就显得很重要。
终于，某天晚上点名时公布了休假时程。第一批是过年前开始放到初二，第二批是过年前一天放到过年后几天，第三批是初二晚开始放，通常没人喜欢放第三批。
“想放情人节的就去登记第三批。不然，到时候就到楼上去打手枪吧！哈哈！”值星官以一贯尖酸刻薄的语气调侃着。不过没有人笑得出来，毕竟大家都想既过年又过情人节。我有了去年初二就被叫回来留守的不愉快经验，因此极力想放第二批，结果不幸，承蒙副连长厚爱，第一个就点我留守第一批，我只好一脸大便地排到旁边去了。
终于，春节留守正式开始，整个连上只剩不到20个人，整栋楼空荡荡的，显得异常冷清，几个人除了站哨外，也没其他的事。过去一直认为，一个人要很清楚地知道他今天做过了哪些事才不算虚度光阴，也才是有意义地度过了一天，糟糕的是，我几乎忘记了这几天都做过哪些事情。
那几天跟一般部队的作息很不一样。虽然还是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10分早点名，值星官照例说了去打扫之类的话就解散，但大家总是又昏昏沉沉地晃回去继续睡觉，等到7点要吃饭了，才慢慢起床，但起床后通常又重重地躺了下去。这一段通常睡得都特别爽，接近8点时醒来，8点点过名后，一天才算开始。
8点集合后，大家作鸟兽散，不过通常都上了四楼KtV室，租了一堆DVD回来看。大家四散地躺着坐着，前面放映着影片，不看影片的人就在后面看漫画，打战国无双或看电视。留守的时候正值第一次直飞的两岸春节包机，一台华航空巴客机就这样毫无悬念地降落在北京机场，那是第一次有台湾的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看得我心情激动无比。后来几年，我也有机会坐那种春节包机了，反倒没那么激动了。
就这样，早上看完一部影片，就差不多吃中午饭了。吃完饭后午休，下午再看一部影片，就吃晚餐了。晚餐后，各自归位，行程如前。这时候你就会想：“啊！一天又过去了。”
除夕当天，照例请外面进来办桌，十一道菜，席间觥筹交错，酒酣饭饱后还是一样上了四楼。队长意思意思，给每个人发了一百块钱的红包，感觉就像被摸摸头一样：“乖喔！过几天就放假喽。”
当天晚上很早就睡了，是近几年来除夕最早睡的一次。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此起彼落的爆竹声。“啊，过年了！”却又懒得睁开眼睛，遂翻个身，带着一丝丝失落感继续睡下去。
隔天初一，“总司令”要来发红包，从营长以下都乖乖地在旁边列队欢迎。过了不久，“总司令”坐车来了。他的官邸离本队只有一墙之隔，所以便衣哨也算是在给他们家站岗。我们在服役期间遇到两任“空军总司令”，前一任是个翩翩儒将，夫人也气质高雅，后来这个“总司令”跑去当“参谋总长”了。后一任让人印象深刻，就跟普通中年发福的大叔没两样，江湖味十足但又对人亲切，夫人也跟邻家那种啰嗦的爱关心人的大妈一样，我们常常看到“总司令”晚上一个人穿着白色汗衫短裤骑着小绵羊摩托车就出去买珍珠奶茶了，一点儿都不起眼。两任“总司令”的气质非常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是开战斗机出身，另一个是开运输机出身的原因。
“总司令”一人又发了一百块钱的红包。我觉得发红包真是一件尴尬的事，当时倒也没人讲什么话，可是发完了，就有人觉得少。人真是难做。
过年这几天大致就是这样过的。但话说回来，因为觉得看影片挺无聊的，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还是躲在楼下看书。偶尔，还会听到办公室传来A片的淫声浪语，可能是大家都太苦闷了。另一方面，大概觉得过年了可以散漫一点，就把电脑的喇叭开到最大，淫靡的气氛遂在空无一人的回廊中荡漾……
另外，所谓的“留守加菜金”也被我们拿来吃喝玩乐，边看影片边吃炸鸡比萨之类的。
这种醉生梦死的日子过到最后，我居然开始感到心虚：“当兵真的可以这么爽吗？”直到留守结束的初二晚上，就看到一帮人一脸大便样地回来接替了。
任务型“国大选举”
在台湾，选举，尤其是县市长级以上的选举，大抵来说，过程还是“浪漫”的，不管你是什么颜色，都可以把选举过程当做是一场充满激情的嘉年华来享受。
不过，2005年5月的那场“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可真是个例外。媒体不爱，民众也不关心，本来已经够冷清了，再加上选举当天的大雨，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得投票冷冷清清，小猫两三只。
也许是台湾人已经习惯了“热烈”的选举方式：单一候选人造势，大型造势晚会等，因此对于这次“选党不选人的”投票方式显得没什么兴趣。
