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研究儒家经典有两大学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前者注重的是探求经书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后者则注重经籍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当时在诂经精舍读书的章太炎，曾写下50万字的巨著驳斥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刘逢禄。

    章太炎赞同维新思想，但他并不认同康有为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在诂经精舍学习时，章太炎撰文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文中，提出希望通过重构儒学体系，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牵强附会，偏离了治学的本道。

    章太炎曾由梁启超推荐入《时务报》馆工作，时章对梁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很是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章言传到康党门徒耳中后，“康党衔次骨矣！”这日，时务报馆内，“康党囷（集），攘臂大哄”，终于和章太炎等人短兵相接，其中有个叫梁作霖的康门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甘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事发后，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章太炎在给友人的信中犹不忘讥讽康有为：“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据说，子路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说孔夫子不是，就对其报以老拳，于是，至此，孔子“恶言不入于耳”。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论争，章太炎积攒多年的一腔怒火倾泄而出，与保皇党展开论战，占尽上风，最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不得不停刊。

    只要有机会，章太炎就会对康有为嘲弄一番。章太炎曾作一联嘲讽康有为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下联分别集《左传》中“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中“老而不死是为贼”两句。上联句尾隐去“妖孽”二字，下联句尾隐去“贼”字。联面尾处现出“有为”二字，意指康有为乃“妖孽”、“贼”。

    康有为自称“教主”，号称“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对此嗤之以鼻：“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章太炎在张之洞帐下时，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康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慌忙报告张。

    章太炎被杖出武汉后，对张之洞心存怨气，于是改唐诗讽刺张道：“汉阳铁厂锁烟霞，欲取鹦洲作督衙。玉玺不缘归载沣，布包应是到天涯。而今梁上无君子，中古文昌唤卖茶。地下若逢曾太傅，岂宜重问纺棉纱。”

    “布包应是到天涯”句是讽刺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和纱麻丝布四局，纱麻产品用布包捆，销行各处，当时讶为初见。这本是德政，但张过于标榜曾文正（曾国藩），云文正治家有方，日课妇女纺棉四两，故张云：“予设四局，亦太傅经纶家国意也。”

    “欲取鹦洲作督衙”是指张迷信，到任时欲移督署鹦鹉洲，闻三国时黄祖曾开府于此，认为不吉，乃止。

    张之洞在湖北时，巡视纺纱厂途中，遇一卖茶少女，“美色也”。属下会其意，与少女的父亲协商，骗其入府侍奉三姨太。该少女入督署后，张之洞纳之，流连两月。后少女得疳疾而亡，即后墙舁出。故有“终古文昌唤卖茶”之句。

    “而今梁上无君子”是讽刺梁鼎芬先附张而后叛之；“玉玺不缘归载沣”句则讥讽清廷，时宣统幼稚，由其父载沣为摄政王，颇无能。

    章太炎喜欢改诗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时候，章太炎改唐诗讥讽道：“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元洪入京谒见隆裕太后），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在会审公廨法庭上对清政府及审判员极尽嘲弄之词。对于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及辱骂清帝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的滔滔雄辩，引得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审判员亦如坠云雾里，哭笑不得，非常尴尬。其中一位审判员突然想到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太炎听此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说当时审判员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审讯过程中，章太炎大逞口才，亦庄亦谐，辛辣犀利，把代表清廷出席原告的官僚孙建臣弄得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最后章太炎大笑：“你们堂堂大清政府，竟然跑到租界的小法庭控告我一个老百姓，国家被你们败坏成这般模样，还有何脸面出席叫嚣？”孙气急败坏，脱口而出：“我和你无冤无仇，何必如此辱弄？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引来旁听观众哄堂大笑。

    章太炎与张继结拜金兰，后发生冲突，章作《北山移文》与之绝交。张亲往章家讲和，章拒见，不置一词。

    孙中山倡导革命之初并不为人知，章开始亦附和当时其他人的看法，认为孙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是“江湖大盗”。与孙结识后，他说孙“精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又不愿完全开罪孙中山，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也馈赠孙一万元。孙当时正为募集革命经费发愁，便欣然笑纳。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而后引起风波。章太炎当时支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经费却只有两千元，顿时气愤不已。他取下总编室所挂的孙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时孙已到香港，章特地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孙。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他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民国初年，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袁于府中设宴款待黄，并请章太炎赴宴。章接到请柬后，随手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恕不奉陪！”然后投进邮箱。

    章太炎被袁软禁期间，有人劝章开会讲学，章欣然同意，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了一个国学讲习会。章讲学之余，以骂康有为和陈焕章等人为消遣，他在国学讲习会门口贴一张告示曰：“康有为之门徒不许入内。”

    袁世凯称帝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为其撰写元旦草诏，有人认为章太炎为独一无二之人选。袁世凯叹道：“何必为人所难呢？你们难道忘记了他绝食之举？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让太炎为祢衡，我岂能成为变相之黄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码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国勃兴，再处置章太炎也不迟，现在不是动他的时候。”章太炎闻听此言后，轻蔑地说：“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宪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祢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凯更不是明成祖朱棣，仅仅是乘乱而起，过一把皇帝瘾的袁术而已。”

    1917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请去云南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军，被唐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此旗高举，招摇在大军之中，十分抢眼，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唐继尧的副官将此事告诉唐后，唐只是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章太炎素恶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病逝，其子伍朝枢路过上海，特来拜谒章太炎。二人谈及伍廷芳的病状，伍说：“先父身体康健，只因总理蒙难，奔走湘粤，操劳过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须发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须白过昭关，君家早有先例。”章此语是将伍廷芳比作春秋时狼狈逃难过昭关的伍子胥。伍朝枢闻言，只能尴尬一笑，又谈及伍廷芳火葬之事，说：“火葬如在欧美，极为寻常。惟在中国，尚属创见。”章哂笑道：“我国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差人给伍朝枢送去一幅挽联：“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及时移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北洋政府期间屡任总长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稣教，章太炎写下一联以示讥讽：“正廷屡受伪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曹锟贿选总统时，章太炎放言大骂。曹对章颇为忌惮，派人甘词厚币至章宅求其封口。章不等来人说明曹意，抡起拐杖，照来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来人吓得抱头鼠窜。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特送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用标点符号标点。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待看胡自己的名旁也有黑杠时，才消了气：“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章太炎在《章氏业书·原学》一文中主张“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胡适撰《诸子不出於王官论》对其进行批判。章太炎对胡适的评价很是不屑，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上海曾有人选近世文人名家笔语，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位列其中。但章闻得此消息后，却大发牢骚，颇为不快。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放着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浅露”之作。接着，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并列，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降低了他的身价！

    章太炎晚年，有人问及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道：“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据陈存仁回忆，章太炎在楼外楼小酌，“蒋主席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便过来和章打招呼：“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蒋无奈，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了。“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太炎本就常骂蒋介石假革命，后又因蒋介石不让他为孙中山撰写墓志铭而对蒋很是不满。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用由章太炎撰写的《祭孙公文》。章曾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斥责蒋，蒋心怀愤恨，便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只有“天下为公”碑代替墓志铭置于碑亭中。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章太炎一生极为自负，临终时，其留下遗言曰：“朴学从此绝矣。”