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3年中，正象国内外一些记者所了解到的，温妮·曼德拉在布兰德福特完全改换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采访她，谈论新禁令的影响。她从不自哀自怜，只有欢乐响亮的笑声，特别是当她谈到普林斯卢的献身精神时：一天晚上，她9时30分出去倒洗澡水时，他仍呆在那儿，从车中监视着她。她说过，在这个城镇的白人社会中，有3个人和她很友好；大多数人则视她为“某种可怕的威胁——阿非里卡人对自己灭亡的恐惧”。同时是旅馆和酒店主人的市长，对一位记者坦白说，“是的，当她刚到这儿时，人们都不高兴，但我们已经习惯和她相处了。我们现在接受了她。她正直而勇敢。她常来这儿买东西：香槟、新加诺酒，诸如此类的小物品。我和她说过话，她很有教养。”
放曼德拉！”标语的旗帜，宣布由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发起的“释放曼德拉”运动开始了。
温妮创办了托儿所，为儿童准备午餐，为老年人提供热汤，还办起诊所和使妇女通过出售学生制服而赚钱的缝纫组——这都是西方国家使馆援助的。既然温妮不能外出，外面世界的代表就来这里会见她。
回忆起约翰内斯堡的学生时代，第一次阅读尼赫鲁的《印度的统一》一书之后，曼德拉谈论青年联盟的“强烈而狭隘的民族主义”：
释放曼德拉运动主张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能够了解到它的进展。16年来他们为获取外界消息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80年5月13日，监狱部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政治犯们可以阅读一份英文日报和一份阿非里卡文报纸；他们可以用自己在菜园劳动挣来的钱，从监狱的售货亭购买食品和卫生纸。做苦力的日子已经结束，至少对特殊区域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来说是这样。
黑人发言人提出了他们的看法。珀西·科布扎(1977年当报被取缔时，他也被监禁)作为《星期日邮报》的编辑，是这样评论的——如果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则必须安排紧急葬礼，因为“尸体仍在，而且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恩塔托·莫特拉纳先生说他无法相信黑人的斗争会因为这种“信任骗局”而减弱。西方出版物的大字标题对南非政府毫无安慰之意：南非的恶梦提前；南非时机已逝；比勒陀利亚无望得救；通行证制度和对南非黑人一如既往的剥夺。
声明接着说：
大的了。
1981年3月，他接受了与英国安妮公主和杰克·琼斯竞选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的建议。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
“总体攻势”是政府的新名词，它取代了在此之前所用的“黑色威胁”、“共产主义”、“病态人道主义”等一系列的蹩脚定义。
时间教育了我们，正如尼赫鲁所说的那样：“民族主义有它特殊的优点，但却是一个不可信的朋友和惹麻烦的历史家。它使我们盲目地面对许多事件，有时甚至歪曲真理，特别是当它涉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时。”
有如此，才能开始“有意义的事关国家前途的谈判”。
每次探望曼德拉回来，温妮·曼德拉都要谈到他的“感人精神”，“我们的总理在度假”。她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阿非里卡人国民党刊物上关于他蹒跚迈步、老态龙钟的那些杜撰。他仍然象被捕时那样硬朗、乐观。”接着她又补充说，曼德拉还比过去更充满信心。
她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少数人政府、一个殖民者政府。”接着她指出，南非政府正自行毁灭：“如果你剥夺人们的各项权利，你只能促使他们组织成为一支必须对付的力量。政府实际上正在为我们发动群众。”南非政府对暴力活动的升级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他们引发了一场革命，却反过来指责我们。”温妮解释说，黑人有权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苏联集团的援助，借以促进黑人实现自身的解放。美国如果不结束对白人少数统治者支持，至少应该中断与南非当局的所有贸易关系和体育、外交上的联系。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象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计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
人民的结论是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失败了。监禁中的黑人政治犯继续号召“黑人联合起来”。这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现在不是奢谈分裂和不团结的时候。在所有层次和所有方面，我们的队伍都必须紧密团结，消除差别，以达到唯一的目标——彻底粉碎种族隔离和种族统治。”他们自信地宣布“世界站在我们一边……胜利是必然的。”
关于国内黑人的团结问题，黑人觉醒运动的拥护者和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加查·布特莱齐酋长——亦是祖鲁民族主义运动因卡塔的首领，在相互指责；争论波及国外，其中尤以布特莱齐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他也用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的颜色，并宣称领导着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但是因卡塔丝毫没有反对政府的迹象。
政府的上述政策，目的是促进城市黑人分化成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其核心是把黑人贫民从被宣布为“白人区”的南非87% 的土地上赶走，他们按契约充当短期劳工时除外。自从种族隔离实施以来，被强行安置在10个“黑人家园”的非洲人有200万。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比喻说他们“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被扔掉”。1979年，政府根据两项新法律，又要将数百万人赶出白人区。
当然，政府也准备给予租住城镇房屋的黑人99年的租期。然而，如果租用人失业或违犯法律，则租约失效。仅在索韦托就有2.5万个家庭正等着租住房。
简而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在斯泰伦博斯大学，当持不同意见的阿非里卡人学生就政府宣布不会释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而起哄、斥责时，总理曾勃然大怒。法院判决了曼德拉，他必须终身服刑。
作为新宣传运动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果然被披上一层伪装：土著事务部被称为“多元关系部”而后又改成“合作与发展部”。新部长皮特·库恩霍夫1979年6月在美国曾说，种族隔离“正在逐渐消失或已经死亡”。博塔总理很快予以严厉反驳，他声称他更喜欢用“好睦邻”而不是用“种族隔离”这样的词。
从全国看，黑人失业者占四分之一，并继续在增长。这意味着等待就业的黑人工人接近200万，其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学校毕业生流入社会。而在白人那里，却有成千上万个工作空搁着，白人移民受到总统欢迎并称赞他们成为南非公民，保证他们及其后代享有“和平、幸福与繁荣”。
P··博塔总统上台伊始就慌忙推行他的计划：一方面，打着改革的幌子，企图消除不断加强的国际制裁，另一方面，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尤其是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统治。从中，曼德拉发现了很多矛盾之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阿非里卡人都必须生存。
看着我，就象它们的主人那样，令人感到寒伧、失意。在酒吧，他们从开门喝到晚8点钟停业，直到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孩子们放学归来在家找不到食物充饥时，便会立即加入他们父母亲的行列。
他接着说，圣雄甘地对印度和南非的历史“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正是在南非土地上，圣雄创立并信奉了‘非暴力不抵抗不合作’的思想”。曼德拉对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给予高度评价。她在50年代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曾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予以声援。
马兰将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政府不可能坚持与同情游击队的85% 的人口对抗到底，因此，根本的防卫战略不能仅仅靠军事实力，而必须利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
了这个声明。
今天的世界，科技突飞猛进，通讯缩短了以前无法逾越的空间距离，过时的信仰及人们间想象中的差别在迅速消失，排外主义正被合作与相互依存所取代。我们也认识到应抛弃狭隘的观念，适应新的现实。
监狱生活中的强制与束缚迫使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静观事态发展”，服刑12年的马哈拉吉证实了这点。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仅看到世界的一个角落。在结束一天的忙碌工作之后，他们才有机会看看世界变化、发展的总趋势。每当收集到来自外界的消息，曼德拉都要仔细加以研究，力图从中找出南非当局所做所为的自相矛盾，分析黑人解放运动如何才能运用并扩大这些矛盾，从而削弱白人政权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