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 h3">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5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仍历历在目。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er h3">二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由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生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出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村民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他们有知识，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含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er h3">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是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装备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当时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

    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看到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领袖向他的另一批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一一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er h3">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相信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19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一切。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却被他们转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故乡的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距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4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早就有人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er h3">五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养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他的许多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周的造反就应运而生——上合天意，下符己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人性中的恶一旦被调动出来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所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被自己的重车轧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儿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玩笑”的巨大后果。

    <er h3">六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8岁，大姐15岁。

    15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相，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当我读出父亲当年的苦衷时，一种惊悚油然而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