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萧禀原回忆: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据曹靖华回忆:“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北大的旁听生的往事:“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短文。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
蔡元培认为,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蔡元培说:“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呼吁同学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对教师罢课。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力阻教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