关于“国民大会”，前面已经提到过，依照台湾的政治教科书，是这样解释的：在台湾“宪法”的设计中，孙中山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亦即管理众人之事。照此，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而治权则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行使，为人民提供必要的协助。其中，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中央政权”则是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民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人民通过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于“中央机关”行使政权，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人民权益不受政府侵害，同时也得以享受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功能。
立意很好，但是，行使起来却是畸形万分。比如说，以前就常常看到“国民大会”各种自肥情况，或者“宪法修正案”一变再变，即所谓“山中传奇”。另一方面，“国会”已经有“立法院”了，“国民大会”随着时代的演变，也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台湾民众记得比较清楚的，可能是每次开完会，“国大代表”在中山楼下面的餐厅吃些什么料理而已。所以，“宪政”改革，将“宪法”议题交由“立法院”处理，并且民众要求废除“国大”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但是，依照“宪法”，台湾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五权宪法”加“国民代表大会”，如果要作“宪政”改革，仍需要“国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此前提下，这一次选举的意义就是选出“国大代表”，通过“国民大会”来修改“宪法”，使其“自废武功”。所以，这次选举意义是重大的，气氛却异常冷清。
这次选举对台湾以后政治体制发展的影响也许不是最强烈的，但我个人认为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任务型国代”选况的冷清，其实也多少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政治态度：喜欢热闹的选举气氛。
到了6月，“国民大会”正式归为历史。而建得美轮美奂的中山楼，最近外包给了酒店业者，要改做温泉度假中心。
而在2005年上半年，最大的政治性新闻应该是泛蓝三党纷纷都跑到大陆去访问了。
2005年到大陆旅行
退伍后不久，我没有直接找工作，而是又跑去大陆旅行。又是一次没有目的的旅行，带了当兵时存的一些钱，在家人有点儿反对的情况下上路了。
我先是到了深圳，然后坐大巴，清晨到了厦门，租了一间短期房。没想到过几天闽北遭遇特大暴雨，往北交通中断，结果我在厦门待了一个星期。厦门是个讲闽南语就能沟通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婉约秀气，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美丽的风景，也存在于闽南人敦厚的个性里。这样的性格，显现在公交车的让座里，显现在与人日常的对话中，显现在城市的干净整洁里，也显现在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里。因此，相对于其他都市的喧嚣及匆忙，厦门就多了一份安静及闲逸。
去厦门，当然去了美丽的鼓浪屿。后来几年到过南洋之后，才发现南洋那些老厦门移民对这座小岛的情感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后来，混进厦大去听台研所的讲座，发现厦大台研所的研究果然如传说中那样最贴近台湾实情。那天是知名的陈孔立教授主讲，分析连宋访问大陆后两岸的情势发展。现在看来，他在那时就能冷静地几乎完全预测到后来几年台湾政局的发展，并且说明，当时大陆政府对台的政策已经是“不表态不介入”，就是选举时不说话，让台湾自己玩去。但当时民进党人还没发现这一点，每次选举都还想激怒大陆以博取同情，事实证明这些伎俩已经没用了。
厦门之后，我到了南昌，看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第一次到南昌，看了八一起义纪念馆与滕王阁。南昌比起其他省会都市，给人比较旧的感觉，许多房子看起来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灰灰黑黑的建筑。在火车上我与一堆南昌人聊起这些事，他们自己认为也许这是革命老区的通病。
但是南昌的餐饮业真的很火爆，到处都是餐厅。我看到南昌许多的新房正在建筑，另外也有许多旧房正被推倒。也许南昌的发展起步在同级城市中比较慢，但未来应该会以更快的发展速度奋起直追。
我在南昌待了一天，当晚坐火车往杭州转往宁波。受了余秋雨那篇《风雨天一阁》的感召，我特地再去宁波看了天一阁。
