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熊十力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

    熊十力曾言：“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义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当年12月，熊十力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聚会武昌雄楚楼，庆祝光复，史称“黄冈四杰”。聚会期间，李四光曾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随后令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并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老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有一次徐复观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他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一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一日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以绝他人请托之望。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解放后，熊十力到北京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十力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

    在这次政协会上，熊十力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独自岿然不动。

    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政协会议，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