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的妻子徐文淑，原名徐大毛，其父为私塾先生，但徐并不识字。1912年，张父去世后，母亲戴氏带着子女们回到老家安徽潜山，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戴氏决定给18岁的张恨水找个媳妇。

    媒婆介绍徐家长女后，戴氏趁着徐家牌楼戏台唱戏，前去相儿媳。这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楼，媒婆一指，戴氏只见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其中一个眉清目秀，模样可爱。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婚期。但戴氏和张恨水万万没有想到，媒婆指给戴氏的其实是徐家的小女儿，另一个相貌平常的姑娘才是徐家长女。

    张恨水本不满母亲包办婚姻，但他不忍拒绝母亲，只能同意。转眼到了成亲之日，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与新人拜了堂。等进入洞房，秤杆子挑开红头盖，张恨水才发现，眼前的新娘相貌平平，身材矮胖，与母亲口中的女子大相径庭，他大受屈辱，后来写下了小说《青衫泪》。但为了母亲，他勉强接受了徐大毛。

    婚后，张恨水的妹妹其范为大嫂更名徐文淑，并教她读书习字。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

    结婚不到半年，张恨水便出外谋事。及至1926年，徐文淑随全家迁居北平时，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融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老有所依。1927年，徐又生下一子，不幸夭折。从此，徐文淑认为是自己苦命，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生下儿子张小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徐视张小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都叫徐“大妈”。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将徐文淑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胡秋霞与子女返回北平，徐文淑独自留在潜山照顾婆母，张恨水给她购置了土地、房屋。到土改时，徐因为有地，被划成地主，只能离开潜山县，住在安庆市的一座小楼里，深居简出。张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开心地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文淑上街去给张小水寄信时中风，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的信上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并把她送入医院，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下遗言，将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1919年，张恨水到北京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很是辛苦。当时张已经三十岁，客居北京，举目无亲，内心非常苦闷。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大了，院方还负责为她们介绍婆家。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和自己的照片，等着院方通知。当时一个商人也看中了这个女孩，也交了押金和照片，在两张照片中，女孩选择了张恨水。

    女孩姓胡，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时她被拐卖到上海，给一个杨姓人家当了丫鬟。杨家搬到北平，她也来到北平。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艺所。

    张恨水从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取“秋霞”二字为女孩取名胡秋霞。他先将胡秋霞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两人培养出感情后，才办了婚礼。

    胡秋霞悉心照料张恨水的生活，使张可以安心工作，这之后，张恨水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张也手把手地教她读书识字，到连载时，胡秋霞已经可以看小说了。

    张恨水名噪京城后，杨家人慕名前来攀亲，认了胡秋霞做养女，说这样可以提高她的出身门第，方不辱没大作家张恨水；又带了许多金银首饰，送给他俩刚出生的女儿；还接胡秋霞回家，说是回娘家走走亲戚。

    后来，张恨水根据胡秋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小说出版后，立即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看中，于1931年拍成了电影，由胡蝶主演。张还将杨家人认胡秋霞做女儿一事写进了另一部小说，见第九十八回“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胡秋霞只是粗通文墨，她与张恨水之间缺少张恨水向往的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而杨家经常让胡秋霞去打牌，有时胡还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张恨水很是失落。

    1928年，张恨水遇到了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才女，二人互生爱慕。才女提出，如果张恨水想和她结婚，必须先和胡秋霞、徐文淑离婚。张恨水觉得一旦离婚，胡、徐将失去生活的依靠，于是他毅然挥剑斩断情丝。

    接下来，张恨水遇到了其一生的爱人周南。胡秋霞很是愤怒，她闹过，想过离婚，撕碎了以前所有的照片。有一天，胡秋霞趁张恨水不在家，打上周南家门，把玻璃都砸掉了。但在婆母和家人的劝说下，为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她最终还是妥协了，常常借酒浇愁。