但后来比天一阁更吸引我的是月湖。“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中”，月湖位于宁波老三区市中心的海曙之地，四周被热闹的市区包围，中间也被路桥切为一半，但岸边垂柳婆娑飘飘，清风扑面，曲径深流，水道静谧，亦有花溪石拱桥，颇有大隐隐于市之姿。月湖水波逸韵，在湖边小坐，时有清凉之感。虽然月湖比起杭州西湖小了很多又不那么出名，却又更生活化，在偶有微风吹皱如镜湖水的夜里，湖畔的烧烤、茶余饭后的乘凉、一家大小的散步、铺席纳凉而睡，都诉说了月湖的可亲。
我喜欢宁波那种典型的江南城市的气氛，随处可见的那种小水道般的细细流水，三五个老人在岸边搬椅搬桌而坐，打牌品茶，快意纳凉。
我在宁波待了一天，坐大巴经沪杭甬高速来到上海。没想到那几天遇到高温黑色警报，我却又一直在太阳下走来走去，后来几天严重脱皮。我在上海五天，看了一些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就离开往山东去了。
第一次进入齐鲁大地，首站是曲阜。这座城市的商业看起来没其他城市那么发达，比较大的商场几乎没有，大多是中小型的。而许多店的灯光也不是特别明亮，开了日光灯却呈现一种有点儿昏暗的气氛。走在路上，除了一般市民很容易认出来外，有很大部分都是观光客。在这里，尽其一切“消费”孔子就对了，就连大排档名或小吃也喜欢取如“孔府”、“孔门”之类的名称。沿桌卖艺的乐手拿的都是简易版的古琴，击出来的音乐都是古乐，真让人禁不住感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呀！
儒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阴影随着圣人家门的开放而逐渐消散。也许这两年兴起的国学热，终于让孔夫子的思想不再带有沉重包袱，而重新成为现代人立身处事的指导方针。
半夜，我从山脚开始爬泰山，累得跟狗一样，终于在爬完最后一阶楼梯，凉风扑面而来时大声欢呼出来。正所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想必当年李太白也是这种心情吧！不过很不幸，天阴没看到日出，整个人就瘫倒在石头上了。
下山后坐火车至青岛，几天后再往济南。青岛海岸线的市区景色是极佳的，从古典优雅绿树红瓦的青岛一直到现代化的高楼青岛，山、海、城，尽收眼底，融为一体。若薄雾迷蒙，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迷离。青岛整个市区的建设就依着地势坡峦起伏，逐层而建。如果从海上看青岛，野味的海风，蓝色的海波，绿色的山坡连成一片，山坡上红色的屋瓦散落，又整齐地叠在其中。众所皆知，这是德国人规划的城市，因此充满了想象中的异国情调。
而济南的旧市区又是另一派风景了，在这里有灰砖、乌瓦、黑门。小户门楼，或大户人家，无不给人苍凉的安静之感，无不带着岁月的痕迹。但隐藏其中的处处泉水各有特色，汩汩地从泉眼流泻而出，在民居之间串流，再合流入大明湖，醇美而令人回味，如同这个城市，朴实但渐渐发现她的美妙而令人流连忘返。济南不是秀气的江南，而是直爽朴实的北方城市，但又因为有泉水缓缓流过而温柔，使她刚柔并济。济南自古以来以泉闻名，如同这个城市的灵魂与精神般，令多少文人雅士魂牵梦萦。真无法想象，如果济南少了泉水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离开山东后到了北京，托朋友的福，这次得以深入北京的各大街小巷。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也见了许多长期不见的朋友。之后，我就往河南去了。
清晨我在新乡下火车，搭小巴往辉县去，再转车往北寨，最后坐摩的到郭亮，进入太行山区。夜宿一日后，第二天早上9点半开始步行至南坪。约12点到达，在南坪待了一晚，隔天穿越昆山挂壁公路，进入山西境内。太行山势绝壁连绵，危岩相叠，但走在其上可说是移步换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当天下午我到了王莽岭下的锡崖沟，途经锡崖挂璧公路。此段公路，在同一个悬壁上盘旋了三层，可说是鬼斧神工。我在遗世独立的沟内住了两天，第三天早上离开当地，经山西陵川县再绕回郑州。
郑州这座位于中原的北方城市，虽然比东边的开封、西边的洛阳历史悠久许多，但就是给人缺少一点儿文化底蕴的感觉，在中国的各大都市中，并没有给人特别的印象。提到郑州，在我以前的印象中总是只能想到京广线跟陇海线的交会点，一下子就没话好讲了，总觉得郑州根本就是一个特大的单位院子而已。但话说回来，郑州的绿化还是蛮成功的，法国梧桐的随风摇曳，到底使这座朴素而大气的城市有了点儿优雅的感觉。
在郑州参观了河南省博物馆以及二七塔附近的街道后，我隔天晚上就往洛阳去了。
洛阳被洛河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当然古代的洛阳城大概也是这个格局的，现在河以北是传统的旧市区市中心，以南旧城墙外是新开发区。
