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熊十力因领导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总兵张彪所通缉，并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幸得营务处蓝天蔚暗通消息，熊十力先藏于何自新家中的天花板上，后逃回老家。据贺觉非先生，张彪不肯罢手，请张之洞下令通缉，并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陆军特别学堂所作骂他的短文。张之洞阅后对张彪说：“小孩子胡闹，何必多事？”张彪最后只能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查封。熊十力回到老家后，当时熊氏兄弟六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到冬天，衣不足以蔽体。他们听到南浔铁路开工，于是一起到德安垦荒。

    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

    熊十力好骂蒋介石，徐复观做蒋介石待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一次，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

    学生们听熊十力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由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参加祝寿。到了宴会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他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轮流书词吟诗，为蒋介石唱赞歌。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起笔来边写边吟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写完这首怪诗后，哈哈大笑，接着提起裤腰带连走带跑，装着急待解手的样子。众人看看诗又看看他的那个滑稽样，会心地笑了。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好哭笑不得地望着熊十力走出大门，坐进小包车不辞而别了。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熊十力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学生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十力先生的课也上不成，但熊十力同情学生，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表示不满。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节气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

    熊十力到璧山后，开始写《中国历史讲话》。贺麟等人去壁山看望他，他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熊十力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17至1918年间，熊十力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氏“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徐复观曾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法币二百万元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后熊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后来，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其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欣然前往了。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的不满。于是，他一连多日，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他问：“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熊十力一直想办民间的哲学研究所。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先生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