    胡秋霞对钱看得很淡，张恨水给她的私房钱，她从不会自己享受，张恨水办《南京人报》时，她毅然拿出2000元大洋帮助张购买印刷设备。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胡秋霞和家里人被留在了安徽老家。由于战争，张恨水寄钱只能寄到金寨，每次胡秋霞都要赶两百多里山路冒着危险把一家人的活命钱取回来。张恨水老家的人对胡秋霞的评价是，很像一个侠女，“爱劳动，胆子大，心眼好”。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平，刚开始住在张恨水单位的宿舍里。1948年，她生下女儿张正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胡秋霞，张恨水将她接回了家，和周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次年，张脑溢血，还在哺乳中的胡秋霞与家人轮流照顾丈夫。等张病好一些，她就搬到别处居住。张恨水每月来看他们，来了便乐呵呵地带着他们上小馆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胡秋霞省下粮食给儿孙吃，自己却常常饿得浮肿。她去张恨水和周南的住处串门，总是带上一些吃的，生怕自己去吃饭使得他们不够吃而为难。

    周南病逝后，胡秋霞和张恨水也没有一起生活。她常常去探望张恨水，到张恨水离世前，次数明显增多。

    晚年的胡秋霞虽然有儿孙相伴，但寂寞依旧，苦酒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她指着袅袅的檀香清烟对女儿说：“那就是我的伴……”1983年，胡秋霞也告别人间。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周淑云祖籍云南，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故，只有母亲和一个弱智弟弟。因此，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这身世与张恨水中沈凤喜较相似。而她正是看了，开始倾慕张恨水的才华。

    张、周二人相遇是在春明女中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组织者在这次游园会中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传统名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一折，张恨水被邀请出演押差崇公道这一角色。而扮演苏三的就是周淑云。两人一见钟情，周淑云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名份和地位。很快，17岁的周淑云以“外室”的身份同36岁的张恨水结合。

    婚后，张恨水教周南读唐诗、学绘画、练书法，不时来段京腔对唱，其乐融融。周南的到来，给张恨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张恨水享受到了追慕已久的琴瑟相和、红袖添香的家庭温馨。当年，周南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取名张二水。

    张恨水和周南的结合终于让张恨水得享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周南不敢独自过马路，张恨水就雇人力车拉她横穿马路；周南偶尔贪小便宜买布，却怎么也看不出是占了便宜；周南错将公鸡当成母鸡买回家……这些偶尔出现的小插曲，在张恨水的眼中都成了周南的娇憨可爱。

    1935年，张恨水到上海创办《立报》，周南怀抱儿子张全相伴其右。在上海，张恨水除编《立报》副刊外，尚有报刊约稿多达十篇，每天必定写作到深夜。周南习惯早睡，孩子却不肯睡，周南便将孩子交给张恨水，自管休息。张只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笔写作。孩子哭时，哼上几句京剧，哄孩子入睡。有时，周南还嘱咐：“里弄中有叫卖火腿粽子的，给我买两只来。”张亦点头听从。

    抗战之初，全家迁居安徽潜山，张恨水只身入川。周南放心不下丈夫，带着儿子张全和不满周岁的张伍，在张堂兄樵野的护送下，千里奔赴重庆与张团聚。一路上，兵荒马乱，枪林弹雨，周南甚至连续两天水米未进。周南千里入蜀寻夫之事，后来被张恨水写进小说《蜀道难》。

    在重庆，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八年生活。住的是“文协”的三间茅屋，下雨时，锅碗瓢盆全用上接漏，张恨水戏称“待漏斋”。为改善生活，周南学会了种菜、养猪。为不影响张恨水写作，天不亮就叫孩子把猪赶上山，天黑后才赶回后院。

    有一次，日机轰炸重庆，周南闻讯奔到码头，准备过江去看张恨水。到了江边，小轮已离开岸边数尺，她不顾一切跨向小轮，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还在船外，幸亏轮上的乘客相扶，才免意外。

    1956年，周南罹患乳腺癌，进行了两次手术。她默默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仍以笑脸迎人，直至卧床不起。张恨水意识到她已经病入膏肓时，向中央文史馆求助，文史馆派来名医，但已无济于事了。1959年10月14日，周南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又五。

    张恨水晚年，将周南的一张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文革”时，儿女怕照片被当成四旧，藏了起来，张恨水却重新找出来，挂在床头，日夜相对。

    张恨水的情事，在张家向来是个禁忌。张恨水一直不愿意谈及他的爱情，其长孙张纪说：“我爷爷张恨水一生娶过三个妻子，作为张恨水的后人，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这段历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缄口不谈，不仅在我家，就是在老家的大家族里也是讳莫至深。因为我爷爷反对被人谈及他的罗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