我参观了洛阳的王牌景点龙门石窟群，在远处即可很明显地看到大大小小的洞窟石龛，或浅或深，如蜂窝般排列。上面的佛像，或立体地神采飞扬跃出石面，或浅浅地表情拘谨浮雕于石上，各有姿态。架在石壁上的楼梯栈道上下起伏，爬起来也挺吃力的。时至中午，烈日当头，真难想象当初几百年间，多少工匠在此，不知流下多少汗水，才完成了这艺术史上不朽的历史集体创作。
龙门石窟里的奉仙寺那几尊雄伟的大佛与其他人物，代表武则天时代以及历史上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盛唐时期大帝国的恢宏气度。据说这尊佛是照着武氏的面形雕造的，意味着武则天成佛化身的地位，但在佛慈祥又带点儿神秘的眼神注视下，却让人深深感到自己如同孙悟空逃不出佛的手掌心般渺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渺小，更是一种面对人类艺术巅峰之作时，感受到的精神上的渺小。
在洛阳的第三天早上我参观了白马寺，下午继续往西安去。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西安。西安一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钟鼓楼以及南大街，这次发现南大街的夜色更为美丽，霓虹灯更为绚烂迷离。到了晚上约10点，路上人潮依然川流不息，充满朝气而热闹异常，夜生活挺发达，这完全跟一般古都的印象不同。而让我一直在意的是，西安的女人是那样的美丽，就是那种轮廓较深的美丽，活脱脱都像陈红扮演的唐朝美女般那样的婀娜多姿，看得我眼花缭乱。
本来想去爬华山的，但我一想到之前爬泰山时的惨烈，遂打消念头，但到现在又后悔不已。在西安时我认识了一个六十几岁的希腊老头，骑着脚踏车一路从希腊出发，经过中亚到了西安，要继续环游世界，那几天还上了西安当地的报纸。
我在西安休息了几天，一解一路奔波之苦。之后往北到了延安，一路见识了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的黄土高原。
那几年很流行“红色旅游”，顾名思义，就是游览一些与中共历史有关的景点，借此“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延安当然是红色旅游第一首选了，重要的景点有枣园、杨家坪、清凉山、王家坪等。
离开延安去壶口瀑布。站在瀑边才感受到照片上无法感受到的震撼力。黄河在壶口这一段，本来数百米宽的河床突然收束到只有50米，巨流被挤压的结果就是，水势在此如涌如喷，如天崩地裂般飞流而下。此处地势如同壶之口，因此得名。站在瀑布面前感受，正所谓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瀑水冲击至水底，如同巨龙滚水冒起浓烟，阵阵扑面而来，像是要把人拉入水中一样。其声势又如惊天雷鸣，轰轰如大军压境，荡荡壶口，让观瀑者无不胆战心惊，被这气势压得不自觉地无法动弹而腿软。
离开壶口回到西安，我又休息了一天。本来考虑继续西行到甘肃再南下四川的，但因时间关系，我遂决定从西安经108国道直接下四川。
108国道西安至汉中段，要越过秦岭，车子就一直在山里绕呀绕的。想韩信当年逃到南郑，想着不能走官道，于是在这荒山野岭里也是绕呀绕，还杀了个倒霉路人才找到路。又如刘邦，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久居关中之地，对秦岭的另一面完全陌生，怪不得他把前往蜀地视为畏途。过了秦岭，果然，不管是植被还是种植作物，都与山北面有很大的不同，就连这里人的口音都比较偏向四川，一般人对陕西的刻板印象到了汉中却在一瞬间瓦解。
汉中现在是不起眼的小城，但充满了历史文化氛围。地处于秦岭及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关中入蜀要道中的重要都市，又因滚滚汉水向东南去而入荆吴，形成了其四通八达的交通转运站的重要位置。在承平时期，汉中是各地商贾人货来往的要地，在战时，尤其像东汉末期这种群雄割据的时代，更显出其战略重要性。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及军事地理重心不断转移，汉中的位置也慢慢被人所忽略，跟上面所说的一样，若不是还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汉中老早就跟一般的城市没什么两样了。在汉中，我去了石门峡，再去定军山下的诸葛孔明墓，第三天早上离开。
我继续南下，进了四川，在昭化这个小古城休息了一晚，继续前往成都。
第三次到成都，我也没有特地想要到哪里玩，整天就是到处闲晃着，晚上再跟朋友出去喝喝茶吃吃大排档。外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生命，但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在一路奔波中暂时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有个借口，好好懒散地感受一下成都这舒服的都市。
到成都那一天，正好是第二次“超女”五进三的决赛，就连大巴上都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成都街上的美女依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街上有许多歌迷们自发组成的拉票团体，拿着自己制作的海报到处向路人拉票。其中还是张靓颖的歌迷声势最浩大，到处都看得到，就连我的手机都被借去投票了。当晚，热闹的春熙路突然人群为之一空，大家都跑回去看超女了。
在成都四天，我略过重庆直接去了武汉。又赶上武汉最热的时节，整个就是郁闷。但直到坐公交车上长江大桥，一阵强风扑来，宽广大气的长江再度出现在面前时，心情又豁然开朗了起来。这一刻，我才如同猛然醒来，有到了武汉的感觉。
武汉已来过多次，但这回是我第一次搭了长江渡轮。我在武汉只待一天而已，当晚就搭车往南京去，再转回上海了。离开前我还抢了10分钟跑去吃热干面。
回到上海，跟一群上海的朋友去嵊泗玩。其实想想，上海人还挺可怜的，附近没什么漂亮的海岸线，只有那个人工的碧海金沙。想要看看美丽的海，远一点儿得到海南三亚，要不就是到青岛去，但如果时间不够多，又想到海边玩，大概只能到上述几个离长江口“稍远一点点”的岛屿了。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苦闷。很庆幸，跟着他们感受了这种苦闷。虽然这里也说不上有什么特色，海也普普通通的。比较特别的历史古迹嘛……没有！要如其他地方硬要编出什么动人的传说故事，我看也很难。但偶尔来海边看看，还是不错的。
回上海后，又待了半个月，然后结束这趟旅程，回台湾乖乖工作去了。
卡债风暴
在2004年前后，台湾掀起一股所谓的“卡债风暴”，产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现金卡的奴隶。这些人欠下信用卡债务，无法立即缴清，在这种情况下需付出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多出的费用。但是钱已经透支了，哪有钱付呢？所以常常又用“以卡养卡”的方法，从一张卡贷出现金，去填补第二张卡的当期债务，然后再从第二张卡贷出现金，填补下一张卡的债务，如无间地狱般周而复始，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现金卡的滥发，以及许多人不衡量自己财力而理财不当的结果。但要说起远因，还必须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在金融风暴当中，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对于银行业来说，逾期放款逐渐增加，而使企业金融逐渐紧缩。此外，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筹募资金的方法越来越多，企业向银行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而面对资金需求也相对减少，银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调整。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企业金融业获利日益缩小，因企业金融获利缩减，银行转而发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费性金融业务。
消费性金融业务指的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金融机制，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现金卡、小额放款、个人信贷、房屋贷款之类。因为银行主力转向这里，因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压力。在过去，台湾人总认为能进入银行工作是“铁饭碗”，所以许多父母也会鼓励儿女到银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银行有所谓“世袭制”，就是父母以前在银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优先录用，羡煞不少人。但当银行的目光转向消金业务后，银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财专员，一般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开始有了业绩压力，所以现在银行工作也不见得是铁饭碗了。
在这些原因下，各银行除了更积极推销信用卡之外，在前几年的台湾，好像在一夜之间流行起了现金卡的申办。电视上突然出现一堆广告，什么“借钱真容易”之类的，不断灌输民众办理现金卡，使用现金卡。这似乎就是种高尚的行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过，广告中也并未很确切地告知民众，现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还有高循环利息，只是一再强调办卡容易，却未将所有详细内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钱去办那就算了，结果是一帮人很笨地都去办，花钱花得很快乐，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方面就是信用卡。发行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推销信用卡，常常附带了一堆红利活动，比如刷卡数次可获积分回赠或年费优待等，吸引人们申请信用卡。并且，额度限制又给的越来越高，持卡人个人无法控制消费欲望，纷纷欠高额卡债并无法按时付清，只能长期背负卡债。
我认识的卡奴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这种现象在台湾的部队里好像很普遍。职业军人似乎都是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户，尤其下级军士官，从以前的地下钱庄开始，只要拿个军人身份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钱。职业军人收入稳定，本来就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加上军队生活相当封闭，不少军官理财观念不佳，社会经验不足，欠下卡债的情况时有所闻。或者是，银行只要派出几个讲话声音嗲一点儿、长相貌美一点儿的理财专员拉业务，这些人就乖乖地签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的都是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卡债风暴”。已经成了风暴，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在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台湾从事技术、帮佣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约有30万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外籍劳工皆是透过所谓中介公司来引进。此类介绍所是受劳务输出国法例给予特权经营的，它们收取的外劳介绍费额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是外籍劳工在出国工作的3-6个月的工资。以泰籍劳工来说，他们来台湾之前，要先付给中介公司一笔大约15万元台币的中介费。本来是来赚钱的，但还没赚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费，许多人只好先跟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来台湾后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补中介费。
目前在台湾的各种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外籍劳工的身影，承包商为了压低人力成本，引进了许多的外劳。而这种情况在帮佣市场也是一样，只要到医院一看，许多的家庭看护也都是东南亚女性。等于说，台湾的许多低阶层工作市场都被他们占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许多地方是他们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礼拜天早上，就拥入大量在北部的菲佣菲劳，旁边各种菲律宾商品商店也应运而生，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是在台北还是在马尼拉。而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籍的，就喜欢到桃园中坜车站那边一排的东南亚商店街去，那里号称东南亚国家的“租界”。几乎台湾的每个大城市，在假日时都会有个外劳聚集地。
台湾引进泰籍劳工是在建设台北捷运之时。当时台北车站前的捷运工地就有泰劳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欢站在天桥上看下面的泰劳玩藤球。那些动作是蛮华丽的，在台湾，除了泰劳聚集处，真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劳工承担了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是生产者、劳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稳定社会的重大力量，因为若没有外劳，可能许多低阶层工作没人去做。尽管这些外劳有许多付出与辛劳，里面有许多人都有大学学历，英文可能也讲得比大多数人好，但许多台湾人在他们面前不免还是会有些莫名的优越感存在，好像自己高人一等。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外劳脏脏的，看起来好像会做坏事一样。这些奇怪的想法造成污名化。其实若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谁会愿意离乡背井呢？但另一方面，这些外劳的素质的确又高，比如之前在台湾的论坛上，就有个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工地实习，大叹自己的识图能力不如外劳，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雇主眼中，外劳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当然啦，外劳大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更快赚钱，但民众常常也听到因为超过生理极限的超时工作，而造成意外和工伤的新闻。
而所谓“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高”，也常常是雇主剥削的理由。外劳在台湾又没有工会，劳资纠纷及法律资讯严重不足，常常会因为被欺负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将这些引进台湾的外劳视同奴隶，以各种名目强加剥削，收取高额的中介费，平白坐享暴利，其他的都不想管。此外，由于外劳的引进存在巨额利益，当然会有各种势力介入，也使得问题更复杂。
2005年的2月，高雄捷运爆发了泰劳集体暴动及火烧宿舍事件，这就是中介商及雇主长期剥削及压迫式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依照以往经验，外劳会使用集体行动激烈表达心中不满，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无可忍，才会放手一搏。这件事算是上了国际新闻，尤其是泰国的反弹声浪特别大，而此案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更成为后来几年当局一连串弊案及政治风暴的导火线。
当时，大约有两千名泰劳参与了这场抗争。这件事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泰劳长期处在管理公司的不当管理及各种剥削之下。各种不合理的对待洋洋洒洒地被列出一大篇，比如吃饭掉饭粒要罚钱，不给现金只发代币卡，将其消费限制于营区内等。而管理者更如狱卒般以高于市面的价格贩卖物品给这些弱势者，残酷地榨取他们剩余的微薄薪资，各种匪夷所思的条款及触目惊心的情形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对待奴隶，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认为文明社会的台湾。
所以，当一切都指向中介公司的管理不当时，时任“劳工委员会主委”陈菊（现在的高雄市长）在上电视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些中介里有“有力人士”在操纵。虽然陈菊并没有明说有力人士是谁，但大家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陈哲男。
陈哲男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政争之时，为“立法院”内主流派团体“集思会”内的一员，算是李登辉的一员大将，但后来因为一些与非主流派的斗争原因，陈遭到牺牲式的开除党籍，以平非主流派之怒。后来陈哲男加入民进党，当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他也跟着担任台北市民政局长。后来陈水扁当选了，他又跟着得道升天，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但是，这时他开始身陷弊案，且一个牵连一个，等到陈水扁再度连任时，陈哲男未能续任副秘书长。
所以，高雄捷运泰劳暴动的调查结果，意外地扯出了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接受厂商招待离开台湾、图利中介厂商等事情。从这件事开始，又意外扯出更多的弊案，从而使民进党的清廉执政形象崩溃，很多人也因此丢了官。但对弊案的追查仍没有停止，这些弊案一个牵着一个地揭发，直指“总统府”及陈水扁一家人，终于，引发了2006年大规模的倒扁示威。所以说，这次的泰劳暴动事件，意外地成为未来几年台湾一连串政坛风暴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